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世联：一位不应忘却的学者——记马采先生

　　逝去的历史在后人的解释中获得意义的呈现和伸展。新时期的中国学术是和翻案、重新评价不可分的：70年代末是跳开“文化大革命”十年回到五六十年代；
80年代以降则又上溯到三四十年代。呼应着徐志摩、沈从文、张爱玲、 “九叶”诗派等在“重写文学史”的口号下日益成为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领域，章太炎、陈寅恪、潘光旦、钱穆、陈垣等则在“整理学术史”的主张下成为当代学术的热门话题，这不只是尊重前人劳作、客观评价历史人物的问题。也是基于当代学术自身建设的需要。比如我们要研究古典艺术，宗白华当年的文章就不可不读，而今人要理解歌德，能读一下冯至40年代的《歌德论述》肯定会受益匪浅。

　　按照一般看法，30年代是“创造模式”的时期，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一大批人物(他们大多是五四后出国的留学生)开创了、奠定了中国现代许多专业领域内的各种模式，带领和培养了一批批门徒和学生，占领了、统帅了各种事业的阵地，影响绵绵直迄于今。那时一个民族灾难深重、学术却难得辉煌的年代，冯友兰在颠沛流离之中写成“贞元六书”，为往圣继绝学，为当世开太平，成为现代学术的一大奇观。此后我们拥有了和平，却失去思想和学术，直到公开革文化之命，万马齐喑，一片荒芜。新时期的文化重建只有回到三、四十年代才能找到能够据以真正拓展的起点，从那种模式出发创造新模式。我清楚地证明，80年代，是朱光潜、汤用彤、费孝通等写于半个世纪之前的论著对我们进行了文化启蒙。

　　整理历史具有选择性，重建学统、重新发现的工作也不可能巨细无遗、面面俱到，而且当代学术也仍然受着过多的非学术因素制约，从而不可避免地，有的人可能会发现得早些，另一些人则可能晚些；
有的人可能获得高于自身价值的赞扬，另一些人则难以得到充分评估，甚至会被遗落。这算不得什么历史悲剧，却总是学术史的憾事。

我第一次知道有马采其人，是在“第一次全国美学会议纪要”中。会议是1980年6月召开的，但整整一年后我才从《美学》第三期上看到，其中说：“因故未能出席的美学界的专家王朝闻、宗白华、马采、蒋孔阳等特发函表示祝贺。”中国人素重次序，此前我虽从未听说过马采，但他的名字排在蒋孔阳(他作为《西方文论选》的副主编而知名于当时的大学生) 之前，足见他是美学上的大人物。刚好同期《美学》上有他的长篇论文《从移情说的观点看审美评价的意义》，资料赅博，文笔雅洁，令人一读难忘。1983年又在刘纲纪主编的《美学述林》上读到他的《黑格尔以后的西方经验主义美学》，这两篇文章所论范围与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比较接近，我猜想他是朱先生的同代人。此后我即开始留意马采文革前出版的《顾恺之研究》和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些译著以及1988年出版的《中国美学史漫话》，也看到一些辞典、工具书上对他的介绍，但对马采著述之全貌，终未得窥。事实上，即使在他长期任教的中山大学，文科学生也大多不知马采之名。近十年来，不少地方、学校都以纪念活动的方式推出各自的著名学者、文化名人，我和一些朋友议论起来，都觉得马采是现代人文学科中的一流学者，是中山大学不多的几位值得发掘的老学者之一。颇有中国特色的是，当一些末流学者，甚至伪学者春风得意、青云直上时，马采这位卓有成就的学者在美丽的康乐园却基本上处于地下状态。

　　事情总得有变化，为庆祝马采先生九十寿辰、从事高教工作六十一周年，1994年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马采先生的《哲学与美学文集》，收集了他几十年来哲学、美学方面的主要论著，凡四十二万字，装帧和印刷都较完美，印数一千册。终于，学术显示了它的价值，历史显示了它公正性的一面。

　　怀着这些拉拉杂杂的想法，1993年国庆，我和友人一道到中山大学马岗顶拜访了马采先生。面对沐浴了近一个世纪风雨的老学者，我们感到了学人的诚挚和哲人的淡泊。他不愿意多谈自己，倒是他的夫人陈云女士给我们介绍了马采先生的一些情况。学者的生涯说简单其实也很简单，马采1904年生于广东海丰县一个贫寒之家，1921年赴日本公费留学，1933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旋即回国，在中山大学等广东高校任教。1939年任中大哲学系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调往北京大学哲学系，1960年调回复办的中山大学哲学系直到退休。学术履历或许是单调的，但现代中国的书斋从来都不是宁静的。抗战烽火中的辗转迁徙、文人之间的猜忌倾轧、夫人被划为右派、文革屡遭折磨……马采先生和一大批1949年前即已成名的学者一样有过一段炼狱般的经历，陈云女士在《金婚情思——一对患难夫妻的人生道路》的手稿中作了详尽的回忆。

　　秋日的斜阳照在马采清癯的脸上，往事如烟，他本人已无意重述，我想请他谈谈对留学十三年的日本、终生研究的德国的看法，请他回忆一下和沈从文、傅抱石、俞剑华、马思聪、邓以蛰等名流的交往，请他聊聊他的两个著名学生方书春和刘纲纪……都未能如愿。也许这是百年沧桑后生命的“老境”吧!我想起了东坡词：“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然而超然沉静，不是消极厌世，无意功名利禄决非舍弃人间社会。1936年马采先生在南宁见过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将军，留有很好的印象。1937年，当日寇的炮火遮蔽了卢沟晓月之后，他写信给白崇禧，希望他做中国的“库图佐夫”驱逐倭鬼；
1938年，他在危难中译完了费希特的讲演《告德意志国民》，意在唤醒国人抗战建国，“译者在敌机不分昼夜的疯狂滥炸下，流浪广州街头，翻译本书，想到当年抱着《精神现象学》的草稿，出入于枪林弹雨，冷眼藐视敌人，坚信他的‘精神王国’必然最后胜利的青年黑格尔，和处暴敌控制下，向着祖国国民大声疾呼、慷慨陈词的费希特，译者心情的激动是永远不会忘记的。”马采有过壮烈的情怀，有过济世的热望，在其学术研究中也时时流露，苏格拉底是他真正的导师，他曾敬仰地写道：苏氏“在雅典青年的心中，点燃了内心的自觉，煽起了灵魂的革命，使其发挥知而能行的实践意志。同时，对于苟安的一般市民和只图自私的贪污腐化，毫无假错，毫无容情。”这正是一个知识分子的作为。马采是从苏格拉底那里找到了自己的立身处世的态度：“我们要求哲学的政治性，同时亦要要求政治的哲学性。我们的政治不应是杀了苏格拉底，封闭了柏拉图的直言的雅典那样的政治。我们的哲学不应是回避现实，不说直言，无理论无气力的独善其身的哲学”——这句话俨然是现代中国哲学的宣言：饱受专制奴役之苦的中国人，谁不会对此心有戚戚?今天，我们置身于市场机制，交换原则统辖全部社会生活的条件下，哲学应有何作为，不也可以从中找到启发吗?

　　马采先生的学术活动主要集中在三方面，一是哲学美学；
二是中国艺术；
三是日本哲学的翻译。而最能代表他成就的是美学。30年代，他是全国主讲美学的四个学者之一(另三位是宗白华、邓以蛰、冯文潜)；
1958年，他在北大和宗白华、朱光潜、邓以蛰合开1949年以后第一次美学专题课，他是中国现代美学当之无愧的代表人物之一。而今，朱宗冯邓俱已凋落，马采先生是硕果仅存的我国第一代表学家。当我们说到这一点的时候，马先生一再谦称自己“没有做什么工作，文章也不多”。

　　也许他记起了被荒唐的时代所耽误了的许多时日?也许他没有忘怀年青时的豪情胜慨而感壮志未酬?客观地说，在同时代的学者中，马采论著之多不如朱光潜、研究之精不如宗白华，但也就是这两人比他学高一筹。他的学生，当代美学家刘纲纪教授评论说：“自‘五四’前后蔡元培提倡‘美育’以来，中国出版了很少几本翻译或编译日本人著作的介绍西方美学的书，还有少数几位学者对德国美学家李普斯的‘移感说’美学发生了很大兴趣，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所有这些，对中国人了解西方美学都产生了启蒙作用。但总的说来，学术性与系统性不够。真正基于对西方哲学的系统了解，从学术研究上全面、系统、深入地介绍评述西方美学，并且涵盖了理论与历史两个方面的著作，我想或许要推收入本书的，马采教授所著的《美学断章》了。这是他从青年时代起，在日本长期专门研究西方美学的产物。另外，马采教授还写了《黑格尔美学辩证法——艺术的理念，其历史的发展与感觉的展开》、《论艺术理念的发展》，这是‘五四’以来，较早地系统介绍、研究黑格尔美学的两篇很有分量的重要论文。席勒关于美育的理论，蔡元培先生早就论及，但马采教授的《席勒审美教育论》当是较早系统阐述席勒理论的一篇文章。对于20～30年代很受重视的李普斯的‘移感说’，马采教授也作了深入细致探讨，提出了他自己的创见。”

　　这是持平之论，大体概括了马采先生在美学上的贡献。在后学如我看来，马采先生的治学“取法乎上”，美学上的“上”就是德国美学。中国自古即有丰富的美学思想，但惜乎没有现代理论表达，所以研究美学，不得不借重德国美学。第一代美学家中，宗白华、冯文潜均留学德国，朱光潜的博士学位虽是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拿的，但他的美学老师克罗齐却是黑格尔主义者，他们的理论装备都是德国的。冯文潜著述不多，宗白华埋头于古典，朱光潜1949年前的论著对德国古典学介绍较少，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德国古典美学的任务倒是由从未去过德国的马采完成的。他在这座美学高峰上极目驰骋，冥搜旁涉，对中西美学和艺术作了精湛研究，参与了现代中国美学的奠基。

　　德国美学的特点是它作为哲学体系的一部分，研究美学不能离开哲学，西方哲学以古希腊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为最，马采先生对这两段哲学史都下过很深功夫，其论著虽以译述为多，但精当准确，非有真切体会不能写出。《哲学原始》一文详尽追溯了哲学一词的由来和演变，探索了从全体去观察世界和人生、根据它的根本原理去把握宇宙人生的真相的理论研究如何与指引人生努力向上的伦理的、宗教的、实践的心术统一而成“哲学”的希腊心路，指出正是苏格拉底的天才创造，使毕达哥拉斯只求爱神的智慧、只是尽可能与神相接的人类的努力——宗教的活动与伊奥尼亚泰勒斯等“自然学者”的原理探求活动结合起来，构建成理论与实践统一的“哲学”。这篇文章，不但是希腊哲学，也是哲学的一篇极好的入门。另一篇《论苏格拉底》的长文，首先从希腊哲学的流布谈到苏格拉底的哲学，即“运用自然学者理论的精神，在人心内部求出诡辩学派所看不到的人类社会的绝对的真实”。这个粘在雅典马背上的“牛虻”，本意在唤醒雅典的道德意识，却被疲于奔命的老马感觉为只给予刺痛的讨厌的赘物，终于被它的尾巴落在地上。苏格拉底的哲学召来了他的死，他的死又标示出希腊具有实践品格的哲学的终结。“雅典杀了苏格拉底，同时又杀了‘哲学’，使到以后的哲学变了质，变成厌弃政治的哲学。”马采在整个希腊哲学的背景上浓墨重彩地描绘了苏格拉底的崇高形象，条分缕析，步步深入，严瑾的学理探究中饱含强烈的精神激情，这是他写的最深入、最漂亮的一篇论文，也是中国古希腊研究中最好的论文之一。

　　德国古典哲学是马采先生的研究重点，他在这方面的资料娴熟，如数家珍，思致精微，深入浅出。述介康德，显示了他善于把握复杂而矛盾的哲学体系的能力；
表彰席勒，反映了他宽广的文化视野和对艺术的挚爱深情；
研究黑格尔，证明了他理论思维的系统性。而《康德与现象学派》则又表明马采对现代哲学也很熟悉，现象学的问题蕴藏于康德却又不是康德哲学的直接发展，马采由哲学中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不同传统说到德国哲学中康德与莱布尼茨的两条传统，由此造成新康德主义与现象学派的对立，“莱布尼茨哲学的影响不在德国，而在奥地利”，关键人物是布伦塔诺，于是马采理出了亚里士多德/莱布尼茨/布伦塔诺/现象学的哲学思维之路。我看过不少现象学的文章，大多不及这一篇。马采先生总是首先占有大量第一手资料，明其脉落，殚其系统，在广阔的上下文中使研究对象清晰明朗。从而读者所得，也不只是一两句观念性结论，而是一些系统的知识和严瑾的思维，这在西学大举进军华夏，国人对西学的了解已比较翔实的今天，也是很有价值的。

　　清人王世贞有云：“天地间无非史而已”。学术研究，特别是人文学术研究，第一步是要有史的眼光。学界中人都知道年表重要，学者们的案头通常都会有一、两种年表之类的工具书。但要真正唤起对编年表的学者的尊重，却不是易事。在一些人看来，编年表无非是抄资料，在电子化时代似乎已无多大必要。与同时代的不少著名学者不一样，马先生的晚年编写了大量年表。十多年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世界哲学史年表》，受到学界好评。2001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又出版马先生70万字的遗作《世界美学与艺术史年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从老子出生的公元前580年到1949年，两千多年的中外历史上重要的美学家、艺术家都被他一网打尽，其中不但有不少人物是中国读者近年才有所耳闻的，有些至今还没有介绍进来。特别是中亚和南美的一些美学和文艺资料，读后更令人有“大开眼界”之感。在惊人的宏富之外，马先生又心细如发，每年都有一份“关系事项”，补充介绍一些并显赫而马先生认为值得交代文艺史实。比如1269年，宋代词人刘克庄、画家黄公望生，文天详作《过零丁洋》，马先生在本年的“关系事项”中交代法国“亚眠教堂建成”，虽是短短一句，却有助于建立全局性视界。显然，编写这本年表，仅仅中文书是绝对不够，马先生通晓多种外文，如此才眼观全球，思接千载，使读者一编在手，即可尽情领略世界文艺的无限风光。

　　虽然，美学业和艺术史研究的学者对历史上的“大人物”都不陌生，但按时间顺序把他们集中在一起，翻读起来便大有趣味和意思。比如1770年，在中国圆明园竣工，在德国是“狂飙突进”的年头，也是黑格尔、贝多芬、荷尔德林出生的一生，这就是说中国的皇家园林与以反专制为内容的西方现代文化的大师们同时诞生，其间传达出的消息是值得我们深长思之的。1772年对中国来说不太重要，只有桐城派作家方东树的出生，但在西方，却是名人和名作迭出：德国耶拿小组的弗·希勒格尔、以追求“梦中的蓝花”著称的诺瓦利斯出生；
启蒙巨子莱辛的名剧《爱米丽雅·伽洛蒂》、思想家赫尔德的名著《语言的起源》、诗人维兰的名诗《金镜》问世。查方东树晚年的诗学著作《昭味詹言》卷一即说：“苟用力于《六经》，兼取秦、汉人之文，求通其意，求通其辞，何患不独有千古。”而浪漫派的诗学观念却是揪心于人与自然的分离，操心于个人在现代世界上的无家可归。中国文学的正统观念只有在西方文学的映照之下才愈益显得迂腐与陈旧。我们无需把这些极为不同、实际上也无关系的文化事件作什么“比较”，但研究方东树及桐城派、乃至中国文学史的学者能认真考量一下这一年世界文坛发生的一切，对其研究肯定是有益的。现代学术分业分科，能把一个桐城派研究透彻已是不易，谁也不能要求一个学者在研读方东树的同时也能对德国浪漫派有什么见解，所以虽常感视野局限也徒唤奈何。现在有了马先生这一册书，学者便可省却许多辛劳。

　　这是一本最详尽的资料书，但又不止是资料书，马先生对中外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均有简要而准确的介绍和评论，其中大多数是经过作者自己消化的，非道听途说、摘取二手资料可比。编写年表不可能在长篇大论地发表自己的看法，这就要求编写者具有高屋建瓴的眼光和准确评判的能力。马先生介绍挪威画家蒙克：“他多以生命、死亡、恋爱、恐怖和寂寞等为题材，用对比强烈的线条、色块，简括夸张的造型，抒发自己的感受和情绪。他的画风是德国和中欧的表现主义形成的前奏。”翻翻国内现有的几种蒙克的画册和传记，我们很能够难对马先生的介绍有所移易，而对蒙克知之不多的读者或学者也可从中得到对蒙克的大略了解。对于一些读者较为熟悉的人物，比如李清照，马先生的介绍是：“早年与夫赵明诚致力于书画金石的搜集、整理。所作词，前期多写其悠闲生活，后期多悲叹身世，情调感伤。形式上善用白描手法，自辟途径，语言清丽。论词强调协律，崇尚典雅、情致，提出词"别是一家"之说。并能诗，留存不多，部分篇章感时咏史，情辞慷慨，与词风不同。” 120多个字，几乎不能易一字。

　　可以想象的是这工作多么烦难！难以想象的是开始这项工作时，马先生已年逾90，他的夫人也是他的合作者陈云女士也已85岁高龄。没有保姆，没有助手，也没有电脑，70万字是每天跑图书馆跑出来的！是一笔一笔写出来的！与许多名教授不同，马先生70年代即被退休，其丰富的学问没有机会直接传授给后学。这位迟暮的老人不但不能像过去那样自立新说尽展怀抱，甚至也无法与闻学界新潮，但他没有安心养老，而是选择了能够发挥优势、自己也可以从事的工作，在孤寂中以编写年表的方式继续为学术作贡献。一个九十岁的学者，不顾耄耋之年，无意门庭冷落，潜心学术，这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罕见的。所幸他身体健康，耳聪目明，各方面颇得陈云女士之助，真中国学术之幸。

　　说起马采先生的晚年生活，他一再声明：“我们的生活很简单。”这位30年代就当教授的学者，现在住的是副教授的房子，环顾四壁，非但没有什么“现代”气息，而且还相当清贫。陈云女士也八十二岁了，这位中山大学中文系1936年的毕业生，反右以后一直是临时工，但她并不怨天尤人，利用她在目录学方面的知识，协助马采先生工作。他们雇不起保姆，一切都自己动手，清茶便饭，粗衣简居，苦涩之中也因学而乐，说不上是孔颜乐处却有希腊廊下派哲人的坚忍和超脱。惟一的忧虑是著作能否出版，中大出《哲学与美学文集》时，他自己拿了五千元。最近他的《世界哲学年表》获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他打算用奖金来出版《艺术学与艺术史文集》，至于《美学与艺术史年表》，经费就无从着落了。学术之艰难，有至于斯，且不说目前盛行的奢侈浪费，就是在出版界，不是有许多没有任何价值的文字垃圾堂皇问世吗?有些甚至无益有害。如果像马采先生这种积数十年之功、任何一个正直的人都不会怀疑其学术价值的著述难以问世，中国学术何以能繁荣呢?我甚至认为陈云女士的《金婚情思》也应公开出版，这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写真。

　　新世纪的足音日益临近，本世纪初出生前辈们渐渐融汇到岁月的风尘之中，但他们的志业、他们的劳作，依然嘉惠后学、召启来者，我们不应忘记他们。

　　（本文作于1994年10月，后有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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