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山鹰：同行“三先生”

　　一周时间，两件大事，三位“先生”。

　　9月13—19日，这一周的第一件大事是记念人大制度建立50周年。在首都各界纪念人大制度建立50周年纪念大会上，胡锦涛同志提出：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首先是依宪执政。这两句话以最精练的语言对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做了切中肯綮的概括。

　　中国自古就有主张“以法治国”的法家，也不缺少成文的法律。以《唐律》为代表，中华法系在世界法律体系中独树一帜，成为日本等国学习的榜样。可是中国古代社会并不能称之为法治社会。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法律始终被当作统治的工具，对统治者而言，则是“刑不上大夫”，不受法律的拘束。

　　判断一个国家是不是法治国家，不在于这个国家有没有法律，不在于法律是否系统完备，不在于法律在这个国家是否享有权威，而在于这个国家是否拥有一部宪法，以及这部宪法是否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以致于任何力量都不能凌驾其上。当宪法在一个国家中具有最高权威的时候，这个国家才是真正意义的法治国家。

　　就像潘恩所说的那样：“在君主政体中，国王就是法律；
在共和政体中，法律就是国王。”更准确地说，如果法律是国王，那么宪法就是王冠——无宪法之冕，则无法律为王。

　　这一周的第二件大事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四中全会就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做出决定。其中一个最大的亮点是中国共产党郑重宣告：要“成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执政党。”

　　2004年真是不平常的一年：建国55周年，人大制度50周年，政协会议55周年。如果我们打开记忆的闸门，如果我们把历史再往前推，还会记得，今年是五四运动85周年。五四运动为中国人民请来了“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正是五四运动打下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中国共产党才得以应运而生；
正是五四运动的狂飙，中国现代史的大幕才得以徐徐拉开。

　　历史何其相似。85年后的今天，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再次解读“德、赛二先生”的价值，体认到作为执政党，一定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

　　历史又不简单地相似。经过几十年风雨曲折的执政历练，中国共产党深刻地意识到：无法不治，无宪法不善治。如果不依宪法规范权力，不依宪法行使权力，政治发展始终难入长期良性发展的轨道，难免会坠入“治乱周期率”的恶性循环。现代社会的良性发展，不仅要依靠“德先生”和“赛先生”，还要依靠“康先生”（宪法一词的英文为Constitution）。只有“康先生、德先生、赛先生”三位先生同行，才会步入人民安居乐业、国家长治久安的康庄大道。用康德老先生的话说，是实现国家社会的“永久和平”。

　　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应当做践行科学、民主和宪法的表率。这也是一个执政党应该承担的责任。要从中国实际出发，吸收人类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遵循执政的科学规律，既立足国情，又从善如流；
要切切实实地推进党内民主，使广大党员接受民主政治的实际训练，严格实行民主执政；
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不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之外行使权力，坚持依法治国，领导立法，带头守法，保证执法。

　　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还要面向广大人民群众，获得人民群众的认可。所谓执政，就是执掌国家政权。国家政权的运行涉及到每一个普通公民的利益。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是执政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党的执政是否科学、是否民主、是否依法，应当充分听取人民的意见，接受人民的监督，取得人民的信任。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要积极推进广大人民群众有序的政治参与，让人民参与到政治活动中来，在执政党和人民群众之间形成良好的政治互动和政治互信。

　　 “楚歌非取乐之方”。虽然我们已经充分认识到“康先生、德先生、赛先生”的价值，但“三先生”价值的充分实现，需要我们投入更多的心智和努力。我们不仅要能做到择善而从，更要做到择善固执，要吸取历史教训，咬定青山不放松，这样才能最终到达目的地。

　　“鲁酒无忘忧之用”。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很不平衡的大国，真正实现科学、民主和宪治，是一项异常艰难的系统工程，难免会出现波折，难免会吵吵嚷嚷、七嘴八舌。如何对待？执政党的责任重大，普通公民的责任也很重大。我们既要勇于承担，又要善于承担；
既不可过于自怨自艾，又不可过于互相埋怨。即便出现困难，也要“从无望中看到希望，在艰难中勇于前行”。

　　写于2004年9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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