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代表唐小平的“幸福悖论”] 幸福悖论

　　“别的医院很多病人都是自然来的，人老了没法不去医院。但是传染病可不同” 　　 　　在2217名中共十七大党代表中，像唐小平那样把AIDS和SARS作为工作对象的，恐怕就他一位。
　　唐小平，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院长，十七大广东代表团成员。
　　可以把很多标签贴在他的身上：博士、海归、教授博导、传染病专家、抗击SARS英雄、艾滋病防治专家、十大杰出青年、全国劳模、党代表……
　　如果换一个角度来检索他的43年人生，还可以换几个关键词――SARS、AIDS和病毒性肝炎。
　　
　　SARS：让WHO专家为中国人赞叹
　　
　　2003年2月1日，癸未羊年第一天，作为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传染病专科医院）院长，在这一天，他收到的不只是同事们的祝福，还有第一例SARS病人。
　　到2月11日，在院的SARS病人数达到了150多人的高峰。
　　
　　2月13日，医院开始出现第一例医务人员发烧。
　　到2月19日，一个星期之内，20位医务人员先后病倒，几个医生自己都用上了呼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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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院长和新闻发言人，他要面对病人、同事，还有上级部门的询问，以及外界的质疑。
　　4月22日，美国疾病控制中心（CDC）成员、全美著名的传染病专家、哈佛大学教授詹姆斯?马奎尔博士到广州考察，首站就选择了广州八院。
　　马奎尔博士当时作为WHO中国专家组组长。随行的翻译对很多医学名词都不熟悉，曾在美国留学两年的唐小平干脆直接用英语汇报情况。
　　“本来按照安排那天下午他还要去看另外一家医院，他不去了，他说：‘我在这里已深受感动，要在这所医院多看一下。’他那一下午都在八院。” 唐小平讲述。“我有意刺激他，说你要了解真实情况的话，光听还不行，你应该到我们的病房去亲身体验一下。当时心里就想一定要把这里的一切通过他们展示给全世界，我们有理由得到WHO专家的认可。在我的激将下，他真去了病房，也是第一个进入SARS病房的WHO专家。
　　“在SARS病房，马奎尔博士看到了病房高速旋转的风扇，他说感觉非常舒服，穿着隔离衣的他先说?快，接着说感到有些冷了，说明病房空气对流情况是很好的，他把这一措施称作‘创举’。实际上，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措施，控制了医院感染。在离开医院的时候，他在操场上对数十名记者说：‘他们（医务人员）每一个人都是英雄，都应该获得一枚勋章。’当时由于还不明确SARS病因，我们的宣传部门可能是太紧张了，生怕他讲不好的话，拉着他赶快离开。实际上他讲的全是好话。他还说：‘我深深地被这里的医务人员的人道主义和大无畏的精神所感动。这间医院以这么小的规模（我们医院的确不是很大）在短时间内收治这么多的有高度传染性的病人，医疗救治工作进行得井井有条，忙而不乱，而且除这些SARS病人外，还有那么多其他病人，没有发生交叉感染，在世界上任何一家医院都很难做得这么出色。’很可惜，当时许多赞美的话都没见报，因为绝大多数人都没听懂。我当时真想当场翻译，但没被授权，我不敢啊。现在想来还真是后悔，错失了一个很好的宣传机会。 ”
　　作为政府指定的首家收治医院和最后的“集中营”，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是收治SARS病人最早的医院之一，也是收治病人最多（400多名）、收治时间最长的医院。
　　有趣的是，2006年3月，唐小平来到美国马里兰大学短期进修，期间给马里兰大学人类病毒学研究所和传染科作一个SARS的专题报告，介绍广东2003年SARS的流行和救治情况。台下有人攻击他说，中国能处理好SARS问题，是因为中国不是一个法治国家，这里人们的自由无法得到法律保障，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唐非常生气，举出中国有切实可行的《传染病防治法》，病人被隔离是法律规定的，也是享受充分治疗的。
　　就在双方争论时，最后一排一个秃顶的教授站起来，激动地说：“唐，你可能不认识我了？我曾在你们医院呆了四个小时。”
　　“哇，我定神一看，原来是马奎尔！我脱口而出：‘What a surprise(真意外)！What a small world(世界真小)！’在我们热烈握手后，他在众多的美国人面前，把他2003年在八院的亲身经历与感受讲了一遍，对我们的抗SARS工作作了高度评价。那时，我真是很开心啊！”
　　
　　和艾滋病人吃饭从不用公筷
　　
　　唐小平是肝病专家，方向是病毒性肝炎，1997~1999年在美国佛罗里达大学做访问学者时方向也是丙型病毒性肝炎及以腺相关病毒为载体的基因治疗研究。
　　回国后，唐小平发现作为一个传染病医生，再把目光只盯在肝炎上是不够了，而且，现实也让他把一部分注意力转移到了艾滋病的防治上――“那个时候，艾滋病现象可以说相当严重了，我们是政府规定的传染病防治医院。我们不处理谁处理？但是既然归了我们，就一定要做好！”
　　他先后组建了艾滋病病房、研究室及艾滋病关爱中心――红丝带之家。广州八院的艾滋病专科，已成为广东省特色专科和广州市重点专科、卫生部艾滋病临床医师培训基地、国家临床药品试验基地、其收治的艾滋病人数在全国各大医院中名列前茅。
　　他还参与制订了我国“艾滋病诊断与治疗指南”和“国家艾滋病免费抗病毒药物治疗手册”等国家级指南和部分艾滋病法律法规。
　　他的办公室在三楼，对面不到20米的住院部二楼就是艾滋病专科，在走廊上他能看到对面阳台的患者，他会主动打个招呼。他说：“艾滋病患者对医生的感情，是其他疾病患者难以想象的。艾滋病患者天天生活在恐惧、孤独和绝望之中，对他们来说，医生是这个世界上最可信赖的人。”
　　他和艾滋病专科的同事们会和病人一起吃饭、聊天，尽可能在消毒水的味道中营造温馨轻松的氛围。
　　他说：“跟艾滋病患者在一起吃什么其实不重要，关键是要让他们体会到关爱和接纳，所以，只要是艾滋病患者请吃饭，我会排除万难赶过去，而且和他们就餐的时候，我们从来都不用公筷。”
　　
　　一个传染病院院长的“幸福悖论”
　　
　　12月1日是世界艾滋病日，每到这一天，都会有媒体来八院进行例行性的采访。唐小平发现，自从他们接手艾滋病房之后，每年的12月初病人都是出奇地少，这让他感到无奈。
　　对他来说，当一个传染病医院的院长，还存在着另外一个“幸福的悖论”――“我们和疾控中心的工作越好，病人就越少。病人越少，我们的收入就越少。别的医院很多病人都是自然来的，人老了没法不去医院。但是传染病可不同，我们的最大目标当然是因为没有病人而关门。”
　　传染病医院的特殊性质让他们的工作带有了更大程度上的公益成分。作为一个院长，唐小平又要直接面对全院老小的吃喝问题。
　　“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够把传染病医院的医务人员纳入财政供养体系，这样我们才能把精力更集中在传染病的专项防治上。传染病的最大特色就是不定期集中爆发，像现在我们受财政扶持的比例和综合性医院差不多，都是20%左右，生存的压力对我们太大了！”
　　“我希望政府能够把传染病院纳入公共卫生体系来管理，实行全额拨款，这样就解除了传染病医院生存及传染病工作者的后顾之忧。从事传染病工作，一个是苦，一个是累，一个是脏，而且风险大。但是如果你喜欢挑战，你就会爱上这一行。搞传染病这么多年，也有人问过我：有没有后悔？不后悔，现在你叫我改行，我才不愿意呢。”
　　学医的人都知道“金眼科、银外科、勉勉强强干内科、千万莫进传染科”。唐小平选择了传染科，一干就是21年。
　　谈及当年的选择，这个中年湖南人显得非常实在：“1984年我本科毕业于衡阳医学院，结果工作分配到了怀化山区的一个厂医院。干了几年，为了有更大的舞台，我就想考研究生，但正好那几年教材更改，我们图书室里面就只有微生物学和传染病学的新资料。我想传染病就传染病吧，于是考到了中山医科大学传染病学，哈哈。”
　　对于现在的他来说，早出晚归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平时最大的休闲就是能打打乒乓球。不过没有球打不要紧，只要有一茶一汤就够了――太太亲手煲的虫草汤和西洋参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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