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安琪,香港乐坛的异数|细数香港乐坛好听的声音

　　在香港乐坛，谢安琪从来都是个异数。 　　她不是玉女，不是少女，不是欲女，不是烈女，她和香港这座城市善于打造的或风风火火、或柔媚无骨、或跳脱随性的模子都不对板。漂亮、唱得好、亲切温柔又认真，乐迷和合作过的工作人员多半如是评价她。她和那些贵为天后的前辈又有着千丝万缕的不一样：她们是艳冠群芳的玫瑰或带刺的蔷薇，谢安琪就是株百合，她不是最好看或者唱得最好的那个，但就是让人感觉舒服，还能入药。她踏实、勤勉、认真、知足，有意无意地拒绝那些围绕小情小爱的歌曲，拒绝“为了伤悲而伤悲”，歌词里时不时甩出一两句对社会现实的批判。
　　这样的她，竟然红了。
　　香港人叫她“平民天后”，好事的fans私下叫她“Kay妈”。她的英文名是Kay，她也是继王菲之后，第二个敢在刚刚大红的时间点就结婚、大着肚子在台上唱歌的女歌手。复出第二年，她拿到“最受欢迎女歌手”的殊荣。
　　谢安琪2005年才出道，那年她已经29岁，刚开始想找家肯为她做发行的唱片公司都困难。“那年流行KTV音乐，唱片公司做音乐只想卖钱，流行的歌旋律都比较简单，歌词也浅，容易接受。可我想做的音乐是投射我这样一个刚刚走上社会的女孩儿对社会的一些看法，唱片公司担心题材流行度不高，也担心我很难红起来。”
　　幸好她遇到贵人。2002年她和周博贤、夏森美相遇，他们为她创立了Ban Ban Music，一手挖掘和打造她，靠打工维持生计。周博贤做律师，夏森美做广告，而她做钢琴老师。一直坚持了3年。2005年她的首支单曲《姿色份子》派台，她还箍着牙套，公司不让她露面，单靠声音吸引别人。这首歌不讲爱情，讽刺香港惟外貌至上的现状――没想到，真的成了。她一炮而红，年中就出了第一张专辑，《Kay One》。
　　人们厌倦了甜得发腻或者痛得莫名其妙的情歌，谢安琪给了他们想要的。《愁人节》把眼光投射到佳节中落寞的失业者和露宿者；《开卷快乐》痛斥香港八卦传媒；《亡命之徒》反思香港的生活节奏是不是太快。为她亲手打造这些歌、和她一起选定这条路的周博贤功不可没。
　　直到后来她签了大唱片公司，Ban Ban Music的3人还是一致决定，音乐的主导权要握在自己手里。
　　所以，才有了后面几年的《喜帖街》留住一条利东街的故事；有了《祝英台》高唱男女平等；有了《字里行奸》再度向无良八卦媒体开火。2006年底她宣布结婚，休息几个月，生了儿子再复出，轻松平常得不像是刚刚出道两年、事业蒸蒸日上的新人。别的女歌手闪避不及的恋爱、结婚，她却张开双臂，以自然的姿态欢迎。
　　她的理想人生是“达到一种平衡的状态，家庭、梦想、事业的发展融合在一起”。她自信满满，“如果你这个心愿很强，别人也会愿意去帮你达成。”
　　2009年《喜帖街》红遍香江，她成了当之无愧的新一代天后。大红之后，各种杂事扑面而来。她的肺不好，港媒说她唱歌走音；她和陈奕迅是好朋友，港媒说他们婚外情；她努力参加公益活动，当选香港十大杰出青年，却没多少人关注。谢安琪说，“我不可能让所有人喜欢。”她不愿意再回应那些无聊的传闻，经纪公司也抗拒一切无谓的炒作。她想默默地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采访的两天前，她刚刚从四川探访地震灾区回来。一路上都是和NGO合作，没多少报道，更不会有出场费。
　　这样的谢安琪，比之前更接近她自己的理想状态。
　　
　　人物周刊：你歌曲选择的题材和其他主流女歌手不太一样，有人说你是个很有“态度”的女歌手，你怎么看？
　　谢安琪：我很喜欢“态度”这个词。繁体字的态上面是“能”，下面是“心”。有态度的人是有能力又有心的。音乐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载体，我们这个时代大家的喜怒哀乐都会通过音乐这样的艺术方式流传下来。我的态度就是用爱，去面对社会。
　　人物周刊：你的歌词中有很多都在针砭香港社会时弊，为什么会选择对社会发声，唱这些带有批判意味的歌呢？
　　谢安琪：我不是想用音乐作为工具来挑战谁，只是想让大家把注意力集中到一些值得重视的部分。《字里行奸》讲香港很坏的传媒风气，大家可能觉得很平常，花几块钱买本杂志，聊聊八卦，没有负担。传媒也希望读者喜欢看，所以就去捏造故事。这种行为破坏了很多社会责任。八卦杂志的人听见我的歌，想，这个谢安琪，故意来挑战我。这也没问题。我不用取悦所有人，总有些人不会接受我。
　　人物周刊：你觉得自己是个典型的“港女”吗？
　　谢安琪：很多人一听见“港女”，就觉得她们很多意见，有点凶。这好像是个标签。我心目中的港女有很多元素，郑秀文很勇敢、很时尚，走在时代尖端；杨千桦比较随性、爱笑爱哭，自然地表露自己的感情；我呢，很明确自己的生活方向，很坚强，能够承担很多压力。我们3个都是“港女”，却很不同。
　　人物周刊：你觉得自己身上最可贵的特质是什么？
　　谢安琪：包容的心。我喜欢那句话：我可以不认同你所说的话，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很多人害怕遇到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我一直都觉得，每个人想法都一样，世界就不会有进步。有自由的意志和思考空间，大家才能有碰撞，只要能找到互相尊重的方式就好。
　　人物周刊：你很热衷参加公益活动，身为歌手，你认为自己参与这些活动的最大意义在哪里？当下社会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身为一个母亲，你希望你的孩子长大后面对的社会是什么样的？
　　谢安琪：在音乐里我能把美好的东西传递出去，参与公益活动也是一样，每次我都能看到，我付出一点点小小的努力就能给别人的人生带来改变。所以无论这些活动有没有赞助，有没有传媒来报道，我都会去。
　　现在这个社会，大家都把生存看成一场竞技，考虑问题会从金钱的角度出发，对金钱非常依赖。我希望儿子长大后，这个世界的经济体系是为了人类的幸福而存在的，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人类的存在是为了经济体系。
　　
　　谢安琪答《南方人物周刊》问
　　人物周刊：你对自己的现状满意吗？
　　谢安琪：我的性格令我很少对身边的东西不满意。现在我的工作、梦想和家庭生活都处于一个很平衡的状态，我很满意。
　　人物周刊：对你今天取得的成就，有什么样的心得可以与他人分享？
　　谢安琪：与其说我今天取得了成就，不如说是我很努力地找到了自己的方向，一步一步地去追求梦想，取得了一些社会和行业认可。这些认可并不是我努力的目标，只是我和我的团队一起向前走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发生的事。
　　人物周刊：对你父母和他们成长的年代，你怎么看？你理解他们吗？
　　谢安琪：我父母成长的年代是香港很重要的时期，社会经济结构从农业转型为工业，香港经济开始起飞。他们必须从一个安全地带（comfort zone）勇敢踏出来，去配合大时代的变化。他们一直很乐观、感恩、努力。他们教给我很多重要的东西：最好的时候也不要骄傲，最差的时候也要坚守。他们告诉我，人生有时候很努力也会失败。
　　我从小就看到他们经历的很多不同的阶段，但他们从不抱怨。我觉得我很理解他们。
　　人物周刊：你对这个时代有什么话不吐不快？
　　谢安琪：“不吐不快”是一个比较负面的表达方式。大家可能对社会上的某一件事有看法，想要不吐不快，但我觉得有意见也可以用比较平和、容易沟通的方式来表达，一起去面对和解决。
　　人物周刊：你对你所从事领域的前景怎么看？
　　谢安琪：香港乐坛有很多问题，譬如说市场很小，这些从未改变过。以前市场风气比较健康时，港乐在整个东南亚都很有知名度。过去的5到10年，乐坛环境都不太好，但我们还在努力挣扎，不想让乐坛变成夕阳行业。随着网络的发展，以前只有行内人才能唱歌的现状也会改变，这个年代有了更多的可能。有些东西会打击音乐工业的发展，但也有很多东西会变得更好。
　　人物周刊：你觉得你的同龄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谢安琪：我们这一代是接轨的一代，生活很丰盈，有接受更好教育的机会，也有机会见识整个世界。我们比下一代更了解生活的疾苦，毕竟我们看到了我们的父母是如何拼搏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变化非常快的时代，试想几年前，谁能想到拿着一只手机就能看到世界各地在发生什么呢？
　　人物周刊：你认为什么样的人称得上是有“领袖气质”？在当下的人中，你最钦佩的是谁？你的同龄人中够得上青年领袖的还有谁？
　　谢安琪：领袖应该是有容人之心，能包容不同看法的人；他自己所做的事是为了所有人的利益，他是个眼光远大的人。
　　香港有个很有名的运动员，叫李丽珊，是香港第一个拿到奥运金牌的运动员。她的故事是我们香港人一起见证的一个成功。香港地方很小，体育也不出名，她代表香港出赛，被人家看低。拿到金牌时，她讲了一句话，“香港运动员不是垃圾。”这句话激励了我们所有人。
　　人物周刊：责任和个人自由，你更看重哪一个？
　　谢安琪：两者都很重要。只看重责任没有自由的人，包袱一定很重，路也不好走；只看重个人自由的人，会成为其他人的麻烦。两者一定要平衡。
　　我自己是很平衡的。
　　人物周刊：对你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或者一部电影？
　　谢安琪：大一时，学校指定我们读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当时我不太明白，但现在一直反复思考书里的内容，思考自己存在的意义。我唱过一首歌，叫《我歌故我在》，也是受这本书的启发。
　　除书本和电影外，6岁起，爸爸就带我去各种地方。刚开始去发展中国家体会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生活模式，读书后带我到内地，感受历史，中学后就带我去欧洲、澳洲、美国。对我影响最大的，是爸爸带我四处游览的经历。
　　人物周刊：你幸福吗？有没有什么不安？你现在最大的担忧是什么？
　　谢安琪：幸福，每一个阶段都希望可以活在当下。最近发生了很多天灾，我去了冰岛、德国、挪威，和当地大学的科学家交流过，了解到现在我们的生活环境已经非常差，人类存亡几乎接近一个临界点。这是我现在最大的担忧。
　　
　　在喧哗浮躁的流行乐坛，她是绝对的异数：敢于结婚、生子，以妈妈身份勇夺香港歌后之位；她的歌曲绝非只针对爱情的哀婉小调，而是唱出一代香港人的集体回忆。一个不攀附也不讨好的歌手，却收获了万千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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