梭罗的爱情观和霍布斯鲍姆的国际观察 梭罗

　　1848年3月,哈里森•G•O•布莱克,一个被亨利•大卫•梭罗的智慧和品质所折服的美国人,开始给梭罗写信。这时,梭罗离开他的隐居地瓦尔登湖已有半年,他的第一本书《在康科德河和梅里马克河上的一周》还没有出版,也就是说,此时的梭罗还是一个籍籍无名的青年。在康科德,梭罗曾对布莱克表示,要进一步远离文明世界。布莱克问他:你会不会思念你的一帮朋友?梭罗的回答是:“不,我无足轻重。”布莱克对梭罗的这种彻底摒弃自我的精神印象极深,他给梭罗写信,就是想要了解这个能够说出“我无足轻重”的“灵魂”,“这个灵魂的话会使我觉醒,将我引向一种更真实、更纯洁的生活”。此后,布莱克向梭罗提出种种人生问题,希望得到解答。《寻找精神家园》这本书集结的,就是梭罗写给布莱克的一系列信件。
　　梭罗在瓦尔登湖实践的生活,是摒除了种种世俗需求的最简单的生活,为的是沉浸在对生命与万物的思考之中,以获得真正的智慧。大多数人所过的那种体面生活,在他看来就像“泡了二十次之后的咖啡渣泡成的咖啡”。
　　他了解人类总是更趋向于形而下的本性,“解决身体上的饥饿时,我们是何等的迅速;解决灵魂上的饥渴时,我们却是何等的缓慢。事实上,我们这些讲实用的凡人,用到灵魂这个词时总是会脸红,因为我们对它不忠,几乎已经将灵魂饿成了影子”。
　　1852年,布莱克鳏居6年后,决定和他的学生南希结婚,给梭罗写信,就婚姻问题向他请教。梭罗将他几年前日记中对于“贞洁”和“性欲”的想法寄给布莱克,“我也不太自信,也不好意思,不知道自己说的在多大程度上贴合一般人的情况,也不知道我多大程度上暴露了自己特有的缺点”。
　　如果婚姻是纯洁爱情的产物,那婚姻中就不包含肉欲。……所有性欲或低俗的乐趣都必须让位于更高尚的快乐。崇高的两人相遇后,不会做出低俗的行为。因爱而生的行为在一个人的所有行为中是最无可挑剔的,因为爱情建立在弥足珍贵的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相爱的双方不断激励对方过上更高尚、更纯洁的生活……在这种关系中,我们尊重对方,甚至比尊重我们自己最好的一面还要虔诚,这样的行为必然如在上帝面前的行为一样。
　　爱情和性欲迥然不同。爱情是美好的,肉欲是丑陋的。
　　我们必须深爱我们的爱人,让她只与我们最崇高、最神圣的思想相连。
　　纯真婚姻的最高快乐与神启相同。
　　繁殖的惟一理由是改良。大自然憎恶重复,动物只是进行单纯的繁衍,但是高尚的男人和女人,他们的后代会更高尚。
　　
　　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曾经以普通读者为对象,撰写了跨越3个世纪的“四部曲”――《革命的年代》、《资本的年代》、《帝国的年代》和《极端的年代》。在这本《霍布斯鲍姆看21世纪》中,他将焦点放在5个特别需要人们思考和厘清的领域:战争与和平这个大问题在21世纪的发展、世界帝国的过去与未来、民族主义的本质和文化脉络、自由主义的前景、政治暴力与恐怖主义。他认为,上演这5大问题的世界场景,是由两项紧密相关的发展所主导的,第一是人类藉由科技和经济活动来改变地球的能力变得无比巨大且持续加速,第二是全球化。在他眼里,全球化在卷入全球化的国家内部和国际之间造成了非常严重的经济和社会的不平等,这种快速蹿升的不平等,已变成新世纪社会和政治紧张的主要根源。
　　霍布斯鲍姆敏锐地观察到: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丧失了管理其国土和人民的能力,这些区域专门产生血腥的内部争战和国际冲突;居住在国家领土内的人民,对于国家正当性的接受程度以及对于统治当局的效忠意愿,已大幅下降;多元性国际强权体系的缺失,让世界陷入种种冲突的可能性大大增加,而这样一个体系从前是存在的,即便这个多元体系只是由几个“头等”国家组成。终结了这套权力体系的,是前苏联的瓦解和美国优势武力压倒一切。
　　他认为,恐怖主义这个占据了众多媒体版面的大敌,实际上是美国的一项发明,而当前的所谓“反恐战争”,也只是一种政治修辞,为的是赋予美国的全球扩张政策以正当性,“事实上,由泛伊斯兰恐怖主义网络所发起的对抗行动,也就是美国所宣称的‘世界战争’,对这个世界或任何稳定政权的危害程度,都是微不足道的,就算把当前所有运作中的恐怖主义事件加起来,也构不成严重威胁”。
　　“我们该如何生活在这个危险、失衡又暴戾的世界,该如何生活在社会、政治、国家和国际结构都处于重大变动的时代?如果我是在伦敦谈论这件事,我会警告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不论他们对世界各地人权受到侵害的情况有多愤慨,都不应一厢情愿地哄骗自己,相信美国的海外军事干预也和他们有着一样的良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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