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祚欢 [何祚欢,正在做此生最重要的事]

　　“很有一段日子没看到何祚欢表演了咧,帮我们问下子,他在做么事啊?“在徐东一小区旁,一听记者想找何祚欢的工作室,几位乘凉的爹爹凑过来认真地问。 　　绿荫遮蔽的三层小楼,藏在徐东深处。
　　两年半了,年近70岁的何祚欢,就在这里悄悄做着一项叫“口述历史”的文化工程,内容浩繁。这栋不起眼的小楼,隔几日便有衣着朴素却家族背景惊人的陌生客人到访,一坐就是数个小时,时光倒流80年,他们都是叱咤武汉商界的大亨……
　　一向妙语连珠、听众云集的何祚欢,此时不语,成为他们的聆听者、记录者。
　　“来,试试凌云白毫,难得的好红茶。整个从舌面上过,非常香…
　　”何祚欢泡茶手法非常精妙,他的家族也曾是武汉做茶叶生意的翘楚,这一点很少有武汉人知道。
　　慢慢呷,慢慢品。“口述历史”工程的点点滴滴。那些民国时期工商业的家族记忆,如同珍藏多年、萎凋枯索的干陈茶,经何祚欢讲述,渐渐浸泡舒展开,弥散出鲜活沁脾的清香……
　　
　　何祚欢。最合适的人选
　　
　　对这些人的讲述,何祚欢并不陌生。那些片段,沉睡在他少年时的生活记忆里……
　　何祚欢是在汉正街长大的,父辈曾开了一家“老天宝裕记金号”,迎来送往都是商界的头面人物,他也曾是一名衣着光鲜的“汉口少爷”,解放后,家里转做茶叶生意。
　　为武汉做“口述历史”这件事,何祚欢无疑是最合适的人选。
　　“我想为这座城市留下一点东西。所谓‘大武汉’,究竟因什么而大?因商而大民国时期的资本家故事,以前大家不敢谈。老房可以拆掉,老街可以变水泥大道,可汉商的奋斗故事,不应埋没红尘。”
　　何祚欢最早萌生这个想法,是15年前。
　　当时武汉电视台找到他,说想做100集《话说武汉》,邀请他当主讲嘉宾,他一分钟迟疑都没有,立马答应。此前,他已经私下搜集老武汉的故事,使了上十年的劲了,如今可以把七零八碎的故老传闻都整起来,说给市民们听,无疑很让他开心。
　　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话说武汉》只拍了13集,最终搁浅。
　　这件事至今都让何祚欢惋惜不已。1995年还有很多商界的老人都活着,15年后,无疑找人困难许多。“抢救性的”是采访中听何祚欢多次提到的词。
　　想做好“口述历史”不是一件简单的事,用录音机、摄像机、纸和笔,打捞人们的记忆,抢救性地记录那些正慢慢流逝的古老故事。这需要大量的时间、经费、精力。
　　何祚欢一直在等机会,这些年他一遇到熟悉武汉历史的专家,就会特别留意。皮明庥、徐明庭、万生鼎……这些武汉历史的“活字典”,都是他视为老师的好朋友。
　　遇到“有故事”的人,他更会逢一个,谈一个。比方武汉市说唱团的蔡老师,就曾被他“逮”着,讲名店小桃园的起源:一个姓陶的,一个姓袁的,两个人失业,在楚善里的口子借河南人打饼炉的另外半边,摆起摊子卖八卦汤,搭着卖饼
　　何祚欢不是专业研究历史的人,属于“业余历史爱好者”,除了“逮”故事,还经常请教专家们。于是有了这些年的《话说武汉》、《江城民谣》、 机请他帮忙约人。后来,李云中硬是把分散在国内外的四个秘书都聚齐1他们纷纷感慨说,如果没有“口述历史”这件事,他们很难再聚首。
　　老字号“郑大有药房”,是老板的四个女儿,“四朵金花”约齐了一起陪着妈妈、姑姑来讲述的。现场气氛亲热和睦得羡煞旁人,对妈妈是流露出心底里的尊敬。“我们妈妈以前不晓得几漂亮,她是个小姐啊,整个家族亏了她……”
　　她们的良好修养和家族意识,让何祚欢很是感慨,是什么塑造了武汉商人的品质?
　　
　　武汉旧时的大亨传奇
　　
　　常听老人对着后人嘴巴一撇,说以前我们武汉的商业在全国是和上海齐名咧,几玩味啊!但究竟有多繁华,恐怕知道的人就不多了。
　　何祚欢举了一个数据,民国时期最高峰时,汉口同时有近10家外国银行、近60家中资银行并肩存在,当时商贸繁荣的程度可以想见。
　　同治年间竹枝词唱的是“二十里长街八码头,路多车轿水多舟”,到了民国年间,汉正街几乎是一个大巷子就对一个码头。“水码头”、“旱码头”多如牛毛。
　　如今汉口江边的工贸仓库,以前是交通银行的“堆栈”。外地货商来了,把货先存入,堆栈马上派精明的行家估价,最高可按7折贷款,若生意不好卖不掉,不必还钱,货物就归堆栈销售处理。商业资金运作灵活。
　　何祚欢听了这么多商界讲述,归纳出民国时期形成商业城市运作的7大构件:一,足够的码头和陆地运力,二、足够的仓储,三、繁荣灵活的金融机构:四、强有力的中介:五、足够数量的商店,包括小贩;六、大批的名店;七、成文和不成文的规矩。
　　汉口也产生了名震江湖的“汉口四刘”,地皮大王刘歆生、长江流域第一买办刘子敬、德厚荣大老板刘象曦、棉纱大王刘鹄臣?(另一说为其胞弟刘季五)。
　　商界繁荣,竞争的八卦和传奇也绝对不少。
　　比方金行老大邹协和家族,因为树大招风,平时哪个房头出了个败家子、哪个房头又有什么喜事,都是当时的汉口人津津有味的谈资。可遇到家族生意遭到对手冲击,各房头立刻扎紧一团,一致对外。
　　当时邹家属于金银首饰行业里的“江西帮”,受到“浙江帮”的妒忌,有的金号暗中免不了做些小手脚。比如有人拿邹家的首饰来店里换现钱,这一家就都故意说它成色不足,要打折支付,称为“除色”,接着又有几家如法炮制,一时成为风潮。当时任行业公会副会长的邹家四老板,在一次同业公会会议上表示,谁再破坏规矩,我们十家金号都一条心帮你家金子除色!顿时座上鸦雀无声,事情顺利解决。
　　行业公会,当时对繁华商业下的恶性竞争,起到了不小的约束作用。大多数汉商是颇讲诚信的。
　　如今的房地产商,当时叫“营造厂”,其中一个叫沈祝三的人,在武汉威望甚高。武汉大学就是以他的公司为主承建的。由于当时物价飞涨,原本签订的合同资金远远不够,可他信守合同,把家族的私产房子一栋接一栋卖,多年积攒的血汗都贴进去了,最终建成,成为一代经典的建筑,留下一个经典故事。
　　何祚欢找到的是沈祝三88岁的小儿子,讲述了这段故事以外的许多故事。
　　对于当年轰动汉口的著名事件,当事人如何看待,也是何祚欢很留意的事。
　　1948年汉口刘有余药堂的“双钉案”,曾是民国汉口四大奇案之一。刘家一少爷将另一大纱号富商用双钉致死,血案发生,震动汉口药行、棉纺两大家族……
　　何祚欢问刘家后人,当时刘有余的当家人是什么态度?回答是,老太爷当时愤怒之极,如此孽子,该怎么判就怎么判,不然我刘氏家族何以立身教子?
　　传奇甚多,可拍类似《大宅门》的电视剧。
　　
　　大宅门内的寻常日子
　　
　　民国时的资本家、老板们,平日里的生活,是否是豪宅燕鲍翅?
　　根据何祚欢至今的采访,他们大多数喜欢住闹市中的独院里分,除非是大财团,少数有专门建别墅楼的。比如武汉大学附近,就有曹祥泰家的别墅旧址,曹家花园。
　　何祚欢曾多次带人寻访当年的家族老宅,曾和人“夜探汉正街”多次。在汉正街,有一条特殊的巷子,叫“共和巷”,那是清末巧匠的精妙设计。
　　普通的里分多数朝南北向,导致房门多是东西向,对于冬寒夏暑的武汉来说,不太合适。唯独共和巷的里分,它靠东边一面,没有房子,而建了一堵高高的围墙。进了朝东的大门,由东向西一条长长的天井,如此一来,所有的房门也正好调到了北边,房门冲南!充分考虑了太阳光的角度,夏天太阳只能晒到屋檐,冬天的太阳可晒到屋中心。
　　可惜,如今此巷已拆,取而代之的是一栋全向朝西的六层水泥楼。
　　那时老板们吃饭,多和店员们同桌,并让子女同食,不另外开餐,不过桌上常会有海鲜莱,鱿鱼丝炒肉丝,烧黄鱼等。若遇到宴请,也会请师傅做专门的“鱼翅席”、“海参席”。何祚欢小时,放学晚,桌上剩菜不多,厨师会偷输留一碗藕汤在柜子里给他喝,养成了他至今爱喝藕汤的习惯。
　　民国时的行业公会有个特点,大多数公会都会附带一个戏剧票社,票友们多是老板。
　　有的老板喜欢玩乐器,铺子没了不伤心,文革期间,琴友死了、徒儿不在武汉了,不能聚会奏唱,他发烧都不去看病了,抱病而终,给人印象是“无琴声。毋宁死”。
　　中国最著名的一张古琴,唐琴“九霄环佩”。就是武汉十大中药号之一“陈太乙”的传人陈树山老板的琴。他知道此琴价值连城,就慷慨赠予中国音乐学院一位古琴家。此琴2008年拍卖估价已高达3600万元人民币。
　　
　　“黄鹤楼上飞金叶子”的经典故事
　　
　　对“富二代”的教育从古至今都是令商人们头疼的问题。
　　汉正街当年流行一个歌谣,“第一代勤扒苦做,第二代眉清目秀;第三代好吃懒做,第四代光光溜溜。”
　　有个“黄鹤楼上飞金叶子”的故事,那个时代的老板们都知道。
　　汉正街有个沈家庙,有关它故事的主人叫沈元喜,原本收荒货过日子。一天在巷子的角落院子里,遇到一个婆婆拿了块“铜”给他看,他用袖子一擦锈,呀,金子!按捺着狂喜不已,装作不情愿地,说太重了很压人,以极低的价格收购。不料,婆婆带他到屋后,一破旧厨房,地上半边都是这种砖。
　　原来这个院子是一个清朝的官员留下来的,子女不知,把院子卖了。
　　从那天之后,沈元喜就消失了,过了好几年,他重新出现在汉正街。开了个“估衣铺”,并娶妻生子,假说是开铺子赚钱,建了一座沈家庙,悄悄塑了12个金菩萨供在里面。不料儿子游手好闲,整天无赖子弟捧着,打造大把金叶子揣在身上,一天在黄鹤楼上玩,忽发奇想撒下大把,引发骚动。很快,家族败落。
　　这个故事,成为民国时期武汉老板们教育子女的经典教材。
　　晚上,各家老板算账、商谈生意,会安排子女和学徒一起练毛笔字。当老板的。宇若写得烂,人家会笑你“没抱三年包壶捧”(包壶捧,一种用草编的水壶套子,可保温)。
　　眼下,“口述历史”已经做了两年半,何祚欢说,他还准备做一年半收尾,全情的投入已让他太沉浸其中,情感和体力有时颇感不支,却也坚持,每个人都亲自谈。
　　往事并不如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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