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爱情主题曲月牙_赵本山的乡村叙事

　　“躲避崇高”、“告别革命”已不仅仅只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简单口号，还成为了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暗流。21世纪的中国大众文化由此陷于“去政治化的政治”――傻乐主义文化工程。赵本山正是这文化工程的典型表征。创作观念的反智主义与作品内涵的傻乐化，成为当前赵本山品牌的关键内涵。
　　以“赵本山”为品牌的农村题材的电视剧―直以来备受人们关注。东北方言和乡隋，加上赵本山所创造的小品样式的狡黠诙谐，构成了“赵本山电视剧”的鲜明特色。在央视第一频道黄金时间电视剧收视率不景气的条件下，赵本山的《乡村爱情》系列电视剧依旧得到较高关注，今年播出的《乡村爱情故事》更是创造了令人鼓舞的收视业绩。
　　与这种“繁华景象”形成鲜明对比的一个现象是，今年，也有众多学者用激烈的方式表达了对赵本山电视剧的不满和质疑。这种不满主要集中在这样两个方面：认为赵本山的电视剧是一种伪现实主义作品，其作品中展示的乡村图景与农村人的生活状态，都是虚假的、造作的；也有人认为其作品存在用丑化和矮化人物形象博取搞笑效果的倾向。于是，有人毫不客气地批评‘《乡村爱情》一剧中，美好形象寥寥无几，自私、狭隘、猥琐之徒却充斥全剧，令人看了极不舒服”。
　　针对这些评论，赵本山及其拥护者特别强调这些乡村电视剧的“现实主义”特色。乡村叙事是否是现实主义的、是否能够呈现中国乡村生活的真隋实感，成为理解赵本山电视剧文化意义的焦点所在。早期的“乡村霸权”批判
　　早期赵本山的电视剧中，“乡村”是一个交织着各种利益诉求与权力对峙的处所。新型商品社会的价值论理与传统官僚体制的种种弊端，制造出乡村的道德混乱、情感麻木与不平等秩序。从1992年的《一村之长》到1997年的《一乡之长》，赵本山扮演y--个充满正义感的乡村领袖的角色，而恰恰是这个“好官”，正好映衬出这个时期赵本山电视剧“乡村”的特定政治含义。
　　《一村之长》开头的一个场景颇值得玩味：经济改革之后，面对“人心散了”的现象，老支书觉得力不从心，不得已“让位”。儿子郝运来是村里高跷队的头儿，为了召集村民，郝运来用放“二踢脚”集会高跷表演的方式引来众人，实现了开会的目的。在这个颇具喜剧色彩的场景中，郝运来的种种作为，既显示了新的乡村领袖的诞生，也宣告了传统乡村权力体制的崩坏。
　　早期赵本山电视剧乡村叙事的基本修辞法则也就可以表述为：自然(郝运来、刘老根)与社会(黄副乡长、冯乡长)的矛盾对立。村民及其依靠自然关系结成的乡村生活，成为富有人情味、善良而宽容的族群；而乡长或镇长等建立于现代社会权力体制的人际关系网络，如镇长小舅子等等，则被看作是搅乱了自然而快乐的乡村生活秩序的元素。
　　从《一村之长》到《一乡之长》，赵本山塑造了一个“农民”身份的基层官员的形象。也就是说，赵本山借此塑造了这样一种想象：用农民的代替官方的，用百姓的支配官僚的，用一种朴实、世俗、踏踏实实的乡村逻辑，代替华而不实、腐朽冷漠的政治逻辑。来自乡村的自然原生力量是一种富有现代性激情的力量，清清白白的“农民”在卑微的处境中恪守道德操守，并通过拒绝乡村霸权而实现其现代性生活转型。
　　可以说，早期赵本山电视剧的魅力，来自于对中国社会乡村权力格局中各类生活矛盾的深刻体悟。无论是夫妻吵架、父子冲突、邻里不和等日常生活矛盾，还是官民不和、同事争斗、上下对立等行政领域纷争，无不笼罩在“乡村霸权”的阴影之中。这构成了早期赵本山电视剧最为可贵的品格：任何现实，都是对现实权力图景进行阐释和理解的现实，任何批判，都是对现实生活中造就普通乡村生活困境的腐败体制的批判。
　　在《一村之长》、《一乡之长》制作播出的同时，1995年的《牛大叔“提干”》、1996年的《三鞭子》、1998年的《拜年》等小品，同样用诙谐和狡黠，显示出对乡土霸权的清醒意识，同时也有面对强权的一种无奈自嘲，从而在演出效果上成为“合法权威”的映衬。
　　
　　乌托邦允诺与都市游荡者的“呆笑表情”
　　
　　《刘老根》《2001―2002)可以看作是《一乡之长》的变体。赵本山同样扮演了一个能够在乡村间呼风唤雨的致富者形象。赵本山赋予了刘老根的致富行为一层崇高的价值：老村长刘老根重视乡情，看重家乡的变化；而他视野开阔，有远见，可以创造与传统的乡村生活完全不同的生活。
　　换句话说，刘老根和郝运来一样，体现了赵本山电视剧强烈的现代性认同：不仅仅是致富，还要像城里人一样生活，这正是刘老根为乡村设计的图景。
　　―方面，赵本山电视剧不断地炫耀乡村伦理的美好与山水生活的优雅；另一方面，又不断地暗示这种乡村伦理与山水优雅具有现代商业价值，值得开发利用，也就是值得改变。刘老根对家乡山村的开发，被看作是一种乡村社会现代性转换的美好行为，于是，刘老根连同赵本山的其他电视剧，都暗中存在一种“现代化的乌托邦允诺”――也正是这种允诺的夸大与张扬，相应造就了后期赵本山电视剧在农村的超高收视率。
　　在《刘老根》中，胡科长、冯乡长等人物形象依旧以乡村霸权的面目出现。但在这部电视剧中，这种乡村霸权的威严和自私已经不再构成核心地位的对头，而是农民的狭隘自私、短视无识成为刘老根事业的主要阻力。换言之，刘老根的成功与失败，不再是通过与复杂的社会政治权力关系的斗争而实现的，而是通过与各种抽象的乡村道德、人格缺点的斗争而实现的。于是，刘老根就不再是一个社会批判的圣人，而是一个道德批判的圣人；不再是活在乡村霸权交织的网络中的乡村企业家，而是活在爱情纠葛、情感纷争、邻里矛盾中的乡村企业家。
　　赵本山把人们批判的眼光，由《一乡之长》的政治批判，引到《刘老根》的道德批判之中。能否融入现代性社会的管理体系与伦理系统中，构成了刘老根的主要人生命题。
　　《马大帅》则反映出“赵本山”这个符号的另一个典型特征：“呆笑表情”。无论是在小品还是电视剧中，赵本山经常使用“呆笑”来表达一种暗含得意和狡黠的拒绝。来自乡下的马大帅，被抛入了城市所代表的“现代性”之中。―方面，呆笑表情呈现了无权的农民如何被现代城市的逻辑欺压；另―方面，呆笑又总是暗含着用传统的善良道德蔑视和拒绝现代城市的资本伦理的态度。
　　如果说在本雅明那里，流浪者隐喻着知识分子被现代性抛入街头，变成了消费社会的异己分子的话，那么，在《马大帅》中，城市流浪的农民则成为现代中国资本掠夺下生存焦虑的象征。
　　但是，《马大帅》中“呆笑表情”的复杂内涵，暗中压抑或者搅混了这部电视剧对于现代中国社会政治批判的内涵。
　　事实上，在《马大帅》中，马大帅和范德彪构成了生动的对照。他们都是流浪于城市街头的无依无靠的农民，但是，电视剧却引导观众认可“好人马大帅”，而批评范德彪，认为其境遇每下乃是其“做人咋咋呼呼”的 结果。显然，无论是《刘老根》还是《马大帅》，一种用道德批判的幻觉掩盖社会政治批判的倾向已经非常明显了，
　　也就是说，赵本山这个时期的电视剧创造了这样一种叙事逻辑：只要通过自我道德完善，就可以达到物质生活的完善。于是，赵本山的现实主义批判由于抽空了政治内涵，也就变成了一种伪批判，甚至不再是批判。
　　
　　“反智主义美学”
　　
　　《乡村爱情》(2006―2010)系列电视剧的出现。则标志着赵本山电视剧完全剔除了历史和社会批判与反思的色彩，用去政治化的功能来实现其特定的政治功能。这就使得赵本山的电视剧已经呈现出与其小品一样的智倾向。
　　在赵本山这里，“反智主义”可以阐释为通过鄙视精英主义、知识分子的伦理价值，来获得审美快感的一种观念。对于赵本山的系列作品而言，反智主义包含了两个层面的内容：依照文化商品逻辑来打造自己的作品，通过抽空历史内涵的“快乐”来征服观众，从而呈现出傻乐主义的倾向。简言之，创作观念的反智主义与作品内涵的傻乐化，成为当前赵本山品牌的关键内涵。
　　《乡村爱情故事》(2010)向我们呈现了象牙山所谓“生机勃勃”的乡村生活景象。那个呆笑表情中所蕴含着的乡村道德的优越感，演绎成了这部电视剧中虽然人物各有缺点、但是却活得踏踏实实的“现实主义”在剧中，用道德改造生活的幻想体现得极为明显。王小蒙为代表的“乌托邦允诺”被紧紧捆绑在王小蒙的理性、善良和宽容的道德标杆上；而刘能等人从性格偏狭转到自我的道德提升之后，乡村社会的美好景象就出现了在电视剧的“现实主义”里，没有医疗危机、没有粮价波动、没有教育压力、没有税务赋役，没有任何“初级阶段”的物质痛苦，而只存在道德与感情的纠缠与折磨。
　　也就是说，早期具有明显批判社会腐败体制、反思乡村生活状况的赵本山风格，在《乡村爱情》出现时，变成了单纯的俗世民生，剔除了反思现实的种种智慧。
　　在这里，现实主义的落空，来自于对“现实主义”这种美学的政治原则的有意避开。在赵本山那里，“现实主义’就等于琐碎的生活和有缺陷的农民，他的反智主义的美学可以阐释为“唯乐是图”：“它能有这么多人看，能制造快乐，如果你反对这些人的快乐，我们就是不快乐的”，对于现实秩序和权威规范的对抗所带来的政治快感被取消，而代之以市侩哲学为底色的、唯快乐是从的傻乐主义，以至于把任何沉重反思都视为负担。
　　相对赵本山而言，傻乐主义的转型，也就是从呈现乡村权力格局的复杂性来进行现实批判的电视剧，转向了，呈现乡村情感方式的单―性来进行陕乐幻觉生产的电视剧，即从“乡村”这个本身就带有批判性色彩的场景转向了“乡村爱情”这种令人遗忘现实的伦理幻想。与之相应，“农民”这个复杂的政治身份，也就转向了“小民”这种拒绝政治意义的身份。
　　赵本山获得了“成功”：电视剧收视率第一、春晚小品大王和几亿观众的认司。在这个成功的背后，则是中国近年文化生产的去政治化的历史背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传统的意识形态价值体系已经较难彻底整合公民的全部政治道德感。其典型的症候就是革命红色文化的空壳化，以及以市侩主义为核10的生活文化的崛起。“躲避崇高”、“告别革命”已经不仅仅只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简单口号，而且还成为了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暗流。人们为了获得市侩主义生存的合理性幻觉，就不断诋毁和鄙视乌托邦主义的政治，拒绝对现实的反思意识和批判思想的培养。这就使中国大众文化陷于“去政治化的政治”――傻乐主义文化工程。而赵本山正是这个文化工程的―种典型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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