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隆与不克隆：为上帝还是为人？] 上帝要为人行事

　陈大元　中科院生殖生物学研究员 　　克隆人会将原有家庭模式完全打破。例如克克隆出了一批女孩子，再克隆出一批男孩子，他们谈恋爱都成问题。克隆人显然会造成混乱，整个世界将没有规则。人们对克隆技术有很深的误解，我到某大学讲学，一个大学生走上讲台就给我跪下了，他是个孝子，母亲去世了，他求我能给他克隆一个母亲。我告诉他：即使克隆出来，也只是个婴儿，哪里还是你的母亲和兄弟!
　　沈铭贤　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中心伦理学部主任
　　明明有这样一个治病救人的新前景，却要停止研究治疗性克隆，这就像是把孩子和脏水一道泼掉，不利于社会进步。有种观点认为，受精gp是活体，是有生命的人，其人权应该受到保障，损坏胚胎就是毁灭这个生命，这样一种治疗性克隆是对生命、对人的不尊重。而事实上，现在世界上搞生殖性克隆与研究治疗性克隆的，完全是两批人，目的绝然不同。翟晓梅　北京协和医科大学博士生导师
　　中国这张反对票在情理之中。美国虽然不允许联邦政府的资金资助这类研究，但是，法令却并不禁止私人资助的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
　　唐纳森　英国首席医学官
　　治疗性克隆拥有巨大的医学潜力，如果加以适当控制与监督，就不存在根本性的伦理问题，应当予以支持。与拯救千万患者的生命相比，克隆技术带来的风险无疑应排在后面。
　　卢光?　著名遗传学专家
　　科学技术从来就是双刃剑，各国都应加强克隆技术的规范和管理。无性繁殖的生殖性克隆人是人类进化的倒退，是将人类等同于低等生物的表现。
　　网友
　　科学没有禁区，支持我国政府决定。以政治、宗教等目的干涉科学的研究无异于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对日心说的迫害。
　　西祠网友
　　克隆人若大行于世，“二十年后，还是一条好汉”式的绿林豪言或会成真。有了克隆技术撑腰，当我处于屡屡失恋、命运多难、无聊透顶、“钱”途黯淡等等等等苦不堪言的境地时，也不用再苟且偷生了。再来一次又何妨!
　　(赵佳月　张嘉雄)
　　
　　受精卵只是细胞，不是生命
　　
　　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细胞生物学博士生导师张锡然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认为，如果是生殖克隆那就不好了，这是从生殖的角度来的；但作为治疗来说，应该可以的，因为治疗的话，一般是在早期胚胎的时期，那时我还没有生成一个生命，属于细胞时期，作为胚胎干细胞还不具有生命，像现在的白血病，没办法通过药物治疗或者骨髓移植来治疗，那就可以通过干细胞移植来治疗。所经克隆就是在干细胞阶段把它拿出来，他还不是一个生命，也就不存在理论上的问题。这也是我们国家的观点，这种观点和西方的是不一样的。
　　西方国家就是认为一个受精卵就是一个生命的开始，他们把受精卵定义为一个生命，我们的观念好像是出生了以后，有了呼吸之后才算是一个生命。干细胞是受精卵分裂成的细?，最后会经过一个囊胚期，就相当于桑枣，这个囊胚期就相当于桑椹期。这个阶段全都是一个个细胞。
　　这次联合国的决议会有那么多西方国家支持，而我们国家却投反对票，主要就是这一点认识的差别。生殖克隆确实个违反伦理道德的。它是把体细胞的DHA注射到卵母细胞中去，也可以发育成一个小孩或者某一个动物，这种无性生殖是禁止的，固为这样出生的小孩，那它的父亲是谁呢，只有它自已。
　　(赵佳月)
　　
　　一握却弄死了它
　　 　2月18日，联合国大会禁止有违人类尊严的任何形式的克隆人的政治宣言，遭到…中国鲜明的反对，
　　“偏见想把真理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但一握却弄死了它。”泰戈尔的话很妙。联大的这一握，恐怕会不小心弄死了它。
　　欧洲人能创造出现代技术文明的原因，就在于他们开发并贯彻了一套人类交往、发展进步的规则，它抑制了机会主义、和权力滥用。这次联大对付“克隆人”，同样是想从规则制度的层面抑制机会主义，抑制权力和技术的滥用。但长期形成的一种偏见偏执偏颇，将模糊概念的“克隆人”视为洪水猛兽。
　　真理与谬误是邻居，人与受精卵似乎也是手拉手。但本质毕竟不一样。人不是绵羊，人不需要生死性克隆，但需要治疗性克隆。
　　克隆作为人类重大的科技进步，“人物”本身更有理由获得它带来的最大价植。治疗性克隆显然是最具有广阔前景的，如果桑兰能够通过克隆神经干细胞而避免截免截瘫或者治好截瘫，那是多么激动人心的事情。
　　“任何偏见都是过了时的真理的残余，应该记住，思想解放，人在精神上才越富有”(高尔基语)
　　(徐迅雷　《都市快报》评论员)
　　
　　城市地下的吉他手　赵　慧　赵佳月
　　
　　2004年12月24日，平安夜，广州市的地上，城市在外国人的节日里狂欢。
　　二元里地铁通道里，27岁的歌手兔子拿出吉他调音，开唱。黑色低沿帽扣着一张宽鼻细眼的脸，衬着及肩的卷发。两小时后，他背起吉他去给一位过生日的老人唱歌。老人是一位过路女孩的老师，兔子应女孩之邀去唱歌，“早知道就不去了，在一家酒店，有三四百人呢，”去之前，兔子有点怯场。晚上12点，他坐车回住处。那天他在二元里赚到两百元，全是一元的纸币和硬币，当然，也在生日宴会上，吃到了他喜欢的哈密瓜和木瓜。
　　
　　不让父母老泪纵横
　　
　　兔子当然不叫兔子，他有自己的原名。
　　1997年，他毕业于广西一所大学的音乐教育专业。度过了半年“梳整齐的头，穿整洁的衣服，踏锃亮的皮鞋”的教书生活后，兔子选择离开：“我是不愿过平常生活的人。”“我不喜欢停留在一个地方，是喜欢每天面对新鲜的人。”
　　辞职后的兔子去了成都，那座悠闲的城市让仅带了一把练习琴的兔子不仅填饱了肚子还略有节余。更重要的是，成都人喜欢兔子唱beyond的歌，在那里兔子每天能有200元的收入。兔子说是beyond的歌让他选择了音乐，他们歌里的父亲和母亲让他感动，而父母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兔子是桂林人，父母都是农民。他跟他们说在广告公司工作。“我不能告诉他们，他们知道了会哭，会老泪纵横。老人们都是希望子女安定的，我爸爸已经69岁了。”
　　7年间，兔子漂在各地，成都待了半年后陆续去了广州、长沙、桂林、杭州、绍兴、上海，再回到广州已经是2003年了。
　　兔子觉得广州离家近，可以随时回家看父母。7年里，无论到哪，他的手机号都没变――为了巩固他对父母的善意谎言。他每个月往家寄500块钱，“那都是一块两块到银行存的。”兔子有个大一岁的姐姐，姐弟俩上大学的时候，母亲到山上摘五毛钱一把的野菜供他们上学，如今姐姐远在成都，两三年才回家一次。“我爸写信来总是说家里人身体都好。他告诉我要安分守己。”
　　兔子微微笑着：“我爸妈就是我的榜样，没有人能超越他们。” 　　圈子里，兔子被认为是最富有的，运气好的时候一两个小时会有100到200元的收入，即便运气平平，也会有五六十。2004年12月17日晚10点43分，兔子在三元里地铁通道挣到100港币，他发来的短信中透露着毫不掩饰的兴奋。
　　兔子身边的同行虽然一天常常只挣二三十，但是他们都已经有了一把像样的琴，有的甚至有了电吉他。7年来，兔子只是把练习琴换成一把200多块钱的普通吉他：“我得照顾父母，他们老了。”
　　尽管如此，兔子下一站还是想去上海，他说那里治安好，那里女孩漂亮。
　　
　　地下铁　歌悠扬　心悲伤
　　
　　傍晚四五点，兔子背着吉他出门，50路公交车载着他一路颠簸一个半小时，兔子通常在车上睡觉。在地铁站唱歌，却从不坐地铁，因为公交更便宜每天出门只带单程的车钱，这样他就必须工作，让回家的车费有着落。
　　在一个地方唱久了，会有很多人认识：摆地摊的阿姨，甚至经常驱赶他们的街头警察。而给钱的有很多是“熟客”，“有时候刚坐下，还在调音，就会有人给钱，那些都是经常路过的。”
　　兔子遇到过城管，当时他们堵住所有地铁通道的出口，兔子般的敏捷也没有使他逃离吉他被没收的厄运。“一个多礼拜，我就借琴唱歌。那时候真的是到了没办法生活下去的地步。”
　　“也会有那样的警察，走过来不说一句话就踢我的吉他包。包里都是散钱啊硬币啊，一块两块五毛散落一地，我怎么办?只能很黯然地去追那些纸票硬币，把钱一个一个捡起来。”
　　“那时候我想拿钱砸他。”兔子说。
　　兔子有一个相恋七年的女朋友。他把她的相片夹在钱包里。长发，娇小可爱。女孩有工作的时候每周有一天假期，兔子那天就不出去唱歌。“我只能那样陪她，配合她的时间。”兔子说。
　　现在女孩失业了，兔子于是每天都去唱歌。“我不牵着她，遇见合适的人她可以走，其实和我在一起她也挺苦的。”
　　女孩是今年才到广州的，最初一直在桂林。兔子流浪在外地的时候只对女孩说是在外地“演出”：“用演出这个词掩盖流浪，毕竟流浪不能当饭吃。”
　　黑色低沿帽，黑色T恤，牛仔裤，修补多次的黑色皮鞋，兔子说这是他的“工作服”。曾经在一家西餐厅演唱结束之后，匆匆出门，却发现一只皮鞋的底掉在里边了，他不动声色，等到清场后在垃圾桶里找到鞋底，用502胶水粘上，继续穿。
　　嗓子是他的谋生工具，他很在意地保护着，他每天都煮红萝卜吃，说那样养嗓子。累了的时候，他会一边吹口琴一边弹吉他，不唱。
　　“唱歌不是乞讨，是劳动。”兔子很坦荡。但是他同时也担心大学同学和家里的人知道自己现在的处境，踯躅许久，他小心翼翼地问：“可以不写真名么?”
　　广州有100多名地下歌手，他们有着约定俗成的“行规”：先来后到。一个地铁站只能有一个人在唱，后到的人会在旁边默默地等。但是地下的人形形色色，尴尬的局面不可避免。那次兔子赶到地铁站的时候，同一通道中，一个年老的乞丐已经跪在那里，他对于兔子的到来非常愤怒，手中的棍棒重重地敲击着地面，嘴里骂骂咧咧，要求兔子离开。
　　兔子想在明年录下自己的歌，他充满信心地表示一定能实现，因为已经写了很多歌。
　　
　　过客被歌声感动
　　
　　兔子说自己小时候有点自闭，是音乐让他慢慢开朗的。面前的兔子阳光、积极而乐观，甚至会做猪脸逗别人开心。笑起来的时候，他会用手掩着自己长了一口四环素牙的嘴，他说那是他的不可告人之处。
　　“我的歌声可以打动别人。”兔子伸出左手，做出一个坚定的手势。
　　上海中山公园地铁站，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女孩，每天路过会丢下5块钱。
　　“我低着头唱歌，可以看见她的红色裙裾，”有一天她递给他一张纸条：“哥哥，是什么原因让你在这里唱歌?是家里困难还是工作不如意?你的歌声使我想起死去的爸爸。”他抬起头：白衬衫，红色背带裙，马尾辫，背个书包，只是一个背影。
　　到每个城市，兔子都会觉得孤独，“想找个人来抱抱”，兔子唱歌渴望共鸣。他相信自己的歌声能够到达路过的行人心中某一处柔软的地方。
　　“有歌迷给我端鸡汤来喝，”兔子笑得很自豪，他把那些喜欢他歌声的人称作歌迷，“很感动，他们真的很可爱。”广州杨箕地铁站，一位穿着职业套装的女孩路过，把手中刚买的三条金鱼放在他跟前离开了，白色、黄色、黑色的金鱼在狭小的塑料袋里东奔西突。中秋节，过路的行人把月饼放在他的吉他包里。兔子说在美术学院有一群他的歌迷，他们拍了流浪歌手的DV，那里头有他。有个学生为他设计了一个小陶人，他一直挂在脖子里，说那就是他。
　　兔子印象深刻的是一个午夜，三元里地铁站，一位自称吸毒的女孩，瘦骨嶙峋的胳膊上扎满了针眼。她说她没有工作，却把紧攥在手里的两枚硬币放进他的吉他包里。
　　每次有表演的机会，兔子会拉上他们名为“越位者”的乐队。这个由他朋友一起构成的组合只在有演出的时候存在――因为想法不一致，所以平日里大家各干各的。
　　兔子习惯在这个城市的地下自由行走。他们说在西方，街头艺人是受人尊敬的。他们也期望可以到咖啡厅或酒吧驻场，那样可以有稳定的收入。兔子不愿意主动去找，只是等着有人会叫他去：“其实在地铁站卖唱更自由，走在地铁里，我觉得踏实。”
　　他在地铁站长长的通道里找到一个他认为最合适的位置，铺上报纸，盘腿坐下，低头调试琴弦。
　　兔子并不想改变目前的生活状态，但是他说将来还是希望可以长期驻场表演，“冰凉的地面会落下病根的。”
　　2004年年底，兔子计划着买一架电吉他，初定价格是1800，后因为卖主看他实在很想要，又抬高了价钱，兔子只能放弃。
　　兔子眼中的幸福，就是带着自己的孩子、家人一边旅游，一边唱歌。“也可以自己开个店，那种既可以看书又可以喝咖啡的。”
　　这种幸福，如同兔子童年用尿桶给西瓜浇水、和妈妈一起给猪洗澡一样，平凡而生动。
　　本刊记者 大　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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