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001号调解员”

发布时间:2020-04-11 来源: 日记大全 点击:

     在上海每年200多起刑事案件中,有100多起是由民事案件转化的。人民调解通过避免纠纷的激化,而防止这类纠纷演变成自杀、凶杀、重伤刑事案件,如果人民调解工作得力,那么将对社会的稳定起到重大作用。散布在各个社区的人民调解员,构成了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
  
  做人民调解员13年,杨伯寿今年统计了一下,自己经手调解的案子,已经有2549件。在街道做调解,遇到的问题无外乎是邻里纠纷,家庭矛盾。细说起来,一地鸡毛,都是些鸡零狗碎的小事情。公用灶间的台子谁多占了5厘米,楼上扔垃圾砸坏了楼下的雨棚,装防盗门霸去了公用部位,儿女不肯赡养老人。诸如此类的问题,占据了杨伯寿离休后的全部生活。
  说是小事,但这些小矛盾、小纠纷、小争执如果不能得到即时的化解,谁也想象不到有一天它们会发展到哪一步。有一些惊天大案,都是从不起眼的小事开始的呢。如果把每起案件按照当事双方两个家庭涉及到6个人来计算,2549起案件,它可能就牵扯到5000多个家庭的悲欢离合,15000多人的喜怒哀乐,具体到在社会上所影响的范围,用数字已经无法估量。
  调解纠纷,杨伯寿要经常走家串户,他的"通行证",就是挂在身前的一个胸牌,上书"上海市001号首席人民调解员"。这个称号,杨伯寿当之无愧。
  2007年,上海评选"平安英雄",杨伯寿是候选人。网上投票,工作室的同事都很踊跃,倒是家里人不肯帮他这个忙。"我做这个工作,夫人有意见,儿女不支持。我们家除了我夫人,儿子媳妇、女儿女婿都会上网,他们都不肯给我"点"。还说不能给我"点",评上了我更会没完没了。所以我只得了个"平安英雄"的特别提名奖。"
  退休的时候,杨伯寿就已患上糖尿病,不过现在,他停止吃药已3年。"得糖尿病不吃药,这在全上海恐怕也是不多的。"因为工作的缘故,他每天要步行3小时,旧公房没电梯,他一把年纪还总是要爬上爬下。渴了就来根本地黄瓜,每天定时吃饭。运动加食疗,竟能替代药物,杨伯寿说,这是他为社区百姓调解纠纷带来的另一个收获。
  
  叶落归根
  
  1950年,17岁的杨伯寿从上海中华会计学校(立信会计学校前身)毕业。走出校门,他一心想当兵,想抗美援朝上前线,因为是家中独子,部队不收。他跑到无锡,找到时任无锡市市长的舅舅包厚昌,希望帮忙找份工作。在革命战争时期包厚昌曾任太湖地区游击队司令,后来编入粟裕的部队。
  包厚昌交给杨伯寿一封信,让他凭此信件到上海找"陈毅军长"。1950年秋,杨伯寿来到上海汉口路93号,当时这里是上海军管会所在地,通过一位姓李的秘书,将舅舅的信件递交给了陈毅。不到半小时,秘书出来说:过去知识分子投奔革命都去延安,现在解放了,东北这个老解放区要搞经济建设,需要大批的知识分子,如果你愿意带上一些同学一起去东北,陈主任可以给你们写封信,让你们到东北去找高主席(高岗)。
  4天后,李秘书交给杨伯寿一封信,抬头是"东北人民政府高主席启",落款是"上海市军管会陈"。拿上这封信,带着另外6位男同学,每人揣着军管会发给的30块大洋。杨伯寿他们就此踏上了去东北的路程。
  在火车上辗转7天,那一年的12月初,他们终于来到沈阳。旅途的疲惫和东北严冬肃杀恶劣的天气,让7个人从下车那一刻起就产生了重大分歧。其中4人当场买好火车票返回上海,杨伯寿带着另外两个同学,乘车来到沈阳北陵东北人民政府所在地,见到了人称"高大麻子"的高岗。
  第二天晚上,高岗请这3个"小南蛮子"吃饭,叮嘱他们这顿饭后,大家就各奔他乡,参加东北的社会主义建设。晚餐他们吃了大米饭,第二天的早晨是小米饭,米粒像鱼籽,一颗颗难以下咽,到了中午,端上来的就是红兮兮的高梁米饭了。可是,既然来了,无论生活条件再艰苦,自己也不能打退堂鼓。两位同伴被分去了黑龙江,杨伯寿留在了东北人民政府办公厅,做起了会计。
  杨伯寿在东北这一呆,就是40多年,其间他曾给王震将军做过经济参谋,还曾担任黑龙江建设兵团(后改为省农垦总局)计委主任、引进外资办主任、规划办主任等职务。1986年,52岁的杨伯寿从英国剑桥大学进修回国,便萌生了离开农垦系统的念头。3月,他随同王震到邓小平的家中,正在看电视的邓小平给他一个建议,让他留在新成立的国家土地总局担任办公厅主任。杨伯寿反复思量,还是觉得留在北京不合适,后经中央批准,杨伯寿调回上海。
  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江泽民找他谈话:上海的发展需要原材料。你在东北工作几十年,有经验,就去做上海驻东北的"经济大使"吧,到东北三省去,搞好关系,筹集资源。刚刚回到上海的杨伯寿,板凳还没坐热,又起身返回了东北。这一次他带着江泽民写给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领导的亲笔信走马上任,做起了上海市人民政府驻东北三省哈尔滨办事处主持工作的副主任,党政工作一肩挑起。
  少小离家老大回。当杨伯寿正式退休回到上海,时间又过去了8年。他以为这一回,自己可以含饴弄孙,颐养天年了,他不知道从这一刻起,又一段崭新的人生旅程,已经在他的脚下悄然展开。
  
  苦心婆心
  
  
  1994年的一天,杨伯寿因为丢失了身份证,来到杨浦区延吉居委会补开证明。在填写表格时,一旁的居委会党支部书记看到了他填写的内容,对这位刚刚退下来的"老革命"发生了兴趣。他说,老杨,我们这儿正少个调解主任,我看你干正合适。杨伯寿问,调解主任是干什么的,我可一点不明白。书记说,居委会的工作,是"上管大总统,下管垃圾筒",调解工作就是处理街道里邻里之间和居民家庭的纠纷,哪里出现矛盾,你帮着处理一下就行。杨伯寿想,自己做经济工作是驾轻就熟,现在要来做调解,心里还真是没有底。书记给他鼓劲说:不难,你做一下就知道了。
  杨伯寿就此走马上任,这个调解主任一做就是5年。他把每个居民遇到的问题,都当成自己家里的事情来对待,这个常常戴顶鸭舌帽、穿件夹克杉、身形瘦弱的老人,很快就以自己的耐心、善意和智慧,赢得了社区居民的信赖和尊敬。2001年,上海开始实行首席人民调解员制度,杨伯寿成为首批被聘人民调解员,也因为在人民调解这个平凡岗位上所付出的努力,成为了上海市的001号人民调解员。
  2006年11月的一天,杨伯寿正在工作室接待居民来访,听到门外有人喧闹,就问什么事。同事告诉他,一个老先生因为家庭纠纷已经绝食4天,一定要他出面才肯谈问题。杨伯寿马上中断眼前的谈话,5分钟后就赶到老先生的家。
  躺在床上奄奄一息的老先生对赶来的杨伯寿提了两个要求,一是要把儿子和孙女的户口马上从自己的户籍上迁出去;二是今后自己要一个人住,房子的产权将来也要归他所有。杨伯寿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他就吃饭,不解决,他坚决不吃饭。
  听完老先生的要求,杨伯寿对他说:户口问题不归我管,它归公安局管,我可以想办法,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不过,你也要答应一个我的要求,就是从今天中午开始先吃饭。一般人4天不吃饭,基本就挺不过去了;要是肯喝水,可以坚持15天;要是窒息,7秒钟就不行了。这些道理,你年龄比我大,比我懂得多。话已至此,老先生60多岁的大儿子,端上了一碗荷包蛋面,杨伯寿看着他一口一口吃完,才匆忙离开。他也带病在身,每天要赶在11点半吃中饭。
  杨伯寿随后找来老先生的儿子进行协商。这个儿子说,要迁户口可以,现在是市场经济,父亲必须要补偿给他两万块钱。杨伯寿觉得,这个问题可以稍后跟老先生商谈,现在人命关天,必须马上把儿子的户口先迁出去,于是他自己想办法先垫付了两万块钱,第二天儿子的户口就迁了出去。
  
  接着是孙女的户口问题。杨伯寿再到老先生床前,耐心开导:你的孙女是知青子女回沪,户口落你这里,合情、合理、合法。户口你就不要让她迁了,我想办法让她在外面租间房子,不住在你这里,行吗?其实啊,你有两间房,让她住一间,怕啥呢。孙女啊,隔代人啊,看到她你应该高兴得淌眼泪才对,怎么就恨成这副腔调呢?别的问题好商量,孩子的户口就不要让她迁了,我们上海也是有这个政策的。请你老人家网开一面,就算给我老杨一个面子,你看如何?
  解开了老先生的第二个心结,杨伯寿让孙女跟爷爷签订了一个书面协议:户口继续放在老先生这里,今后这个公房买下来,产权只属于老先生。孙女签字认可,这起纠纷用了15天的时间,才算画上了一个句号。
  说起这件事,杨伯寿长叹一口气:老先生之所以跟儿孙翻脸,是因为孩子们不孝顺,坑老,吃老。老先生每月900块退休工资,孩子长期住在他这里,自己有工作,却从来不肯交水电煤气费。三个孩子中,女儿说将来不要老先生的房子,从此也就对父亲的情况不闻不问。
  "老百姓有句话,你可以放弃权利,但不能放弃义务。她要么是法盲,不懂这个道理,要么是懂的,却明知故犯。这样的问题,法院是管不到的。我经常跟老年朋友说,老年人有两项权利,坚决不能放弃,一个是住房权不能放;还有一个是钱权不能放。"杨伯寿还在社区举行座谈会,把这个经验向老年人广泛宣讲。一次有位中年妇女气急败坏跑到工作室,指着杨伯寿破口大骂,她费尽心机好容易说动母亲同意,要把房子的产权过到她的名下,听过杨伯寿一场座谈会,母亲回家就改了口,再不肯去办产权过户。杨伯寿的话,给这位母亲提了醒,也真正说到了她的心里。
  
  设身处地
  
  杨伯寿迄今还记得刘云耕同志到家里登门慰问时,告诉他的一个事实:在上海每年200多起刑事案件中,有100多起是由民事案件转化的。人民调解通过避免纠纷的激化,而防止这类纠纷演变成自杀、凶杀、重伤刑事案件,也防止从个案演变成群访、集访、集团性诉讼事件,也就是说,如果人民调解工作得力,那么将对社会的稳定起到重大作用。而调解员就是散布在各个社区中的"稳定剂"。他们构成了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
  过去调解委员会工作的范畴,主要集中在一些家长里短的民事纠纷,2002年年初,杨浦区司法局以延吉和定海两个街道为试点,开始推行轻伤害案件委托人民调解工作,创设出一种警民联调,即公安机关委托人民调解的工作模式。过去一些必走司法程序的轻伤害案件,现在只要当事双方都有调解的意愿,就可以移交到街道或镇上的人民调解委员会。
  如果双方经过调解达成协议并正常履行,司法机关就不再追究加害人的责任。同时,这份协议还具有法律效力,一方反悔,法院可以强制执行。试行一段时间后成效显著,2005年杨浦区将这一工作模式覆盖到了公、检、法的全部环节。
  2005年9月,一桩发生在两个在校学生之间的轻伤害案,由杨浦区司法局移交到杨伯寿的手中。当事双方在同一所学校读书,加害人小顾听说隔壁班有人要打本班的同学,就跑到学校食堂责问那个班的班长小赵是否确有此事。两人一言不合动起手来。结果把小赵的鼻梁骨打折,还出现了明显的移位。小顾因为涉嫌故意伤害罪,被区公安分局取保候审。
  案件移送区检察院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检查科(以下简称未检科)后,这个机构的工作人员觉得,小顾是未成年人,还是在校学生,学校反映他平时一直表现不错,学习成绩也比较突出。未检科还给小顾做了心理测试,发现他平时有一定的自控能力,偶尔会有些冲动,而且现在已有了悔过心理。承办检察官认为,这个孩子属于初犯,悔过的态度也很诚恳,与一般的故意伤害案有明显区别。这种情况下,采用委托调解的方式解决问题,或许更能起到积极的作用。
  杨伯寿所在的延吉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组成了人民调解庭,分别找两位当事人谈话,了解了事实,并做了笔录。12月16日就要开庭了,小赵的母亲流露出了不满。她说,事情已经过去3个月,为什么不让她跟小顾见一面,调委会是否对小顾有所偏袒?
  杨伯寿连忙跟她解释,不让你看,只是怕见面后你们情绪控制不住,又发生了别的伤害,这是从形式上对小顾的一种保护,也是希望案子能顺利得到解决。对杨伯寿的这番解释,小赵的母亲一句也没听进去,在正式调解前她一定要见一见伤害她儿子的小顾。
  杨伯寿只好再去做小顾的工作。他对小顾说,你年龄很小,前途很大,做了错事是因为事出偶然。现在小赵的母亲要见你,见面的时候,无论如何你都要有个好态度,第一,你要诚心诚意地向她认错;第二,你要告诉她,你不是故意的;第三,表表决心,保证以后不会再犯。杨伯寿的话,这孩子听了进去。他在杨伯寿的办公室,跟小赵母亲见了面。小顾将杨伯寿叮嘱的话,一一说给了小赵母亲听。说到后来,小顾泪水盈眶,小赵母亲也泪流不已。
  事情的结局,是小顾一次性给予小赵3万元钱的补偿,小赵也自愿放弃追究小顾的刑事责任和其他民事责任。这样,一起可能会判加害人半年到一年徒刑的刑事案件,通过人民调解的方式得到了彻底解决。杨浦区检察院也根据有关规定,对小顾免予起诉,公安机关也做出了销案处理。
  "用这种方式来处理,并没有与法律精神相违背,可是如果案子走入常规司法程序,小顾很有可能被判刑,这不仅对小顾的家庭是个沉重的打击,如果他觉得判决不公,还给社会增加了一个对立面。"杨伯寿说,现在用调解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好处显而易见。小顾受到刑事处罚,今后读书、就业、出国都会受到一连串的影响。现在他可以继续读书,前途也会受到干扰,跟小赵的关系,也不会结下太深的恩怨。说不定将来,两人还能交个朋友呢。"
  杨伯寿今年75岁,如果身体允许,他想干到80岁。"退休前的43年,我是为国家服务;退休后这十多年,我是在真正为老百姓服务。剩下5年里,争取再做500个案子,到80岁彻底退下来,那时候经手的案子差不多要有3000件。"杨伯寿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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