金融体制改革的遗留与展望 金融体制改革

　　在现代经济中的,金融这个行当,其地位可谓是其他行业远远不能望其项背。 　　如此重要,金融体系改革自然是第十一个五年规划(以下简称“十一五规划”)以及接下来的第十二个五年规划(以下简称“十二五规划”)里的重头戏之一。
　　“十一五”规划对金融体制改革提出了四项要求,分别是:深化金融企业改革,加快发展直接融资,健全金融调控机制,完善金融监管体制。
　　
　　金融体制改革的成就与遗留
　　
　　“十一五”规划对深化金融企业改革的要求是:
　　积极推进国有商业银行综合改革,通过加快处置不良资产、充实资本金、股份制改造和上市等途径,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健全内控机制,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股份制银行。合理确定政策性银行职能定位,健全自我约束机制、风险调控机制和风险补偿机制。加快其他商业银行、邮政储蓄机构等金融机构改革。稳步发展多种所有制金融企业,鼓励社会资金参与中小金融机构的设立、重组与改造。完善金融机构规范运作的基本制度,稳步推进金融业综合经营试点。推进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改革。完善保险公司治理结构,深化保险资金运用管理体制改革。
　　2010年7月15日和7月16日,随着中国农业银行于上海和香港两地挂牌上市,至此,从2005年建设银行登陆香港股市开始,中国的五大国有商业银行(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农业银行)在“十一五”期间全部实现上市――农行上市被称为国有商业银行上市的“收官之作”,这正是开始那句话“积极推进国有商业银行综合改革……”的最好注脚。
　　根据2009年初的全球银行市值的排行榜,工行、建行和中行赫然排名前三甲,那些在全世界一直久负盛名的什么花旗银行、美国银行、瑞士银行、汇丰银行、摩根大通银行、富国银行、三菱UFJ银行……都被中国的三大银行远远甩在后面,即使实力略逊的交通银行,也排名第十。也就是说,全球十大银行,中国就占了四家。
　　当时的中国农业银行还没有上市,否则,很有可能连第四名也被中国摘走。
　　就此来说,“十一五”规划对于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目标可以说得以完美实现,而除国有商业银行上市外,确定“政策性银行”职能定位、发展多种金融所有制企业、完善保险公司治理结构等“十一五”规划中有关金融企业改革的内容,基本上都取得了预期的进展。
　　 “十一五”规划对加快发展直接融资的要求是:
　　积极发展股票、债券等资本市场,稳步发展期货市场。推进证券发行、交易、并购等基础性制度建设,促进上市公司、证券经营机构规范运作,建立多层次市场体系,完善市场功能,拓宽资金入市渠道,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发展创业投资,做好产业投资基金试点工作。
　　从2005年到2010年,股票、债券市场一片火爆自不必说,期货市场也一直在稳步推进――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于2006年9月8日在上海成立,开始深入研究开发国债、外汇期货、股票期权等各类金融衍生产品。2010年4月16日,沪深300股指期货正式上市交易,而这种不涉及任何实体商品或实体公司就可以进行交易的期货出现,意味着我国金融期货市场发展的深化以及金融衍生品设计的进一步尝试。
　　2009年10月30日,中国创业板举行开板启动仪式,这也意味着,从中小板到创业板,筹划近10年的“发展创业投资……”终于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十一五”规划对健全金融调控机制的要求是:
　　加强货币政策与其他宏观政策的相互协调配合,完善金融调控体系。建立健全货币市场、资本市场、保险市场有机结合、协调发展的机制,维护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稳步发展货币市场,理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完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
　　因为中国的央行――中国人民银行隶属于国务院,所以我国的货币政策一向都与其他宏观政策相互协调和配合,“十一五”规划再度重申了这句话。
　　汇率方面,中国人民银行自2005年7月份开始实施“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不再与美元挂钩,此后人民币兑美元从1:8.3一路上扬到1:6.8,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人民银行暂停汇率制度改革。2010年6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重启汇率制度改革。
　　在利率方面,2005年中国人民银行将一年期存款利率设定在2.25%,直到2007年3月才开始逐渐升高,到2008年10月份的时候升至4.14%,但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中国央行再度放开货币闸门,人民币1年期存款利率在2个月内迅速又调低至2.25%,并一直保持至今。
　　总结来说,“十一五”期间,中国的汇率制度是在一步步完善,但“利率市场化改革”则陷于停顿,而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与阿根廷、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韩国、俄罗斯、白俄罗斯等国所签署的一系列货币互换协议,可以看做“十一五”期间中国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与国际化的重要举措。
　　“十一五”规划对完善金融监管体制的要求是:
　　建立金融风险识别、预警和控制体系,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规范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机制,建立相应的存款保险、投资者保护和保险保障制度。提高金融监管水平,加强风险监管和资本充足率约束,建立健全银行、证券、保险监管机构间以及同宏观调控部门的协调机制。
　　“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体系建设中必不可少的任务,2008年9月肇始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正是因为美国“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工作不到位的原因。对于“十一五”期间的中国来说,由于金融体系相对较为封闭,几乎摧垮美欧等西方发达国家金融支柱的金融危机,却对中国的金融体系没有太大影响。这也从侧面说明,中国金融体系的“防火墙”还不错,对于外部原因所致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抵抗能力较强。
　　
　　金融体系“十二五”规划展望
　　
　　无论辉煌还是黯淡,不管完成还是遗留,“十一五”毕竟已接近尾声,针对“十一五”金融体制改革的遗留问题,以及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所面临的许多金融新问题,紧锣密鼓制定当中的“十二五”规划,都有必要予以充分考虑。
　　首先是“看上去很美”的国有商业银行改革。
　　英国《银行家》杂志发布的“2010年全球前1000家银行排行榜”榜单在7月份新鲜出炉,在最赚钱的银行中,中国工商银行以245亿美元盈利荣登全球银行业榜首,中国建设银行也以203亿美元的业绩荣获第二,即便华尔街金融帝国的皇冠――高盛投资银行,也只能以198亿美元屈居第三。
　　然而,老百姓看到这消息的时候,心里却是一阵紧张。因为工商银行在2009年被宣布成为全球最赚钱的银行之后,紧接着就将23项个人金融业务的收费标准调整,平均涨幅超100%,有了“大哥”做示范,其他银行不甘落后,于是,2009年以来银行“涨费”纷至沓来,全国银行业的手续费和佣金普遍暴涨。
　　2010年8月27日公布的工商银行的半年财报显示:2010年上半年,工商银行利息收入为1497.22亿元,同比增长了8.9%,而手续费和佣金收入增幅更大,达到33%。
　　只是依赖于国家政策所造就的利息差收入,依赖于对普通人的“手续费和佣金上调”,与民争利、斤斤计较,这样的“全球最赚钱”的银行,如何让全国民众服气?38万名员工的工商银行,所赚取的利润不过和仅有3万名员工的高盛银行相当,这样的国有商业银行又如何能被称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股份制银行”?
　　以规模、政策以及与民争利而取胜的国有金融企业改革,除市值、利润总额排名之外,其他业绩实在乏善可陈――“十二五”规划中,以上问题恐怕有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必要。
　　其次,对于信用货币体系来说,涉及到金融市场稳定的根本性问题是货币供应、汇率以及利率。
　　2005年以来,全国人民都感觉到自己手头的钞票越来越“毛”,而这背后正是“十一五”期间钞票供应的天量增长。从2005年底到现在,人民币供应量从29.88万亿元增长到67.41万亿元――为什么老百姓觉得统计局公布的CPI不靠谱,很值得中国金融政策制定者深思。
　　实际上,在“十一五”金融体制改革中,根本就没有提到货币币值稳定,而刚刚进入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周其仁就说过,“票子多了,物价一定要上涨,全球都一样。”
　　在接下来的“十二五”规划中,如果真正想要保持中国的金融稳定,约束货币供应量是第一要务,也只有控制住货币供应量,“人民币币值稳定”才不至于成为一句空话。
　　第三,“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的操作手法有待改进。
　　经济学家左小蕾女士今年春节去泰国旅游,结果发现泰国几乎所有消费商品的价格都比中国便宜――中国一般消费商品价格,相比人均GDP超过中国37%的泰国,平均要高出30%到40%。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法国和美国,以至于2006年以来国内出现了大批的“代购族”,他们专门穿梭国境到海外(尤其欧美发达国家)购买便宜货。
　　作为知名经济学家的左小蕾女士很困惑,她提出了问题,但没有给出答案。然而,从“十一五”期间中国外汇储备暴增上,笔者却意外地发现了答案所在。
　　中国“十一五”期间所实施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其改革方向毫无疑问是正确的,问题出在其操作手法上。
　　为了得到宝贵的外汇储备,发展中国家的央行一般都采用直接印刷本国货币的办法来购买私人以及企业手中的外汇结余――从2005年到现在,中国的外汇储备由6236亿美元暴涨到目前的2.5万亿美元,周其仁说,“一元美元进来,八元多人民币就出去了”,国内凭空冒出来这么多人民币,消费品自然要涨价,而这一阶段人民币兑外币却是在不断升值中。
　　对外升值、对内贬值的结果自然造成了消费品国外比中国便宜的怪异现象,“非洲工资水平,欧美生活成本”在中国成了现实。用汇率算一下就知道,“十一五”期间,中国37万亿的人民币增发量,很大一部分来源于购买美元的货币增发。
　　在接下来的“十二五”规划中,面对高处不胜寒的外汇储备,面对美元超发新形势,中国央行应该明确汇率调整的操作思路,减少甚至杜绝采用新印刷人民币购买美元的行为和倾向。
　　第四,人民币利率是另外的一个关键问题。
　　客观地说,当前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真正执行“利率市场化”策略。在信用货币体系之下,因为央行可人为决定利率水平,利率很难实现所谓“市场化”。
　　更为关键的是,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美联储持续维持着非市场化的美元超低利率(基准利率0～0.25%),如果人民币提高利率,热钱会大量涌入,套利交易盛行(低利率借入美元,兑换成人民币,存入银行赚取利息),反而会造成金融系统的不稳定。
　　在“十二五”规划中,某种程度上说,人民币利率调整的方向更多的还是要看世界上其他主要货币(关键是美元)的利率情况,人民币是否实现利率市场化反而显得并不关键。
　　第五,金融衍生品发展应适可而止。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不断有人鼓吹“美国金融创新过度,而中国金融创新不足”,但在金融创新的方向上,他们却试图向华尔街学习,创造一大堆花样翻新,同时让人眼花缭乱的金融衍生品,这并不是什么好的苗头。
　　实际上,股票期权、商品期货以及股指期货的出现,笔者认为中国的金融衍生品发展已到了适可而止的阶段,“十二五”规划中的金融创新,必须紧密依附于实体经济――凡是有利于实体经济健康长远发展的金融创新,就应该鼓励,而面对那些被称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巴菲特语),而且与实体经济关系不大甚至毫无关系的金融衍生品,还是谨慎一些为好。
　　第六,防范政府债务与养老金账户带来的系统性风险。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让我们见识了什么叫做“系统性金融风险”,中国虽然躲过一劫,但其实也并没有什么可以沾沾自喜的,最大的原因不过是因为中国的金融体系相对封闭。外来的风险能够成功防范,并不意味着中国内部就不存在“系统性的金融风险”。
　　2010年初持续到5月份的欧洲债务危机让全世界再次惊出一身冷汗,中国似乎再一次置身度外,可实际上并不是那么简单――多方面数据显示,在“十一五”期间,特别是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政府的债务累积速度奇快,已经达到了十分危险的境地。
　　世界银行的分析报告认为,至2009年底,中国仅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估计就有9万亿元左右,至于全国的数字,美国西北大学的史宗瀚(Victor Shih)在其研究报告中提到,中国政府总债务在2009年已经达到了24.2万亿,到2011年将会达到近40万亿!
　　2010年6月23日,中国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报告时指出,从债务余额与当年可用财力的比率看,有7个省、10个市和14个县本级超过100%,最高的达364.77%。
　　这是一个巨大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此外,中国的养老保险“空账”的问题也在近日引起了广泛关注,根据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透露,目前我国养老金“空账”规模大约为1.3万亿。
　　在“十二五”的金融体系规划中,无论是政府债务还是养老金账户,或者其他极为重大的金融问题,恐怕都不能像“十一五”期间简单说一句“建立金融风险识别、预警和控制体系,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就算完成了任务。
　　毕竟,无论“十一五”规划,还是“十二五”规划,“科学发展观”是要靠实践才能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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