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内需结构转型的三张通行证

　　世界金融危机一来，中国国内实体经济深受其害，人们这才发现，我们的现代化基础是如此薄弱。我们寄希望于扩大农民的消费来刺激内需，并实现经济转型，但失业潮、农产品价格降低等一系列因素使农民自身难保。笔者十分赞成华生、罗小朋、张学军、边勇壮四位孙冶方经济学奖获得者在2008年12月27日《新京报》上撰文所持的观点：农民工变市民是下一个30年发展的引擎。
　　纵观全球，没有一个发达国家的农村人口会超过10%。这是一个铁律，中国内地也不可能既把农民摁在土地上又收获现代化的甘甜果实。官方数字说，30年来我国城市化率已经达到44.9%，城镇人口已达5.9亿。然而，很多学者却认为，中国真实的城市化率实际仅有27%左右。如果大量农民无法顺利转化为市民，中国的现代化就是沙上建塔，所谓培育内需、实现经济结构转型等等也就只能成为空想和空话。
　　在此，我们有必要就三农问题多问几个为什么，以便于理清下一步改革的思路和着眼点。
　　为什么内地一些城乡接合部或东部地区的村主任选举竞争总是相当激烈，甚至到了几乎年年都有地方闹出人命的地步，这可能算是世界上竞争最激烈的职位了。而那些偏远地区的村干部照例是“请我都不做”，“空壳村”也并非少数。为什么同样的基层自治组织，城市的业主委员会很少有人问津？为什么上访、投诉、举报事件中，以征地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和干群矛盾越来越多？其中相当多的内因，无非是农民残缺的土地和农房权利；其中相当多的秘密，出在地方掌权者或“集体”代表人拥有了本不该拥有的土地与农房支配权力。众所周知，马克思曾生动地描述过资本家对利润的追逐。实际上，对暴利的追逐，从来不只是商人的专利。在我国一些地方，土地农转非的过程中，其中的暴利又岂止是3倍？笔者2003年曾根据某地征地和出让地价格进行一番比较，一出一进的最低差价是40倍，最高285倍！如今这么多年过去，相关方面的“利润”更高了，因为征地价格基本未变，而出让地早已经“地王”频现。与此直接相关的另一方面，是农民作为个体却往往不能自主自由地将自己的土地和农房转化为进城创业的资本。
　　为什么农民工进城带来了如此之多的留守儿童留守妇女和留守老人？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叶敬忠及其26人组成的课题组，通过两年时间的研究估算，留守儿童总数约2300万人，留守老人总数约1800万人，留守妇女总数约4700万人（2008年12月20日《新京报》）。这个数字有可能被严重低估。根据农业部部长孙政才的公开说法，2007年农民工达到2.26亿人。去年2月27日，全国妇联发布《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状况研究报告》说：“目前，我国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力约1.3亿人。根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的抽样数据推断，全国农村留守儿童（17周岁以下）约5800万人，平均每四个农村儿童中就有一个多留守儿童。”这是根据1.3亿农民工的估算数字，如果根据2.26亿农民工来估算，数字还要更庞大。留守妇女、留守老人亦然。
　　为什么他们都被迫选择了留守？对于留守儿童来说，户籍壁垒、不能在当地参加高考，当然是主因之一。但是留守老人留守妇女呢？难道他们自甘自愿过一种长期没有亲情爱情的生活，只把自己当成挣活口的牲口和苦力？
　　不是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当下农民工在城市的居住条件极其恶劣，居住权利严重匮乏！工棚和集体宿舍就是绝大多数农民工的家！这种情况下，农民工的家庭生活怎么可能？更令人骇异的是，还有不少企业为了生产效率的需要，居然禁止员工外宿，农民工自己租房也不行！日前，中国人民大学宪政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许崇德宪法学发展基金评选出了2008年十大宪法事例，广东法院判决企业禁止员工外宿违背宪法精神名列第三。你想不到这是现代文明社会的企业规定。
　　我认为，政府为农民工提供适宜家庭生活的廉租房应该从速提上议事日程了！由企业提供租房补贴，并且由企业开通工地到集中居住地的班车，应该成为改善农民工生存状况的人权指标。如果这点做不到，应该允许贫民窟的存在。有家、有精神生活和社区生活的贫民窟，即使简陋，是不是比工棚和集体宿舍的生活更为人道？
　　为什么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城市化都会节约土地，唯独我国却完全相反？因为土地和农房制度僵化，因为农民工及其家庭的进城权利得不到保障，在城市没有归宿感，因此一有钱就回老家盖房！城市越发展、农村外出打工者越多，回乡盖房、盖大房子的也越多，农村房屋的空置率也越来越高。这是土地和住房的双重浪费。
　　以此看来，土地和农房确权、农民工的城市住房权利、户籍改革，乃是农民变市民、实现中国经济向内需型结构转型和中国现代化的三张必不可少的通行证。（作者系北京资深评论员，知名杂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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