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人能让埃及回到过去

　　“民主和自由有它自己的生长方式，所有人要顺应它，它也会吸纳所有人。穆斯林兄弟会能够向前发展，并且比现在更民主” 　　 　　阿布•法图（Abdel Moneim Abou el-Fotouh）略有些谢顶，头发和胡子一样花白，茶色眼镜片后面，目光仍然逼人，如果眉毛再上挑一点，简直和老年肖恩•康纳利一模一样。这位穆斯林兄弟会前高官已经决定参加年底前举行的总统大选，他对着镜头侃侃而谈，有时好似在发表一场演说：
　　“埃及人民是多么文明，多么友爱，多么富有教养！”
　　“无论是自由主义者、穆斯林还是基督徒，我们都是埃及的儿子。”
　　“我们是埃及人，我们不要当伊朗也不要当土耳其，埃及是一个伟大古老的国家，埃及人有自己的经验和方法！”
　　革命后的埃及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爱国，随处都能看到国旗。尼罗河边的水泥护栏前一天还是灰不溜秋，第二天就被涂上了红白黑三色，“以前，除了埃及国家足球队赢球，你哪里看得到国旗啊。”专栏作家索尼娅说。而现在，你不单满目国旗，还能经常听到这样的口号，“抬起你的头来，你是埃及人”，穆斯林则和科普特基督教徒手挽手对着镜头笑：我们都是埃及人！
　　这实际上是广场精神的延续――在那惊心动魄的18天里，埃及的穆斯林和基督徒就是这样一齐守护着他们的“解放广场共和国”的。在穆斯林祷告的时候，基督徒们手挽手保护着他们不受警察攻击，而基督徒礼拜时，穆斯林们也手挽手围出一个安全的地界。
　　穆斯林兄弟会，这个全世界最大也最古老的伊斯兰运动组织几天之后才加入革命，在2月2日的“骆驼之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那天，穆巴拉克政权雇佣的支持者骑着骆驼和马，挥舞着刀和大棒冲入解放广场，示威者猝不及防，组织严密的兄弟会这时发挥了作用，他们英勇地与之搏斗，保护了广场上的民众。
　　在埃及，靠谱是一种稀缺资源。多年来，在独裁者的打压下，埃及的民间社会一盘散沙，兄弟会则成为其间最富组织性的力量――它从未停止向这个国家的精神世界输出自己的价值观，但或许同样重要的是，它依靠自己的网络，填补了政府在公共服务方面的巨大缺失――与腐败而且效率低下的政府官员相比，穆斯林兄弟会纪律严明行动迅速，1992年开罗大地震，兄弟会开展有组织的救灾，效率胜过政府。在埃及，20%以上的注册NGO由兄弟会运行，它甚至还实施贫民医疗计划、建立贫民贸易网络，向穷人低价出售商品，从而吸引了相当一批支持者。事实上，这正体现了伊斯兰教的“五功”之一：天课（Zakat），即所有穆斯林必须按照一定的比例拿出自己的财产，提供给需要帮助的人。
　　就连我们约访的过程也可以从侧面佐证兄弟会的效率。我们一共联系了三位总统候选人，一位的电话永远不接，一位接听了电话，约好了时间，却就此消失，再也不接电话，只有法图的电话一拨即通，他请秘书为我们安排，秘书随即来电：可否写一封电邮介绍你们的媒体和来意？我们去信后，又请翻译电话询问：信是英文写的，可否？秘书一笑：“没问题！中文写的都没问题！”不久秘书再次来电：采访定在明天上午。
　　
　　国家之内的准国家
　　
　　1928年3月，哈桑•班纳在埃及创立穆斯林兄弟会，“我们都是为伊斯兰效命的兄弟，故我们是穆斯林兄弟会”。班纳怀念哈里发制度，希望将埃及变成伊斯兰教国家，据一位历史学家所述，他想要“变革人们的心智，指引穆斯林回到真正的宗教上来，远离欧洲殖民者带来的腐朽诱惑和各种器物”。而班纳的弟弟则回忆说，他有一种特别的能力，擅长将复杂和具体的事情简化成意识形态问题，并让大众接受。
　　二战期间，兄弟会开始参与埃及王室、华夫脱党和英国殖民者的政治角逐，并迅速坐大，到1948年底，穆斯林兄弟会已经成为国家之内的准国家，有自己的工厂、公司、医院，甚至军队。当年12月，感到危险的政府下令解散兄弟会，但20天后，首相反被兄弟会暗杀。当局旋即展开报复。两个月后，班纳也被当局暗杀――学者毕健康在《埃及现代化与政治稳定》一书中说，这种报复与反报复激发了“交互暴力作用模式”，而兄弟会的一系列暗杀活动、囤积武器对抗政府，开启了民间伊斯兰反政府暴力的先河，并被后来的伊斯兰极端组织继承和发展。
　　穆斯林兄弟会的势力如此之大，以至于军官纳赛尔在发动政变前也要与他们密谋：如果事败，兄弟会将帮助他们逃离埃及。1952年，政变成功，但两者的矛盾也随之暴露：纳赛尔控制军队，而兄弟会控制着清真寺，前者想要一种平等、世俗、工业化的社会主义，后者则希望实行严格的沙里亚（即伊斯兰教法，在许多地方，沙里亚被认为等同于宗教统治），斗争以纳赛尔的胜利告终――穆斯林兄弟会被解散，其成员纷纷被投入监狱。
　　纳赛尔的监狱促使兄弟会全面分化，其主流派别基本放弃了暴力政策，后来“有信仰的总统”萨达特上台，借宗教势力打击左派，为兄弟会的政治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但监狱的酷刑和羞辱也令一批兄弟会成员走上了更为激进的道路，一个名叫赛义德•库特卜的作家在狱中受尽折磨的故事广为传布，几乎成了殉教者受难的活剧。
　　库特卜与班纳同龄，和他一样具有简化问题的非凡能力，他在狱中完成了自己最重要的作品《里程碑》。在这部煽动性极强的宣言中，他把世界分成伊斯兰和“贾西利亚”两个阵营，后者指的是先知穆罕默德带来神谕之前的蛮荒时代。在他看来，应该有一个先锋队，在那些已经不信真主的伊斯兰国家率先发起复兴伊斯兰的运动，再引导伊斯兰实现其统治世界的使命，不然人类就会走向毁灭。1966年，库特卜拒绝假释，最终被施以绞刑，但他的思想已经流传开来，并将激励包括本•拉登在内的一代代“圣战者”，最终走上“9•11”之路。
　　
　　本希望通过从政来改变体制，却被体制改变了
　　
　　1977年2月，一个寒冷的冬日，当时的总统萨达特来到开罗大学与学生交流，一个医学院的学生举了很多次手仍然得不到发言机会，最后他径直走到话筒前面，开始攻击萨达特政府“不清晰的意识形态”，还有政府对伊斯兰学者和学生运动的镇压，这个人就是阿布•法图。
　　那时法图就留着胡子，一心想着要传播伊斯兰思想和建立伊斯兰国家，他反对男女同校、反对流行音乐、反对观看足球比赛……在他看来，任何形式的娱乐活动都会影响穆斯林信仰的虔诚。法图说，那一代年轻人转向伊斯兰化，转折点是1967年。这一年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仅仅6天时间，埃及、约旦和叙利亚联军就被以色列彻底击溃――这对很多穆斯林来说是莫大的羞辱，《里程碑》的精神像神谕一样在大大小小的清真寺里被提起：不是小小的以色列打败了阿拉伯国家，是这些国家被真主抛弃了，返回真主身旁的惟一途径，就是回归纯粹的宗教信仰：只有伊斯兰，才是出路。
　　法图和一些学生成立了一个叫“伊斯兰集团”（al-Jamaat al-Islameyya）的组织，“起初，我们主要是举办《古兰经》的朗诵会、在墙上写一些宗教规定，”法图回忆说，“然后我们就在黑板上写先知预言，最后我们开始写政治标语，号召穆斯林起来反抗不公正的统治。在我们看来，国家机构的存在和伊斯兰精神是冲突的，因此必须打烂，为此可以使用暴力。”
　　现在回想起这些，法图称那时的年轻学生，包括自己，都是一群不懂得妥协和宽容的伊斯兰极端分子，践行的其实是“文化人恐怖主义（intellectual terrorism）”，是穆斯林兄弟会向伊斯兰集团的渗透客观上促成了他的转变。
　　1970年代，在第三代总训导师泰勒迈萨尼的领导下，兄弟会宣布放弃暴力斗争，接受政治多元化并进入政治体制内部，以政治手段寻求社会变革。“本来希望通过从政来改变体制，结果却被体制改变了。”美国埃默里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凯丽•威克姆（Carrie Wickham）说。凯丽研究的是埃及与其他阿拉伯国家内部的伊斯兰势力，和穆斯林兄弟会不少成员有过深谈。“一旦进入政治体制，你就得淡化意识形态色彩，变得务实起来，因为你要和其他政治力量打交道，你要走出小圈子，和那些不认同你理念的人打交道，甚至合作去达成一些目标。”
　　凯丽认为，同理可以部分解释法图的转变――从愤怒青年到兄弟会内部改革派的一面旗帜。“过去30年，他要和伊斯兰组织之外的许多人和事打交道，比如人权活动家，比如鼓吹世俗化的知识分子，这些互动会持续发生影响。更重要的是，他要领导专业协会，而协会看重的是专业技术，不是意识形态。”看起来，开放总归可以改变一些事情，凯丽记得和法图同时代一位兄弟会领袖谈起自己当年访美的发现，“原来不戴面纱的女人也可以是体面、有修养的好女人！”
　　
　　是否应当宽容“不宽容”呢？
　　
　　不过，兄弟会仍是穆斯林兄弟会，不少埃及人怀疑它这些年改变的只是斗争策略，而不是最终目标――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正如它一直没变的口号：“……古兰经是我们的宪法，圣战是我们的方法，为真主而殉教是我们的愿望。”在我们采访后仅仅半个月，埃及媒体就刊出消息，因为违背兄弟会禁止成员直接参加选举的规定，法图被开除了。一些人认为这是兄弟会在履行承诺，但也有人说真正原因是法图的改革派立场，兄弟会仍然是个非常保守的组织啊。
　　7月29日那个周五的解放广场肯定加剧了后者的担忧，那天，“解放广场共和国”第一次被白袍子的伊斯兰主义者占据，一些人的口号变成了：“抬起你的头来，你是穆斯林。”而他们中间的沙拉菲派（SALAFIS，伊斯兰教强硬派别，鼓吹绝对遵守教法，拒绝一切“革新”）则高喊“伊斯兰，伊斯兰，不要世俗化，不要自由化”，甚至“奥巴马，奥巴马，我们都是奥萨马”。
　　“穆斯林兄弟会现在取得了合法地位，开始参与到民主进程中来，但我不会说，它一定能走向民主，变成一个民主的保守党派，”凯丽说，“在很大程度上它还是很保守，很想把自己的价值观施加到别人身上。它未来会不会和更加保守的沙拉菲派合作，推行沙里亚，也未可知……至于沙拉菲派，他们可能会觉得，不是民主了吗，我们表达自己的观点有什么不行呢？但难处就在这里：他们追求的是‘不宽容’的精神，那么是否应当宽容‘不宽容’呢？”
　　这正是未来埃及要回答的问题。
　　
　　“我可以代表沉默的大多数”
　　
　　人物周刊：穆斯林兄弟会早已宣布不会参加总统选举，也反对其成员参选，为什么你要坚持参选？
　　法图：穆斯林兄弟会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穆斯林兄弟组织，这个组织里没有人参选总统。他们的诉求不在政治，而在于传播伊斯兰的教法文化，所以他们对任何竞选者来说都不构成威胁，不会有人参加选举，不会有人参选议员，也不会有人去当部长。要从政的，是兄弟会成立的自由与正义党。我不是这个党的成员，所以我决定独立参选。90%的埃及人，无论是基督徒还是穆斯林，都与宗教关系密切，道德感很强，我觉得我可以代表这大部分传统的、保守的主流力量。他们以前被称为沉默的大多数，不愿意参与政治，因为经常“被代表”。
　　人物周刊：你有什么选举纲领？
　　法图：主要有4点。第一，保卫民主自由，并且让其理念深植人心；第二，要正义，保证司法独立；第三，推动发展，吸引国外投资，发展旅游，埃及75%的国土遍布文物，希望以后埃及每年能吸引两亿游客，不只是现在的两千万而已；第四，要发展教育和科研。最近30年，埃及的教育体系被破坏，我们要重建教育体系。现在埃及没有一所大学进入世界500强，那是因为这30年的腐败，我们要恢复大学科研，保证学术独立，让大学教授有时间进行教育和科研。
　　人物周刊：穆斯林兄弟会在未来会有什么改变？
　　法图：民主和自由有它自己的生长方式，所有人要顺应它，它也会吸纳所有人。穆斯林兄弟会能够向前发展，并且比现在更民主。2007年他们还规定说，根据伊斯兰教义，不允许女人和基督教徒参加选举。那时候我就提出反对，因为每一个人都有平等权利，但他们不接受这个想法。到了2011年，他们接受了。他们新成立的自由正义党，纲领里取消了（不允许女人和基督徒参选）这一条。他们发展得很慢，但还是发展了。
　　人物周刊：沙拉菲派呢？
　　法图：对于他们来说确实很困难，但这也是因为革命之前的独裁，而不是他们自己的问题。现在，在民主自由的环境下，沙拉菲派当然要参与社会，成为一支重要和活跃的力量。这种社会参与一定会改变他们的想法，我们也会和他们讨论交流想法，让他们变得更加务实。在民主和自由的环境下，我们都会有所改变，而不只是他们。我们会通过对话、通过彼此的合作让这个国家在尊重彼此想法的同时，变得更加宽容。
　　人物周刊：未来埃及会实行沙里亚吗？不少人担心这一点。
　　法图：首先，你得知道埃及宪法第二条规定了沙里亚是立法的主要原则，但我们要用更诚实、更干净、更透明的方式去立法而不是以腐败的方式。他们不会在埃及产生激进的东西，因为许多世纪以前他们就存在了。埃及会继续坚持共和制度，会继续坚持它的宪法，而埃及的所有法律都要通过民选的议会才能生效，不管这些法律是什么。只要我们坚持干净、透明、民主，沙里亚就不会产生激进的东西。
　　人物周刊：埃及人为民主自由的到来做好准备了吗？
　　法图：埃及在1952年前有长时间的民主时期――从1870年代到1952年。仅仅是在过去60年，埃及才变成一个压制性的国家，我们能够重建民主制度下正常应该拥有的一切。我们在解放广场建立了埃及的新的认同，你看到了埃及人是多么富有教养和友爱。要知道有10%的埃及人，也就是1000万人参与了抗议，而与此同时没有警察维持秩序，可是并没有发生教派冲突，这意味着埃及人已经不再介意彼此的不同，我们是文明的有教养的人，我们依靠它来建立认同，尊重彼此。这所有的美德和善行加在一起，会让我们的国家变得更好。
　　人物周刊：看起来你对这个国家的和平转型相当乐观。
　　法图：非常乐观，因为人们已经上街，没人能让埃及回到过去，没有力量能做到这一点，否则人们会再次上街抗议。所有的人，包括穆斯林兄弟会的人都有这个共识，不能回到过去了。
　　（参考资料：毕健康《埃及现代化与政治稳定》、劳伦斯•赖特《巨塔杀机：基地组织与9/11之路》、John R.Bradley《Inside Egypt》、Tarek Osman《Egypt on the Brink》，以及《纽约时报》、《今日埃及》等媒体相关报道。感谢张洁平和阳光国际报道团队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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