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绍祖的奥运人生

特稿 　　与李梦华、袁伟民不同，伍绍祖1988年到国家体委任职之前，不是一名体育的内行，而且还“不喜欢体育”，他是国防科工委的政委，一名少将。在1988年汉城奥运会中国只夺得5枚金牌、人们喊出“兵败汉城”、李梦华下课的情况下，被空降到了体委工作。
　　两年后，中国北京“申奥计划”启动。一个让人觉得有些意味深长的细节是，“申奥计划”的最初缘由，竟来自邓小平这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在视察亚运会场馆时的几句讲话。伍绍祖说，要不是他曾经当过参谋，牢牢记住了小平同志当时随口讲的这几句话，或许也就没有了后来的第一次申奥。
　　在伍10多年的任期内，曾两次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夏季奥运会，一方面，作为奥运会“中国军团”的团长，他带领着几百名运动健将劳师远征，协调着后勤保障、赛前准备等一切闲杂事务，必要时还要关心运动员个人的心理，使其能全心全力投入到竞技之中，其中千头万绪非一般人所能理解，背后还有许多不为人知的幕后故事；另一方面，作为中国体育事业的最高领导者，他们一般都是共和国的部长，在金牌问题的考量上，比运动员有着更广阔的政治眼光，当然，也承受了难与外人道的压力与负担。
　　基于这种考虑，在三位“中国军团”团长李梦华、伍绍祖、袁伟民中，李梦华先生以年事已高，．袁伟民以退休后从未接受媒体采访为由，婉拒了采访，只有伍绍祖先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向本刊详尽披露了他在任11年的那段历史。
　　
　　申奥：小平的故事
　　
　　人物周刊：我们都知道。是小平同志在一次视察亚运会场馆时，最早提出了申办奥运会的要求。您当时是国家体委主任。能否给我们讲讲当时的情况?
　　伍绍祖：那是1990年7月3日上午，小平同志去视察亚运会场馆，我和体委、北京市的一些同志陪同。小平同志说，“我这次是看看到底是中国的月亮圆，还是外国的月亮圆……看来中国的月亮也是圆的，现在有些青年人总以为外国月亮圆，对他们要进行教育……”之后，小平同志就问了句：“中国办奥运会决心下了没有?为什么不敢干这件事呢?建设了这样的体育设施，如果不办奥运会，就等于浪费了一半。”
　　我在军队当过参谋，什么都记在本上，回去后给中央领导、体委领导、北京市的领导讲了，小平同志有这么个意思。党中央马上讨论，最后决定：申办!1990年就开始启动申奥了。
　　人物周刊：如果小平同志当时不说这个话。会是什么结果?
　　伍绍祖：如果小平同志不讲这个话，我估计就没人提这事了。小平说了，大家都接着干了，小平不说，谁干啊?(笑)
　　人物周刊：作为当时的体委主任，你向中央领导传达小平的意见，有没有为自己争取项目的意思?
　　伍绍祖：亚运会刚刚过去，我累得够呛，办不办奥运，从我个人来讲还没考虑。
　　人物周刊：小平同志为什么要提申办奥运会?
　　伍绍祖：据老同志讲，小平同志在1979年一次外事活动中就提过办奥运会。这次再提出来，我考虑，是从改革开放的角度考虑，他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嘛，而奥运会是对外开放交流很重要的一个通道。
　　人物周刊：当时申奥有群众基础吗?
　　
　　伍绍祖：开完亚运会，组委会各个部在开总结会的时候，就有人打出标语：亚运成功，众盼奥运。北京人胃口也真是大(笑)，不知道办一次奥运会有多难!
　　人物周刊：1993年9月。北京第一次申办奥运会遇到了挫折。当时有媒体报道。说有人曾讲，如果中国申奥不成功，就将以不参加下届亚特兰大奥运会作为报复。是这样吗?
　　伍绍祖：我不知道。但是，作为中国奥委会，作为中国政府，我们明确表态，中国肯定会参加下届奥运会，怎么会不去呢?从没想过不去。
　　人物周刊：第一次申奥没有成功。小平同志讲什么了吗?
　　伍绍祖：当年10月1日，小平同志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我们，当时邓楠在旁边开玩笑地介绍我是打了败仗回来。小平同志说投票第一天，我听到这个消息，就对告诉我的同志讲：小心搞鬼。这是我的第一反应……申办不成，没有关系，要总结经验。
　　后来我提到是西方国家某些人使用政治手段阻挠申办时，小平同志说，以后这样的事还会很多，上一次当，学一次乖。什么允诺都靠不住，这个道理要管好多年。典型的事情是香港，他们当场不辩论(指英国政府方面)。我提出一国两制，他们不反驳，开了五六年会，搞《基本法》，他们不声不响，到后来他们又闹，真够会忍、够会搞啊!
　　人物周刊：作为当时的体委主任．你怎么看待中国第一次申办奥运会没有成功?
　　伍绍祖：没有申办成功也不完全是坏事。如果第一次申办成功了，以当时我国的经济实力，办奥运会费的力气要更大一些，而且还会影响改革开放的进程。没申办成功，对我国人民、尤其是青年大学生也是一次极大的教育，知道世界上还有反对势力。
　　
　　兴奋剂：他们就是为了拿金牌
　　
　　人物周刊：您1988年底到国家体委任职。1989年5月即就兴奋剂问题专门召开会议，禁止运动员服用兴奋剂。刚去体委不久，对兴奋剂的危害性也不明白啊，为什么这么重视兴奋剂工作?
　　伍绍祖：虽然不懂，但也知道造假不好，而且来体委后天天听到有人说，兴奋剂不用不行，成绩上不去。
　　1989年5月初，开体委办公会，讨论兴奋剂问题，有些人就提出，过去对兴奋剂的方针是“有用、无害、查不出”，基本上就是要用，只不过别用那些对身体有害的，用那些查不出来的。这完全不是反兴奋剂，是利用兴奋剂来拿金牌!
　　人物周刊：您刚才说的有些人指的是?
　　伍绍祖：只说我们内部。
　　人物周刊：内部有人提。您怎么知道?
　　伍绍祖：会上公开讲的!他们着眼点就是搞金牌，而我的着眼点则是体育为了人民健康，整个是两股道上的车。那一天会上，我就表态，兴奋剂要立即停止，“有用、无害、查不出”要换成“严令禁止、严格检查、严肃处理”“三严”方针。后来，因为反兴奋剂工作做得好，我被奥委会请去做了经验介绍。萨马兰奇称赞中国是“反兴奋剂的模范”。
　　人物周刊：当时使用兴奋剂在中国体育界是什么情况．厉害吗？
　　伍绍祖：不能说厉害，但肯定有人在用，用的人还说我不懂体育。
　　人物周刊：1994年日本广岛亚运会，中国有包括熊国鸣在内的11名运动员兴奋剂检查呈阳性。而且全部是奖牌获得者。这是否说明了兴奋剂在中国的泛滥?
　　伍绍祖：不能这么说，因为相比于世界兴奋剂检出率1．2％的平均水平，我们检测出兴奋剂的比例还只是0．6％，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总量不是很大。但总是不好，说得严重一点，用不用兴奋剂，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东德、苏联他们吃，结果他们背叛了社会主义，垮掉了，中国也想垮吗?
　　人物周刊：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上。女排运动员巫丹被查出使用兴奋剂。有原因吗?
　　伍绍祖：当时，铁道部的火车头体协，在 奥运会出征前给了运动员一些宫廷秘方药，说是可以强壮身体，中药制的。有的运动员吃了，结果就巫丹一个人被查出来。
　　我的态度是，如实向负责查处的国际排联说明情况，一点都不要隐瞒。结果，大家谈得很好，他们也认为是“误服”。
　　人物周刊：为什么就巫丹被查出来了呢?伍绍祖：多少人吃了，我不知道。但中药就有这个毛病，有的量大，有的量小，可能也有其他人吃了，但就没查出来。那一天，巫丹身体不太舒服，吃了，结果，就被查出来了，她也够倒霉。
　　
　　金牌利益链
　　
　　人物周刊：刚才您提到。奥运会出征前。很多单位和个人都出钱或物。后来还流行地方政府对获奖运动员进行重奖，为什么要这样?
　　
　　伍绍祖：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特点，其他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得了奥运会金牌，什么“三八红旗手”、“五一奖章”、“新长征突击手”，都来了，但这个运动员并不一定思想觉悟很高。可人家一定要这么搞，你有什么办法?
　　人物周刊：为什么大家都这么喜欢金牌?
　　伍绍祖：觉得光荣，关注度高啊。从反面来讲，就是金牌炒得过热――金牌关系国家声誉。现在我们不靠金牌，靠实力，金牌的分量就小多了，过去是没什么可吹啊(笑)。
　　人物周刊：那给奥运会冠军发奖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吗?
　　伍绍祖：我到国家体委前就有。因为运动员国家全部养起来，得奖了自然要给奖金，这是从苏联学过来的。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都不奖，参赛是你自己的事。可我们国家如果不把运动员养起来，学美国，行吗?怕是一块金牌也拿不到。
　　人物周刊：我们还看到。许多奖牌获得者都走上了体育领导者的岗位。您怎么看这种“体而优则仕”的现象?
　　伍绍祖：我不太主张用运动员做管理工作。人物周刊：但我们看到体育领域内有许多实例。
　　伍绍祖：领导和运动员是两个概念，原北京市体委主任马贵田讲得好，他说我干了一辈子体育，才知道我不懂体育。这是真话。话又说回来，也不是不让他们当，只要他有条件就可以，就怕他没条件。
　　人物周刊：我们查阅当时历史资料得知的是。当时的中国奥运代表团“很低调”。以致于后来都成了传统。出征前的您处于一种什么状态？
　　伍绍祖：就像部队的政治委员，做好运动员思想工作，轻装上阵，别背包袱，把自己的水平发挥出来。当时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高敏，她说她不想干了――抑郁、失眠，我说那病还得治啊，给她找了个从内蒙古来的医生，中医疗法，没想到，还给治好了。
　　人物周刊：您可能会要求运动员不要带伤上赛场。但运动员、教练员以及领队等有自己的利益链，您能规劝他们不要为奖牌而牺牲健康吗?
　　伍绍祖：事情并不总是一律的，要不然共产主义早建成了(笑)。所有的兴奋剂事件，我敢说，教练员都参与了，为什么呢?只有运动员有了奖牌，他这一辈子才有成绩，不然白过了。有利益机制在里面，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
　　
　　“干部踢球”和“让球”风波
　　
　　人物周刊：您了解当年中国乒乓界的“让球”风波吗?
　　伍绍祖：我在位的时候，没有“让球”现象，都明确说了，比赛过程中不做任何让步。如果需要让球，你就别让这个运动员上不就完了。这是个低层次的问题，不是我的事。毛主席早就指示：乒乓球不要拿全部金牌。我就记住这个了。其实，运动员都想拿金牌。
　　人物周刊：后来。陈静、何智丽等人出走。形成所谓的“海外兵团”。您怎么看?
　　伍绍祖：我觉得他们出去没有坏处。李瑞环是乒协名誉主席，他讲了一条：出去的运动员无非是提高别人水平，然后中国打起来就费劲了，而武松打虎才是英雄，打猫就不是英雄，把别人变成虎打赢了，你才是英雄。我觉得这句话讲得非常好。
　　人物周刊：您怎么看待一些退役后谋生无门的运动员。比如去搓澡、摆摊的?
　　伍绍祖：搓澡怎么啦，摆摊不也挺好么?不能说这就不是工作，不要看不起这些工作。
　　人物周刊：问题是，这些运动员是在举国体制下只知道训练而没有学会谋生技能。
　　伍绍祖：这就要改革，国家把运动员都养起来，即便拿了金牌，但是有什么用呢?
　　人物周刊：中国以前没有成为体育大国，被称为东亚病夫。也是国人体质的原因?
　　伍绍祖：当然了。比如一场球踢下来，我们运动员有七八个抽筋，人家一点事没有，光说我们的运动员不好，别的国家运动员好也不成，为什么你抽筋别人不抽筋?中国人吃了3000年的草，人家吃了300年的肉，那是不一样的。
　　我很赞同一句话，足球要从爷爷抓起。小平同志说足球要从娃娃抓起，娃娃当然很重要，但是，抓娃娃已经晚了，爷爷身体壮，传给儿子，儿子传给孙子，才能更壮。
　　
　　代表团团长很轻松
　　
　　人物周刊：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您作为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长。带了那么多运动员和其他人员。您是如何工作的?
　　伍绍祖：正常工作。我这个人到哪都一样，以前在部队也是，只不过参加奥运会人多一些而已。将近一千人，有各个不同的团，每个团都有团长，我组织个领导小组，把他们都组织起来，我任小组组长。
　　人物周刊：那一年奥运会，16块金牌，排名第4。水平还低吗?
　　伍绍祖：我就怕其中是不是有鬼，有没有被查出……
　　人物周刊：为什么?
　　伍绍祖：你想想，原来汉城奥运会时是5块，为什么一下提高到这么多?这也太快了。出发前，我当时比较笃定的就两块金牌，一个邓亚萍的，一个高敏的，其他的都难说，可能发挥得不错吧。
　　人物周刊：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您第二次带领中国代表团出征。这一次的心境和四年前有什么不同?
　　伍绍祖：一样。在其位谋其政，后来不在位置上了，几次奥运会我都没看。
　　人物周刊：听您这么说．您当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长很轻松?
　　伍绍祖：轻松，我这个团长只管政治问题：申办奥运会、兴奋剂、搞团结友谊，以及防止策反等等。
　　
　　弱国心态
　　
　　人物周刊：奥运会上，几乎每获得一块金牌。高层领导都会发贺电，您怎么看．有压力吗?
　　伍绍祖：我对这些不太在乎，觉得都是小事，发与不发能起什么用?
　　人物周刊：但您是国家体委主任．如果中国金牌拿得多。对您的仕途不更有利吗?
　　伍绍祖：我为什么要当大官啊?而且当官也不看这个。组织上用我，我就好好干，不用你，这也没办法。
　　人物周刊：既然领导都那么重视金牌，您岂不要更重视了?
　　伍绍祖：无所谓。
　　人物周刊：离开体委后，您曾说过自己11年最大的失误在于群众体育没有搞好，没有让体委的干部真正认识到金牌比人民体质低一个层次。我们想问您．金牌优先的战略是大环境所迫，还是确实您自己没有意识到?
　　伍绍祖：前一段我看了篇文章，写刘翔和赵蕊蕊的，叫“健康比金牌更重要”，我认为这话讲得好。一个被奴役久了的民族， 有它反抗的一面，也有它衰败的一面，这就是弱国心态。
　　比如日本，上世纪六十年代，非常重视金牌，到了巴塞罗那奥运会，只拿了三块金牌，国内没有任何反响，人家很清楚，我不是靠金牌来立国的，一块金牌不拿，照样是强国!
　　我们没有办法，只想用金牌来说话，这就是弱国心态，现在好多了――中国慢慢强大起来了，金牌多一块少一块无所谓。但是很多青年人，他们不懂啊，受了前面落后思想的影响，这个要慢慢来。
　　人物周刊：有媒体计算，中国平均一块奥运金牌要花费几个亿。那么。拿纳税人的钱去搞竞技体育。值不值?
　　伍绍祖：有些记者拿经费和金牌一除，这个谁不会?可是能这么算吗?如果把这部分竞技体育的钱用到群众体育上，恐怕每个中国人分到的钱，连买个冰棍都不够。
　　
　　体育与政治
　　
　　人物周刊：亚特兰大奥运会上，退出国家队的乒乓球选手陈静代表台北出战。还发生了一场小小的风波。
　　伍绍祖：陈静我也很熟，当时她迎战邓亚萍。刚好在奥运村，我碰到邓亚萍，我说你好好打，不要有思想负担。结果比赛的时候，台北方面闹了一场：按照规定，比赛时是不准打旗的，而他们就把伪旗给挂出来了，萨马兰奇也没管，后来警察把他们拉了出去。最后邓亚萍也赢了。当然，我也希望邓亚萍赢。
　　人物周刊：当时的领导人，在类似这种问题上，有什么指示吗?
　　伍绍祖：有，很简单，要我们严格按照1979年国际奥委会通过的《名古屋决议》办事就可以了。名古屋决议就是，台湾不是一个国家，是中国的一个省、一个地方，所以他们的名字是Chinese Taipei OlympicCommittee，他们只能打梅花旗，不能打“国旗”，不能唱“国歌”，因为他们不是一个国家。
　　人物周刊：在体育系统工作了11年．您觉得这对于自己的人生来说，意味着什么?
　　伍绍祖：增长了知识，知道了体育是怎么回事，也看到了体育一些需要改革的地方。
　　人物周刊：“需要改革的地方”指的是?
　　伍绍祖：牌子啊，挣钱啊等等，你说那么多的竞技运动员，有多少伤残的，几乎所有的运动员都有……
　　人物周刊：当年。您曾是一位将军。为什么会突然到国家体委工作?
　　伍绍祖：这是组织的安排。本来李梦华退休后，体委内有人想当体委主任，争得很厉害，后来中央一考虑，就把我从外面给调过去了。
　　当时我是国防科工委的一把手，从来不看体育节目的。有一天，中组部给我打电话，说让你到体委怎么样，我说我行吗?对体育不懂啊，不过组织上如果决定让我去，我坚决服从。结果中组部的同志说，有你后面这句话就行了。
　　一打听，才知道原来是我中组部一个同学推荐的。在考虑体委主任人选时，我这同学就说，伍绍祖挺能干的，还有思想，让他去吧，结果就轮到了我头上。人物周刊：有一种说法。李梦华同志的退休是“兵败汉城”(在汉城奥运会上只获得5块金牌)的结果，是这样吗?
　　伍绍祖：李梦华是正常退休，不是因为汉城奥运会，因为他到年龄了(李梦华1922年出生，1988年退下来时为66岁，记者注)。我一到体委，就说明这个问题。
　　人物周刊：当时有人喊出“兵败汉城”。反思体育的“举国体制”成为潮流．作为刚上任的体委主任。您没有压力吗？
　　伍绍祖：没有。我不是个糊涂的人，我是个共产党员，干得好，让我干；干得不好，不让我干就得了，没想那么多。
　　人物周刊：您做过11年的体育界领导。如果现在再让您回头当体育总局局长。你会优先做什么?
　　伍绍祖：首先要把“全民健身计划”落实好，在此基础上参与“奥运争光计划”，推动整个体育卫生的发展，达到增强人民体质的目的。
　　
　　足球需要的是耐心
　　
　　人物周刊：我们都知道。足球改革是您搞起来的，而上次采访您，您提到是借江泽民主席一次给您打电话的机会搞的。当时的背景是什么?
　　
　　伍绍祖：1992年1月30日，中国国奥足球队在吉隆坡与韩国比赛失利。10分钟后，江泽民同志打来电话，说他看了比赛转播，很赞成韩国队教练讲的，一是心理因素很重要，再一个恐怕是一个队成熟起来要10年时间。江泽民要我们“胜不骄、败不馁”，要总结经验。我呢，就借这个机会开始搞足球改革，将足球作为改革的一个突破口。当时，中国足球确实差，拿差的东西来搞，即便搞不好也损失不到哪里，而且有国外许多现成的东西可以借鉴。所以，我就大力支持王俊生，让他放手来搞。
　　人物周刊：足球改革有没有遇到阻力?
　　伍绍祖：有人不赞成，他们觉得搞好了，有什么用?也不能拿到金牌――他们的基本想法就是弄金牌。
　　但我到体委的时候，国家给的全部经费只有2亿多元，分配给足球的只有100多万元。我的思路是，想搞好足球靠这点钱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要靠改革寻求出路。
　　人物周刊：您亲自抓吗？
　　伍绍祖：开始时他们每次座谈会我都参加。到1992年6月北京的红山口会议，开始真正动起来了。(由于这次会议为中国足球确立了改革的方向，若干年后被足球史官定义为“中国足球遵义会议”。红山口会议把中国足球推向职业化的流水线，也把自己推上祭坛。在它之后，中国足球的任何一次会议都没能像红山口那样备受尊崇。编者注)
　　人物周刊：红山口会议之后．就开始让各地搞足球俱乐部了?
　　伍绍祖：原来全国只有1000多名运动员踢球，到我离开体育系统时，全国有300多个俱乐部，6万多运动员在踢球，这就大不一样啦。但是，不靠国家、靠企业家的支持，也有问题。他们有的人就把球队当作广告，而且他们素质也不是很高，多搞一点道德的事，能当企业家吗?(笑)
　　人物周刊：伴随着改革，假球、黑哨什么的都来了。
　　伍绍祖：这个腐败问题，假球、黑哨啊，我不是很清楚。但任何一个体育项目，都有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哪个项目没有黑哨、假球?
　　人物周刊：足球改革过程中。涌现出了一批足球市长、足球书记．您怎么看?
　　伍绍祖：我最反对搞什么足球市长、足球书记，党委怎么来管足球?你的职务是来创造改革的环境，而不是亲自上场指挥，遇到外行就会在那里瞎指挥。我多次表示不满，说穿了，这是破坏足球改革!结果，我也没什么好下场。
　　人物周刊：足球承载了太多它不应该承载的东西?
　　伍绍祖：是啊，足球有它自己的规律，书记、市长你管它干吗?你支持它，可以给它政策。
　　人物周刊：能否对您推动的足球改革进行个评价?
　　伍绍祖：还在发展，错误缺点肯定是有，我们一直强调政治、思想觉悟，但社会风气不好，运动员也经常受影响。而运动员都是从球迷出来的，球迷又有很多人是低素质的。
　　人物周刊：您怎么评价2004年各个足球俱乐部老板的“足球革命”?
　　伍绍祖：共产党对足球的领导就体现在足协上，把足协打倒了，就是在足球领域把 共产党打倒了，我当时就这么说的。
　　人物周刊：放开搞不可以吗?
　　伍绍祖：一放就乱了，一帮子流氓就上来了，不信你试试看，“文化大革命”不是例子吗?中国就这个样，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绝对不能放弃。
　　人物周刊：中国足球现在需要做的是什么？
　　伍绍祖：德国的贝肯鲍尔告诉我，中国足球已经走上正轨了，现在需要的就是耐心，耐心等上30年。可我们有些人一点耐心没有，就想赢啊，你赢有什么用，体质不行，同样的比赛，人家没事，你有的踢完站都站不起来。那是拼命啊。最想赢球的并不是球迷，而是运动员，赢了球才有收入啊。
　　
　　延安、延安
　　
　　人物周刊：几天前。看到您和许多革命前辈的后代一起到周恩来老家探望。我们还知道您担任了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出身革命家庭的您是否对延安怀有一种特殊感情．谈谈您的经历吧。
　　伍绍祖：我1939年4月出生在西安，父亲伍云甫，当时任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处长。母亲熊天荆给林伯渠当秘书，生下我不久，碰上日军飞机轰炸，办事处驻地又遭到国民党特务监视。1940年2月我被带回延安，5岁开始上小学，中间经历抗战、内战，直到进入北京。
　　进北京后，1951年到1957年，我在北京完整地读了6年中学，期间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等都经历了，还拿着枪去站岗放哨。1957年，我考入清华大学，第二年入了党。
　　研究生毕业后，我以全国学联主席的身份到了团中央工作，但很快“文革”爆发，被打成“反革命”，和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全国青联主席王伟成为被批判的三巨头，后来就和胡耀邦一起被下放到河南潢川五七干校劳动锻炼。这个期间，我的父亲伍云甫也去世了。
　　后来林彪外逃，王震等人被解放出来，需要一个年轻人当秘书，让胡耀邦推荐。胡给介绍了10多个，其中就有我，说我各方面条件都不错，可惜就是“反革命”(笑)，后来王老拍板：我就要这个“反革命”!
　　在王震身边呆了三年多，有一次王震去见聂荣臻元帅，我跟着去了，聂帅得知我是研究生，很惊讶，说秘书谁不能干啊，研究生少呀!就这样，我就又被王震推荐给了主管国防科委的张爱萍将军，参了军。
　　1985年，开始任国防科工委的政委。当时，我年轻，工作又很出色，还是清华核物理的研究生，但1987年初出了胡耀邦问题，有人认为胡耀邦、伍绍祖是一伙的，体委那边呢，李梦华又出了刚才提到的事(指汉城奥运会只获得5块金牌，记者注)，就这么着，阴差阳错、借坡下驴，就把我弄到体委了。
　　后来，就到了中直机关工委，任副书记，再后来就到了全国政协。我呢，干什么都行，哪怕是个处级干部。呵呵，现在已经不是政协委员三个小时了(笑)(记者采访时十一届全国政协刚开幕三小时)。
　　人物周刊：您的人生历程光辉吗?
　　伍绍祖：不光辉，有些悲壮。
　　人物周刊：从人生经历看，胡耀邦、王震、张爱萍这三位前辈。都对您有过或多或少的影响。您怎么看他们三位?
　　伍绍祖：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共产党员。胡耀邦是我的思想老师，从实际出发、联系群众，在干校没别的事，就聊辩证法之类的；王震是我的政治老师，从他身上，我学到了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一切以人民利益为准则，组织性、纪律性等；张爱萍则是我的工作老师，什么是工作，工作就是斗争，从他身上，我学到了怎么把高尚的革命理想与实际工作结合起来……
　　人物周刊：30年来。中国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有人说。几乎是能改的都改了，但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呢?
　　伍绍祖：经济上也没改清楚，你能说市场经济就完全好吗?
　　政治体制改革也改许多了，你看现在多民主、多开放。
　　人物周刊：退休下来。您平时都经常看什么书?
　　伍绍祖：整天忙，去年一年我出差了20多次，书都没时间看。今天是你们过来采访了，昨天一帮子搞特异功能的人又来谈了一下午。
　　人物周刊：现在彻底退下来的您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伍绍祖：普通北京市民的生活，只是他们没我这种经历(笑)。
　　人物周刊：如果请您对今年的北京奥运会讲几句话。您会说什么?
　　伍绍祖：还是我过去提的，对运动员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对体育工作是：“全民健身与奥运同行”。
　　
　　一场球踢下来，我们运动员有七八个抽筋。人家一点事没有，光说我们的运动员不好，别的国家运动员好也不成，为什么你抽筋别人不抽筋?中国人吃了3000年的草，人家吃了300年的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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