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深义英雄父亲的２００７等

　　马深义英雄父亲的2007　　陈　磊 　　 　　接到记者电话的时候，马深义在睡觉。那是2007年12月20日下午四点。三个孩子都上学去了，大冬天的，没什么事，而且最近心里也不大舒服――二妞马茹病了，而且是一病10多天，天天吊水吃药，都不见怎么好转，所以就昏昏沉沉地躺在那里想心事。
　　马深义是河南上蔡文楼村的农民，上世纪九十年代因卖血染上艾滋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和妻子雷妹生下两个得病的孩子：二女儿马茹和三儿子马占潮。
　　2001年，妻子因艾滋病过世，留下马深义，一个人拉扯着没有艾滋病的大女儿马妞和得病的马茹、马占潮生活。
　　马深义大家庭里，他的父亲、母亲，哥哥、嫂子都是因卖血染上艾滋病，马深义最担心的是“自己死了，孩子没人托付”。
　　从2004年起，本刊每年都派出记者访问马深义一家，记录这个豫东平原上农家小院的酸甜苦辣。
　　现在，冬去春来，又一年过去了。马深义和他的三个孩子在2007年过得好吗?
　　
　　病魔依旧肆虐
　　2007年8月，马深义的父亲马毛去世了。
　　“春节后就开始发病，拉肚子，拉了7个月。”马深义说，“拉得厉害的时候，来不及上厕所，就直接拉在了裤子里。”
　　在马深义的记忆中，父亲马毛的肝脏不好，还有其他一些老病，所以政府免费发放的针对艾滋病的抗病毒药物吃不下去，只能靠以前的身体撑着。到了今年，终于撑不下去了。
　　马深义认为，要不是得上艾滋病，65岁的父亲是应该可以再活10年的。“你看，现在农村80多岁的老头活着的多得很呢。”
　　
　　父亲死后，母亲没有和马深义一起过日子，还是“自己照顾自己”，马深义还要给三个孩子做吃做喝，忙得整天抽不开身。
　　曾经有一段时间，马深义用购买的三轮摩托拉过一段客，后来因为中午、晚上都要给孩子做饭，太忙，不干了。
　　最近，二妞马茹又病了，让他心情很烦。
　　刚开始的时候，马茹是咳嗽，马深义没放在心上，领着女儿到村卫生所吃药打针，他想问题不大，毕竟，马茹吃抗病毒药物已经三年多了，平时发病次数不多。
　　可事情并不像马深义想象的那么简单。
　　几天后，马茹还是咳嗽。马深义将女儿带到了上蔡县人民医院，一检查，才知道女儿染上了肺炎，再检查心脏，发现女儿原来心脏也不好，“先天性的”。
　　记者去的那天晚上，马深义正给女儿吊水，是从村卫生所扎上针后，拿到家吊的。天玲，没有给药水加温的设备，马深义只得将用过的葡萄糖瓶子灌上开水，把针管子缠在上面――这样，注入女儿体内的药水就不那么凉了。
　　屋角边，放着一个纸箱子，马深义掀开盖子，全是用过的吊针瓶子，马茹“每天要吊四瓶水”。
　　即便这样，马深义对女儿的病也不敢乐观，“还要再吊一段时间吧”。可孩子还是小，只有lO岁，吊的时间一长，她就有些急。
　　“爸爸，我急，想出去……”在药水滴到第四瓶的时候，马茹就不想继续吊了，苦着脸向马深义小声央求。
　　“快了、快了，吊完就让你出去玩。”马深义安慰着女儿。
　　由于有艾滋病，马茹和马占潮都不胖，看起来都比同龄孩子稍微瘦小一些。而且马茹还挑食，害得马深义不得不变着法来哄孩子吃饭。
　　21日中午，马茹不想吃馍和稀饭了，让马深义给蒸米饭，还嚷嚷着要吃蘑菇，马深义只得去村超市里买了蘑菇来炒。蘑菇水多，一斤多炒了一大盘，三个孩子一分，锅内剩的就不多了。
　　
　　马占潮上学了
　　2007年9月，马深义的小儿子马占潮上学了。2001年他母亲雷妹死的时候，这个生下来就有艾滋病的小男孩还在蹒跚学步。
　　现在，厨房的门上、门口的柱子上，都已留下了小男孩稚嫩的笔迹，写的都是他自己的名字，他似乎在努力证明自己的存在。
　　2007年12月21日上午，马占潮兴冲冲地背着书包放学回来，看到二姐马茹正在吃零食，于是也向马深义叫喊起来：“爸，我也要……”
　　马深义于是每人给了5粒，马茹没舍得一下子吃完，可马占潮这个有些调皮的小男孩很快吃完后，随即又向马深义伸出了手。
　　无奈，马深义只好到藏糖的地方给两个孩子又各拿了三颗：“就这三个，饭后上学路上吃，现在吃完就再不给了!”
　　接过糖，马占潮立即跑到了院子里，偷偷剥开一个糖塞到嘴里。趁着他正开心，记者问：“马占潮，你上午学的什么啊?”
　　“数学。”马占潮头也不抬。
　　“那我考考你，9加5等于几?”
　　半晌，他嘴里进出一个数：“11!”
　　“不对，问你姐姐等于几。”
　　马占潮向马茹奔跑过去，“姐姐，9加5等于几……”
　　马茹不理他。这让小男孩有些失落，不搭理记者了。
　　马深义说，马茹和马占潮姐弟俩常斗嘴，比如放学后，看到对方不写作业，两人就开始相互监督，然而，结果往往是谁也说服不了对方，看电视的继续看电视，出去玩的继续出去玩。
　　“都有病，我也不怎么管他们。”马深义说他的想法很简单，就是让孩子们活一天，就开开心心地过一天，学习这件事他看得不重。
　　可已经被纳入教育体系的俩孩子不这么考虑，当记者问起马占潮考试考多少分时，这个小男孩害羞了，他语文和数学都只考了40多分。
　　和马占潮相比，马茹的成绩好一些，语文50多分，数学90多分，是“班级内的前十名”。马深义曾让马茹停课去吊水，这个要强的孩子死活不同意，是怕耽误功课，一定要等下午放学后才去。吊完水，天已经黑透了。
　　于是，在马深义堂屋的墙上，一连贴着好几张马茹的三好学生奖状。
　　马茹和马占潮两个孩子都有艾滋病，在文楼村小学上学后，人们担心他们的同学是否会歧视他们，因为，他们各自所在的班级，只有他们是艾滋病儿童。
　　“他们有的和我玩，有的不和我玩。”马茹说。
　　马深义说，是班主任不允许其他同学歧视俩孩子，所以目前的氛围都还好，但也有一次，班里同学看不起马茹，他找到学校，让班主任狠狠训了那几个学生一顿。
　　
　　艾滋病名人
　　因为众多媒体的报道，以及武汉电视台编导陈为军拍摄的《好死不如赖活着》(该纪录片获得美国2004年广播电视文化成就奖)，马深义已经名声在外，成了当地很多人知道的小名人。
　　出名了，办事也就方便了许多，有时候还能享受一些特殊照顾。比如，给其他艾滋病家庭儿童每人每月补贴65元，成年的艾滋病人每月补助30元，然而给马深义一家则每月多补贴了200元。
　　还有捐款，在丹麦由律师无国界组织创建的“马深义基金会”已经开始为文楼村的艾滋病孤儿筹集善款。通过媒体的介绍，香港的一个老板每月定期资助马深义500元。
　　记者去的时候，马深义正为两个月没有 收到这个香港老板的捐助而焦虑：“那个老板打了几次电话了，都说是钱打不进我卡里，究立是怎么回事啊，要不我重新办张卡?”
　　因为出名，地方上的政府领导也大都认识了马深义，比如以前的常务副县长、县委书记，马深义每次见他们“都不会让空手回来”，而县政府的门，马深义“可以随便进”。
　　2006年春节过后，河南省副省长王菊梅亲自到了马深义家里。王来之前，当地政府忙给马深义购置了几件家具。
　　当王菊梅问到马深义有无困难的时候，他反映了自己的大女儿因鼻息肉需要动手术，经过领导过问，问题很快到了解决。
　　“不然，自己去县医院动手术，要花好几百元呢。”马深义说，出名后，他和孩子看病基本上全免费了。
　　有一次，马深义凭借和原乡长熟识的关系，替同村的另一位村民讨回了娶媳妇的彩礼钱，这让村民十分感激。
　　当然，出名后的马深义有时候也感到不愉快，比如今年温家宝总理在世界艾滋病日前夕再次到上蔡文楼看望患病的村民，可他被当地政府派人看在了屋内，后来让出去也还是有两个人跟着，“怕起哄”。
　　还有一次，他为艾滋病人的救济面粉被一些干部私分的事到县里上访。结果，到了县信访局，被里面的工作人员顶了回来：又不是你自己一个人的事，管这么多干吗?吃饱了出门转转，该干嘛干嘛去!
　　这让马深义很郁闷，从那以后，如果不是他自己的事他很少再抛头露面了。
　　“毕竟，我在这个地方生活还要靠当地政府啊。”马深义说。
　　
　　邹春兰：洗衣店老板娘的一关　　卫　毅
　　
　　邹春兰身后的干洗机发出沉闷的转动声。
　　115平方米的店铺，与干洗机相邻的依次是：水洗机、烘干机、消毒柜，这几个白绿相间的笨家伙后面，有员工在熨烫台上烫着衣服。这些价值十多万元的机器，都是好心人免费资助的。
　　这是12月20目早晨9点，室外寒气逼人。从早7点打开漏风的玻璃店门后，这家“伊好洗衣行长春市邹春兰店”还没客人光顾过。
　　
　　开业一年了，邹春兰终于觉得，开洗衣店并不是当初想的那么简单。“像这件衣服上的东西，再洗都洗不掉，很多顾客想洗出件新衣服来，可能吗?顾客里矫情人太多了。”
　　09：22，邹春兰从柜台一角取出三炷檀香，点着了，插在香炉里，柜台上供着财神爷，“做运动员的时候，我就有烧香的习惯，保佑自己拿冠军。”
　　10：21。一位打扮时髦的年轻女士推门进人。
　　“很久没见，变漂亮了，越来越有女人味了，咋整的?”年轻女士问邹春兰。
　　“鼻粱、眉毛、嘴唇，都整了。”邹春兰说。
　　这位年轻女士一直盯着邹春兰的脸，细细地看。
　　
　　被遗忘的冠军
　　受重庆一家整形美容机构的资助，2007年11、12月间，邹春兰去了重庆，接受了绣眉、文唇、垫太阳穴、修鼻梁等一系列手术，最重要的是脱了胡须。
　　这些年里，邹春兰几乎每隔两天就要拔一次胡子，这对一个女人来说，挺难为情的。“以前怕照镜子，看着自己的胡子，寻思着，这到老了咋整?”
　　在重庆，这所整形机构还给邹春兰和周少成补办了婚礼，拍了婚纱照。“确实挺激动的，当年比赛认识的重庆运动员也来了，有的在体育局，很多当教练了。”
　　从重庆回长春快一个月了，让邹春兰感到高兴的是，“胡子一次没拔过。”过了春节，邹春兰还得去重庆，脱毛得去四五回，这需要时间。
　　有人说，邹春兰长胡子是因为当运动员时服用了“大力补”一类的激素，对此，邹春兰不愿意多谈，“当时是吃维生素ABCD啥的，因为消耗比较大，训练之前就有汗毛，激素高。”
　　18岁的吴丹坐在柜台前，她是邹春兰梅河口老家的邻居，现在是店里的员工。她和邹春兰夫妇都住在洗衣店里，“来这半年了，相处挺好的。跟一家人似的。”
　　吴丹小时候并不知道邻居里有一个全国举重冠军。“我当时太小，不清楚啥是全国冠军，就知道她是练举重的。”
　　在很多年里，许多人都不知道这个曾经的全国举重冠军。
　　前段时间，电视上播放了邹春兰“下岗”之后如何创业的励志公益广告。然而，在之前的很长时间里，邹春兰是屡求“下岗”而不得。
　　1993年，揣着一大盒子金银铜牌退役的邹春兰没有获得她想要的结果――被安排一份工作。
　　她找到相关部门想办下岗证做点小买卖，“但他们说我以前是事业单位的，没‘下岗’一说，不给办。没人管我，个个踢皮球。”
　　撑了多年后，一气之下，邹春兰找到了律师，律师给她联系了记者。于是，有了一年多前媒体报道邹春兰在澡堂搓澡的事情后引起的轰动――在亚洲举重冠军才力给人看门最后贫病而死之后，又一个举重冠军潦倒至给人搓澡谋生。
　　“才力给人看收发室，最后死了，还有我，都挺窝囊的。”邹春兰说，“我们退役了，不可能说让你到哪个单位举重去，是不是?不像篮球，篮球工作好找。柔道摔跤还好点，可以给人当保镖啥的。”
　　当初和邹春兰一块练举重的，几乎都有工作，成绩没她好的都有，“好多都是给教练钱了，才给安排了。”
　　邹春兰说她当时也想给教练钱，但她连500块都拿不出来。想向父母借，父母那时一个月才挣二三十块钱。她让父母帮她借，也没借着，人家见她穷，怕她还不起。
　　10：06，邹春兰走到饮水机旁，倒了一杯水，吃下几粒胶囊。
　　她已吃了多年的胃药。过去练举重时，为了把体重降下来，她曾三天三夜没吃饭没喝水，降了6公斤，为的是参加44公斤级的比赛。44公斤级，她可以拿冠军，48公斤级，她没有成绩。
　　遇到降不下来的时候，还要用到灌肠、铰头发、铰指甲的方式。有一次比赛前，所有办法都用上了，头发和指甲都剪了，还超重一两，“裁判员一看，这太可怜了，就让我通过了。”
　　1993年的七运会，邹春兰没有取得好成绩。
　　“七运会之后，处处不赶点，背得很，烤过肉串，做过家政，什么都干过。特别是做家政的时候，擦玻璃得到窗户外边擦，一瞅外边，挺吓人的。”
　　
　　“比以前吃得好多了”
　　11：03，邹春兰出门，花五块钱到对面的澡堂洗了个澡，在以前，洗澡只要三四块钱，而搓一次背五块钱的价钱至今未涨。
　　邹春兰熟悉澡堂的价格行情，一年多以前，她还在距此好几十里地的一间澡堂里给人搓澡。最高纪录是一天内搓了四十多个背，所获为七十多块钱，“累得够呛，心脏病都快累出来了，心肌缺血，喝红糖水才缓过来。”
　　邹春兰在澡堂里搓了三四年澡，她的丈夫周少成在澡堂里烧了三四年锅炉，两人一直在澡堂里干到2006年。那些日子，两个人一个月的收入加起来不过是一千多块钱。
　　今年夏天，在知道长跑冠军艾冬梅在北京通县摆地摊的事后，邹春兰专门去北 京看了艾冬梅，给了她1000块。“咱帮帮她，毕竟咱也得到了帮助。”不久前，邹春兰又给艾冬梅打了个电话，问她还能不能帮到更穷的运动员。
　　11：59，老周在内屋往柜台方向喊“吃饭――吃饭――吃饭。”
　　洗衣店靠后的小屋是厨房，厨房的小桌子上摆着：乱炖、蕨菜、金针菇拌豆腐，还有从重庆带回来的泡菜。
　　“比以前吃得好多了，想吃啥就能买点啥。”邹春兰说，“在澡堂的时候，就吃点白菜片子炖土豆啥的。”
　　厨房旁边一间六七平方米的小房，就是邹春兰和老周的卧室。卧室里有电视、电脑、还有一张两人在重庆拍的婚纱合影。在澡堂时，他们住的是5平方米的房间，比这更小。
　　“咱们需要个房子，现在房子非常贵，买不起。”邹春兰说，“靠这个洗衣店发家是不现实的，能对付个吃喝就不错了。”
　　但在这两口子看来，这比当年在澡堂里好多了。
　　“咱俩从结婚开始就苦。”周少成回忆，“她原来做运动员，跟社会不接触，我当时出家，回到社会，更不知道怎么样。”
　　周少成曾是出家人，当了十几年的和尚。“当年看完《少林寺》，觉得挺有意思，就出家了。”
　　1985年，21岁的周少成在沈阳出家。2000年，在长春卖烤肉串的邹春兰认识了周少成的妹妹，妹妹从中撮合，周少成还俗，和邹春兰走到了一起。
　　“缘分，啥时候都讲个‘缘’字。”周少成说道，“当时也狠不下来心，毕竟是过惯以前的生活了，到了社会发懵。变化老大了，像是到了一个陌生的世界。”
　　周少成还俗之后到菜市场买菜，根本不知道菜价是多少，寺庙里的菜价跟市场里的菜价大不相同。“刚出来的时候。上当太多，所以，我现在很少出去买东西。”
　　
　　“啥叫举重啊?”
　　12：25，眼看着没什么生意，邹春兰给北京一位负责洗衣店培训的老师打了电话。问现在为什么生意这么淡。在她店的附近共有五家洗衣店，她的店已算是其中生意最好的了。
　　“不干这一行干什么呢?要本钱没本钱，只能好好地做。”
　　如果现在还能做选择，邹春兰说她还会去做和举重有关的事。
　　
　　16岁时，邹春兰在吉林省梅河口市读中学，有个体育老师想弄支举重队，问正在练田径的邹春兰愿不愿参加。
　　“啥叫举重啊?”邹春兰有些疑惑。老师说，如果上省队的话，工作都没问题。
　　于是，想到“工作没问题”的邹春兰练起了举重。
　　1985年，14岁的邹春兰拿到了第一个全国冠军。“那时候很不容易，拿个省冠军都很自豪。”
　　1988年到1990年，邹春兰连续三年拿到全国举重冠军。
　　“我没有代表国家队出去比过赛，那时候，搞女子举重的人少，我们全国前十名都可以轻松地拿世界冠军。让你去才能去，第一名都不一定能让你去成。”
　　邹春兰爱看举重比赛，电视上但凡有比赛她都看。如今，举重的最小级别是48公斤级，44公斤级的比赛已经看不到了。以前，在她44公斤级的对手里，有许多人都知道的邢芬。
　　“我跟邢芬比过赛，刚开始她比不过我，后来练长了，她比过我了。”
　　1990年。邢芬拿下了北京亚运会的第一块金牌。
　　邹春兰非常乐于谈到关于举重的事。“必须得想一遍，上台不能慌。”她说得很认真，仿佛还是个举重运动员。
　　在说这些的同时，邹春兰又吃了一次胃药。“北京奥运会要来了，我非常想到现场去看，但也够呛，很难。”
　　“2008年奥运会，她想看，我不想去看，看完更闹心，人家得了冠军，楼啊车啊啥都有了，我们咋这样呢?差别太大，不想看，一看更难受。”周少成说。
　　
　　“这个是男的吧?”
　　13：15，洗衣店里的员工在看邹春兰从箱子里拿出来的厚厚一叠照片。其中一张照片上，邹春兰剪着短发，像个男孩，脸上表情很酷，和一群队友站在一起。
　　“这个是男的吧?”一个店员问。
　　“女的。”邹春兰说。
　　大家发出一阵笑声。
　　“这是我们的教练，”邹春兰指着照片上一个男人说，“他最差劲了，给多少钱都不能满足他的要求。”
　　邹春兰细看着照片，一个个说明这些队员都在干什么，这两个当了老师，这个当教练，这个在财务科，这个做买卖……
　　她怀念和队友在一起的日子，“晚上玩点扑克啥的，挺有意思。”
　　18岁的吴丹在一旁，说她怎么也不会去练举重。
　　13：52，一辆丰田普拉多停在门口，一位女士从车上下来，将一件衣物送进来洗，又匆匆出门。
　　“刘春梅，看到了吗?”吴丹说，“唱歌那个，和潘长江唱《过河》那个女的，看到了吗?”
　　邹春兰透过玻璃窗赶紧看了过去。“她也整容了吧?你看，脸跟以前不一样。”
　　“她是我们洗衣店的会员，办了600块钱卡，就住在后边，名人，比我有名。”邹春兰笑着说。
　　15：35，两个有小孩的店员谈起自己的孩子。
　　邹春兰因为训练导致的生理问题，至今没有孩子。
　　周少成今年43岁了，他说他不太想要孩子了。“夫妻不能因为孩子问题吵架，不能因为孩子把感情弄坏了，对DE?要不要孩子主要是我俩的事情，家里人说啥都没用。谁都想生，但是不能生能怎样呢?”
　　邹春兰和周少成去广州检查过。“生育的问题治疗不了。月经不调，跟当初练体育是有联系的，当运动员的时候经常避开经期，搞混乱了。”
　　“没必要多谈生小孩的事情，有小孩的话，负担也特别大，不是太在乎这个事情，只要老周不在乎就行。”邹春兰嘴上这么说。
　　
　　冷清的晚上
　　“七点之后，下班了，吃了饭，会有些人来的。”周少成说。
　　七点过后，没有几个人来。
　　19：30，邹春兰进到小房间里看电视，电视里正在播周润发的老片子一《江湖龙虎斗》。邹春兰喜欢周润发，觉得他“比较有气质”。
　　看了一会电视，邹春兰对着镜子用唇膏涂嘴唇，唇膏管有些漏，油膏从尾部出来了。
　　镜子旁是一张拼音字母表。
　　邹春兰有自己的博客，但那是她口述、托人写的。她不会拼音，看着字典能打出字来，不看就打不出。她小学一年级就开始练体育，学习不好，到了体工队也没文化课，“现在忙着做生意，也没有时间学。”
　　19：53，邹春兰在上床睡觉之前，从柜台的电脑上看了看今天的经营状况。
　　170元，这是当天的营业额。这个洗衣店每天需要达到210元以上的营业额才不会亏本。“今天算亏了，做生意就是这样，有赔有赚。”
　　邹春兰睡觉去了，周少成和吴丹站在柜台前，继续看店。每天晚上八点半钟，是洗衣店关门的时间。往屋外望去，立在积雪里的路灯亮着，没有几个人影晃过。
　　周少成和吴丹有些无聊地玩着手机。
　　20：12，漏风的玻璃推拉门开了。一位女士进门来，把一条棕色皮裤放到了柜台前。
　　“怎么啦?”
　　“酒洒到裤子上了。”
　　“得清洗保养，一道一道的手工做了才行。”
　　“多少钱?”
　　“有卡吗?”
　　“有。”
　　“60块钱。”……
　　这是2007年12月20日那天，邹春兰店做的最后一笔生意。
　　当天，她赚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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