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力建:“虎照门”景观中的尴尬媒体

发布时间:2020-06-06 来源: 日记大全 点击:

  

  华南虎照片事件引起了中国媒体如此广泛的关注与讨论是我始料不及的事情。依我看来,不过就是一个农民拍了一张虎照而已,真也罢假也罢,怎么可能激起如此喧然大波,引发全体中国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和评论,似乎这是一个安全可靠而又大有深究意味的矿藏,于是大家的目光都聚集到这里。这一现象本身很值得研究。不过这一事件其中有一点确实应当充分肯定,就是媒体对虎照的责疑和批评所直接针对的与其说是提供照片的周某,不如说是林业部门的各级领导,事件的后续报道和批评中展现的都是媒体与公众对相关领导的批评与责疑,以及有关部门及其领导的回应,而批评之激烈与回应之直白成为中国言论自由和发扬民主的“虎照门”景观。从这个意义上说,照片事件被广泛报道,其实是让领导面对媒体与公众的批评与责疑成为社会常态的民主实践,先来了一个较低层次的预演和铺垫。

  如果有人问,中国的老百姓能不能批评和责疑领导?这个问题在理论上并不存在。在我们这个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从执政党的根本宗旨到国家根本大法都已经明确回答了,自建国以来对此决无疑问,既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领导人只是人民的公仆而已,人民群众当然可以对任何领导提出批评、建议和意见。然而同样毫无疑问的事实是,在中国过去的几十年中,批评领导是一个不能不让人慎之又慎的问题,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多少人因为批评领导成了“右派”,被打翻在地又踏上一只脚,不过是口头上一时痛快或者只是发了一个牢骚,个人命运、全家命运转眼间掉进深渊。这还是小事,若是对国家领导人有不敬或非议之语,则免不了牢狱之灾乃至定为反革命罪判处极刑。这种情况距离我们并不遥远,所以五十岁以上的人对“能不能批评领导”的问题不会蓦然作答,青年人则往往看到不满处随口批评不知忌讳,不知道珍惜这一来之不易的宽松,乃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这种批评之所以能够普遍存在而不受追究是中国人权领域的一大进步,这一进步的取得至今还不到三十年。

  我们现在能理直气壮地回答,在中国,人民当然能够批评领导。但这一回答其实还有很大的瑕疵,试问,普通老百姓能够通过何种途径“批评领导”,特别是批评作为“一把手”的主要领导?途径自然是有的,主要是街谈巷议或者网上网下自我发泄。在网站以外的主流媒体这类“人民的喉舌”上提出公开的批评,尤其是对各级“一把手”特别是当地的“党政一把手”们在施政方略和个人行为等诸多方面提出批评和责疑,还不大可能。迄今为止,对地方各级官员特别是主要官员的言行得失,当地媒体还难有自主的批评,即便是后来出了大事被刑事处罚的大贪官,在任之际,从报纸到电视,何尝又会有过公开的一言半语的责疑?独特的现象是,国内地方各级报刊在内的所有官方媒体如果偶有批评,也只是涉及低层官员,或者此处评彼处,彼处评此处,所谓“隔山打牛”,被打者痛痒有限。

  所以,我们的领导除了从网上可以零星地直接感知一些民众真实情绪和反映之外,很难从当地媒体上获得社会各阶层对自己在施政和其他方面行为的正面回应,从而及时作出调整,这不能不说是我国民主制度设计上的一大缺陷,也与“人民共和国”应有的基本内涵相背离。在现代社会,媒体的作用越来越受到全社会的高度关注。它是桥梁和纽带,高度发达的传媒是民主法治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人民的呼声,人民的监督,很大程度上都要依赖于媒体的作用,而领导者体察下情,除了调查研究和视察的方式之外,也应更多地依赖于媒休渠道,才能两相比对,去伪存真,不被人为的假象所蒙蔽。

  吕日周先生在任长治市委书记期间掀起了一股媒体监督潮,一时震动极大,成为全国各级媒体报道的焦点。这一举措无疑领风气之先,但有两大缺陷:一是未能坚持下去,最终人去政息,吕先生调职媒体监督退潮;
二是这股媒体监督潮涌至吕书记脚下为止,不波及“一把手”。总结当年经验以及现今的“虎照门”事件的实践,重要的启示是,媒体应当成为现代社会一面镜子,使国家官员常相对照,可以正衣冠,可以明得失,又应当成为官员与民众正常交流的平台,藉以保证国家机关更好地代表人民意志,并增进党和国家机关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地方党政“一把手”要真正树立新的执政理念,自觉地将自身纳入当地媒体监督的视野,让媒体批评“一把手”成为社会常态。“一把手”们能否这样做,是检验其“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以及“公仆意识”的试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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