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萨贝尔斯：美国人的修辞艺术

　　（吴万伟 译）

　　几年前，卡恩斯•罗尔德（Carnes Lord）写了一篇文章谈到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修辞是欺骗和真话两者的结合。对于古代希腊人来说，修辞就是能够在议会、法庭、庆祝大会上改变人的观点的口若悬河的辩论艺术。所以很自然的，亚里士多德认为它比哲学低劣，因为哲学是要发现和阐述真理的。但是正如罗尔德先生指出的，亚里士多德确实承认某些修辞手段比如诉诸感情，逻辑上的诡辩，天花乱坠的语言等的合法性，只要这些都被用来服务于真理。（当然，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真理只有一个，他不是相对主义者）这位哲学家说“一般来说，真实，好的东西更容易受到理性辩论的影响，更有说服力。”

　　这种心态存在于西方言论自由传统的核心，也是冷战时期创造出来的争论不休的词语---国家努力在外国公众心中塑造正面形象的“公众外交”（public diplomacy）的核心。总而言之，如果不是在行动上，至少美国拥抱开放和自由而不是炮制出来的消息的信条的公众外交对于赢得善意非常关键。就像许多民主国家一样，美国长期以来指责“宣传”是独裁政权的工具，这个态度由于20世纪出现的极权主义国家而进一步强化。罗尔德写到“纳粹德国和苏维埃政权的宣传规模和一时的成功曾说服许多社会科学家和其他西方观察家相信政府资助的信息节目能够产生强大的效果，不仅能够影响国内外的政治环境，而且最终改变人类的本性。”

　　西方民主国家对纳粹德国和苏联宣传的对策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他们真诚地区分这些政权炮制出来的“弥天大谎”和他们自己把言论自由作为真理孵化器的追求。另一方面，不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是冷战都不是小孩子的游戏。60年来，有很多场合，如果判断美国及其民主盟友的所作所为，在国内限制言论自由，在国外影响他国民众观点甚至炮制“消息”等和纳粹宣传很容易等同起来，如果“宣传”不是禁忌语的话。罗尔德的新书《失去民心和思想》（Losing Hearts and Minds）(Praeger Security International, 152 pages, $39.95)的主要优点就在于刚开始就明白这些事实，这种理解让他对当今美国公众外交的糟糕状况的分析具备稳定力量和优势。

　　作为研究亚里士多德的学者，罗尔德不赞同后现代主义者所谓的编造服务强权的谎言争夺霸权，根本不存在真理这回事的观点。相反，他坚持认为冷战的其中一个教训就是真理有个独特的方式穿透哪怕最高的谎言大厦。在写到苏联的时候，他提出了如下让人震动的深邃看法“在封闭和极权主义社会中普通民众对宣传的抵制比人们想象的情况厉害多了。”

　　共产主义垮台后，这个观点（当然，有收获“和平红利”的欲望）促成了美国政府超越党派的决定。该决定在克林顿时期做出，但是得到许多共和党人包括著名的参议员赫尔姆斯（Helms）的支持，降低公众外交的规模。在1993年到2001年，政府对“新闻”节目和教育文化交流方面的资助减少了大约三分之一，在1999年，负责公众外交的主要机关美国新闻署（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被解散，成员被分散到不同的政府部门中去。不用说，2001年9-11袭击促成了重新考虑这个问题，从此后，政府又重新推动旨在影响外国人“在反恐战争开始后的观点，视角，看法。”

　　媒体在报道这些举措方面非常糟糕，许多民众，甚至消息灵通的人对此所知甚少。部分原因是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公众外交领域的官僚体制的迷宫。更让人喜欢的是罗尔德对该迷宫的清晰指引，不仅指出了冗赘之处，也提出了裁减的建议。比如，他在国际广播电台一章里详细描述了广播董事会（Broadcasting Board of Governors(BBG)的问题，这个超越两党争斗的，但是非常两极化的机构，负责国内外的广播事务。他写到“BBG是个机能障碍严重的组织，它们的成员已经习惯于根据自己的特殊利益独立运作。国务院的利益和管理几乎陷于消失的边缘。”你不需要赞同罗尔德让国际广播电台更加一体化和负起责任来的建议，就能认识到他试图说明的问题所在。

　　罗尔德对于公众外交如何走到这一步的描述不是非常吸引人。他几乎全是指责左派，事实上需要指责的方面很多。这种片面性非常明显地表现在罗德谈论里根政府在1980年代试图恢复公众外交的尝试。他写到“白宫承诺比公众外交机构（或者国务院）的职业人员能够习惯的强度更大的公众外交规模。”

　　白宫的承诺部分是预算上的。罗尔德没有提供数据支持，但是美国新闻署（USIA）的资金在里根任命的查理•威克（Charles Z. Wick）署长任内是稳定增加的，直到1989年达到最高峰8.82亿美元,几乎是1981年的一倍。这些增长当然是应该欢迎的。但是正如罗尔德指出的，许多对外服务官员对他们看到的“将本来专业化的正当活动政治化”非常不满。罗尔德把这种不满归咎于政治正确，但是他没有提供具体的事实说明是什么因素引起的。

　　这太糟糕了，因为在某些领域，尤其是教育和文化交流方面，公众外交在没有政治化的情况下效果更好。这并不是说在里根政府以前没有政治化问题。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参加美国新闻署，国务院教育文化事务局（Bureau of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Affairs (ECA)等资助的其他项目，富布莱特奖学金（Fulbright Program），国际学者交流计划（International Visitors Program (IV)等许多是自由派或者左派人士，在他们的演讲里，表演里，或者其他活动里，经常批评美国。这种批评的因素常常有许多的正面影响，因为来自封闭社会的外国人对美国的开明自由非常喜欢。但是它在华盛顿也引起愤怒。因为国会和别的地方的保守派怀疑资助这样的“反美”活动是否明智。

　　在里根政府的第一届任期内，采取了很多的努力试图扭转所谓的政府资助的教育文化交流项目中的左派倾向。比如美国新闻署资深官员理查德•阿伦特（Richard T. Arndt）在他的新书《国王的胜地》（First Resort of Kings\" (Potomac Books, 624 pages, $29.95)中说，获得富布莱特奖学金的外国人按惯例都是在离开本国赴美国前经过美国新闻署官员的情况介绍，现在还要在华盛顿参加长达一周的“教育”，目的在于对抗在美国大学中的政治偏见。阿伦特还说“一个外国名人要求与一个的记者谈话却被劝告会见由ECA为他选择的另外一个记者。”按照阿伦特的说法，这些努力让有些外国学者或者记者感觉到被操纵，甚至被侮辱。在公众外交的某些领域，像搞运动一样的策略来“保持信息”（stay on message）或者要求“快速反应”（rapid response）是否可能起到反向效果呢？

　　罗尔德先生承认没有这样的可能性。相反，他说因为“文化和教育交流”现在处于前沿和核心的地位，这和冷战时期是不同的。”决不能允许它们成为“为了基本上非政治的与对手的交流的场所。”罗尔德先生的“非政治的”（non-political）是什么意思？从表面上看，他不是说在美国人和外国伊斯兰分子之间建立接触这个意义上的“政治正确”。但是在更深的程度上，他的意思是不能忘记了这个目的：策略交流的倾向性的，吝啬的，精心设计的系统，要知道如何在适当的时间向适当的听众传递适当的信息。“策略性交流”（Strategic communications）就成为当今宣传的委婉语，罗尔德先生是当今这里和国外的积极主张推动这样的交流的许多分析家之一。

　　唯一的问题是，宣传采用的别的名字仍然还是宣传，虽然在公众外交的工具箱里有一个位置，它决不能代替其他的工具，比如开放的教育和文化交流。可以肯定的是，当资助的时间到来时，后者测量和评价时更困难。但是正如爱因斯坦曾经说过的，“许多你能计算的东西，不要计算；
许多你不能计算的东西，才是真正重要的。”阿伦特和其他有经验的人会告诉你在教育和文化交流项目上实行“政策控制”往往造成反效果。

　　今天，美国公众外交的主要信息---反恐战争，美国必须占领伊拉克，限制入境签证，中止对囚犯和公民的法律保护等被世界各地千百万人看作弥天大谎。我们可以继续重复这样的信息，也可以改弦易辙。不管是哪个方式，都不能很好地服务于我们的目的，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看来都不是“政治正确”。最好是记住亚里士多德对于修辞的定义，罗尔德翻译成英文就是“最关键的是在特定的情形下获得对劝说可能性的适当理解。”

　　译自：“The American Art of Persuasion” BY MARTHA BAYLES November 8,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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