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耀杰：《两地书》中的鲁迅与许广平

　　在女师大风潮中，鲁迅坦言自己是一个“党同伐异”的人物，他所认同的“同党”，很大程度上是许广平加入的正在“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国民党，以及由曾经留学法国或日本的教授学者所组成的法日派。女师大风潮之所以愈演愈烈，就是因为以国民党元老、北京大学教授兼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长、中法大学代理校长李石曾为首的法日派，想让另一位国民党高层人士易培基取代杨荫榆的校长职位。“某籍某系”的马裕藻、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等人，既是国民党的资深党员又是法日派的中坚力量。鲁迅所攻击的“异党”，主要是杨荫榆、章士钊以及基于既不“党同”也不“伐异”的独立立场自由发言的《现代评论》同人。因为章士钊和《现代评论》同人在某些观念上与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较为一致，研究系又是国民党“党同伐异”的最大异党，鲁迅和许广平有时也把实际上具有国民党背景的《现代评论》同人，当成所谓的“研究系”加以讨伐。这些历史事实，在《两地书》原信中有最为充分也最为集中的记录和体现。只是在《两地书》1933年4月由上海青光书局出版时，已经加入左联的鲁迅，对于原信内容进行了大量的改写和删除。（1）最近几年才得以公开出版的《两地书》原信，为重新认定历史事实提供了第一手的原始材料。

　　一、许广平与鲁迅的书信情缘

　　1925年3月11日，27岁的女师大学生自治会总干事许广平，亲自登门给45岁的既是授课教师又是教育部佥事的鲁迅送去第一封信，自称是“当你授课时，坐在头一排的坐位，每每忘形地直率地凭其相同的刚决的言语，在听讲时好发言的一个小学生”。许广平写这封信的目的，是就校内愈演愈烈的风潮寻求鲁迅的指导与拯救：“先生，你看看罢。现在北京学界中发生了驱逐校长的事，同时反对的，赞成的，立刻就各标旗帜，……他自信是一个刚率的人，他也更相信先生比他更刚率十二万分的人，因为有这点小同，但对于先生是尽量地质言的。……我现在希望你把果决的心意缓和一点，能够拯拔得一个灵魂就先拯拔一个！”（2）

　　被许广平认定为“更刚率十二万分”的鲁迅，在当天写出的回信中对女师大校事避而不谈，说是“我连自己也没有指南针，到现在还是乱闯，……总结起来，我自己对于苦闷的办法，是专与苦痛捣乱，将无赖手段当作胜利，硬唱凯歌，算是乐趣，……这真是没有法子。”（3）

　　许广平接到这封“真是没有法子”的回信后并不泄气，反而从鲁迅平时的讲课中发现了比“专与苦痛捣乱”更加激烈的“无赖手段”：“奇形怪状层见叠出，这叫人如何忍耐得见看，无怪先生要当‘土匪’去了！也杀个干净，痛快痛快！”（4）

　　比起许广平的“刚率”与“痛快”来，忧愤深广的鲁迅更关注的是国人乃至全人类的大命运：“现在的所谓教育，世界上无论那一国，其实都不过是制造许多适应环境的机器的方法罢了，要适如其分，发展各各的个性，这时候还未到来，也料不定将来究竟可有这样的时候。我疑心将来的黄金世界里，也会有将叛徒处死刑，而大家尚以为黄金世界的事，其大病根就在人们各各不同，不能像印版书似的每本一律。要彻底地毁灭这种大势的，就容易变成‘个人的无政府主义者’，《工人绥惠略夫》里所描写的绥惠略夫就是。这一类人物的运命，在现在，——也许虽在将来，是要救群众，而反被群众所迫害，终至于成了单身，忿激之余，一转而仇视一切，无论对谁都开枪，自己也归于毁灭。”（5）

　　从不仅与眼前的人类社会针锋相对，对于悬置于未来的“黄金世界”也要势不两立的“个人的无政府主义者”绥惠略夫身上，鲁迅既找到了“黑暗”的同点——“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只觉得‘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所以很多着偏激的声音”——同时又发现了超越“黑暗”的异点：“中国大约太老了，社会里的事无大小，都恶劣不堪，像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什么新东西去，都变成漆黑，可是除了再想法子来改革之外，也再没有别的路。……我所以主张‘壕堑战’的原因，其实也无非想多留下几个战士，以得更多的战绩。”

　　在下一封信中，鲁迅进一步透露了战斗的信息：“这种漆黑的染缸不打破，中国即无希望，但正在准备破坏者，目下也仿佛有人，只可惜数目太少。然而既然已有，即可望多起来，一多，就好玩了，——但是这自然还在将来；
现在呢，就是准备。”（6）

　　比之于鲁迅诉诸“将来”的务虚，许广平表现出的是急功近利的直接行动，而且与中国传统宗教神道古已有之的“存天理灭人欲”的替天行道及自我表现直接挂钩：“年假中，及以前，我以为对校长事主张去留的人，俱不免各有复杂的背景，所以我是袖手作壁上观的态度，开学后，目见拥杨的和杨的本身的行径，实在不由得不叫人怒发冲冠，施以总攻击，虽则我一方面不敢否认反杨的绝对没有色彩在内，但是我不妨单独的进行我个人的驱羊运动。……粤地思想较先，故近时所倡之妇女解放，在民元时该处已畅发无余，因之个人亦大受影响，加之先人性俱豪直，故学生亦不免粗犷，又好读飞檐走壁，朱家郭解，助弱锄强，草上霜……之流，更幻想得作剑仙其人者，以杀尽天下不平事。”（7）

　　在此之前，许广平显然已经在鲁迅身上花费了不少的功夫，并且由此认定只有鲁迅才是自己寻求铁杆救星乃至终生寄托的最佳选择。于是，她在这封信中继续写道：“吾师来书既云‘正在准备破坏者，目下也仿佛有人’，先生吾师，这是真的吗？我喜极欲狂矣！不知他——准备破坏者——如何结合法，是否即吾师所称的‘做土匪去’呢？我不自量度，才浅力薄，不足与言大事，但愿作个誓死不二的‘马前卒’忠于一种我以为对的主义之下，不管这团体是直接间接，成立与未？总之建设与努力，学生是十分仰望于先生……”

　　既然要替天行道，就需要拥有或占有反人欲不反天理、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存天理灭人欲”的绝对天理，或者说是抢占一个既可以抬高自己又足以压倒敌人的强理强权制高点。许广平并没有自己的绝对天理，而是把自己所崇拜的“先生吾师”鲁迅，当成了“我以为对的主义”的化身。鲁迅在回信中，并不解答许广平一厢情愿地寄托在自己身上的“我以为对的主义”，反而对别人的“主义”加以攻击：“在中国活动的现有两种‘主义者’，外表都很新的，但我研究他们的精神，还是旧货，所以我现在无所属，但希望他们自己觉悟，自动的改良而已。例如世界主义者，而同志自己先打架；
无政府（主）义者的报馆，而用护兵守门，真不知是怎么一回事。……我有几个学生在军中，……一人就在惠州，虽闻已胜，而终于没有信来，使我常常苦痛。”（8）

　　这里所说的“世界主义者”，就是作为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并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创始人陈独秀和李大钊是鲁迅《新青年》时代的同人和朋友。“无所属”的鲁迅，显然是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与无政府主义之外的国民党广东政府及其军队的。“一人就在惠州”指的是在北京大学听过鲁迅讲课，后来到广东考入黄埔军官学校并参与讨伐陈炯明的李秉中。

　　接下来，鲁迅在书信中初步完成了收编许广平的精神程序：“但我总还想对于根深蒂固的所谓旧文明，施行袭击，令其动摇，冀于将来有万一之希望。而且留心看看，居然也有几个不问成败而要战斗的人，虽然意见和我并不尽同，但这是前几年所没有遇到的。……我现在还要寻生力军，加多破坏者。”

　　要收编别人入局，自然应该付出相应的代价。于是，女师大学生自治会总干事许广平所面临的难题，就成了教育部佥事兼女师大讲师鲁迅的难题：“两方面的信，想先生必定已经见及，我们学生五人信中的话，的确一点也没有虚伪，不知对方又将如何设法对付，鲁迅师：现时已到‘短兵相接’的时候了！老实人是一定吃亏的，临阵退缩，勇者不为，无益牺牲，知者不可，中庸之法，其道为何？先生世故较后生小子为熟识，其将何以教之？”（9）

　　二、鲁迅对女师大风潮的直接介入

　　许广平所谓“两方面的信”，其实只是金涵清、孙觉民、许广平、姜伯谛、刘和珍五个人单方面印刷出来到处散发邮寄的一封反对女师大教务长薛培元的公开信。鲁迅在回信中一改此前对于女师大风潮漠不关心的态度，正式进入角色替许广平运筹帷幄：“我先前收到五个人署名的印刷品，知道学校里又有些事情，但并未收到薛先生的宣言，只能从学生方面的信中，猜测一点。……如果自己要辞职而必须牵连几个学生，我觉得这办法有些恶劣。但我究竟不明白内中的情形，……现在已没有中庸之法，如果他的所谓罪状不过‘声势汹汹’，殊不足以制人死命，有那么一回反驳的信，已经可以了。此后只能平心静气，再看后来，随时用质直的方法对付。”（10）

　　为鲁迅没有看到的另一方面的文本，是女师大教务长薛培元4月3日致本校学生的辞职信：“同学诸君，今日部视学来，忽在各墙壁上有匿名揭贴之发现。愚以其迭出轨范，与全校同学名誉大有关系，当即亲手撕去。乃有金涵清、孙觉民、许广平、姜伯谛、刘和珍诸君声言揭贴系出同学公意，不应扯掉，气势汹汹，几不可遏。逾时未久，遂又在教务处门旁贴有此等揭贴：薛先生你真没人格当杨荫榆的走狗还想当我们的教务长么快滚蛋吧……愚自惭无才，不善应付，已即日引退。”（11）

　　对于4月3日发生的事情，自以为“的确一点也没有虚伪”的许广平在下一封信中又改换口气，承认自己一方有“虚伪”的嫌疑：“贴在教务处骂他的条纸，确有些过火，所以五人的信也只可推开这层不提，因为实非五人参与而知者……群众的事，一时未预先防备得到，总不免闹出有失慎重的时候，只怪我们当时没有眼见，不及防事未然……”对于鲁迅“只能平心静气”的教导，许广平也没有言听计从，而是再一次表现出“存天理灭人欲”的替天行道者所常有极端情绪：“诚思得若干同志，暗中进行博浪一击，对于将签字于金佛郎，及违反民意的乱臣贼子，仗三寸剑，杀万人头，饮千盏血，然后仰天长啸，伏剑而殉……”（12）

　　就鲁迅来说，仅凭一面之辞就斥骂薛培元“恶劣”，难免有对许广平偏袒的嫌疑，其直接结果是许广平于1925年4月12日携同学林卓凤到北京宫门口西三条胡同21号的鲁迅家中登门“探险”。鲁迅回报于许广平的，则是利用职务之便主动打探和提供官方情报：“学校的事，也许暂时要不死不活罢。昨天听人说，章太太不来，另荐了两个人，一个也不来，一个是不去请。还有某太太却很想做，而当局似乎不敢请教。听说评议会的挽留倒不算什么，而问题却在不能得人。当局定要在‘太太类’中选择，固然也过于拘执，但别的一时可也没有。……我有时也能辣手评文，也常煽动青年冒险，但有相识的人，我就不能评他的文章，怕见他的冒险，明知道这是自相矛盾的，也就是做不出什么事情来的死症，然而终于无法改良……”（13）

　　由此可以看出，杨荫榆就任女师大校长虽不是众望所归，也算得上是较为合适的人选，何况还有“评议会的挽留”。在没有更好人选的前提下，女师大学生单单为自己的学业，也应该与本校的师长乃至更高一级的教育当局进行最低限度的合作。女师大学生以学生自治会的名义驱逐由政府而不是学生自治会任命的国立大学校长，无论有多么强硬的理由，至少在程序上是非法的。身为师长，鲁迅本应该为已经“相识”的许广平着想，贡献出合理合法、与人为善的建设性努力，事实却恰恰相反，为人师的鲁迅反倒在女学生许广平的影响带动下，在“煽动青年冒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登门“探险”之后，许广平的一往情深在奇思妙想中得到诗意升华：“‘秘密窝’居然探险（？）过了！归来的印象，觉得在熄灭了的红血的灯光，而默坐在那间全部的一面满镶玻璃的室中时，偶然出神地听听雨声的滴答，看看月光的幽寂：在枣树发叶结果的时候，领略它风动叶声的沙沙，和打下来熟枣的勃勃，再四时不绝的‘个多个多’！‘戈戈戈戈戈’的鸡声，晨夕之间，或者负手在这小天地中徘徊俯仰，这其中定有一番趣味……”（14）

　　作为响应，鲁迅在写于1925年4月22日的回信中进一步表示：“我总觉得还该耐心挑拨煽动，使一部分有些生气才好。去年我在西安夏期讲演，我以为可悲的，而听众木然，我以为可笑的，而听众也木然……当群众的心中并无可以燃烧的东西时，投火之无聊至于如此。别的事也一样的。”（15）几天后的4月2日，鲁迅又在《坟·灯下漫笔》中公开“投火”，广大的青年学生成为他心目中“可以燃烧的东西”：“‘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愤言而已，决心实行的不多见。”“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则是现在青年的使命。”（16）

　　1925年5月7日，是日本政府1915年强迫袁世凯任大总统的中国政府签订二十一条卖国协定的国耻10周年纪念日，在国共两党的共同策划下，北京学生联合会决定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纪念“五七”国耻和追悼孙中山的大集会。章士钊任总长的教育部训令各校不得擅自放假，强行出校的学生在天安门一带与警察发生冲突。当天下午，约三千名学生改在神武门开会，会后效法五四运动时化公为私的暴力行为，结队往魏家胡同十三号章士钊宅，捣毁章宅门窗并与巡警发生冲突，计有7人受伤，18人被捕。为救援被捕学生，北京各校相继罢课，并于5月9日赴段祺瑞执政府请愿，提出释放被捕学生，罢免章士钊、朱深，抚恤死伤学生，恢复言论集会自由等四项要求。

　　就在5月7日这一天，没有上街游行的女师大关起门来上演了另一场变局。据5月8日《京报》报道：“女子师范大学，昨日亦在校开五·七国耻纪念会，敦请李石曾、吴稚晖、雷殷诸人，到会讲演。于午前九点钟开会，该校学生，齐集大礼堂听讲，见校长杨荫榆到会主席，学生以久不承认杨为校长，于是即派学生自治会职员，请杨退席。杨即拍案大怒，而全场学生，仍坚请其退席，杨复大呼警察入校，同时校中总务长吴某，亦摩拳擦掌，大有动武之势，双方坚持许久，杨乃自行退席……”

　　“李石曾、吴稚晖、雷殷诸人”，都是国民党方面的高层人士，也是女师大风潮的幕后操纵者。杨荫榆的“自行退席”与其说是由于理亏，不如说是由于女学生的有恃无恐和人多势众。当天下午，杨荫榆在临时租用办公的西安饭店召集女师大评议会，决定开除学生自治会成员刘和珍、许广平、蒲振声、张平江、郑德音、姜伯谛六人，并于9日挂牌公布。女师大学生于5月11日再度召开紧急大会，并再度议决驱逐杨荫榆出校。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煽动青年冒险”的鲁迅，挺身而出站到了驱逐杨荫榆的斗争第一线。

　　三、许广平的入党与鲁迅的跟进

　　1925年5月8日，鲁迅在写给吕蕴儒、向培良的《华盖集·北京通信》中，针对5月7日的学界风潮发表意见：“昨天闹了一个小乱子，许多学生被打伤了；
听说还有死的，我不知道确否。其实，只要听他们开会，结果不过是开会而已，因为加了强力的迫压，遂闹出开会以上的事来。俄国的革命，不就是从这样的路径出发的么？”

　　这里的“听说还有死的，我不知道确否”，是颇为典型的一种“流言”，接收与传播各种各样的“流言”，是每一位社会中人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项内容。被鲁迅称之为“我的对于女师大风潮说话，这是第一回”的《忽然想到（七）》，写于1925年5月10日，也就是许广平等人被杨荫榆挂牌开除的第二天。鲁迅在文章中一方面对杨荫榆施以不点名的人身攻击：“我还记得中国女人是怎样被压制，有时简直并羊而不如。现在托了洋鬼子学说的福，似乎有些解放了。但她一得到可以逞威的地位如校长之类，不就雇用了‘掠袖擦掌’的打手似的男人，来威吓毫无武力的同性的学生们么？”一方面又开出与其说是党同伐异、不如说是党同伐同的救世药方：“我想，要中国得救，也不必添什么东西进去，只要青年们将这两种性质的古传用法，反过来一用就够了：对手如凶兽时就如凶兽，对手如羊时就如羊！”

　　1925年5月12日下午，鲁迅出席女师大学生自治会召开的师生联席会议，会上报告了驱杨经过，并宣布开除学生无效。女师大学生还于当天把鲁迅代拟的呈文递交教育部，内中列有对于杨荫榆“到校一载，毫无设施，本属尸位素餐，贻害学子……其无耻之行为，为生等久所不齿，亦早不觉尚有杨荫榆其人矣。”“今乃倒行逆施，罚非其罪，欲乘学潮汹涌之时，施其险毒阴私之计，使世人不及注意，居心下劣，显然可知！……实属视学子如土芥，以大罚为儿戏，天良丧失，至矣尽矣！”等多项指控，并且再一次明确宣布：“是以全体冤愤，公决自失踪之日起，即绝对不容其再入学校之门，以御横暴，而延残喘。”

　　1925年5月21日，鲁迅应学生自治会的邀请到女师大开会，在教师休息室意外看到学校当局“特请全体主任专任教员评议会会员在太平湖饭店开校务紧急会议”的“启”，便在当日所写的《“碰壁”之后》中大发牢骚：“然而校长为什么不制止学生开会，又不预先否认，却要叫我到了学校来看这‘启’的呢？……在学生的话里听到一句‘杨先生就是壁’，于我就仿佛见了一道光，立刻知道我的痛苦的原因了。”“碰壁，碰壁！我碰了杨家的壁了！”

　　此时的女师大校长杨荫榆，早已被学生驱逐出校，鲁迅代学生撰写的呈文中，也分明有“绝对不容其再入学校之门，以御横暴，而延残喘”的说法，连校门都不能进入的杨荫榆自然谈不上“制止学生开会”，更不会像许广平之类的学生那样，上门去“叫”鲁迅“来看这‘启’”。所谓“碰了杨家的壁”，显然是鲁迅对于杨荫榆“欲加其罪，何患无辞”的“有罪推定”，或者说是对于被开除学籍的许广平等人的故意偏袒。

　　1925年5月27日，由鲁迅拟稿，并由鲁迅以周树人本名与马裕藻、沈尹默、李泰棻、钱玄同、沈兼士、周作人共同签署的《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的宣言》在《京报》发表，许广平当天就致信鲁迅，把这笔帐记在自己头上：“今日——廿七——见报上发表的宣言，‘站出来说话的人’已有了，而且七个之多。……诚恐热心的师长，又多一件麻烦，思之一喜一惧。”（17）

　　有趣的是，此前已经表白过要“单独的进行我个人的驱羊运动”却偏偏要投靠在鲁迅麾下“愿作个誓死不二的‘马前卒’”的许广平，在对鲁迅心存感激的同时，又开始寻求更强有力的靠山：“有一个人（旧同学）特地找我，劝我加入百多人团体中的出有《北京青年》刊物的里头，他们的主义大概和我的牺牲相同，都是不满于现中国的一切的，……而我则极怕党的束缚，基督的一部分是好的，社会主义的一部分是好的，什么什么的一部分是好的，我不妨都采用它，但不能因为遵守甲就舍弃乙，这是合作主义而非入党主义，……然而找我的人是特别看得上我的，我又何必猴子坐轿般不中抬举，因此我想起那里也许有先生认得的人吧！”

　　1925年5月30日出版的《现代评论》1卷25期上，北大教授陈源（西滢）在“闲话”专栏中提出质疑：“闲话正要付印的时候，我们在报纸上看见女师大七教员的宣言。以前我们常常听说女师大的风潮，有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藉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动，可是我们总不敢相信。这个宣言语气措辞，我们看来，未免过于偏袒一方，不大公允。……我们自然还是不信我们平素所很尊敬的人会暗中挑剔风潮，但是这篇宣言一出，免不了流言更加传布得厉害了。”

　　对于陈西滢公开检举的“偏袒”，鲁迅在当天写出的论战文章《并非闲话》中不仅不予否认，反而把对方一同拖进“偏袒”的泥坑，说是“即使是自以为公平的批评家，‘偏袒’也在所不免的，譬如和校长同籍贯，或是好朋友，或是换贴兄弟，或是叨过酒饭，每不免于不知不觉间有所‘偏袒’。”并且给陈西滢定下一个“自在黑幕中，偏说不知道；
替暴君奔走，却以局外人自居；
满肚子怀着鬼胎，而装出公允的笑脸”的罪名。

　　对于鲁迅诸如此类不间断的攻击，陈源一直保持容忍的态度，直到半年后的1926年1月30日，才在《晨报》副刊公开发表《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引出来的几封信》，对于自己与杨荫榆的关系予以澄清：“他说我同杨荫榆女士有亲戚朋友的关系，并且吃了她许多的酒饭。实在呢，我同杨女士非但不是亲戚，简直就完全不认识。直到前年在女师大代课的时候，才在开会的时候见过她五六面。从去年二月起我就没有去代课。我从那时起直到今天，也就没有在任何地方碰到过杨女士。”

　　也就是说，鲁迅加在陈源头上的罪名，其实就是由他自己制造出来的新的“流言”。把鲁迅这种“偏袒”有理的论战逻辑用三段论来概括，应该是这样的：

　　大前提：所有的人都难免要“偏袒”；

　　小前提：鲁迅承认自己“偏袒”，陈源不承认“偏袒”；

　　结论：抢占“偏袒”有理的绝对制高点的鲁迅，便拥有了压倒裁决陈源“满肚子怀着鬼胎”之类“莫须有”罪名的“存天理灭人欲”的绝对权力。

　　在鲁迅这种看似通情达理并且理直气壮的“有罪推定”中，恰恰体现了他与陈源之间的根本差异。鲁迅是以不愿告人的男女私情介入女师大风潮的；
陈源所保持的却是超功利的独立评论的立场。陈源对于既有的“流言”提出质疑，采用的是“疑罪从无”或“疑罪从疑”的“无罪推定”，并没有把自己的怀疑认定为事实；
以肯定的语气来制造新的“流言”的鲁迅，所依据和遵循的恰恰是中国传统刀笔吏或捕风捉影或无中生有的“疑罪从有”和“有罪推定”。

　　在写出《并非闲话》的当天，鲁迅连夜给许广平写下一封长信。正是在这封信中，45岁的老师把连自己都琢磨不透的一颗灵魂，贡献在了27岁的女学生面前：“其实，我的意见原也不容易了然，因为其中本含有许多矛盾，教我自己说，或者是‘人道主义’与‘个人的无治主义’的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罢。所以我忽而爱人，忽而憎人；
做事的时候，有时确为别人，有时却为自己玩玩……”（18）

　　关于许广平来信中所要咨询的团体，鲁迅基于“个人的无治主义”立场表态说：“所云团体，我还未打听，但我想，大概总就是前日所说的一个，其实也无须打听，这种团体，一定有范围，尚服从公决的。所以只要自己决定，如要思想自由，独立独行，便不相宜。如能牺牲若干的意见，就可以。只有‘安那其’是没有规则的，但在中国却有首领，实在希奇。”所谓“前日所说的一个”，就是《两地书》原信八中所说的“同志自己先打架”的“世界主义者”即中国共产党，许广平实际上加入的团体，却是“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中国国民党。

　　1925年5月30日发生于上海租界的“五卅”惨案，引起北京学界新一轮的罢课风潮。许广平对于6月3日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的“六三纪念会”的介绍，为鲁迅的“同志自己先打架”提供了一例铁证：“说是甚么北大，师大的人争做主席，争做总指挥，台下两派呐喊起来助威势，且叫打者，眼看舞台上开幕肉搏了！我们气愤的高声喝住，这不是争作主席的时候，……记得前些时天安门开什么大会，也是如此，这真算‘古已有之’不图更见于今日。”（19）

　　牺牲学籍换来党籍的许广平，反倒丧失了冲锋陷阵的锐气，开始反省与怀疑风潮的合理性与正义性：“即如我校风潮，寒假时的确不敢说办事的人没色彩，所以我不敢做，不过袖手旁观，现在也不敢说她们没色彩，……而且公举你出来做事时，个个都说做后盾，个个都在你的面前塞火药，等你灌足了，火线点起来了！他们就远远的赶快逃跑，结果你不过做一个炸弹壳，五花粉碎。”（20）

　　许广平所说的“办事的人”的“色彩”，其实就是直接操纵女师大风潮的幕后人物的党派背景。为有“色彩”的幕后人物充当“炸弹壳”的许广平，在情爱方面却得到了相应的补偿。正是愈演愈烈的女师大风潮，无形中为鲁迅与许广平之间闹中取静、忙里偷闲的男女情爱，提供了强硬的理由和借口。端午节那天，许广平与许羡苏、俞芳等人应鲁迅邀请聚会闹酒，在许广平逼鲁迅喝酒的时候，许羡苏为保护鲁迅而夺下酒杯，鲁迅便乘着酒兴“拳击‘某籍’小姐两名之拳骨”并“案小鬼之头”。事后鲁迅一连写下两封书信，一边预约下一次的酒会；
一边向许广平澄清自己与许羡苏的关系，说是“今年中秋这一天，不知白塔寺可有庙会，如有，我仍当请客……”（21）“酒精中毒是能有的，但我并不中毒。即使中毒，也是我自己的行为，与别人无干。”（22）

　　在随后的书信中，彼此间的称呼开始发生倒置，最初称鲁迅为“先生”的许广平，反倒成了“愚兄”，她的“鲁迅师”、“迅师”屈尊变成了“嫩棣棣”；
连已经从女师大毕业并担任该校图书馆职员的许羡苏，也成了许广平的“令弟”。

　　正当鲁迅与许广平的男女情爱渐入佳境的时候，杨荫榆在教育总长章士钊的支持下，于7月29日派人在女师大校内贴出布告，借口修理校舍，要求已经放假的学生全部搬出校外。8月1日清晨，杨荫榆在巡警及本校支持者的保护下回到女师大，与住校学生发生争执。部分学生趁乱出校奔走联络，招来大批外校学生和社会人士声援助阵。当天夜里，鲁迅同几名教员还应学生请求住进校教务处值班室以示支持。8月6日，章士钊在国务会议上以学生“不受检制，竞体忘形，啸聚男生，蔑视长上……学纪大紊，礼教全荒”为由，提请通过停办女师大令。8月14日，鲁迅因参加女师大校务维持会被章士钊免去教育部佥事职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苦守14年的饭碗终被打破。

　　此后大半年的时间里，鲁迅与许广平之间的关系进入更加隐蔽也更具实质性的阶段，却没有留下直接表达男女情爱的来往书信。1929年5月13日，已经定居上海并怀有身孕的许广平，在致女友常瑞麟及其丈夫谢毅的信中，对于鲁迅以牺牲饭碗的惨重代价赢得爱情的大致经历予以解密：“老友尚忆在北京当我快毕业前学校之大风潮乎，其时亲戚舍弃，视为匪类，几不齿于人类，其中惟你们善意安慰，门外送饭，……至于师之一面，则周先生（你当想起来是谁）激于义愤（的确毫无私心）慷慨挽救，如非他则宗帽胡同之先生不能约束，学校不能开课，不能恢复，我亦不能毕业，但因此而面面受敌，心力交瘁，周先生病矣，病甚沉重，医生有最后警告，但他本抱厌世，置病不顾，旁人忧之，事闻于我，我何人斯，你们同属有血气者，又与我相处久，宁不知人待我厚，我亦欲舍身相报，以此脾气，难免时往规劝候病，此时无非惺惺相惜，……周先生对家庭早已十多年徒具形式，而实同离异，为过度时代计，不肯取登广告等等手续，我亦飘零余生，向视生命如草芥，所以对兹事亦非要世俗名义，两心相印，两相怜爱，即是薄命之我屡遭挫折之后的私幸生活……”（23）

　　值得特别一提的是，1926年3月18日，从不参与游行示威活动却偏要“煽动青年冒险”的鲁迅，成功地把许广平留在自己家中抄写稿件，才算在“三一八”惨案中保全了对方的性命；
在某种程度上照应了《两地书》原信十二中所说的“我有时也能辣手评文，也常煽动青年冒险，但有相识的人，我就不能评他的文章，怕见他的冒险……”

　　四、广州风潮中的许广平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鲁迅与国共两党的李石曾、易培基、李大钊、丁维汾、徐谦等人一同上了段祺瑞执政府的黑名单，只好应林语堂的邀请到厦门大学任国文系教授。在鲁迅的百般呵护下才得以从女师大毕业的许广平，在表叔陈向庭的推荐下，出任广东女子师范学校训育主任一职，这才有了两个人1926年8月26日双双南下的惊人之举。

　　回到广州，许广平很快卷入新一轮的风潮漩涡，并且像女师大校长杨荫榆一样，既获得了制裁学生的强势权力，又面临着群众专制的灭顶之灾：“学生为三数右派（西山邹鲁）左右，外有全省学生联合会（广东学生界而为右倾，岂非‘出人意表之外’）为之援，更外则京沪右派为之助，势力滋蔓，甚难图也，我之职务是要图，图即反抗群众，早晚犯众怒而遭攻击，现时她们幸未窥破我底细，我又固示沉默，渐以图之，……学生时时蠢蠢欲动，多方探听我色彩，女子本无高见，加以外诱，更兼顽强，个个如杨荫榆之遗风，亦大可叹也。”（24）

　　几天后，许广平进一步写道：“所谓主任，名好听，事多做，薪少取，这种情形，实在为难，不过学学经验，练练脾气，从前是气冲斗牛的害马，现在变成童养媳一般，逢学生都是婆婆小姑，都要看她们脸色做事，如此哪有自我的个性原来面目，然而回心一想，社会就是这样，我从前太任性了。”（25）

　　所谓“杨荫榆之遗风”分明是许广平的一面之辞，这种“本无高见，加以外诱，更兼顽强”的女学生，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女师大时代的“害群之马”许广平的再版。“我从前太任性”本该是许广平对于女师大风潮的忏悔之辞，可惜的是，与几乎所有的中国人一样，许广平连最低限度的忏悔习惯与忏悔诚意都没有，转眼之间，她便恢复以天理自居“存天理灭人欲”的心理惯性，开始投入以同党学生特别是学生会主席李秀梅为敌的新一轮的党派斗争之中：“右派不受约束，……并呼校长反革命，当将说话者记住，后组织特别裁判委员会，议决主席违犯校章开除，说校长反革命的那个，则谓其侮辱师长，亦开除，立即布告。……今天假机会，能稍尽力于党，使学校改变旧日右倾而左转，则不枉我回母校一次……”（26）“我觉女子总是比较和黑暗接近，判断力薄弱，所以学校现象，中立一部分，反对一部分，而反动者占势力，中立者为学校所压，不敢动，而心则同情于反动，谓学校开除为太忍，……现时背后有国民政府，自己是有权有势，处置一些反动学生，实在易如反掌，猫和耗子玩，终久是吞下去的，你可知其得意了。”（27）在理直气壮地惩治学生的同时，许广平自己却又怀着一份假公济私的私人打算：“党内似乎好一些，我想如国民党不容，则跑到俄国去，在广东，去俄很容易设法得政府一笔款，挟着什么名目，领着公费就可去，但这自然要改变教书生涯，才易活动，你看郭沫若有什么，现时是政治主任，又改为……了。人一迫就可以转行，你说是不是？”（28）

　　一个月后，许广平得到了与杨荫榆同样的下场，以至于干脆放弃自己的党派立场和党内职责：“从前和我一起做事的同事，其中最激烈，总是代革新学生运筹帷幄的人，说我是共，……我之非共，你所深知，即对于国民党，我也不过承认为比较的，非绝对的，而且即便是要我献身于党，效死于党，现在尚非其时，我之入党，也有几分预备无聊时消遣自身，而现在则绝对不是时候，……于是这适当其冲的我，就如北方军阀之下一样被判以赤化了，就深刻的教训，给我对于为党做事也没勇气了……”（29）

　　五、《两地书》的“党同伐异”

　　在许广平再度卷入党派风潮的同时，鲁迅在厦门也没有消停下来，而是把北京时代的“党同伐异”生生带到了厦门大学：“看厦大的国学院，越看越不行了，顾颉刚是自称只佩服胡适陈源两个人的，而潘家洵陈万里黄坚三人，皆似他所荐引。……我是不与此辈共事的；
否则，何必到厦门。”（30）

　　1926年10月16日，一向好战的鲁迅竟然因势单力孤而流露出不战而败的劣势心态，说是“顾颉刚之流已在国学院大占势力，周览（鲠生）又要到这里来做法律系主任了，从此现代评论色彩，将弥漫厦大。在北京是国文系对抗着的，而这里的国学院却弄了一大批胡适之陈源之流，我觉得毫无希望。你想：坚（兼）士至于如此胡涂，他请了一个顾颉刚，顾就荐三人，陈乃乾，潘家洵，陈万里，他收了；
陈万里又荐两个，罗某，黄某，他又收了。这样，我们个体，自然被排斥。”（31）

　　鲁迅的信件到了许广平手里，一下子被拔高到政治斗争的高度，说是“研究系之流，专是假道学，外面似书呆子。这回女师大，简直就是研究系和国民党报仇，换句话就是男师大的先生教授，驱逐了（女师大的）北大的先生教授，……管他妈的，横竖武昌攻下了，早晚打到北京，赏他们屁滚屎流，……”（32）《现代评论》同人与早年的《新青年》同人团队一样，是一个颇为松散的文人团队，而不是单一的政治派别。其中的核心人物王世杰、周览、高一涵等人，其实是同盟会出身的国民党人士，《现代评论》周刊创刊时，还直接得到过孙中山的支持。关于这一点，当时任国民党北京特别党部宣传部长的马叙伦，在回忆录《我在六十岁以前》中写道：“国民党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北京特别党部和北京市党部都有代表赴广州出席。那时，朋友们要推我一走，我没法分身，就推了张国焘、许宝驹等几位。……许先生回来，答复我是：‘总理接受这个意见，很高兴；
但是，孙先生说：军费浩大，专设机关，恐怕不易，调查工作，我再设法，研究工作先叫王雪艇（王世杰的别字）他们做起来，我津贴他们些。’（那时王先生们正办了一个什么周刊）。”（33）

　　许广平把《现代评论》同人与国民党的敌对党研究系混为一谈，实际上是她在并不知情的情况下自以为是且化私为公的认友为敌。在接下来的一封信中，她甚至于把国共两党的另一敌对党派国家主义，也与研究系划上等号：“研究系善于作伪，善于挂体面招牌，他们做事心细，无孔不入，甚至图书馆也攒，而我们则不注意，及事情发生大家骂他一通完事，……现时广州对国家主义（=研究系），由政府下令攻击，……但政府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知道国家主义的周刊《醒狮》应禁，而不知变相的《醒狮》，随处皆是。……思想言论界受政府监督完全左倾，共产书与人，在此明目张胆……”（34）

　　正在与许广平发展婚外情恋的鲁迅将错就错，立即在政治上与许广平看齐并有所超越，说是“此地研究系的势力，我看要膨胀进来，当局者的性质，也与此辈相合。……研究系比狐狸还坏，而国民党则太老实，你看将来实力一大，他们转过来拉拢，民国便会觉得他们也并不坏。……现在我最恨什么‘学者只讲学问，不问派别’这些话，假如研究造炮的学者，将不问是蒋介石，是吴佩孚，都为之造么？国民党有力时，对于异党宽容大量，而他们一有力，则对于民党之压迫陷害，无所不至……上午和兼士谈天，他也很以为然，希望我以此提醒众人，……”（35）

　　站在国民党和蒋介石一边的鲁迅，并没有挺身而出向吴佩孚连同所谓的“研究系”发起“党同伐异”的公开圣战，而是在《两地书》中花费大量篇幅向许广平表白为爱情而战的个人动机：“我之失败，我现在细想，是只能承认的。不过何至于‘没出色’？天下英雄，不失败者有几人？恐怕人们以为‘没出色’者，在他自己正以为大有‘出色’，失败即胜利，胜利即失败。总而言之，就是这样，莫明其妙。置首于一人足下，甘心什倍于戴王冠，久矣夫，已非一日矣。……我时时觉得自己很渺小；
但看少爷们著作，竟没有一个如我，敢自说是戴着假面和承认‘党同伐异’的，他们说到底总必以‘公平’自居。因此，我又觉得我或者并不渺小；
现在故意要轻视我和骂我的人们的眼前，终于黑的妖魔似的站着L.S.两个字，大概就是为此。”（36）

　　“横竖种种谨慎”却又“敢自说是戴着假面和承认‘党同伐异’”的鲁迅，分明不愿意“被人逼得不能做人”。然而，在国民党针对中国共产党的清党中，他反倒要假公济私，把“党同伐异”的圣战目标，继续锁定在与自己结下个人仇怨的章士钊、陈源、顾颉刚等敌人和异党的身上，甚至于效法林纾对付《新青年》同人的旧办法，于1927年4月26日致信孙伏园，加顾颉刚以“莫须有”的反党罪名：“我真想不到，在厦门那么反对民党，使兼士愤愤的顾颉刚，竟到这里来做教授了。那么，这里的情形，难免要变成厦大，硬直者逐，改革者开除。而且据我看来，或者会比不上厦大，这是我所得的感觉。我已于上星期四辞去一切职务，脱离中大了。”时任武汉国民党《中央日报》副刊编辑的孙伏园随后写出《鲁迅先生脱离广东中大》一文，在抄录来信的同时，又加上“看来我们那位傅斯年先生和顾颉刚先生大抵非大大的反动一下不可的了。”“傅斯年、顾颉刚二先生都变成了反动势力的生力军”之类的评论，于1927年5月11日公开发表在自己编辑的党报副刊上。1927年6月28日，顾颉刚在日记中写道：“厦大学生来，告曰‘鲁迅’在汉口民国日报上说我反对国民党，此真奇谈。”40多年后的1973年7月11日，晚年顾颉刚又在这款日记上补充写道：“如我在武汉（武汉中山大学亦曾聘我），凭此一纸副刊，已足制我死命……血口喷人，至此而极。览此大愤。”（37）

　　鲁迅在《两地书》中的“党同伐异”并不限于所谓的“研究系”，被误以为情敌的高长虹连同与高长虹亲近的高歌、向培良等人，同样是他“党同伐异”的对象。针对鲁迅动不动就要以自我为中心，把同为精神生命体的大同人类一厢情愿地、小说化地划分成为势不两立的敌对阵营的病态心理，许广平曾在来信中充满善意却又一针见血提出批评：“你的弊病，就是对一些人太过深恶痛绝，简直不愿同在一地呼吸，而对一些人则期望太殷，于是不惜赴汤蹈火，一旦人家不以此种为殊遇而淡漠处之，或以寻常人者对你，则你感觉天鹅绒了。这原因，是由于你的感觉太锐敏太热情，其实世界上你所深恶痛绝的和期望太殷的，走到十字街头，还不是一样吗，而你把十字街头的牛鬼蛇神硬搬到‘象牙之塔’‘艺术之宫’，这不能不说是小说家，取材失策，如果明了凡有小说材料，都是空中楼阁，自然心平气和了。”（38）

　　鲁迅无论是当时还是此后都没有虚心接受许广平的批评意见，而是坚持自己“敢自说是戴着假面和承认‘党同伐异’”的“小说家”的生存方式，像塞万提斯笔下把风车当作巨人、把羊群当作马队的堂·吉诃德一样，为了自己心目中虚构出来的天使去充当“党同伐异”的文坛骑士，并不美丽的许广平就是他心目中天使般的杜尔西内娅。1929年6月1日，正在北京省亲的鲁迅，还在写给已经怀孕的许广平的私信中，再次把自己“四面八方”的斗争，说成是为了赢得许广平的爱情：“我也对于自己的坏脾气，常常痛心；
但有时也觉得惟其如此，所以我配获得我的小莲蓬兼小刺猬。此后仍当四面八方地闹呢，还是暂且静一静，作一部冷静的专门的书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倒是一个问题。”（39）

　　连谈情说爱都要像打仗一样，实在是人世间的一大奇迹。美中不足的是，在鲁迅与许广平恋爱成功的同时，却连带着斥骂了与此事或相关或不相关的许多人。关于这一点，鲁迅当时还是知道在自己身上寻找原因的：“我的脾气不太好，吃了三天饱饭，就要头痛，加以一卷行李一个人，容易作怪，毫无顾忌。你们两位就不同，自有一个团体，只要还他们应尽的责任，此外则以薪水为目的，以‘爱人呀’为宗旨，关起门来，不问他事，即偶有不平，则于回房之后，夫曰：某公是畜生！妇曰：对呀，他是虫豸！闷气既出，事情就完了。我看凡有夫人的人，在这里都比别人和气些。顾公太太已到，我觉得他比较先前，瘟得多了，但也许是我的神经过敏。若夫不佞者，情状不同，在有感触，就坐在电灯下默默地想，越想越火冒，而无人浇一杯冷水，于是决定曰：‘仰东硕杀，我勿来带者！’”（40）

　　这里的最后一句，是鲁迅原籍绍兴的土著在与别人拼命时的骂人话。正是出于这种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拼命情绪，鲁迅匆匆结束了厦门大学的教学生涯，来到广州与许广平过起同居生活。然而，许广平的女性之爱并不是疗救鲁迅根深蒂固的心理病态的万能药方。同居之后的许广平，反倒放弃国民党党籍，困在家里当起了贤妻良母。

　　归根到底，《两地书》中的鲁迅与许广平，依然是大同人类中同为精神生命体的寻常男女，拥有人本身所共同的七情六欲甚至于人性缺陷。只是由于《两地书》删改之后的流行传世，使得两个人既惊心动魄又理直气壮的情爱故事在公开化、公共化的同时，又神秘化、神圣化了。

　　2002/11/22

　　[本文发表于《长城》200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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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两地书》中最为明显的改动，就是模糊了鲁迅与许广平的党派立场。举一个明显的例子，许广平写于1926年12月30日的《两地书》原信一一七中有这样一段话：“听伏园说，朱甚骂共派人争地位利害，大有右袒之意，我不是那派人，但女师风潮以后，难保没有人不诬陷，令人闻之色变，所以我的找事，左的地方入去了，就是证明我的左，或者直目为共，右的地方，又受怀疑，你引我同事，恐牵连到你自己。……不过朱对伏园则说：‘附中被他们（共）抢去了，真利害！’那么是中大和他的附中态度不同了。”这里的“朱”就是原北京大学教授、广东中山大学委员会委员朱家骅。到了《两地书》出版文本中，这封信被编为107号，不是“共派人”的国民党员许广平，在信中变成了“无所属”：“现在外间对于中大，有左倾之谣，而我自女师大风潮以后，反对者或指为左派，或斥为共党，我虽无所属，而辞职之后，立刻进了‘左’的学校去了，这就使他们证我之左，或直目为共，你引我为同事，也许会受牵连的。”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两地书全编》，为这两种版本的参照对比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本文引文均采用原信。

　　（2）《两地书》原信一，1925年3月11日，《两地书全编》第391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出版。

　　（3）《两地书》原信二，1925年3月11日，《两地书全编》第394页。

　　（4）《两地书》原信三，1925年3月15日，《两地书全编》第396页。

　　（5）《两地书》原信四，1925年3月18日，《两地书全编》第398页。

　　（6）《两地书》原信六，1925年3月23日，《两地书全编》第402页。

　　（7）《两地书》原信七，1925年3月26日，《两地书全编》第404页。

　　（8）《两地书》原信八，1925年3月31日，《两地书全编》第405页。

　　（9）《两地书》原信九，1925年4月6日，《两地书全编》第407页。

　　（10）《两地书》原信十，1925年4月8日，《两地书全编》第410页。

　　（11）《两地书全编》第33页。

　　（12）《两地书》原信十一，1925年4月10日，《两地书全编》第413页。

　　（13）《两地书》原信十二，1925年4月14日，《两地书全编》第415页。

　　（14）《两地书》原信十三，1925年4月16日，《两地书全编》第417页。

　　（15）《两地书》原信十五，1925年4月22日，《两地书全编》第420页。

　　（16）鲁迅《灯下漫笔》，原载《莽原》周刊1925年5月1日第2期和22日第5期。本文所引用鲁迅著作，凡出自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鲁迅全集》的，均不再加注。

　　（17）《两地书》原信二十三，1925年5月27日，《两地书全编》第434页。

　　（18）《两地书》原信二十四，1925年5月30日，《两地书全编》第437页。

　　（19）《两地书》原信二十七，1925年6月5日，《两地书全编》第440页。

　　（20）《两地书》原信三十，1925年6月17日，《两地书全编》第446页。

　　（21）《两地书》原信三十二，1925年6月28日，《两地书全编》第449页。

　　（22）《两地书》原信三十三，1925年6月29日，《两地书全编》第450页。

　　（23）《两地书全编》第609页。

　　（24）《两地书》原信五十三，1926年9月23日，《两地书全编》第478页。

　　（25）《两地书》原信五十九，1925年10月4日，《两地书全编》第493页。

　　（26）《两地书》原信七十八，1926年11月4日，《两地书全编》第525页。

　　（27）《两地书》原信七十九，1925年11月7日，《两地书全编》第526页。

　　（28）《两地书》原信一O四，1925年12月7日，《两地书全编》第575页。

　　（29）《两地书》原信一一五，1926年12月27日，《两地书全编》第593页。

　　（30）《两地书》原信五十四，1926年9月26日，《两地书全编》第481页。

　　（31）《两地书》原信六十五，《两地书全编》第504页。

　　（32）《两地书》原信六十三，1926年10月14日，《两地书全编》第500页。

　　（33）马叙伦《我在六十岁以前》第50页，岳麓书社1998年8月出版。

　　（34）《两地书》原信七十二，1926年10月27日，《两地书全编》第516页。

　　（35）《两地书》原信六十七，1926年10月20日，《两地书全编》第508页。

　　（36）《两地书》原信一O六，1926年12月12日，《两地书全编》第579页。

　　（37）引自房向东《鲁迅与他“骂”过的人》第179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出版。

　　（38）《两地书》原信八十七，1926年11月16日，《两地书全编》第547页。

　　（39）《两地书》原信一四六，《两地书全编》第634页。

　　（40）鲁迅1926年11月21日致章廷谦信，《鲁迅全集》第11卷第5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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