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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频一：一辆的士从大北立交方向驶入广场。 　　探头，跟踪。 　　视频二：的士继续往前开，一排花坛挡住了视线。 　　输入编号，探头再跟踪。 　　视频三：的士的正身出现，车里的一切，大到司机，小到装饰品都一清二楚。
　　在被称为全国治安最复杂地区之一的广州火车站广场，这辆绿色的士，早就被坐在200米之外的视频墙前面的治安员掌控在手掌之间。
　　这些治安员，24小时，三班倒，不间断地盯着视频。每一个班都配备了1名带班民警和4个治安员，平均每个人要监控20多个摄像头。他们必须熟记每个摄像头的编号，以便及时切换画面进行监视。
　　作为视频监控系统的一部分，人并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暗藏在四周的摄像头。2005年11月，耗资500多万元的视频监控系统，在广州火车站所在的流花地区投入使用，101个监控摄像头，将周边的一切都置于监控系统的“天眼”之中。
　　根据广州媒体的报道，仰仗这套系统，广州火车站一年有275天没有发生一起刑事案件。
　　“天降奇兵”的故事更不少见――令神出鬼没的犯罪嫌疑人吃惊的是，比他还要神出鬼没的警方总是在他作案几个小时，甚至几分钟后将其截获。
　　警察叔叔既不是柯南，也不是金田一，破案为何如此高效？
　　在这套系统之下，警方一般是这样找到线索的：“侦察机关查看了事发地点的监控录像。监控录像显示，某男子在案发当晚×点××分出现在案发现场，据此判断，此人有重大作案嫌疑。”
　　于是，视频监控系统对嫌疑人进行定位，然后追踪取证，GIS地图系统调动附近的民警排摸，摸啊摸，就摸到了嫌疑人的老窝。
　　视频监控系统是如此生猛，以至于上海市一位《东方110》的观众在上海本地论坛“宽带山”上总结了治安管理的创新：以前靠居委会大妈，现在靠摄像头。
　　居委会大妈大都长着一双雪亮的眼睛，能够随时发现鬼鬼祟祟的不法分子，不过，新型监控技术比起居委会大妈，对信息的探究更加深入、广泛、温和，它不仅能穿透墙壁、距离、黑暗，还有皮肤和时间。
　　事实上，指纹、虹膜、DNA等生物信息早被广泛用于安全检查、身份确定、刑事侦查和跟踪。在中国，更为宏大的计划是打造“天网”工程――这个取名自成语“天罗地网”的监控系统，目标是用先进的视频监视、信息管理技术武装现代国家机器，得心应手地将其公民纳入管理系统。
　　北京的奥运、上海的世博、广州的亚运，为了实现三次盛会的安保，这三个城市的监控摄像头以惊人的速度增加；而在“科技强警建设工程”、“3111”等重大公共工程项目的推动下，着力建设视频监控系统的“平安城市”项目，正从东部发达城市逐步向中西部及二三线城市推进。
　　在这股把全国每个城市角落都装上摄像头的雄心壮志里，地处西南的重庆将当之无愧成为中国的“摄像头之都”。最近，这个城市管理者宣布，它将建成全国最大的物联网应用系统，到2012年底，全市将安装50万个摄像头。目前该市已有30余万个摄像头，不过，这个数字显然不够。
　　为了公共安全而盯梢“嫌疑人”，这是政府为纳税人提供的公共服务的一部分。不过，目前中国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当有关部门援引国外案例来为公共财政购买监控系统辩护时，却忽略了国外防止滥用系统的制度设计。
　　 没有完善的隐私法律保护、没有严苛的数据管理、没有查看数据的谨慎程序、没有监管数据采集的独立力量，虽然政府号称摄像头针对的是“犯罪嫌疑人”，但是谁又能保证它没有越位到普普通通的公民呢?
　　布下天网
　　打造天网，正在中国各大城市，以一种竞争姿态发展着。
　　早在2005年，广州市就宣布财政拨款30亿元，用于社会治安视频监控的建设，这在全国都不多见。随后，广东还喊出了新目标：到2010年年底，广东省大街小巷将布下100万个摄像头。
　　广州市的天网，肇始于2005年。
　　那一年，广州市专门成立了市、区视频建设办公室(以下简称视频办)，当时规划，用两年左右时间，建设25万个摄像头，包括新建16万个和改建9万个。与别的城市不同，由于广州已经建有几万个模拟摄像头，所以，为有效利用资源，广州的视频监控，形成模、数结合，以数字为主、模拟为铺的模式。
　　视频办的最初人员，大多来自各区公安局及派出所内电脑技术高手。一位2005年就被抽调到广州某区视频办的工作人员，向本刊记者透露说：广州视频监控系统主要由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入选时尚是中国网通）和广州金鹏等承建，使用他们现有光纤通信设备，进行视频监控系统网络铺设。
　　他告诉记者，承建方与政府签署的是租用合同，如越秀区租的是联通的设备，荔湾区租的则是电信的，平均每个摄像头五年的租用费用是5万―7万元，租用期间发生损坏等均由联通和电信等方全权负责维修更换。视频办在试运行后负责验收，验收OK，整体移交公安使用。资料存储由公安掌管，相关资料调取要到公安局申请，监控台各区有，各街也有，分层级联网，一级级向上输送，有权限的人可以通过网页调看，一般由公安管理部门授权。
　　来自官方的一组数据佐证了这个视频监控网络的效率。广州市公安局称，2009年，利用治安视频监控系统，广州警方共发现有价值线索近9500条，破获刑事案件2900多宗，抓获犯罪嫌疑人5600多名。
　　对中国监控有研究的中国电信上海研究院院长李安民得出的结论是，现在警方破案90%都来自于监控摄像头，并且对犯罪分子有巨大的威胁。他举了一个稍显极端的例子：“我们给新疆一个很偏远的县开发了一套视频监控设备，公安局局长就因为这个设备抓获了11个全国通缉犯，迅速得到了提拔”。
　　
　　不专业的犯罪分子？
　　面对新闻节目中犯罪嫌疑人的不专业，不少观众咬牙切齿――在星罗棋布的摄像头眼前，你怎么就不知道蒙个面？
　　不过，这种想法还是低估了摄像头的功能。就像会跳舞的红舞鞋一样，不少新安装的高清摄像头已经初具智能化的特征。
　　在介绍本市的“50万”摄像头计划时，重庆市经信委信息处负责人曾对媒体透露，未来这些摄像头拍摄到的画面为数字标清，如果是5米内的人物影像，发质和脸上的痣等特征都清晰可见。如遇翻墙、跟踪、蒙面、火灾等异常情况，摄像头都会自动提醒，将情况反馈到控制中心。
　　听上去神奇么？事实上，这个由中国电子科技集团52研究所所属的海康威视公司所揽下的信息化工程，跟北京奥运、上海世博所采用的智能化技术相比，真是太小菜一碟了。
　　北京交通大学电子信息工程学院硕士生导师周航介绍，在上海世博会期间，通过集合智能监控系统，就能自动锁定可疑对象：当可疑分子进入监控范围时，系统屏幕上将出现“！ ”；当可疑分子继续前进时，系统将警戒级别升到“！！”；当可疑分子靠近核心区域时，系统开始报警。
　　周航见过这套系统，但他并不清楚它的参数和具体价钱，他猜测，一套这样的进口设备应该价值数百万人民币。
　　多种导弹武器型号总设计师钟山院士也曾对媒体透露，为了保证世博安保，通过先进的光学监控，可以360度监控黄浦江两岸的所有高楼，“这种摄像头想要看多远，就能看多远。”
　　另外，上海世博会使用的电子围栏、立体监控、水下目标、无线电干扰等，这些在北京奥运会上都曾经成功应用。 ――仅以电子围栏为例，它能够聪明地辨别出入侵对象是人还是车，是动物还是抛物，入侵定位精度已达到0.3米。
　　为了迎接盛会的到来，这些超级城市都增加了摄像头的数量，以实现无缝链接：北京在奥运会期间，安装了9万多个探头；而世博会之前的上海则更显绵密，可以实现每个人从进入轨交区域到离开期间，至少被拍摄截取到4次以上的正面图像；到了广州亚运会，全城更是拥有高达26.8万个摄像头。
　　据媒体报道，探头摄像范围半径为300米至400米，呈环状360度旋转，24小时全天候实时监控，所以遇到突发情况，就会启用人工监控全方位地跟踪目标。
　　监控所常用的是两种探头，球形探头隐蔽性较好，但夜间拍摄时图像色彩不饱满，而另一种长枪式探头，虽然很容易被发现，但是拍摄下的录像却非常清晰，因此，警方会根据这两种探头的优劣，择地安装。有的地方如上海地铁站台内，会同时安装两种探头，以形成立体监控网络。
　　了解了这些参数和性能，这就可以理解重庆“50万”计划背后的宏伟之处，以该市主城区渝中区为例，届时，该地区 23平方公里的土地用于公共监控的电子眼将达到5.6万个，这就意味着，每1000平方米有2.4个摄像头――按照现有的监控技术，一切都将被收入政府的眼底，监控盲区将不复存在。
　　 这个创造透明社会的大手笔，正是重庆市近年来一贯思路的延续。2009年，《中国公共安全》杂志刊登的一篇对重庆市公安局科技通信处政委王立的访谈中，王立就谈到，当年这个城市新增摄像头12.7万个，以达到总数30万。此时正是重庆市“唱红打黑”、建设“平安重庆”如火如荼之时 。
　　对于数字化安防监控体系，重庆本地媒体不无兴奋地报道称，“以往只能在欧美大片中出现的远程电子监控定位指挥追逃场面，未来不久也会在我市出现。”――不管犯罪分子如何兴风作浪，监控科技还是能让警方运筹帷幄。
　　
　　不断演进的监控技术
　　作为朝廷抓捕的对象，《水浒》中描述宋江“面黑身矮”，这个形象，人堆里一抓一大把，更不着谱的是“身躯凛凛，相貌堂堂”的武松，你实在无法想象这人长什么样――难怪朝廷无法进行精确打击。
　　如果这些造反派活在现代，这些体貌特征的描述，都将简化为一张一寸免冠肖像照片。在排队照相后，他们还要办理“中国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这张硬卡上有一串数字，从此，他们的身份便与这组数字密切联系，在无数的场合，它都会被要求准确无误地填写。如果涉嫌作奸犯科，这串数字还方便政府调取档案和跟踪查询。
　　技术的进步，令当代社会正在变成一个透明的社会，个人履历、当前身份、地址、身体以及行为的记录透明化的可能性在不断增加。
　　事实上，自政治诞生起，监控一直是社会控制、维持社会秩序的要素，以巩固统治者的强权――周厉王与二战前后的德国大量采用的大量便衣、明朝的锦衣卫、日本源平合战时期的秃童，都充当了监控者的角色。
　　在中国，历史最为悠久的基层治安管理为保甲制度，发端于秦，推行于宋，明清时期得到较大发展。民国时期，国民党曾利用保甲制度对基层编查户口、清丈土地，还制发国民身份证、客籍入境居留证和通行证，以防范所谓“奸党”、“间谍”，强化对人民的控制。
　　新中国成立后，在治安管理方面，党和政府充分调动广大群众，实现群治群防。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干部群众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的“枫桥经验”，1963年，毛泽东曾亲笔批示，要求在全国推广。
　　近年来，网格化的管理模式逐渐在全国推广，这个概念来自上海的探索。从2000年开始，上海开始推行网格体系――在一线的巡警网格外，上海还组建了社区网格，由居委会书记牵头形成治安布控体系，部分社区还成立新上海人巡逻队，形成四通八达的格局，没有死胡同。
　　作为中国最大的商业城市，上海一直以社会治安良好而在全国闻名，也契合了其务实、注重秩序的城市性格。不过，在现代化转型中，人口流动性增强，传统的“熟人社会”耳闻目睹式的监控并不能适应治安管理新需求。于是，资讯科技的发展，又强化了国家机关的能力。
　　除了打击犯罪，视频监控系统在处理群体性事件方面也颇为有效。2010年，乌鲁木齐安装了8000余防砸烧摄像头监控全城。
　　可以预见的是，监控安防还将创造更多的招投标机会。今年，公安部全国城市报警与监控系统建设试点工程“3111”进入整体推进阶段。据公安部科技局估计，一个中型城市的“平安城市”建设投入将达几百亿，其中视频监控系统所占比例为28%。
　　
　　“超级圆形监狱”
　　大规模架设的摄像头，也引发了公众对隐私权的担忧。
　　2007年，北京的摄像头达到了26.7万个时，警方安抚民众说，除警方外，任何人无权使用或散布电子探头拍摄的图像。可问题在于，当时北京市只有5.7%的摄像头是由政府安装的，其余归私营业主、单位和个人所有。同样，上海早就计划在世博会之前全市安装20万个摄像头，不过，目前上海只有5万个摄像头为政府所有。
　　当监控技术和国家机器结合时，人类还是在一定程度上表示了他们的担忧，欧美电影《全民公敌》和《窃听风暴》，都对安全部门所具有的“监控”功能进行了关注。
　　在国内，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公安情报分析学系研究生石子曾经撰文，介绍如何利用监控探头和相关技术获取“高危人员情报信息”。他称，可以应用新的监控系统，对重点人口实施全天候二十四小时的无警力监控，并在终端机上由计算机画出其3D 轨迹路线，最重要的是，这一系列过程可以实现完全无警力化(或是极少警力) 运转，而警方在特定区域同时监控的对象可以借此达到数万。
　　问题是，没有经过法定的程序，如何判定谁是国家的敌人？
　　目前，重庆、深圳、广州等地都有公共摄像头的地方规范。只是，这些规范并未能有效地压缩公权、保护私权。我们缺乏一部对监控系统进行监管的全国性法律。
　　2008年，深圳罗湖雅园立交桥旁一个“电子眼”每天午夜零点后，都像幽灵一般转向，透过设防不严的窗户，拍摄卧室或浴室内女人洗澡、男女脱衣等居民隐私；今年，“川BY0008”车主边超速边摸身旁年轻女子胸部，被电子眼拍到，照片被放到网上后，引发了“摸奶门”事件。人们担心，公共安全的合法性被无限放大，而在具体监控行为时，公民的隐私却被无限省略，甚至沦为公职人员满足个人好奇心和窥探欲的工具。
　　无处不在的摄像头，时时都能让人想起《一九八四》中的一句话――老大哥在看你。在监视的目光下，每个人都会逐渐自觉地变成自己的监视者。进入电梯，你是否也要环顾四周：有没有摄像头？没有。好吧，可以放心大胆地挖鼻屎了。
　　随着监控技术的广泛应用，社会逐步向英国著名思想家边沁设计的“圆形监狱”靠近。按照边沁的设计，“圆形监狱”由一个中央塔楼和四周环形的囚室组成，因为囚犯看不到塔楼的情况，从心理上感觉到自己始终处在被监视的状态，从而迫使自己循规蹈矩。
　　边沁晚年曾经说过：“监狱是一个华丽的工具，用这个工具，我梦想着革新世界。”资讯科技的发展实现了他的愿望。
　　在广州，这个透明环行铁笼已经无所不在。
　　在五羊北社区，这个人流量大且杂的小区，为了加强治安，今年5月份在小区主要路段安装了4个摄像头”，据说，至今再也没有发生盗窃等犯罪案件。
　　街坊们对这样的结果都很满意，在这个社区的铁门上方，那出自社区民警之手的几个大字尤为醒目：
　　“您已进入监控区 请保持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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