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言：樊纲不讲“道德”与“狗拿耗子”

　　题记

　　为了不让大家曲解樊纲不讲“道德”与“狗拿耗子”，我还是引用樊纲的两句令世人震惊的名言：一是“我们不妨就理直气壮地宣称：“经济学家就是‘不讲道德’”。二是“经济学家不应该不务正业，‘狗拿耗子’地去做哲学家、伦理学家、文学家、政治家、牧师等等在其职业领域内该去管的事情。”[1] （樊纲《“不道德”的经济学》1999 -2 -18）

　　一

　　我很敬重樊纲，因为他独行于宏观经济分析与宏观经济形势的预测上，他所提出的论点、作出的解释，总是异于主流，特立独行。我很尊重樊纲，因为他经常以经济学界权威的形象进入政府高层的决策圈，影响政府的改革方向。我很相信樊纲，因为他虽温厚、寡言、不出风头和不讲道德，但却经常以语不惊人誓不休的大师形象走进公众的视线。

　　2006年4月3日，著名经济学家樊纲在某报的论坛上就网民与改革的问题时发表看法，称“网民不能以民意代表自居”，“政府不能仅以网上的舆论来左右自己的政策”的观点。随后，一石掀起亿万网民的“网浪”，网民嬉笑怒骂的口水大有生吞樊纲之势。2006年3月1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总理会见中外记者时再度公开肯定了网络这种“民意直达高层直通车”沟通方式，并是我“也看到了一种信心和力量。”[2] （《中央领导高度重视网络舆论 民意汇入中南海》2006年04月《半月谈》）

　　 经济学家从网上透视出民意的“水分”，政治家却也看到了一种信心和力量；
经济学担心政治家受网民左右，政治家却从群众的意见中感受到大家对政府工作的期待和鞭策。经济学家毫不客气地告诉网民：你们不能代表民意；
政治家却面向全国的受众（包括网民）说：网路是民意直达高层直通车。经济学家与网民，与政治家对网上言论截然不同的态度，一方面，反映出中国政治家逐步摆脱了对专家话语的单向依赖；
另一方面也表明经济学家教父式的影响中国政治的手段和方式已告终结；
最重要的是民众从实际生活中放弃对学者崇拜，丧失对政府的信任，学会了“不道德”的看待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

　　二

　　我对樊纲思想的了解，大多来源于网上。樊纲通过网络理性的引导社会，网民也通过网络评介政府政策、制约政府行为和影响政府决策，这本来就无可厚非的事情，也是现代民主政治建设一个亮点。但是，樊纲把经济学的不道德用于政治学研究的领域，干预国家民主政治生活，妨碍公民言论的自由表达，扰乱政府理性获得信息的通道的确有“不道德”与“狗拿耗子”之嫌。

　　 樊纲在《“不道德”的经济学》一文中曾经写道：“经济学作为一门特定的学科，经济学研究作为一种特殊的职业，它不讲道德、也不该讲道德；
经济学家不应该不务正业，‘狗拿耗子’地去做哲学家、伦理学家、文学家、政治家、牧师等等在其职业领域内该去管的事情。”[3] 樊纲的慎独和专攻使之成为中国少有的、影响很大的几个经济学家之一。它的成功源于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源于研究经济问题的理性和“不道德。如果樊纲很早就不务正业大谈道德问题和政治问题，做起“狗拿耗子”差使，恐怕就不会口误遮掩的去指责网民。由此可知，樊纲的本性和良知未改，只是谈错了问题。

　　作为经济学家的樊纲，有时也会不务正业的去谈论政治。樊纲把经济学家的不务正业称之为“狗拿耗子”，因为“经济学家作为一个个人，也不可避免地想要‘谈道德’。……就像他虽不是园艺学家但可能会种点花，虽不是文学家却读小说(还会评小说)，虽不是演员却当票友一样。同理，既然是业余活动，最好也不要花太多的精力，变得不务正业，耽误了自己的本职工作，那就是冷静而现实地进行经济分析。”[4]这一次，樊纲就改革问题发表的言论，按说也不是不务正业，但他如果用简单的数字帮助政治学家去计算民意，去界定谁是民意的代表，用“不道德的”经济学的理性去度量民意应该通过什么渠道影响政府，用经济学的假设，模拟出政府不被利益集团、专家或者民意所俘获的程序和机制，显然不“是冷静而现实地进行经济分析”，是明显的“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三

　　樊纲的多管闲事与观点判断是否正确，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事情。用经济学的方法去计算利益群体在国家政策中的利益博弈，是西方经济学与政治学、社会学交叉发展，与国家政治机制互动演进的结果。樊纲认为，“如果中国所有利益群体都在网上了，那么中国最大最难的一些问题也基本上解决了”[5] （4月12日《信息时报》）的论断，绝不是业余票友的陶醉与乱吟，是很专业的政治学判断。在这里，樊纲把“网上”看作是利益集团博弈平台，在这个公平的博弈平台上，由于利益群体的公平表达，政府才能有可能出台较为公正的国家政策。而现在由于“多数的农民、民工都不在网上，”[6] （4月12日《信息时报》）网上就不是一个公平的利益博弈的平台，如果政府被网上的言论所左右，政府被利益群体俘获在所必然，大众饱受政策不公之煎熬也不可避免。樊纲虽是“票友”式的判断，但却一语中的，击中要害，逮住了大“耗子“。

　　樊纲的这个判断是基于假设，也是基于现实，因为在现实中网上也不可能成为一种法定的政治参与通道和正常利益博弈的场合。在网上的群体人数、所发表的言论以及各种争论没有进入法定轨道，群体之间利益表达还没有形成相互制肘的情况下，网上的自由表达应该能成为全社会成员利益和谐程度的晴雨表。所以，在特定的时期，网上言论就客观上影响了经济学家的纯理性判断，客观上约束了政府随意施政的行为，也客观上维护了各种利益群体的利益相对平衡。在法定的利益表达通道还未建立的时候，樊纲利用话语优势，反对网上的自由表达，反对政府倾听网民的意见，其直接后果割断了社会制约政府自发力量，阻断了经济学家获得真实数字的渠道，就从根本上背离了市场经济自由、平等和民主的基本价值观。

　　四

　　樊纲认为，“多数的农民、民工都不在网上，不是网民能够代表的，所以网民不能以民意代表自居。…… 因此，（政府）不能仅以网上的舆论来左右自己的政策。” [7] （4月12日《信息时报》）樊纲的这个独立判断有四层含义：一是一亿多网民是改革开放的直接受益者，是特定的利益群体，而不是公众的代言人；
二是中国最大的农民与民工群体还没有在网上自由表达的资本和条件；
三是政府如果受强势利益群体的左右，政策优势 公允；
四是农民与农民工的边缘化将不可逆转。作为一个不讲道德经济学家，樊纲站在大众的立场上，做出了同情处于弱势的农民与民工，对利益集团左右网络进行道德批判，与其说是经济学家对经济学和经济规律的背叛，不如说经济学家的道德发现和良心诉求。

　　在现代社会里，经济学家用道德判断的方法为解决政治问题，提供理论支持的成功案例还没有出现。樊纲试图用道德的呐喊遏制利益网民的自由表达，使政府重新回归到独立、公正与理性机制内，保证政府作出的决策公正与高效。这种道德的冲动，既不符合目前我国的行政运作规则，也不符合社会的道德规范，从本质上影响了经济学家理性的判断经济问题。我们暂且不起考究那些网民是哪个利益集团，也不去追究他是不是民意的代表，从目前的情况下，网络媒体与其他媒体相比，自由表达度应该是最高的，容纳的利益群体也是最全的，在相对的意义上，网络舆论一边倒的几率十分低，政府被网上舆论左右的机会也十分低，更何况，网上的所谓“民意”不经法定程序的认定，靠什么进入决策程序呢？在经济学家的眼中，政府决策程序可能就是简单的数字加减，行政的方法可能就是逻辑推断，评价行政效果的方法就是效益减去成本。事实上，农民和农民工承负改革代价，远离发展成果的根本原因并不是源于网上的舆论，而恰恰正是社会公共舆论对政府公共政策制约的缺失，社会力量不均衡的作用于政府所致。经济学家樊纲用道德嗅觉能嗅到老鼠，但却开错了药方。

　　五

　　“网民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但中国更大的利益群体在网的外面”[8] （4月12日《信息时报》）是经济学家樊纲用数字计算出来的民意。在信息时代，网络是一个相对自由和宽松的了解信息、发表言论和透视社会的平台，而我国最大的利益群体，为什么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还会因长期处于贫困状态，游离于网络之外呢？在广大农民与民工被边缘化的漫长过程中，这个庞大的群体似乎没有寻求到表达自己利益通道，他们全部的利益都交付给道德高尚、绝无任何私利的先知们全权代表了，改革就是在这种高尚的道德环境中起步的，改革也是在经济规律的支配下运转的，但是，改革的结果却是不道德的。中国更大的利益群体在网的外面是政策不公的所至，而非简单的数字计算的结果。

　　在一个没有自由的、公平的、法定的利益表达的社会背景下，经济学家理性的思考与争论对改革的发展方向至关重要。此时的樊纲，坚守经济学不道德的思想境界，理性地看待改革，不为权力所动，不为利所为。他说：“经济学所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实证地考察、分析，……然后，经济学以此实证分析的结果为前提假定进行制度、政策或对策的设计，向世人提出建议。经济学的原则是，只要社会上还有一个人是“性恶的”，自私自利并一有机会就损人利己(损公肥私、假冒伪劣、不讲信用等等)，整个经济制度就必须建立在“性本恶”的前提假定之下，去设立各种制度防范‘小人’。”[9] （樊纲《“不道德”的经济学》1999 -2 -18）事实上，经济学家就是以严谨态度和理性思考，赢得了指导改革、评价改革的话语权。在经济学家层面，观点相异，争论攻奸在所难免，然而，在经济学家不道德的经济争论，并未改变道德左右改革政策的语境，如，国企改革的出路在于减员增效，改革就是要一代人付出代价，腐败不可避免，赦免原罪论等等。在经济学家独霸改革话语的年代，经济精英们设计的、预防小人的制度和政策，的确产生了经济学家也难以预料的、不道德的社会后果：一方面，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一小部分权贵市场者利用政策的优势，率先富裕起来，另一方面，中国更大的利益群体却因经济贫困而被摔外在“网”的外面。为此，经济学家也迫不得已的、道貌岸然的讲起“道德经”。

　　六

　　樊纲认为“网民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但中国更大的利益群体在网的外面。”[10] （4月12日《信息时报》）这是经济学家做出的一个低级的、业余的政治判断。

　　首先，网民不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从党的总书记、国家总理，到平民百姓共同拥有同一个互联网，在网上，大家拥有平等的、自由的言论机会，网上“手谈”已经成为国家民主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是农民与民工还没有自己的利益组织，因此，也就不可能有一个法定的利益代言人。这个最大的利益群体在法定的政治和舆论通道还没有畅通之前，网络就成为农民与民工唯一的表达通道。著名社会学家孙立平虽不是农民的代言人，但他指出了不公的政策将导致社会结构的断裂，“在一个「断裂的社会」中，不同社会群体有著截然不同的要求，这种差异有时甚至会达到一种无法互相理解的程度，……所以，置身于「断裂的社会」中的政府和领导人必须对来自不同社会群体的互相矛盾而又各有其正当性的要求，有明智的态度并能妥善地协调；
否则，就会埋下社会动荡的种子。”[11] （《社会转型：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孙立平《中国学术论坛》2005-04-26）尽管农民没有自己法定的代言人，象孙立平、于建嵘等大批知名学者，理性地、负责任的成为农民在网上利益代言人和维权斗士。

　　三是农民的表达方式和济学家的不同在于：感性与感情。真实的感觉、朴实的感情、悲惨的境遇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中不道德的理论和政策所致。90年代中期以后，温铁军提出的“三农”问题，在网上广泛传播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李昌平“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12](《我向总理说实话》 李昌平) 通过网络惊动中央，震惊世人，三农”问题的危机也暴露在公众面前。林毅夫建设新农村的建议经过众多学者、官员和民众网上的积极参与、呼吁，最终促使中国的改革转向，发展转轨，在网上，人们对中央用“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社会社会主义的新农村表示出高度的赞扬，网民们在网上相互争论中达成改革与发展的新共识。

　　七

　　樊纲不仅是一个不道德的经济学家，也是一个理性的网民，更是一个敢于对自己言论负责的、网上民意的代言人。在信息时代，网络舆论逐渐成为政府倾听民声、了解民意的一个重要的、快速的、原汁原味的渠道。中南海高层重视网络舆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对网上观点作出迅速回应的原因，恐怕不是因为网民仅仅代表一个特殊的群体，也不是因为网民的感性与直白，而是众多主流媒体介入网络后，使网络成为一个自由与感性泄露，自主与理性释放，主流与大众交融的洁净空间。

　　樊纲作为经济学家是不道德的、理性的，作为个人是道德的、高尚的，但是，一旦你走入网络，你的言论就和你的身份发生了分离。作为经济学家，樊钢近几年发表了许多言论，其中开发区应营造富人的生活环境，要给进城的农民及低收入者一个栖身之地；
如果一个城市建得过于奢华，那只是城市贵族的居住区而非真正意义的城市；
农民问题、低收入阶层问题和收入差距问题都是中国社会经济中最大的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则中国必须成为世界工厂；
在中国和全世界的市场上，低端市场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穷人市场仍然是一个可以赚钱的大市场；
城市化的标志就是农民进城；
今后中国政府必须非常重视公共政策的建立，提出和采取长远的、符合经济规律的公共政策来避免拉美陷阱；
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政府应对民企一视同仁。如果不进行宏观调控，如果企业界现在不受点小的损失，待到经济热度已经过高，再调控为时已晚的时候，中国的经济损失，肯定远非现在可比等等。

　　我把樊纲先生的部分观点进行回放，目的是让樊纲先生了解他的理性思考，是通过什么途径影响公众，影响政府，赢得群众的。樊纲的观点，经过网上的广泛传播，许多已经从网上的流行语言转化为社会的流行语言，最后上升为官方的流行语言。我们从樊纲的网上言论上，看不出他是属于哪一个特殊的群体，代表着哪一个群体的利益，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地，无论他代表什么，只要是理性的，网民就会支持。网民们不再迷信权威、不在寄希望于好人政治，他们时刻要提防正襟危坐的“父母官”的心，要不停地封住歪嘴和尚的口，紧盯住正人君子的手，捂紧自己的钱袋，自主自由往前走。

　　结束语

　　樊纲不讲道德，成就了他的经济学研究事业，客观上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樊纲谈道德，讲政治，会成就他什么呢？樊纲此举，或许出于经济学的枯燥难以自守贞操，或许出于对理想与现实反差的无奈，或许出于“面对那时的‘舆论压力’，他也非得再写点什么来表明他的清白，表明他虽然推荐一种能使鸡鸣狗盗之徒相互合作的经济制度，本人却并不与鸡鸣狗盗之徒同流合污。”[13] （樊纲《“不道德”的经济学》1999 -2 -18）

　　 我们也不妨就理直气壮地告诉经济学家：经济学家不讲“道德”可以，左右政治，干预民意，行吗？。

　　2006-4-19

　　 注释：

　　 [1] （樊纲《“不道德”的经济学》1999 -2 -18）

　　 [2] （《中央领导高度重视网络舆论 民意汇入中南海》2006年04月《半月谈》）

　　 [3] （樊纲《“不道德”的经济学》1999 -2 -18）

　　 [4] （樊纲《“不道德”的经济学》1999 -2 -18）

　　 [5] （4月12日《信息时报》）

　　 [6] （4月12日《信息时报》）

　　 [7] （4月12日《信息时报》）

　　 [8] （4月12日《信息时报》）

　　 [9] （樊纲《“不道德”的经济学》1999 -2 -18）

　　 [10] （4月12日《信息时报》）

　　 [11] （《社会转型：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孙立平《中国学术论坛》2005-04-26）

　　 [12](《我向总理说实话》 李昌平)

　　 [13] （樊纲《“不道德”的经济学》1999 -2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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