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卫江：黑砖窑事件暴露出文明的死角

　　最近媒体大量披露了山西黑砖窑案件，这些窑场其黑暗和悲惨在文明世界里的人们看来，简直是毛骨悚然，其暴虐足以令人发指。

　　我们的教科书上清楚地写着：在黑暗的封建社会，地主对于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榨，但是封建时代的农民毕竟还是有着一定的自由度的，至少可以自由迁居和择业；
然而在今天的山西黑砖窑厂里，被拐骗被胁迫的工人们沦落为奴隶无疑——没有自由、没有报酬、没有尊严、没有居所、甚至没有姓名的“黑人”——绝不比牲畜优越多少。可以说，一个砖窑厂就是一个微型的奴隶社会组织，而这样的事情就发生在21世纪一个声称是“和谐”的社会里！

　　一般来说，暴露在外的丑恶总是冰山一角，隐匿起来的往往占据着事情的大部分。我们应该注意到，奴工不仅在山西，而且在河南、河北、新疆、福建、还有广东惠州也同样存在过。而且奴工现象不仅现在才被揭露出来，以前早就有过。

2001年媒体揭露过，称之为“包身工”的中国“奴工”现象，就已经有不少立案待处理了。这些案例充分说明，中国的底层，在广大农村的一部分地区，文明水准是何等的低下！

　　何以会如此？善良的人们议论纷纷。社会本是个复杂的系统，一个能够运转成为高效率的、齐心协力的组织形式的，必定是该组织系统内部各个子项（要素）形成良性的功能互相协调。

　　就如现今人们所看见的，由利益织成黑砖窑犯罪的长链条：窑主雇佣包工头，包工头再从人贩子处花钱购买低廉劳力。司机贩运被拐骗者，人贩子或者黑职介从外地介绍一个未成年黑工，可得介绍费400元—500元。窑主和包工头牟取暴利，人贩子只是利益链条中不起眼的第一环节，更大的罪恶利益存在于窑主和包工头之间。在山西，黑砖窑的窑主几乎均为当地人，他们利用本地资源负责应付各类检查，而将窑场承包给外地的包工头，包工头再雇人生产。出了名的王兵兵黑砖窑就是这样，他的老爸为村支书，有了庇护关系，他自然什么都不怕了。这个窑场手续全无，却能照常生产。作为利益链的下端，包工头必然要克扣工人工资，或寻找更低廉实用的劳力，于是易于控制的成年智障人及未成年人因此成为目标。此外，在这个链条上必定还少不了地方官员的一杯羹。为此，窑主还得依托靠山，于是“窑主吃黑工，派出所吃窑主。”——形成了吃人食物链。

　　王兵兵的黑砖窑场其实就开在退耕还林地带、坐落于风景名胜区广胜寺镇。在那里，土地所、工商所、派出所、林业站、环保站、工会组织、劳动检察大队、以及人大代表，一应齐全，名义上人人都负有监管的责任，但在“黑”这个节骨眼上个个装聋作哑，全都成了“瞎子”、“聋子”和“哑巴”，居然 “一连四年无人发现”！看来这算不是奇事的奇事。

　　有的黑砖窑主更是有着人大代表的靠山，更多的黑砖窑是当地的纳税大户，窑主与政府官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当外来的记者和家长们试图解救孩子的时候，有的派出所工作人员要么推诿或置之不理，要么百般刁难和阻挠；
客气点的就说：“不是你的儿子就不要管”。河南电视台记者从个案中发现，山西永济市个别劳动监察人员还涉嫌倒卖童工牟利。人们凭日常经验可以确信，无疑，就像黑煤窑一样，山西黑砖窑同样也有广泛的保护伞，黑心窑主的每一分利润里都有腐败的阴影，窑工的每一道伤痕中都有行政不作为的祸害。诚如一位网民所言，若政府部门真能下决心，解救行动还要搞什么酝酿？难道还要让蛀虫们给黑心窑主通风报信，让他们有充足的时间转移童工吗？

　　山西黑砖窑得以广泛又持久地生存，表明了在农村地区的某些角落里，良心的缺失、关爱的缺失、公德的缺失、信仰的缺失、法制的缺失、民主的缺失、权利的缺失、自由的缺失、正义的缺失、责任的缺失，是何等的严重！在法不责众的安护之下，大家抱团成群，亢匪一气，利益共享。总之在这里，剥光了属于人的社会生存所需的各种文明制度和礼仪规范，只留存下一个个利欲熏心、卑劣无耻、冷酷无比的“裸猿”，去奴役那些被拐骗来的黑工！

　　德国学者鲁曼的社会系统理论揭示：“每个系统自身具有高度的自律性、独立性及其不可化约性。”由此推演出，位于较为闭塞的农村地区的一个小型的社会系统，其与外界开放的社会大系统环境（文明世界）进行信息交流的相对要少得多，从而呈现出较强的地域独特性的功能自律运作，除非外界强有力的干预，否则便持久地维持着主要靠其内在的各因素间的特有关系来决定的倾向，自成一体地运作本系统。由于这种小系统相当的封闭，所以社会进步特别缓慢，于是，在文明世界的眼光看来，该系统（窑场及相关的周边社会组织）实在太鄙陋太丑恶了。

　　现在，总算有了外界强力的干预，人们都已经看到了：党和中央政府十分关切山西的黑砖窑案件。但是这种干预，因为缺乏自我纠错的机制，而更多地出自于传统性的人治力量，不是依靠现代性法理型社会的法治力量。而人治力量的根源来自于“人性本善”——那种屏弃掉人的幽暗意识，只顾高杨起理性自觉的精神便自以为足可了结一切事情的方式，自以为待需要解决的种种事情都只是归结为道德问题而已，而道德问题的实施又得靠圣人/官大人的意志来下达，所以终极上靠的还是官员道德的自我约束，由自我约束去保证“善心”，而“善心”又是自我约束的出发点和动力——不免陷于循环论证的悖论之中，就如某人企图自提头发欲离开地面那样虚妄，究其实质依旧是个封闭的系统。只是，华夏整体的大系统相对于其内部某些农村闭塞地区的小系统来说，信息交流要远远地宽广得多，相应地文明水准也高出许多。

　　因此，问题就在于，社会机制的传统性依旧，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即是，于是，属于本土的系统（不管是大的、整体的，还是内部小的）仍然凭借自身高度的自律性来运作。人们可以期待着：靠“性善论”力量的实施究竟能持续多久？推演多广？推进多深？靠“亲民秀”的频频上演、“换汤不换药”式的医治能够根除掉多少社会顽疾？

　　所以，我们这些自诩为“文明”的人，尽管可以鄙夷那些黑砖窑场的窑主们，及其亢匪一气的当地各级公务员。然则放眼世界，就如以上所述的，我们所处的不也正是一个相对闭塞的体系？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我们更注重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较少地参与到与外部世界的精神文明信息交流和对话中去，于是，大洋彼岸“地球村”里的洋人又会怎么看待我们这个“村子”里的“文明”？

　　最后，我强烈建议，以原样永久性保留着若干个黑砖窑厂，专供外人参观，使之成为对于国民进行“爱国主义”素质教育的题材，让国人了解在这里曾经发生过的真实事情，教导国民明白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时期的人文国情状况，就象波兰人对待奥斯维辛集中营那样的处理方式。我们知道，文革之前，为了搞政治思想教育，制作出一个《收租院》的大型泥塑模型，里面展示的都是四川大地主刘文采残酷压迫农民的事例。文革之后，有人揭露出来，那些东西纯属子虚乌有，是后人捏造出来的把戏，为的只是欺骗人，以达到“革命化”的功利性目的。然而一个良性社会里公民的思想品德教育是不能少的，但是务须要有以真实的事例为基础作题材，为此，展示在人们面前的山西众多黑砖窑厂，真是一个个现成的、活生生的奴隶社会组织的案例，是再好不过的原始素材了。

　　2007-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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