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飞熊：戈尔巴乔夫改革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得与失

　　通过开放舆论、实行公开性来冲击旧的僵化的思想体系，不是一些人所指责的“大败笔”，而是戈尔巴乔夫的成功佳作。对冤假错案的平反促进了社会和谐，实质上也提高了共产党的威信。在道义和精神领域，戈尔巴乔夫很省力就取得了辉煌成就。对斯大林的大肃反真相的披露和谴责，厘清了历史责任，也成功地化解了长期积郁的历史仇恨和报复之心。不管后来发生了怎样光怪陆离的变迁，在整个苏联和俄罗斯转型进程中，没有发生大规模的仇恨和报复，这是一桩伟大的成就，是苏联苏联和俄罗斯走向文明的重要标志。这一伟大成就与戈尔巴乔夫领导的公开性改革（继而得到了叶利钦的有力支持）密不可分。

　　戈尔巴乔夫在意识形态改革中所犯下的最大错误，不是没有设立禁区从而制止公开性的泛滥——这是不真诚的、负面效应很大的恶劣行为——而是没有在开放舆论的同时，运用手中掌握的战略性资源，去引导苏联社会用多元化的思维方式分析解剖历史，从“暴政”、“血海”、“悲剧”、“极权主义”、“军国争霸”中，“剥离”出建设性的内涵，对红色传统的历史价值和斯大林的治国经验，作出明朗、精确、深刻、实用的把握。在公开性引发的对斯大林和旧体制的全面批判中，由于没有着力寻找建设性的力量做替代，导致历史虚无主义和民族自卑感成为压倒性倾向，教条主义、激进理性和民族自卑感的偶合，使一代人丧失了自我，丧失了主心骨，使“推倒重建”的休克疗法成为主要操作思路。

　　在意识形态方面，改革家既然已确立多元化方向，那么，就应帮助国家建立多元化的思想格局。东正教、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都是促进社会稳定、维护苏联统一的思潮，应该成为国家的思想主流，这是可以预见的，因而应予促成的。戈尔巴乔夫未能明确地竖起保守主义的大旗以阻止激进主义的蔓延，不敢及时地接过东正教的道统以补偿信仰危机，对于自由主义这一能够解决极权政治和计划经济的弊端的思想体系，没有作为事实上的主要学习方向，以至于他的改革主张落入老套和空洞而面对民众缺乏竞争力。

　　“公开性”运动全面揭露斯大林肃反悲剧

　　在推进经济改革时，为了给改革制造舆论，戈尔巴乔夫推行了“民主化”和“公开性”政策，企望发动民众投身改革，克服“人与政权、与政治的疏远”。在这一意识形态改革方面，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二人表现了深思熟虑，他们的思路在当时基本上切中了苏联社会政治生活的要害，在早期也取得了相当实效。

　　据戈尔巴乔夫自述，“公开性”政策最早的源头是列宁提出的“多一点光亮”的口号，1983～84年在为列宁诞辰准备发言稿时，列宁时代党内自由辩论给戈尔巴乔夫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使他大受启发。对列宁的民主作风的提倡，也为戈尔巴乔夫宣传政治改革提供了合法性的支持。

　　在发言稿中，戈尔巴乔夫详细论述了公开性问题，认为“公开性原则是社会主义民主不可分割的一个方面，也是整个社会生活的准则”。担任总书记后，在苏共二十七大报告中，他再次专门论述公开性问题，指出扩大公开性，就是把国家和社会中发生的一切告诉人民，使党和苏维埃的工作“置于人民的监督和注视之下”。

　　在戈尔巴乔夫的视野下，庞大的苏联帝国内部交织存在着这样的现实：一方面人民充满了对十月革命浪漫的回忆，另一方面大家都被斯大林主义骇人听闻的罪行吓呆了；
一方面广大民众在较短的时间里提高了受教育的程度，另一方面党对自由的言论、思想和创作进行无情的镇压，书报检查相当严格，媒体上只有宣传而没有真实的新闻。戈尔巴乔夫立意通过新闻改革，逐渐放开舆论，鼓励报刊对官僚主义提出有力批评，帮助中央消除阻力，推进改革，也借此发动广大民众积极投身于改革大业中。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智囊雅科夫列夫对极权主义政治颇有研究，在西方做外交官的经历使他对新闻舆论的作用有充分的认识。在他的直接领导下，撤换了《真理报》、《共产党人》、《经济报》、《莫斯科新闻报》、《火花报》、《经济问题》等数十家中央报刊的主编，换上了弗洛罗夫、波波夫、阿甘别季扬等改革派人士，通过大规模换人，具有新思维的改革派迅速掌握了舆论大权。报纸开始为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鼓噪呐喊，各种腐败、官僚主义行径被揭露，“改革”、“公开性”、“民主化”成为社会的流行语。报纸的转向在民众那里得到了极大的回应，很短时间内，自由报纸的销量大增，在1986年秋季，共青团真理报增加了300万份，苏维埃俄罗斯报增加了100万份，共产党人增加了7万份。那些对重要会议和议会辩论进行实况转播的电视和电台节目，也在观众和听众中拥有很高的收视率。

　　民众走出了政治冷漠状态，政治热情逐渐高涨。从上到下，社会各界对改革都表现出真诚的拥护，不断地给戈尔巴乔夫以感动，也推动着他将意识形态改革继续引向深入。

　　戈尔巴乔夫的祖父属于斯大林时期数百万政治迫害的不幸受害者之一。所以戈尔巴乔夫在年轻时就对赫鲁晓夫批评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抱同情态度。雅科夫列夫在1970年代初曾任苏共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因为思想异端遭到联盟中央的批判，被贬到国外作外交官。这使两人建立了共识，与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运动接轨，通过平凡冤假错案扳回历史公正、赢得民心，并借机促使苏联民众思考20世纪的历史经验，摆脱斯大林的教条主义。戈尔巴乔夫任命雅科夫列夫担任“为政治镇压受害人平反委员会”主席，对一些历史事件重新审查。在雅科夫列夫卓有成效的领导下，该委员会先后为300万名苏维埃时代受到镇压的公民恢复了名誉。

　　在平反的进程中，戈尔巴乔夫不断地鼓动，提出苏联历史“不应当有被遗留的人物和空白点”，“苏联社会不应该有不受批评的禁区”，并特别强调“这一点也完全适用于舆论工具”。在这一政治导向下，苏联舆论将关注重心由现实生活转向历史领域。不少在苏联民间从祖辈就悄悄流传的政治密闻都公开了。当年被赫鲁晓夫揭开的、后来又被勃列日涅夫掩盖住的斯大林肃反真相，再次以更大规模、更完整全面、更深刻的形式，赤裸裸地呈现在苏联民众面前。由于不少档案被毁，很难全录被害者的名单，但不完全的统计数据也是劾人耳目的——

　　距当时近60年前的1927年，托洛茨基遭到了流放、季维诺也夫和加米涅夫被赶出政治局，宣告了斯大林在“列宁之后”的权力斗争中赢得了决定性胜利。这时的斯大林尚未丧失人性。在中央全会的讲坛上，他庄严地向共产党人宣告：我们不会对反对派实行肉体灭绝，因为杀人是一种传染病，将引发更大的不可预料的灾难。台下的共产党人对此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不久，斯大林启动快速工业化运动，为了获取工业化所需的原始资本，斯大林用“剪刀差”对农民实行掠夺，更用专政手段在农村强行推行集体化，引发了灾难性的饥荒，导致数百万农民被饿死。社会怨声载道。反对派乘机四处扩散列宁逝世前关于斯大林性格粗暴的批评。一些与反对派藕断丝连的共产党人秘密串联，谋划在中央会议上提出组织变动，将斯大林独揽的大权予以分割，由于内部出现告密者，密谋被挫败。新的密谋相继出现。1932年10月，在审理以留京为首的密谋集团时，斯大林要求将攻击他为“俄国革命的恶魔”的留京立即处决，这是他第一次要求判处一位党员死刑，但这个要求遭到政治局里大多数人的反对，留京等人当时只受到党纪处分。（列夫·费尔德宾《斯大林肃反秘史》）一年后，又有对斯大林来说更为严重的事件发生了，在1934年1月召开党的十七次代表大会上，许多列宁时期的老“近卫军”秘密要求政治局委员兼列宁格勒州书记、温和的基洛夫接替斯大林。选举总书记时基洛夫得票超过了斯大林，由于基洛夫不愿担任此职，斯大林才得以连任。

　　种种事态使斯大林感到自己的统治摇摇欲坠，某种记忆和更深的人性被唤醒了，对反对派和潜在对手实行肉体灭绝的方案摆到了斯大林的脑海前。1934年12月1日晚，基洛夫在列宁格勒州委大楼被一名凶手刺杀，案情疑云重重，前反对派领袖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被指为幕后主谋而遭到逮捕。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对他们的指控和惩罚逐渐升级，1936年、1937年和1938年，斯大林组织了三次莫斯科公审，将昔日的反对派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皮达可夫、布哈林、李可夫、克列斯廷等人判处死刑。在这期间，斯大林通过政治保卫局（契卡），在党政军系统内发起了大规模的肃反运动。

　　原党内反对派是首要的打击目标。1936年9月1日，斯大林向内务人民委员雅戈达下达了一项命令，从关押在监狱和集中营里的过去曾经积极地参加过反对派的犯人们，挑选出5000人，秘密地给予枪毙。次年夏天当内务人民委员已由叶若夫来担任时，斯大林又命令他准备出第二份名单，将新的5000名反对派集体枪决。象这样对原反对派成员的屠杀，不知重复了多少次。

　　那些在苏共十七大上“合法造反”的“老近卫军”们也遭受到斯大林的铁锤敲击。在苏共前两届政治局委员中，除已去世的列宁和斯大林本人外，其余全部被斯大林处死或自杀；
参加苏共十七大的1966名拥有表决权和咨询权的代表中，有1108名被定罪为反革命而遭到逮捕或处决。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有83人被枪毙。据米高扬1957年7月到中国与毛泽东会谈时透露：1937年2月到1938年8月一年半时间内，处决高级干部达3.8万多人。

　　在活下来的人士中，包括斯大林的亲信在内，不少人的家庭成员被杀，外交部长莫洛托夫的妻子长期被关押，国家主席（人民委员会主席）加里宁的妻子被流放了十几年，二战后期他不断地向斯大林求情，直至1946年他的妻子才被放出。斯大林的妻子娜佳1933年自杀，她的弟弟阿利卢耶夫在1939年被处死，她的其他亲人大多也在大清洗中受到牵连，甚至含冤死去。

　　肃反也在军队中大规模地进行。据媒体披露：1937～1938年，有近35000名红军指挥员被处死，近80%的高级军官，5名元帅中的3名，15名集团军司令中的13名、85名方面军司令中的57名，195名师长中的110名，406名旅长中的220名，以及所有军区司令，所有的军以上政治委员，都死于内务部军队的子弹。[10]人们公认，古往今来，无论在哪一次战争中，无论哪一支军队，都没有在大规模战争到来前夕遭受如此巨大的损失。当苏德战争爆发时，由于缺乏合格的军官，苏联红军连吃败仗，头三个月，红军将士光被俘的就达到300万人。苏联军队和社会在反法西斯战争中遭受的损失之惨重，除了敌人凶残的因素，还与斯大林对红军军官的屠杀有直接关系。

　　各级党政领袖也在劫难逃。1937～1938年，在十五个加盟共和国中，乌克兰、白俄罗斯、亚美尼亚、阿塞拜疆、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土库曼、塔吉克、哈萨克等九个共和国的党政主要领导人遭到枪决，肃反使一些共和国党组织减少了一半，以致于许多州委机关几乎没有人工作。在同一期间，俄罗斯联邦的卡累利阿、鞑靼、达吉斯坦、车臣－印古什、楚瓦什等自治共和国党政主要领导人被指控为“民族主义分子”而惨遭杀害。

　　大规模的清洗同样祸及身在苏联的外国共产党人，甚至包括那些驻共产国际的各国共产党代表团。著名的匈牙利共产党人库拉·贝恩被处死。列宁的老战友中，瑞士人普拉敦被捕后死于集中营；
波兰人加涅茨基被枪决；
流亡在莫斯科的波兰共产党人全部被处死；
常驻莫斯科的德国共产党领导机关遭到毁灭性的清洗。

　　更为严重的是，肃反作为一种消除内部敌人的成功模式，在信奉斯大林主义的各国共产党内得到了推广。距肃反10年后的40年代末50年代初，斯大林在苏东社会主义阵营内发起了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运动，东欧各国共产党惨遭清洗，有237.5万人被处决。其中，波兰党员从140万减为110万，捷共从200万减为140万，匈共从120万减为85万，保共从50万减为30万，罗共从100万减为60万。[11]数十年后的1970年代中期，红色高棉在柬埔寨夺取政权后，也对党内外发起清洗，据估计至少有130万以上的人口遭到灭绝，而当时柬埔寨人口不过600余万。

　　对于那些为肃反操刀的打手，斯大林采取原始的方式，分批地给予杀人灭口。1936年10月，斯大林派亲信叶若夫带领近三十个“自己人”取代雅戈达和他手下所有知道莫斯科审判案内情的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在被抓捕前，雅戈达曾说：我早就等着这一天了。临死前，雅戈达又说：上帝还是存在啊。为消灭肃反的知情者，仅1937年斯大林就枪决了3000名执行肃反任务的内务部人员，各州内务部分局的全部领导人被枪毙；
为了斩草除根，1937年，斯大林、叶若夫还下令将全国所有父母被枪决的青少年全部枪毙；
到了1938年，斯大林又将屠杀的恶果定性为“肃反扩大化”，以“毫无根据地镇压苏联人民”的罪名，将接替雅戈达担任内务人民委员的叶若夫逮捕，不久即予以枪决。

　　据《苏联史纲》记载：在大清洗的1937年，苏联共处决35万人，1938年处决33万人，其中，1938年11月12日一天，核准3100人的死刑判决书。

　　在斯大林的统治下，在上层社会发生大面积的死亡之前，下层社会就遭遇到更大数量级的死亡，而后者要更为悲惨。在30年代初的农业集体化运动中，斯大林实行粮食出口政策，将粮食从农民手里强征过来，拿到国际市场上去卖，换取外汇，用以进口机器设备。由于粮食价格过低，在乌克兰、白俄罗斯、北高加索、哈萨克斯坦等许多非俄罗斯民族地区，爆发了独特的“粮食罢工运动”和抗议活动，许多个体农民和集体农庄减少播种面积，把粮食埋藏在地下，拒绝向国家出售粮食。对此，斯大林采取了严厉的镇压措施，在1930—1932年，有6万户被定为反革命的富农分子被枪杀，大约有300万户、1500万“富农”被强制遣送到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占全部农户的12%～16%（苏：沃尔科哥诺夫《胜利与悲剧》第一卷；

《苏联历史》1989年第3期）。

　　1932—1933年，乌克兰粮食歉收，斯大林派出专员，动用警察和契卡等机构强制收粮，导致400多万人饿死（《苏共中央通报》1990年第九期），在哈萨克斯坦有230万居民因饥荒被饿死，人口净减少将近1/4。加上伏尔加河流域死于饥荒人数，共计大约700万人死于非命。有一个细节可以显示斯大林对于饥民的态度。早在1932年，当几十万个受饥饿折磨无家可归的儿童挤满许多火车站和大城市时，斯大林曾下了一道密令：凡在抢劫粮仓时或者在扒窃列车时被抓住的人以及害花柳病的人一律枪毙。死刑应该秘密地执行。

　　此外，在有名的“古拉格群岛”——劳改营——中，在自1920年代以来被关押的沙俄政府官员、前贵族、白军军官、资本家、旧知识分子、过去的政治盟友和对手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中，有数以百万计的囚犯死于拷打、过度的劳累、疾病和饥荒。

　　……

　　这些惊人的事实披露后，正如戈尔巴乔夫所说，苏联民众被“斯大林主义骇人听闻的罪行吓呆了”。

　　通过自由辩论，苏联学者对这些事实作出了一系列常识性的判断：

　　斯大林30年代发起的肃反，不是仅仅犯了“扩大化”的错误，而是远远超越了人类伦理底线，对党、对人民犯下了严重罪行。这一罪行的产生，不能仅用雅戈达、叶若夫这样的“坏人”破坏捣乱、“伟人”斯大林遭受蒙蔽来解释。这是有组织的犯罪，斯大林是第一责任人。他发动大清洗的直接目的，便是为了巩固个人权力，消灭权力斗争中一切过去的和潜在的竞争对手。为此，他有意地将这种行为上升到党内阶级斗争的高度，阶级斗争理论不过是他达到个人目的的工具。这种堂皇的理论外衣，是无法掩饰其犯罪行为的原始性的。

　　造成斯大林在党内外实施肉体灭绝行为的原因，不仅有斯大林的性格粗暴因素，还有其个人道德的残忍。而权力过度集中的极权政治体制，则使斯大林掌握了无限的权力，有机会和可能放纵个人的嗜血个性。人们沉痛地引述意大利社会党总书记葛兰西的格言：“一个阶级的专政必然导致一党专政，一党专政必然导致个人独裁。”这是对政治上个人独裁体制形成路径的最好概括。人们还反思，在俄罗斯土地上发生的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实验，从一开始便沾染上了俄罗斯传统的对法治的漠视。旧时代统治者对民众滥施暴力的习性也传染到部分布尔什维克身上，从出于某种需要而无视法律地对“敌人”滥用暴力，到出于某种需要无视法律地对“人民”（比如农民）滥用暴力，最后到出于某种需要无视法律地对“自己人”滥用暴力，这是一条不可抗拒的走向。最后胜利者，只有斯大林一个人。

　　前苏联《星火》周刊总编辑、著名作家维·科罗季这样评论道：“面对万千冤魂的泣诉，用任何政治字眼来解释这种社会现象，都将显得十分虚伪苍白。”

　　在大清洗之后，斯大林通过系列理论和意识形态活动，伪造历史，掩盖真相，封锁外来信息，同时制造个人崇拜。这一高度利己活动蕴藏的风险是不可解脱的。任何时候，只要后代知道了真相，必然会对暴政及其意识形态深恶痛绝。

　　有人说，对于谎言和神话已成为制度的极权社会而言，“公开性”就象一颗炸弹，将历史真相的火药库引爆。当种种暴行被揭开后，政权必然失去合法性，民众将怀着极大的愤慨，转而支持新诞生的异端力量。所以， 极权社会总是免不了“见光死”。

　　另一种意见，立场与上述相反，但思路基本一致，认为揭开历史的盖子将授人以柄。它认为，戈尔巴乔夫实行的公开性使社会的注意力集中到历史和社会的阴暗面上，苏共作为执政党当然要对这些阴暗面负责，处于被审判的地位，从而背上了沉重的历史包袱。社会主义也蒙受了巨大耻辱。思想理论界出现了严重混乱，社会舆论失控，各种反社会主义、反共势力借攻击苏共来壮大自己的力量，推动苏联向着解体方向发展。因而，舆论不能完全放开，“公开性”应有所控制，不能无休止地进行，不能超出某种限度。

　　上述两种意见，果真是对公开历史真相的后果之正确的判断么？

　　任何思考者都不能忽视一个民族对道义的基本需求。当触目惊心的事件发生后，大众有权力了解真相。掩盖真相是不道义的。在信息时代，要想封住万众的悠悠之口，更是不可能的。戈尔巴乔夫说得好：“已经不能让我们的人民再过过去那种生活，他们的嘴也不会被封上。我们社会在民主化和公开性过程中获得的氧气是我们人民和我们每个人所必需的。”

　　那种高强度的社会控制和信息封锁，是不能长久持续的。正因为不可持续，苏联社会才一波又一波地滋生出改革的呼声。继续对社会实行信息封锁，乃是继续推行不道义的政策，这样做的负面效应，比所获得的收益，要严重许多。它甚至可能会带来比糟糕的后果——苏联解体——要更为可怕的东西，比如内战。历史上类似例子比比皆是。

　　对于斯大林的大清洗，苏共承担一部分责任是其天然的义务。但是，对于人群来说，起决定作用的，是力量对比。在真实的历史中，多数共产党人，列宁身边的老近卫军，来自基层的工人和知识干部，是反对压迫农民、继而反对在党内实施肉体灭绝的。但高度集权的制度，使斯大林掌握了无限的权力，掌握了对任何人都可以施加暴力的权力，使得这些反对和抵制毫无效用，这些反对者甚至连自己的生命都无法保护，更何况保护他人？！如果将大清洗的主要责任推到整个共产党人身上，对于这些受害者是不公正的。

　　作为人群，苏共首先是受害者，但也应该是反省者。通过反省承担维系高度集权制度的责任，有利于苏共的新生。对这种高度集权制度进行改革，便是承担责任的最真诚的表现。因此，我们可以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有其道义基础和道义价值的。苏联社会实行了当时世界上最好的免费教育，民众的文化水平很高，每六个人中有一个受过高等教育。这样一个知识社会，对于道德生活和精神生活有着基本的需求。苏共领导下的平凡冤假错案、公布历史真相活动，满足了苏联民众的基本需求。通过关注或参与媒体的自由言论，知识阶层，进而整个社会，都被动员起来，焕发出多年来罕见的能量与光芒，围绕改革形成了初步的共识，对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领导层起到了支持和推动的作用。

　　通过开放舆论、实行公开性来冲击旧的僵化的思想体系，不是一些人所指责的“大败笔”，而是戈尔巴乔夫的成功佳作。对冤假错案的平反促进了社会和谐，实质上也提高了共产党的威信。在道义和精神领域，戈尔巴乔夫很省力就取得了辉煌成就。对斯大林的大肃反真相的披露和谴责，厘清了历史责任，也成功地化解了长期积郁的历史仇恨和报复之心。不管后来发生了怎样光怪陆离的变迁，在整个苏联和俄罗斯转型进程中，没有发生大规模的仇恨和报复，这是一桩伟大的成就，是苏联苏联和俄罗斯走向文明的重要标志。这一伟大成就与戈尔巴乔夫领导的公开性改革（继而得到了叶利钦的有力支持）密不可分。

　　公开性改革，初步实现了戈尔巴乔夫“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首创精神”的初衷。人民群众的参与，为改革提供了道义支持和思想资源，使得改革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在这种情势下，苏共党内任何僵化势力对戈尔巴乔夫的个人权力提出挑战都成为不可能。在社会的激励下，戈尔巴乔夫将公开性改革逐步引向深入，提出意识形态多元化，“坚决放弃意识形态的垄断主义”，实行新闻自由。1988年废除了报刊检查制度后，批评禁区更是不存在了。在接下来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中，被公开性唤起的知识阶层，在党内和党外都充当了戈尔巴乔夫的有力支持者。事实证明，放开舆论，并没有在党外产生与共产党相抗衡的政治力量。尽管后来有一部分人投向叶利钦，推动激进改革，但这与戈尔巴乔夫放弃对他所唤起的改革力量的组织领导有关（在下一节里我们还会谈到这一点），而且，主流意见一直站在保持戈尔巴乔夫的领导地位这一边。

　　舆论开放的趋势最终总是要走向完全的舆论自由。这不不可避免的。当然这个走向的节奏可以稍稍控制。戈尔巴乔夫正是这样做的。一个关键性的细节是，尽管在公开性改革中苏联民众享用了许多事实上的舆论自由，但舆论控制权依然掌握在苏共手中。因为“产权”在苏共手中，所以自由的舆论一直未脱离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的引导。但是“适度控制”不可能一直进行下去。戈尔巴乔夫是审慎的，他基本上是“见好再放”，才“一放到底”的。

　　相对于“意识形态的垄断主义”下的一团死水，舆论自由的确显得乱糟糟的。但这种“乱糟糟”并不等于混乱和失控。同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维系着基本的市场秩序一样，在多元化之乱中，由人们基本的理性支持着，存在着一定的底线、边界和共识，自发维系着大局不乱，许多表面的“乱”实际上是辩论和竞争的表现。所以，对舆论自由和多元化的混乱和失控的指责，是站不住脚的。

　　在苏联转型过程中，思想领域的确出现了病变，主要是由一个极端跳到了另一个极端，但不是对苏共进行报复和仇恨的极端，不是对旧有官僚极权体制进行反思和批判的极端（这是合理的），而是民族分离主义的极端，“唯西方是从”的极端，等等。那些极端的思想获得了部分群众，与力量产生了藕合，给改革带来了极大的、甚至是致命的困扰。这说明，在意识形态改革中，还是出了问题，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红色传统的历史价值

　　在俄罗斯实行根本性改革进城中，意识形态由一元化的垄断走向多元化的竞争，是不可避免的。现今的俄罗斯宪法第13条规定，任何意识形态都不能作为强制性的或国家的意识形态。这条宪法条文，是用多少世代人的血泪才铸成的。

　　在意识形态的多元化格局中是不能有行政强制的，但是，在进入较为成熟而稳恒的格局之前，尤其是由高度集权状态走向自由状态的途中，政府运用既有资源进行一定的引导是必需的。转型的社会极易引发混乱。这些混乱中有假混乱，多元化中的言论自由便是假混乱；
但如果多元化中极端主义思潮猖獗，那便是出现了真混乱。改革者有责任引导新的多元意识形态的重建，以避免出现极端主义思潮占据主流的恶劣状况。

　　学者雅科夫指出：“一个长期在高压严密控制下的社会肯定不会健康发展，但是解除桎梏却要讲究方法策略。因为长期的独裁统治下的人民，往往被当作孩子看待，独裁者显然不希望人民中的个体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因此总会打击各种思想异端。在这种情形下，人民的自律能力和理性思维能力都会下降。如果突然解除压力，人民反而无所适从。东欧国家由于一直是威权主义的独裁统治，人民的独立思考能力要高一些，因此演变后造成的混乱局面要短一些。而苏联，作为现代极权主义的主要发源地之一，个人独立思考的空间实在太小，人民的独立思考能力就相对差一些，因而容易被各种极端主义的漂亮话所俘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12]

　　苏联改革后期，陷入了极端主义风行一时的乱局，象民族分离主义，象推倒重来的极端操作思路，都在某一时间段赢得了大量民众的支持，令发起和领导改革的苏共完全失去了对局势的控制。这种乱局究竟是怎样发生的？

　　如果追根溯源，可以发现，将极端主义放出囚笼的，首先是改革者自己。这并不是说，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没有试图对意识形态改革加以引导。真实的情况是，在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引导意识形态改革的手法中，蕴藏着一种对核心历史人物、对过去的激进理性思维和权术主义处理。它主要表现在对斯大林批判中放纵自己的厌恶之情，对其身当其位之时的历史复杂性、建设性和多义性不予具体分析，不作必要的肯定，不去引导适度的平衡，从而令纯粹道德批判和人格否定成为历史反思的主流，令“全盘否定”的哲学完全占据了主要舆论阵地，那种“推倒重建”的思维受到激发，养育为主导性的社会思潮。这既违背了新闻学的真实精神，也违背了历史学的科学精神——在西方独立而成熟的传媒中，历来都寻求对报道对象的多方面的客观的介绍；
而在历史科学领域，全面而精确地反映历史人物的多维面貌，乃是基本要求。令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未曾想到的是，这种激进理性下的全盘否定的思想倾向，可以用来对付斯大林的阴魂，也可以用来对付作为改革者自身存在基础的共产党组织，也可以用来对付马克思主义，也可以用来对付社会主义。

　　中国有句成语，叫做：投鼠忌器。这一普通的生活经验，却蕴藏着深厚的哲理。如斯大林为“鼠”，则“器”为苏共，为一代人的命运，为一场红色实验，为人类数千年来代代相传的一种理想、梦想和设计。当斯大林肃反的血腥与残暴被披露于世时，许多苏联人的基本反映是厌恶，是痛恨，是不能接受，斯大林被时人定性为历史上的负面人物——不管他在治国方面有多大的功劳和成就。但是，斯大林留给历史的，不仅仅是功和罪，而且是一种与俄罗斯巅峰时期七十年内数代人不可分离的命运。人类什么都可以分开，但业已成型的命运却无法分开。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乌托邦实验、苏联由农业国走向工业强国的进程、惨痛而壮阔的苏德战争、共产主义在全球的扩散、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反向渗透，都与斯大林个人的生命实践密不可分。将“鼠”打了，则“器”也碎了。将这么多复杂的、甚至牵扯到几千年人类思想走向的历史之“器”全盘打碎，不仅是非常“不策略”的，而且是严重“反真实”、“非理性”、“不公正”的。

　　1950年代中期赫鲁晓夫发起非斯大林运动，表现了高度的道义感和勇气，但是，其中存在着严重的偏差。这偏差不仅是指赫鲁晓夫只反是斯大林个人，而不反斯大林体制；
而且是指，赫鲁晓夫只去否定斯大林践踏法制残害生命，而对斯大林的工作仅仅作一些抽象的、模糊的肯定，甚至对斯大林的领导才华也肆意嘲笑。结果引发了不少负面效应，人们因此怀疑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缺乏公正，那些真实揭露的效果被打了折扣。中共的反感和勃列日涅夫继任后对斯大林的回潮肯定，都是对赫鲁晓夫的偏差的反拨。

　　当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肃反扩大化”时，新中国领袖毛泽东暂时还是能够接受的，他曾对身边人说过，斯大林的肃反只会发生在苏联，在英法这样的西欧国家是不可能发生的。后来中共特别注意控制安全保卫部门的权力，防止这个部门出现乱杀人的现象。但是，对于赫鲁晓夫嘲弄斯大林通过地球仪来指挥作战，毛泽东是无论如何都接受不了的，因为毛泽东通过亲身经历，知道斯大林作为统帅的真实功力。在九评中，中共如是说：“对于斯大林的一些错误，中国共产党人是早有切身体会的。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曾经犯过‘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错误。这些错误，从国际方面的原因来说，有几次就是在斯大林的某些错误的影响下产生的。早在二十年代末期和整个三十年代，随后又在四十年代的初期和中期，以毛泽东同志和刘少奇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在抵制斯大林的某些错误的影响，并且逐步克服了“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终于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斯大林曾是王明的靠山，是毛泽东长期的压制者。但鲜为人知的是，斯大林还经常是毛泽东的战略指导者。在1936年底发生的西安事变、1945年重庆谈判、解放战争胜利前夕是否应早日成立新的中央政府上、朝鲜战争第五次战役后期志愿军是否采取运动战等事情上，毛泽东都见识到了斯大林的远见卓识，毫无疑问地从斯大林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从毛泽东后来处理越南战争等事务时的作法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斯大林的影子。毛泽东对于斯大林的领袖才能持经验性的肯定态度，此外，毛泽东对于“搞臭”斯大林将会“搞臭”“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全世界劳动人民中的声誉”的顾虑，也是一种本能的考量。但是，毛泽东对斯大林的维护“从一个极端跳到了另一个极端”，导致对斯大林强行推行集体农庄的教训毫不吸取（三年自然灾害引发的大饥荒，按刘少奇的说法，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推行“农业集体化”等方面重蹈斯大林覆辙的惨痛经历，反证了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合理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反证了，如果不象戈尔巴乔夫这样正视历史、将真相公布于众，可能会引发更危险的后果。但是，人们在防止一种偏差之时，必须同时防止偏差从另一处冒出。由于斯大林不是一般人物，而是与苏联的命运密不可分的人物，对斯大林肃反之外的具有建设意义的一切工作都加以回避，必然导致对那个时代的历史抽象肯定而事实忽略，肃反灾难便可能成为那个时代的主要象征，除此之外的一切正面价值便基本上被“血海”所淹没。历史将发生断裂。数代人的努力将被全盘否定。

　　切断历史是违背真实的。有人说：十月革命后，俄罗斯既没有赢得民主，也没有赢得自由，但它赢得了活力。这种活力便是30年代创造工业奇迹、反法西斯战争赢得胜利和人造卫星第一个上天、宇航员第一个登上太空的根源。一个严峻的问题乃是，斯大林时代的活力从何而来？

　　活力来自于平等（有关这一点，我已在《苏联为什么崩溃》第二章论述过）。红色革命首先是一场平等革命，平等虽然没有产生法治下的自由的民主，虽然曾经产生部分直接民主而不久又迅速失去，但是产生了机会，大面积的随着工业化的腾飞、随着国势的扩张而带来的机会。古老的俄罗斯大地潜在的能力被红色运动全面动员起来了。

　　斯大林主义首先是一种动员潜能的机制。“从历史的角度说，是对国家的实业生活、民众、管理进行组织，维持秩序，对国民进行意识形态改造，对他们进行培养和教育等诸多原则的一种综合。”在今天，斯大林主义和极权主义已成为完全负面的名词，经受任意的批评和指责。然而，在当初，在历史上的真实状态中，斯大林主义和极权主义是一种与革命理论、解放理论、生产力理论、平等理念结盟的思想模式。在批判斯大林主义和极权主义之时，如果只看到那些公有制教条、践踏法制的残暴、意识形态的一元化垄断等内涵，而看不到它们的思想盟友所起到的积极而复杂的作用，又如何能解释过去真实的历史呢？不正是“倒洗脚水时把澡盆里的孩子也倒掉了”吗？

　　有一条路，人类梦想了几千年，是一定要走，一定要试的。从古希腊的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设计“共产主义”的原始模型，到托马斯·莫尔推出《乌托邦》，这条路逐渐有了些模样。到了近代社会主义思潮在欧洲兴起，关于这条路的成型设想正式登上人类历史舞台。马克思主义属于欧洲社会主义的一个分支，它在历史上首先发现了“物质资料生产对于人类生活的决定作用”这一根本规律，欧洲社会主义、欧洲哲学、经济学理论中的一些精华在它身上形成了一个“小综合”，通过对多义性的“阶级斗争”的改造，通过将法国大革命中雅各宾党对敌对势力实施“恐怖”镇压的经验、1871年巴黎公社拒绝实施恐怖的教训的总结，以及对德国普鲁士的军事—政治一体化制度文化的潜在转移，经典作家们研制出一套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的社会工程蓝图。这套蓝图中间蕴藏着的集权倾向，使马克思主义在长期实施高度集权的俄罗斯找到了更好的土壤。在西欧、中欧和北欧地区，马克思主义也成功地却不稳定地上升为社会主义运动的主流。在二十世纪风起云涌的社会主义浪潮中，俄罗斯的社会工程实验，与欧洲其他地区的走议会道路的马克思主义以及种种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流派，虽然曾相互敌对、相互排斥，关系时近时远，但在某些理论要素方面，二者实为相互藕合的兄弟。苏联的计划经济成就和对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帮助了二战后的欧洲其他地区社会党或工党在自由选举中赢得更多的选票。瑞典的马克思主义蜕变的社会党人，接过德国首相俾斯麦和社会民主党（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在的党，德国共产党的前身）人共同首创的社会保障制度，将其发扬光大，设计出了一整套“从摇篮到墓地”的福利国家体制。英国社会主义政党工党1945年上台后又对瑞典的探索加以学习模仿，1948年英国宣布建成世界上第一个“福利国家”。

　　需要注意的是，英国工党实施“福利国家”建设时，首先推行了国有化运动，在自由市场经济体系内展开了部分计划经济的尝试。在这些尝试中，有一部分内容无疑是对斯大林的苏联经验的学习。而类似的行为，早在十几年前，已由美国罗斯福政府做过了。为了解决30年代初的大萧条危机，罗斯福政府引进了凯恩斯的“政府干预自由资本主义”的经济理论和主张，通过国家投资大型工程，来刺激经济，促进充分就业。“现在回过头来看，当年罗斯福新政中，影响最深、最远，最有根本效应的干预对策，就是把马克思的‘高额累进所得税制’、‘高额累进遗产税制’和‘社会失业保障制’通过立法程序，变成了可操作，可执行，可运行的法律法规。无怪乎，罗斯福施行新政之初，受到大垄断家族财团的强烈反抗和攻击。公开称罗斯福是‘赤色总统’，是‘共产主义代理人’。”自从英美两国率先垂范之后，其他各国纷纷效仿，进行不同程度的国家调节、国有化或福利国家建设。那种原始意义上的自由主义已经不存在了，现代西方的市场经济都部分借鉴了苏联经验，“福利国家”风靡西方，进而得到苏联东欧的学习模仿。在众多国家里，“现代市场经济以其宏观调控制度、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工人参与制度、现代股份共有制度、完善的所得税、遗产税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公平原则。”欧美国家能够走到今日经济发达、社会和谐的地步，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与苏联的榜样力量，与各个劳动阶级和知识阶层的抗争，与不时通过民选上台执政的社会党人的有效领导（连他们的政治竞争对手也被迫吸纳了他们的思路），是分不开的。在现代欧美文明的辉煌成就中，有很大部分出自于“社会主义家族”的贡献，“红色”是现代文明光谱中重要的一道色彩。而苏联共产党人、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以及欧洲大陆众多的社会主义流派，对于推动第三世界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更是作出了不朽的功勋。所以，“红色”也是全球社会的一道主色，是人类文明的主要成分之一。

　　法国第七大学的常学敏曾这样写道：“没有欧洲的启蒙运动和美国的南北战争，资本主义现在肯定还在当海盗和贩奴隶。没有后来广泛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想，资本主义现在也必定没有福利保障制度和社会稳定。没有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资本主义肯定没有现在的世贸组织以及国际平等自由原则，靠殖民地输血的西方也肯定没有真正意义的现代企业体制。在这个意义上，红色是现代性的一部分，是对现代化及时的诊断和校正。”这些论断是颇耐人寻味的。

　　苏联共产党人在十月革命之后的重大失误之一，便是不承认“社会主义家族”内部的相互支持和促进，武断地把不承认无产阶级专政道路的流派一概视为敌人。但是，这并不能否定苏联的社会工程实验在人类梦想史上、在现代社会主义运动中的结构性地位。如果将马克思主义（剥离其中过时的和极端的成分后而得出的）对于人类文明的主要贡献——包括对物质力量决定作用的认知与强调、革命思想、平等理念、福利设计、政府适当介入经济等等——一一加以分析，便可以发现，除了“福利设计”思路外，在其它几项思路中，苏联共产党人作了不少深层的探索，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经验，对社会主义运动起到了先导性、示范性的作用。而这一切，与斯大林将理论蓝图纳入直接操作层面的历史实践密不可分。

　　除了与永恒的精神价值之间的直接联系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在斯大林身上还存在着大事业家、大战略家的一面，象在大规模引进技术和设备、促成1930年代苏联重工业的高速发展中，他便表现出拥有高超的行事手腕和丰富的组织经验。在苏德战争之初，在拒绝总参谋长朱可夫的建议、蛮横指挥从而导致66万红军在基辅地区作战中被俘后，斯大林翻然悔悟，从此重用朱可夫等将才，更通过学习，在战争指挥上由外行变为内行，最终领导苏联军民赢得了古往今来最残酷的卫国战争的胜利，表现出了罕见的可塑性。斯大林在苏德战争中的统帅经验，有资格成为管理学上的经典范例，值得后人反复玩味和研摩。对于斯大林在统御军政外交方面诸多独到而高超的技巧，丘吉尔、朱可夫、莫洛托夫、毛泽东等人都有近距离的观察或记载。

　　斯大林是一个对战争、对经济、对外交都“很有办法”的政治家。红色实验的主要探索在他手中完成，高层的政治经验为他个人长期独享。对于苏联上下而言，无论怎样厌恶斯大林的偏执和残暴，但对于现代社会的治国经验，斯大林都是必须学习、必须继承的对象，对于俄罗斯民族来说，斯大林是人类生活延续性决定的绕不开的一道关口。自赫鲁晓夫发起非斯大林运动以来，苏联领导层表现得越来越缺少对付战争、经济、外交问题的有效办法，越来越缺少那些能够应对危机、解决难题的“有办法”的政治家。这是否与完全忽视苏联主要建设者和头号战争统帅斯大林的治国经验有直接关系呢？反正人们看到的是，在苏联，斯大林后来定型下来的经济教条主义日益猖獗，而斯大林在动荡时势下表现出的机变灵活的实用主义却越来越稀缺，在大张旗鼓的改革时代，左的教条主义和右的教条主义反而泛滥成灾！

　　1985年代中期“公开性”改革唤起的苏联反思的一代，包括政治家、政府官员，也包括各类知识分子，未能从斯大林践踏法治的肃反暴行和推行军国主义政策的强横中，剥离出中性的治国经验，未能从大尺度的框架下观照本民族在二十世纪苦难而深沉的命运，从而未能剥离出必须加以合理继承的红色价值。于是，心理上的厌恶和反感，压倒了健全理性，使得激进主义理性成为社会思想领域的主导力量。对于这种远离建设性方向的思想流变，在早期掌握着舆论工具之组织权的改革领袖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应负直接责任。

　　戈尔巴乔夫在意识形态改革中所犯下的最大错误，不是没有设立禁区从而制止公开性的泛滥——这是不真诚的、负面效应很大的恶劣行为——而是没有在开放舆论的同时，运用手中掌握的战略性资源，去引导苏联社会用多元化的思维方式分析解剖历史，从“暴政”、“血海”、“悲剧”、“极权主义”、“军国争霸”中，“剥离”出建设性的内涵，对红色传统的历史价值和斯大林的治国经验，作出明朗、精确、深刻、实用的把握。

　　戈尔巴乔夫采取抬列宁而抑斯大林的方式，来维系社会主义和苏共的威信。他的做法令人们感到斯大林好象是“横空出世”。列宁在建立高度集权体制、对昔日盟友采取不必要的专政方面对斯大林的示范，被完全回避了。戈尔巴乔夫将列宁树为民主作风的典范，当时尚且活着的莫洛托夫得知后嗤之以鼻。在阅读列宁原著时，戈尔巴乔夫就已发现，许多事情肇端于列宁，比如，是列宁取消了党内派别活动，在革命胜利之后，这样做本是毫无必要的。诸如此类的细节，都被戈尔巴乔夫“策略地”藏在抽屉底下，十几年后他才在回忆录中道出。戈尔巴乔夫还大肆赞扬列宁实行的“新经济政策”，称之为市场经济的示范。的确，在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引发危机后，列宁改行“新经济政策”——这似乎是实行有计划的市场经济，允许私有制的发展，允许外国资本家在苏联投资办厂——在一个短暂时期产生了非常大的经济效果：1921—1926年期间生产增长了5倍。斯大林尽管废除了“新经济政策”，但他的大规模引进技术和设备的做法，乃是对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的一些思路的继承。然而，数十年后力倡改革和非斯大林化的戈尔巴乔夫，却不敢在他实行的经济改革中接续“新经济政策”中的做法，而是扫荡“非法收入”，恐惧私有制，更恐惧对外经济开放，继续坚持斯大林后来奠定的崇拜公有制的经济教条主义。这种学习列宁专学习其政治思想（对其中的不合意者加以掩饰）、而不学习其经济思路（同时仍大肆弘扬以为解放思想造势）的做法，是很有意思的。对于斯大林，戈尔巴乔夫只有“官僚极权主义”一词来描述、指称。作为他的前任，那套丰富的治国经验被戈尔巴乔夫轻率地拒之门外了。

　　对于红色历史，戈尔巴乔夫仅空洞地肯定其成就，而不去总结其中经久的且在当下依旧可能发挥作用的内在价值。

　　主心骨的丧失

　　当过去的一切都被弃置一旁之后，历史虚无主义便盛行开来。结果，一种不公正的“全盘否定”的思潮，扫荡了人们心中对于二十世纪整个红色社会工程实验的信念。

　　连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央书记雅科夫列夫也陷入了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无边怀疑中，他声称，“马克思主义不是别的，就是一种打着科学幌子的新宗教”，“我们曾试图为建立真正的宗教和确定真正的耶稣而破坏教堂，但同时我们已模模糊糊地感觉到：我们的宗教本来就是错误的，我们的耶稣是假造的”。

　　雅科夫列夫堪称一代改革家和思想家，他在平反冤假错案中立下不朽功勋。事实证明，这位俄罗斯最优秀的大脑，连自己都没有搞透本民族的历史，却去指导意识形态变革的全局。苏联解体后，他曾写下了一本专著，研究二十世纪整个红色社会工程实验，书名叫《一杯苦酒》，从书中可以看出，他一直都未能从斯大林制造的血海中拔出。

　　作为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对于社会主义好象一直表现得很坚定，但其实他信奉的社会主义乃是与马克思主义距离较远的西欧社会民主主义。对于本国历史，他进行的是空洞的肯定，没有思想质地，也没有说服力。

　　曾经做过苏共莫斯科市委书记、后来担任反对派领导人的叶利钦，在苏联解体之前已得出结论，整个二十世纪的乌托邦实验不过是一场悲剧。红色的历史，被他定义为完全失败的历史。

　　这便是一代改革者对历史未能进行及时的、建设性的整理的结果，他们失去了思想资源，陷入了历史虚无主义中，他们的迷茫是真诚的迷茫。迷茫和虚无感必然催生各种极端情绪，或过度悲剧，或过度偏激。上层如此，下层如此。当政者如此，反对派如此。官员如此，知识分子如此。

　　当前代罪恶暴露之后，往往都会出现这种现象，转型期间极端主义流行，往往肇端于谎言和暴行揭露后引发的心理病变。对于这种思想变迁和心理扭曲交织的现象，值得深入探讨。

　　中国学者钱理群曾有着这样的经历。一次他在某所大学演讲时，揭露文革的黑暗，并象鲁迅那样剖析“国民性”，批评知识分子精神的萎缩。自由提问时一位女学生递上来一张条子：钱老师，我们本来就生存得很艰难了，如果我们知道社会这样黑暗，没有希望，我们怎能很好地活下去？

　　钱理群说，这张条子给了他很大的震撼，从此他便作了适当矫正，注意在批判时不要让人完全失去了希望（大意）。

　　在我们的生活中，也会碰到许多类似的事。经常可以接触到极端的思维和情绪。网络上也充满了各种极端的观点。我们可以想见，这样的心灵大都是因为被“黑暗”所吞没，得不到解脱，所以才如此偏激、愤青。

　　在人类历史的很多时期，都会出现因直面“黑暗”而产生了大面积的群体性的精神障碍。当苏联实行公开性改革时，过去的历史盖子揭开后，也出现了类似的心理流变。群体性的的精神障碍导致群体性的虚无和偏激，群体性的虚无和偏激为各种极端主义提供了温床。

　　刀锋走偏的责任当然首先要由黑暗的制造者来负。但长期生活在信息控制下的人群在初获部分信息时往往会将唱反调当作真理，他们在将其幼稚的认识上升为面向大众、影响未来的政治主张时所表现的不审慎和过于自负，也是不可取的。其中，在开关扭转之初，那些尚且拥有引导权的改革家，也负有未提供完整信息、未主动平衡“黑暗”的责任。

　　美国导演、犹太人斯皮尔伯格在拍摄德国法西斯屠杀犹太人的体裁时，选择的是《辛德勒的名单》这一真实故事，堪称匠心独运。辛德勒的故事不仅揭露大屠杀的罪孽，表现当时德国人如何支持反犹，而主要是从拯救生命的角度，歌颂黑暗中人性的光辉。电影除了开头和结尾，中间全使用了黑白镜头，然而当演到大逮捕这一情节时，为了表现一个天使般的犹太女孩的逃跑，电影使用了红色，在整个黑白世界里，那个穿着红色衣裙的天使般的女孩逆着人流，成功地逃脱了，跑向了未来。看完整个电影后，观众对德国法西斯的残暴深恶痛绝，然而，那个穿着红色衣裙的天使般的女孩的幸存，以及她所象征的众多犹太人的抗争、辛德勒的义举，却使观众的心灵洋溢着人道信念，对生活、对未来抱有足够的希望。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在向整个一代人揭露过去触目惊心的黑暗时，需要特别注意群体心理的调节，群体对希望的需求，不仅是思想性的，也是心理性的。个人面对极端的痛苦时，要使用解脱法挺过来；
国家、社会、整个一代民众面对极端的痛苦时，也需要用光辉去淹没黑暗。

　　对于改革时期的苏联社会而言，舆论自由不容侵犯，公众有知情权，对黑暗信息的披露不能有任何封锁。但是，信息的完整性是必须的，为了平衡“黑暗”的吞噬性，本应该有意地发掘那些昭示“人性光辉”的事迹。

　　难道在斯大林时期历史真的只有一团漆黑么？自然不是，生命的红色，希望的红色，同任何时代一样都不稀缺。第一个不能忘怀的细节便是，那些列宁时期的老近卫军，那些高层共产党人，正是为了阻止斯大林实施暴政，才惨遭其报复和屠杀的。所以，作恶的不是大众，只是少数人。（诚然，大众没有能够制止斯大林的狂暴。历史上多次出现类似情况，比如，大众没有能力制止中国历代王朝末年的崩溃，有更深刻的力量压倒了大众道义抗争的合力）在肃反的飓风中，有许多勇敢的人们起而反抗，有党内的，也有党外的。赫鲁晓夫就亲眼看到，在苏芬战争中，伏罗希波夫元帅曾当面指责斯大林杀害了“我们最好的将军”。时常有高级军官斗胆当面斥责斯大林，虽然最后还是遭遇了斯大林的毒手，但也迫使斯大林最终收手。

　　在众多的义士和英雄中，朱可夫脱颖而出。1937年的肃反，朱可夫当时即是反对的，他本人也差点落入虎口。斯大林去世后，力主揭露斯大林肃反真相的人士中，就有朱可夫。在晚年写下的回忆录中，对斯大林肃反暴行，对战争初期的斯大林的瞎指挥造成的严重损失，朱可夫都有准确的记载，但同时，对斯大林的统帅才能，朱可夫的回忆录也作了相当的肯定。

　　电影《莫斯科会战》曾借一位将军的口，对着朱可夫的背影说，他肩负着民族的命运。在苏德战争初期的大失利中，朱可夫犹如中流砥柱，在几处关键地段，领导军民击退德国法西斯的进攻狂潮。他在战争中的表现，用“俄罗斯的脊梁”、“泰山北斗式的人物”来形容，都不过分。他是斯大林的瞎指挥和粗暴作风的坚决抵制者，但作为军人他坚决服从了最高统帅的命令，终于等来了斯大林的醒悟，二人的合作，使局势转危为安。朱可夫可能是整个战争中唯一一位能以健康方式与斯大林正面交流的人，他经常从专业角度反驳斯大林的主张，从从刚直不阿的朱可夫身上，斯大林看到了俄罗斯民族的力量，充满了对俄罗斯民族的尊敬（有语言为证）。斯大林建立了重用专业军官的统帅机制，这一统帅机制之良好和灵活，可以同任何时代的同类作比。在抵抗外敌的斗争中，斯大林的人性至少有一部分被唤回，当战争打到莫斯科附近时，斯大林恢复了东正教的合法权利。战后斯大林对朱可夫充满了嫉妒，已经有许多人出面“揭发”朱可夫有“谋反”嫌疑，但斯大林不忍下手，仅仅将朱可夫贬官了事。那种大规模的肃反再也没有进行了。

　　斯大林的暴行减缓，死后被揭露，本是人性善恶争夺的一例。朱可夫与斯大林合作的深意，似乎也是后代不应忘记的。朱可夫，本可作为斯大林的对立面，充当最好的替代品。他是十月革命的收益者，是红色实验罕见活力的象征。他没有多少争议性，站立的层次非常高，将革命的优点和俄罗斯民族传统的力量融为一体。在他的背后，是无数反抗和抵制暴政的仁人志士，他们代表着黑暗时代的人性光辉。希望，不仅是道义上的、预测意义上的，也是由他们的实力和战争能力所缔造出来的。苏德战争的故事及其胜利，本来便蕴藏了苏联人民的新生的宏大意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对这些新生因素的发掘，对以朱可夫为代表的正直的、建设性的力量的弘扬，足以与反抗暴政的志士、打赢战争的英雄，以及此后创造宇航事业领先局面的精英建立亲和的继承感，从而在深刻、全面、无止境地批判官僚极权主义践踏法制的罪孽时，平衡其可能诱发的虚无感。

　　然而，在真实的进程中，这种“平衡”行动没有大规模地产生。一代人沉没于血海引发的痛苦中。个中的原因，除了政治操作的缺位、文化传统中缺乏乐感文化的补偿外，还有民族记忆里的自卑感被唤醒，导致人们沉溺于过度的“民族自贬”而不能自拔。

　　在地理上，古代俄罗斯位处于角落，它离任何一个文明中心，如罗马帝国，近代西欧文明等。自彼得大帝以来，俄罗斯开始学习西欧先进文化，我们可以从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小说中看到，俄罗斯的贵族日常说话中普遍以夹杂法语为荣，在真实的生活中，对于其他国度普遍的趋向总是伴随着群体性的自卑（至于俄罗斯作家门这种客观主义描写的时髦是否可能加强了民族自卑，我们不得而知，但至少我们知道，在现代社会的传媒中，尽管拥有完全的舆论自由权，但依然存在着诸多禁忌或技术性回避）。当俄罗斯取得某些成就后，又往往会出现过分自大的倾向，而西欧人对俄罗斯文化落后的轻蔑又加强了俄罗斯人在自大与自卑之间的摇摆。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林曾经这样说过：“19世纪时俄国被西方当作‘东方’的一部份，俄国人对此甚为介意，这是深潜于俄国民族的心理里的。这种心理，到现在他们仍抛不掉，俄国想在文化上成为西方的一部分，而对那些把俄国不当作西方一部分的人，表示很不满。这种自卑情意结，中国没有。一个具体例子是，你会发觉苏联的百科词典及科学著作中，将很多科学概念及发明都当作始源于苏联。中国没有那样做。……他们仰慕西方，他们想要与西方认同，但他们却感到西方并不承认苏联是西方的一部分，这恰好解释他们自卑情意结的来源。”[13]当苏联实施改革之后，人们发现西方仍在各个方面对苏联保持着领先，过去的自大渐渐消失了。而公开性揭开的祖先的黑暗，从人格和道德上给了当代人以严重的打击，于是出现了深藏的群体性的自卑感的流行。

　　为民族自卑感大面积传播起导航作用的理由主要有三：

　　1，先辈的黑暗。

　　斯大林的肃反，表现的是中世纪式的残暴。远看过去，过去的祖先一直如此。跟人家西欧比较起来，就象野蛮人。

　　2，集体的奴性。

　　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引发了对二十世纪苏联社会工程实验的道德审判。在许多方面它是深刻的，但是，出现了重心失衡。在苏联民间异议思想中，情况往往与此类似，伦理道德至上主义成为主导潮流。其核心论点，是认为对过去的罪孽不仅要由那些践踏法制的暴君担当，而且所有的民众都负有责任，恐惧导致了集体堕落，服从养成了集体奴性。伦理道德至上主义否认物质力量、制度决定下的实力对比对人群行为的决定性制约，将力学原因解释为心学原因，暗示道德万能，人性革命万能，集体心灵起义可以解决一切。伦理道德至上主义是基督教—东正教的道德说教和宗教忏悔在新时代与知识分子精英化的自我体认结合时产生的道德泛化，这种原罪思维模式，使得人们对黑暗和奴性的片面强调超越了事实的边线，却因具有“道德正确性”，而以巨大的强迫性的力量迫使经验主义者住口。在一片“奴性”的批评中，人们对民族产生了根本失望。

　　3，文明的非主流。

　　因为出现触目惊心的暴行，人们对整个社会主义产生了怀疑，社会主义本来是西方文化中革命者，于是极端主义者宣称，社会主义是非主流文明，自由主义才是主流文明。苏联现在的任务就是努力加入人类的主流文明。社会主义不是在马克思设想中的西欧，而是在落后的俄罗斯进行实验，更加强了一些人认为它系偏门的意识。这种倾向性判断无视一些基本的历史事实：基督教是来自对犹太教的革命，却在犹太地区站不住脚；
佛教来自对印度教的革命，却在印度站不住脚。难道基督教不是文明的主流？难道柏拉图、托玛斯·摩尔、卢梭、黑格尔、马克思、毛泽东的走向，不是人类的主流思路？难道法国大革命、十月革命、中国革命不是人类的主流生活？——但是，在当时的苏联社会，人们没有基本的大视野，也丧失了常识性的判断力。支流说加强了人们精神上的自卑认同。

　　为自卑感和民族虚无感蔓延起催化作用的，还有政治家。他们的行动对民众具有很大的示范作用。解读苏联崩溃历史时，可以发现一个基本的现象，就是苏联和俄罗斯的领导者对西方国家表现出惊人的幼稚和轻信。比如，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在对外交往中对西方言听计从，而对本国的总参谋长、国防部长、副总统却连会谈内容都加以隐瞒。而叶利钦将用独联体取代苏联的消息，首先告诉美国总统，而后才告诉苏联总统。这些现象实在荒谬绝伦。从戈尔巴乔夫，到叶利钦，从戈尔巴乔夫的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到叶利钦的外长科济列夫，都一度高度亲西方。这绝不能仅用个人倾向和道德来解释，除了长期生活在封闭状态下，人群没有交往经验，将对手要么想得太坏、要么想得太好的因素，更重要的是社会思潮的决定作用。历史虚无主义“官僚极权主义”既然如此荒谬和不道德，那就全盘抛弃、推倒重来吧，这便是休克疗法的思想基础。而高度的自卑感导致心理溃散，对引进对象产生过分的好感，对自由民主社会人士的道德美化，将他们看成是才能、道德、人格要高于自己的上等人。西方国家出于自己的利益，有意鼓励苏联领袖的改革，那滚烫而持久的赞扬，不仅令戈尔巴乔夫十分享用，更令他对西方政治人物的“道德性”作了超出实际的判断，而无视西方制度和国家利益的制约。使得民众和政治家自发地趋于唯西方是尊，言听计从，开口成金，没想到可能是美国某个大学教授的信口开河，没想到那么可爱而善良的政治家庄严地作出的承诺，不数年可以随意地抛弃（比如北约不东扩，反导弹条约）。

　　在公开性引发的对斯大林和旧体制的全面批判中，由于没有着力寻找建设性的力量做替代，导致历史虚无主义和民族自卑感成为压倒性倾向，教条主义、激进理性和民族自卑感的偶合，使一代人丧失了自我，丧失了主心骨，把外国的鸡毛当了令箭。“推倒重建”的休克疗法成为主要操作思路。思想上“翻烙饼”，必将促成政治上“翻烙饼”。

　　思想的稀缺和保守的可能

　　领导层被自卑、轻信和激进主义控制，还反映出了一个深层问题，领导层已无能力进行有效思想。而这又是过去数十年实施过于刚性的社会控制的必然结果。

　　曾任六位苏联首脑外交助理的高尔基阿尔巴托夫如是说：“现存的政治上层建筑把政治生活限定于极狭小的范围。它根本不适合于发现和分析变化着的社会现实……不适合于动员社会上的智慧潜力去解决涌现的问题。因为决策者的压倒一切的任务是坚定不移地抵制变动，不惜任何代价维持现状。这个任务至高无上，所以最高层要求各级国家机关、党组织、社会科学界、大学传媒都得这么做。它们要帮助掩盖日趋严重的问题，饰以稳定、成功和进步的假相。这么做过，最后一批可以进行公开讨论的孤岛消失了，保密的领域则扩大了。每发生一次领导层所不悦的争论，就会有新的领域被界定为‘国家机密’。”

　　在苏联这样实施意识形态一元化垄断的社会，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政治生活中撒谎成性。人们已知道那种陈腐的舆论宣传已过时，失去了听众，但依然要用它们填充舆论阵地，以防止“危险思想”前来争夺。假话与人们的天性相违背，于是官员和民众习惯了“用两种声音说话”：公开场合“唱”高调，私下说实话。人们甚至为自己私下的实在和公开时的机变而得意，却不知后果的可怕：舆论领域被“假”的东西占领时间长了，必定造成整个社会信息稀缺，思维钝化，思想被窒息。长期的缺氧状况违背了大脑思想活动的自然规律，其后果是整个社会思想力和创造力战略性的衰退。

　　俄罗斯学者科索拉波夫指出：“在近四十年里，苏共上层领导放弃了独立的战略思考和规划，满足于顾问、专家和助手们写的那些大众化的东西，并以此冒充党的集体智慧，践踏自己应根据可信的先进理论来领导国家的责任。” [14]

　　苏联社会主义被公认是短缺经济，它不缺飞机、大炮、原子弹、火箭，缺的是日用消费品。苏联解体过程中反映出来的情况是，其实苏联式社会主义最稀缺的是思想。原俄罗斯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波波夫认为，戈尔巴乔夫及其同僚都清楚苏联的出路在于进行彻底改革，但他们却不会制定改革的纲领。“机关里根本没有善于制定改革战略的智慧型人物，而在克里姆林宫宫墙外去寻找这样的人物又有悖于极权主义思维。”

　　叶利钦曾感慨地说：“社会中最为积极活跃和最能独立思考的那部分人民已经彻底同‘苏联’断绝了。”[15] 叶利钦所说的“社会中最为积极活跃和最能独立思考的那部分人民”，大概指的是那些成为他的政治盟友的、具有改革和批判精神的自由知识分子。认真研究便可发现，其实那些知识分子的思想力也远远不足，与拘谨的统治者相比，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思想力是需要长期积累、渐进发育的。在社会放开之后，虽然极权主义受到了普遍批判，但作为极权主义逻辑基础的思维习惯却早已潜藏在人们的脑海中，不自觉地延续着。那些唯理主义（导致理念先行，总是用想象中的美好目标去“改造”事实）、激进理性（引发革命性追求，总是企望一步到位）、整全思维（对复杂多元的事物采取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方式或其变种加以处理）继续支配着即使是最前卫的改革派知识分子的大脑。于是在极左教条主义衰落之后，极右教条主义流行。

　　一位学者指出：“就知识结构的变化而言，前苏联知识分子承袭了前人长于人文而疏于思辨，富于理想而拙于操作的传统，在人文学界光彩夺目的同时，经济、管理领域则是相对落后。多少年来断绝与世界经济、国际市场的交往，也使得他们缺乏这一领域的专门知识，而这恰恰又是当时苏联最弱的领域。之所以会出现‘五百天计划’一类激进改革方案，之所以会有1992年以后的休克疗法，都是以经济学界为首的苏联学术界有欠成熟的反映，如果说，当年他们是把充满着村社式议事传统的苏维埃代表会议视为无产阶级民主的最高创举；
那么今天事实上，他们同样把言论开放与思想解放视为是现代民主制度的全部。理念与现实的脱节始终是俄国知识分子的痛处，而多年的政治桎梏又使得解放的欲求变得异常激烈而不可遏制。70年的社会主义实践没有找到一种适当的方式，在革命、建设与稳定的同时，能够尽可能地畅开知识分子的言路与心扉。”[16]

　　一般地，人们恪守社会分工，仅对自己熟悉的领域发言。但是，“知识”在外表上的涵盖性，往往容易使知识者产生某种自负，那些缺乏警觉和反省的知识分子以为自己有能力解释一切，以“万能的言说者”身份越界发言。他们以拥有“批判的天职”而骄傲，却未把公义批判与专业批判区分开来。而在对血腥统治的反拨中诞生的伦理道德至上主义思潮，又将一切负面因素都予以“道德”化，作为“新道德”（人学，人道主义，和平主义）的主张者，他们似乎拥有批判一切的权利。一种“新道学”就这样诞生了。

　　在苏联实行民主化和开放性改革之初，唯理主义的激进理性和伦理道德至上主义思潮，推动着知识阶层热衷于道德批判和“国家模式引进”，而不去对具体的社会问题进行实证的、操作性的、可控制的研究。这时候，他们的思维创造力和应对复杂形势的行动力尚未发育成熟，而骤然到来的时势却把他们中的一部分推到了过高的位置。从苏共分裂出来的叶利钦和这部分知识分子很快建立了政治联盟，构成为政治版图中的激进民主派。在戈尔巴乔夫发动的政治改革中，叶利钦通过竞选获得俄罗斯苏维埃主席的位置，继而又成为第一位民选总统。由于被这些激进知识分子拥有的精神价值上的优越性（代表着“社会良知”、“批判精神”和“高深知识”）所震慑，当权的叶利钦对他们言听计从。于是一个莽撞的改革家领着这些没有任何治国经验的年轻人，开始了新的冒险。他们那轻率的乐观，知识的虚骄，先验的理性激情，使改革直接沦为一场图纸运动。他们那样严肃地将对和平的热爱推向极端和绝对，以至于成功地为车臣等地的民族分离分子提供了利用行政权力扩大军力的机会。

　　改革家和自由知识分子的思想力、行动力的欠缺，属于长期高强控制的后遗症。社会因而在危机时刻严重缺乏替代品，失去了民间和政府组合嫁接产生突破的可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这种情形不仅发生在苏联，古往今来屡见不鲜。专制往往打着国家的旗号，最终总是使国家的政治能力严重受损。

　　上述能力分析，可能是对改革时期一代人对全盘否定思想缺乏鉴别、抵御、对抗能力的现象较为恰当的深层解释。

　　对于揭开历史问题时出现的历史虚无主义、全盘否定和推倒重来思想，以及深层的唯理主义的激进理性和伦理道德至上主义思潮给苏联社会转型带来的负面效应，一些当事人后来也有所反思。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尔仁尼琴是一位深受苏联民众尊敬的思想家。当年他通过《古拉格群岛》等书，发起了对“极权官僚体制”的批判，感召了整整一代自由知识分子。1994年他从美国回到俄罗斯，看到的是一片政治乱局和精神废墟，心灵深受触动。他逐渐与新的当权者拉开距离，并直接批评叶利钦拆毁苏联的做法是败家子行为。新旧对比使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对苏维埃时代的看法，在1996年发表的小说《在转折关头》里，他肯定斯大林是伟大人物，赞扬斯大林发动的“伟大的向未来的奔跑”。2001年5月，索尔仁尼琴在莫斯科与俄罗斯作家会面时谈到，俄罗斯面临着严重的精神和领土分裂。“我们被夺去言论自由是痛苦的，然而更为痛苦的是还给我们的时候”，这句他在1964年讲的话不幸应验了。[17]

　　60年代的持不同政见者、历史学家罗伊·梅德维杰夫也在1990年代修改了他对斯大林时代的评价：“历史的判断，主要的标准只有一个：他接管国家时的状态和他离开时的国家状态。我一向反对斯大林的思想和所作所为，但他1924年接管国家时，国家处于可怕的状态之中，而在他离开时，国家成了超级大国，国际威望大增。”[18]

　　事实证明了一个国家对历史采取一刀两断的方式、象钟摆一样左右摆动的可怕。

　　作为旁观者，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断言：“俄罗斯永远不能成为西方国家。”他认为，一个精神分裂和精神沙漠化的民族不能站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俄罗斯民众的常识理性往往蕴涵着更多的真理性。面对后来的崩溃性的局面，他们本能地呼唤不能切断与过去的精神联系：“苏联是什么？这还用问？这套140平方米的房子，你坐的沙发，书架上上万册书籍，再加上我的青春和爱情。”“苏联是什么？不错，它曾是斯大林式的高压统治，是恐怖的政治清洗，是严寒酷暑中排队购买食品的百姓。但是，它也是莫斯科举世无双的地铁，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是加加林进入太空。光荣也好，耻辱也罢，那是我们大家的历史，是我们自己的命运。”

　　俄罗斯总统普京也得出了与普通民众一样的结论：如果否定了苏联，“那就等于说我们的父母虚度了一生，活得毫无意义。”“我国历史上有过砸烂一切的时期。如果我们再一次这样做，世人就会说我们是数典忘祖的人。”[19]

　　然而，常识理性未能成为转型时期的主流思维。在诸多重大问题上，俄罗斯一代人没有能力在意识形态改革中完成思想的现代演进。他们对于现代社会至关重要的政治思想领域，他们的努力失败了。

　　在那个转型时代，没有一批在思想和政治上有分量的人士，能够用行动向世人宣示：

　　二十世纪的社会工程实验，我可能不赞成，也可能一点也不喜欢，但是，有一些基本的事实我是承认的：它不是一场纯粹的悲剧，而是一场探索，是为人类而作的探索，古往今来人类梦想这样的实验已经有几千年了。我们的人民成为乌托邦的实验品，真是幸何如哉。那些惨痛的悲剧发生在前所未有的探索中，由于高度集权因素的作用，祖先的血腥复活了，甚至得到了加强。对此我们不能回避。我们不要虚幻地假想我们的祖先如何如何了得，就是斯大林不好。我们的民族的嬗变有一个过程，我们的祖先原来就是这个水平，想一想多少世代的故事，从彼得大帝以来，上上下下，对弱者都很血腥，怎么能一口吃个胖子呢？路是一步一步地走过来的。只要不把我们一开始定得那么“高”，也就不会在心理上摔得那么“低”了。

　　如果没有上一代人走“红色”这条路，我们还会去走，去探。从过去出发，向未来推演，总要有那么一代人，为自柏拉图以来的人类梦想去做实验。既然上一代人走了，探了，用自相残杀流的血，证明一些弯弯道道行不通，那么，我们后代就不能继续走下去。尽管饱经沧桑，但我们知道，每一代人都是人类历史长链中的一环，作为历史的“选民”，上一代人毕竟为后代、为人类探了底。

　　在那火红的年代，俄罗斯带着血泪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我们摆脱了贵族等级制，探索了国家在经济上的可能作用，尝试了工人阶级的提升，推动了第三世界的解放。在遭遇到巨大的内部灾难后，我们依然挣扎着在血海中一步一步地爬出了生天。那些强横者渐渐放下了屠刀，从后代那样地追求和平、甚至过分地将它绝对化，就可知我们是多么不愿继续过去的不义生活。除了黑暗，除了军国霸道，我们这个民族还有好多好多的优点，足以让我们自立于世界各民族之林。我们的勇敢，我们的韧性，我们的大无畏，我们的智略，已经在苏德战争中得到了充分证明，我们用自己的血肉帮助了人类赢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我们的民族能够赢得杀人如麻的斯大林的本能尊敬，那么也应赢得世界上任何民族的尊敬。在我们身上，总有一些是其他人无法比拟的东西。我们过去所做过的探索，既然付出了那么多的血泪，尤其需要珍惜。不能让这一代人白过了，我们创造的东西，如果具有经久价值，我们得扛着向前走。同其他民族一样，我们有优点，也有缺点，我们是常人，我们不要硬充精神优越了，但也不能因为我们有缺点而过分自卑，有缺点改正不就是了。我们理当泰然自若地生活。

　　这一对历史进行“保守”的思路，本可以帮助一代人修复精神创伤，祛除自卑感，以平常心对待历史，从而温和地探寻改革之路。当然，这一切没有发生。难道改革时代的苏联就不存在成功挺过“见光死”、“历史虚无主义”和推倒重来的危机吗？

　　不是。如果苏联改革的一代，从政治家，到知识分子，不发生方向性的错误，不是追求的那么高，那么大，那么急，那么空洞而雄伟，而是向下看，向低看，向实看，完全可以可以避免发生由极左向极右的历史摇摆。

　　不要以为做到这一点多么难，其实只需要秉承常识理性、经验主义，足矣！

　　1，在经济操作上，对过去行之有效的办法暂时不要抛弃，把那种举国组织体育、发展宇航事业、调控技术和产业的经验，移植用于发展农业和轻工业，象抓宇宙飞船的部件一样，认真地掌握这些行业的技术细节，作为“完全经济自由政策”的有力辅助，可以起到推进市场化和经济发展的作用。

　　不从概念出发，而从事实出发，克服掉对于斯大林的厌恶，便可发现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到斯大林的大规模引进政策中蕴藏的对外开放思路，剔除对公有制的教条崇拜。

　　如果不是高高在上地忙于上层制定图纸工作，而是亲自跑到基层去获取直接经验，便可发现民众对经济自由的渴望，就不会去干那些“打击非法收入”的蠢事了。如果能够秉承人类做事总是由小到大的习惯，就不会陷入大工业的惯性和对高科技的过高追求，而会鼓励对中小企业优先发展。

　　2，在政治上，民主的真谛是权力制衡。如果从缔造制衡局面出发，就不必那么急于干掉党内持不同意见的利加乔夫，不必组织女教师安德列耶娜发表批评意见，不不必只对“右”放水而不对“左”放水。

　　当对历史的批判和对政治体制的整全设计满天飞时，虚幻的精神反思将当务之急的经济问题给淹没了。这时候，改革家有责任利用手中的资源，将自由讨论的重心引向对经济事务和民主事务的具体研究。

　　戈尔巴乔夫实行公开性的初衷是发动群众推开官僚主义对改革的阻挠，这一意图基本实现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群众是支持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的。著名的异议人士萨哈罗夫（被戈尔巴乔夫从流放地放回），以及大批自由知识分子，都是戈尔巴乔夫相当坚定的支持者。但是，戈尔巴乔夫没有将这种有力的支持化为组织资源，用来推动苏共的改造，使之由全能党转为选举党，或者将其中切近民主社会主义路线的力量吸纳进党内，或者与一些亲和派别建立建立政治联盟，推动共同纲领，共同执政。戈尔巴乔夫后来深悔被上层人物架空，失去了群众的支持，其实是他自己放弃了对本来围绕在他身边的自由知识分子和群众的整合，他撒下了种子，开了花结了果，却不去收割。如果他不去吸收新鲜血液，苏共自然堕入老派人物的掌握中，他本可以将二者掺和起来。对于政治家来说，一切支持如果不能用来增强权力和组织，都是空洞的。那种只去鼓动而不加吸纳的意识形态活动，便是空头意识形态。那种只讨论人道主义和政治模式、而不讨论经济和操作问题的政治活动，便是空头政治。

　　3，在法治方面，既然如此深邃地总结斯大林践踏法制的罪孽，及其产生的机制，那么，最起码的应对便是防范类似事件的发生。除了长期目标方面争取建立真正的法治，制止践踏人权的实践重演，近期至少要从机制上限制克格勃系统的超级而不受约束的权力。中共在反思斯大林的肃反时，便指出不能令政治保卫机构拥有杀人权，它从体制上对这一部门的权力进行了限制，结果证明这一部门后来没有出过特大事件。然而，戈尔巴乔夫在批斯大林时，却不将对历史教训的最基本的总结用于指导自己的行动。这也可能是因为戈尔巴乔夫作为安德罗波夫的密友，继承了对克格勃的控制权，所以以为克格勃系统属于自己的势力范围，而丧失了必要的警觉。这个行事凶险的部门的利刃，既可能伤及别人，也可能伤及自己。后来，到戈尔巴乔夫与克格勃系统产生观念和利益冲突时，克格勃便先后对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使用了人身打击，从而将凶险的敌对斗争引入了高层政治。苏联社会因此而蒙受了灾难性的代价。

　　4，在意识形态方面，既然已确立多元化方向，那么，就应帮助国家建立多元化的思想格局。东正教、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都是促进社会稳定、维护苏联统一的思潮，应该成为国家的思想主流，这是可以预见的，因而应予促成的。戈尔巴乔夫未能明确地竖起保守主义的大旗以阻止激进主义的蔓延，不敢及时地接过东正教的道统以补偿信仰危机，对于自由主义这一能够解决极权政治和计划经济的弊端的思想体系，没有作为事实上的主要学习方向，以至于他的改革主张落入老套和空洞而面对民众缺乏竞争力。

　　戈尔巴乔夫也看到了需要为旧的意识形态寻找替代品，对多元化实施引导，他在将旧的“官僚极权主义”意识形态抛弃后，推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作为苏共的指导思想。这一思想直接来源于欧洲的社会主义家族中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社会党国际在《法兰克福宣言》曾详细阐述了这一“民主社会主义”思路，它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不公正的社会制度，应当由真正公正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来代替这种社会。在政治方面，主张实行多党议会制，在经济方面，主张实行混合经济，认为社会主义的主要问题不是使生产资料公有化，而是实行“社会主义计划”和“民主监督”，使资本主义经济为劳动者和整个社会服务；
在社会方面，主张建立福利国家，为人民个性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

　　戈尔巴乔夫在思想和感情上加入欧洲大陆社会主义家族的举措自然是明智的，但是，他社会转型中直接照搬民主社会主义作为苏联的主导思想，则犯了大错，因为，改革中的苏共与欧洲民主体制下的社会民主党在处境、面临的困境和拥有的条件上都大不相同。民主社会主义坚持公正、人道和民主，而没有刻意强调自由和法治，因为在西方环境下，这些乃是既定的条件；
然而，对于正在谋求摆脱“极权官僚体制”的苏联来说，自由和法治十分稀缺，是苏共必须汲汲于求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还存在着一定偏差，比如对自由市场重视的程度不够，在安全政策上单方面强调善意（正是对于苏联如此），以及标榜“伦理原则是社会主义思想和政策的基础”，将“伦理社会主义”与“物质力量的决定作用”相对立，暗含着一种伦理道德至上主义倾向。这些偏差，在欧洲民主体制下可以得到竞争对手、选民以及整个社会自由法治体系的矫正和限制。但是，对于改革中的苏联而言，它所面临的重大思想挑战便是如何引入自由市场理论冲击计划经济的僵化状态，民主社会主义的思路，并不能解决苏联当下急务，对于苏联而言，它显得过于单薄了。在各方面基础条件尚未具备的情势下，苏共的思想革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不可能一开始便走欧洲社会民主党在多元政治中强调“社会主义”个性的思路，而应首先建立起一个容纳了现代文明基本要素的“大全”理论框架，而后略略有所偏重。它必须真正理解，而后向社会清楚明白地解释自由、民主、法治、人权、人道、市场、产权、效率、福利、公正等价值之间的内在关系和冲突。在应该建立“大全”思想构架做过渡之时，苏共不应过早地与倾向性过强的社会民主主义接轨。它只有在与“同质”思路接轨的同时，大力吸纳“异质”思路，才能为解决苏联面临的紧迫问题提供理论资源。

　　戈尔巴乔夫引进社会民主主义，反映了他的理论活动方向，不是谋求解决苏联的实际问题，而是要向人们作出改革和保守社会主义的架势。它所保守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人家的”，“自己的”七十年仍被搁置在一旁了。所以，这种保守是假保守，而不是直接的、健康的、工作性的保守主义。旧的历史财富，按照惯性而生活的广大群众，因而被改革家抛弃在改革主流之外。而民主社会主义中的伦理道德至上主义倾向，同改革家们内心由对暴行的反感而激发的强烈的反拨意识相呼应，迅即占据了主流话语，成为压倒性的思想倾向，导致空谈人道而不注重加强法治以保护人权，导致在根本纲领中大言伦理而不涉及效率和发展，将一代人导向空头政治；
导致苏联在军事外交领域以道德善意作为主要诉求而放弃实力均衡和打控制球，使国家安全受到严重损害（在下一节中将对此作详细分析）。

　　总之，苏共在意识形态改革中出现失控，根源在于没有从经验主义和常识理性出发，经过保守主义洗礼，肯定恒久价值，采纳实用操作的治国经验，减缓激进主义和虚无主义的破坏性。没有以辽阔的视野，将保守主义推为主要的国家思想，不仅保守自由，而且保守平等，保守文化传统（如东正教文化）。没有对西方社会当时正盛行的自由主义思想进行战略性的吸纳，吃透法治、自由、市场、制衡的真谛。改革中的苏共当然有权对自由主义提出有力批评，但是它绕不开自由主义对上述问题的深邃思考。它应该经过基本训练，形成底蕴，而后才能去谋求强大的个性。

　　做到这一切并不难，只要方向向下，接受经验主义和常识理性，就可走上一条良性、厚重的路。但是，极权主义的思想控制，使得社会恰恰失去了与常识和经验的传统联系。对于多元化、海纳百川、包容、均衡思想，人们的“精神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潜藏在思维中的天然一元化倾向往往发挥着主导作用。对于长期的乌托邦强制下培养出激进主义的、教条主义的、泛道德主义的一代造反者来说，这样做，并不算什么意外。

　　部分注释（顺序照搬原书的顺序）

　　[10]《前苏联政治大清洗揭秘》，“世纪档案”网。

　　[11]《新社会主义探讨》，胡星斗，《天府评论》网。

　　[12] 《红星陨落之后——论苏联改革失败的历史教训及其对中国改革的借鉴意义，雅科夫，关天茶舍。

　　[13]《明报月刊》，1979年11月号。

　　[14]《前车之鉴》，李兴耕等编，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00页。

　　[15]《前车之鉴》，李兴耕等编，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3页。

　　[16]《知识分子与苏联解体》，冯绍雷，《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

　　[17]（[俄]《独立报》2001年5月16日。

　　[18]《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李慕箴，“今朝风流”网。

　　[19]《前车之鉴》，李兴耕等编，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9～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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