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力建：“学习讨论”何必称“大”

　　最近看了《人民法院报》登载的一篇文章，标题是“全国法院‘大学习、大讨论’活动全面展开”，报道了全国法院学习党的十七大精神和胡总书记讲话的有关情况。这种学习和讨论当然是绝对必要的，引起我的疑虑和不解的是在“学习讨论”之前何以需要冠以一个“大”字，称之为“大学习、大讨论”有什么具体的内涵？

　　答案在下文中揭晓，该文介绍说：最高院通知下发之后，“各地法院积极响应，迅速行动，组织到位，措施扎实，广大法官大学习的气氛浓厚，大讨论的热情高涨”；
某省高院提出学习讨论中要做到五个深刻把握：一要深刻把握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这个主题，进一步坚定法院工作的正确方向；
二要深刻把握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实质和根本要求，把科学发展观落实到法院工作的各个方面；
三要深刻把握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基本要求，为人民安居乐业提供公正高效的司法保障；
四要深刻把握政法队伍建设的总体要求，不断提高法官队伍的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工作能力；
五要深刻把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基本目标，积极稳妥地推进司法体制改革。

　　由此看来，“大学习、大讨论”的特点主要有两条：一是运动式带来的声势大，二是宏观思维着眼全局，学习讨论的课题大。这其实并非法院系统一家的特色，这一特色更并非今日始。令人责疑的是，这一“大学习、大讨论”是否符合思想工作的客观规律，是否收到理想的效果？是否有必要对这种几十年来惯用的宣传方式提起反思？

　　从总体上看，人的思想认识的提高只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所以思想教育工作应当如春风化雨潜移默化，不可能期望以一大运动毕其功于一役，思想教育更须具有针对性，分析和解决具体的问题，提倡“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根据近六十年来的历史经验，凡在思想教育领域搞“大”运动的，都没有什么好结果，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反右”，到文革中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文革后期的“大批判”，使无数无辜的人受到伤害。改革开放后虽然废除了“四大”，但没有在思想理论上对此进行彻底的清算，以至于思想教育领域的“大”字情绪没有清除。屡次“大学习、大讨论”的结果往往是，表面风光热闹，实则缺乏具体的针对性，隔靴搔痒，走了过场。

　　中国青年报近日披露，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先后三任院长尚军、刘家义、张自民被判入狱后，一些行贿者至今毫发无损，仍然戴着买来的“乌纱帽”，其中包括界首、颖上两法院院长，这两位院长分别行贿十余次，其行贿事实被当作反腐教育的反面教材，在安徽省政法委编撰的《社会主义法制理念教育》一书编入第88、89页，该书在安徽省范围内内部发行，作为腐败重灾区，阜阳各级干部均认真学习了这本书。然而，令人惊奇的是，在两案判决内容公开报道后不久，两位行贿者继续受到当地党委的提名，经人代会选举连任为当地法院院长。我们有理由相信，无论是阜阳中级法院的三位已入狱的前任院长，还是现今高坐在安徽界首、颖上两法院院长位置上的行贿者，都曾经历过此类“大学习、大讨论”且毫发无伤，非但如此，他们还是“大学习、大讨论”的引导者和主讲人呢。

　　我并不反对在“学习讨论”中着眼点要大一些，但着眼点不妨大，着手点却一定要具体，如同打仗，“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各级法院学习讨论党的十七大精神和胡总书记讲话，决不可流于泛泛的“大空谈”，而须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立足于解决具体的思想和实际问题。比如在界首和颖上两法院，即应讨论行贿者是否有资格担任院领导、法官应当具备和坚守何种职业道德的问题，由此深入下去，讨论研究如何制定相关制度以杜绝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学习讨论”结合实际的具体题目根据各地各单位不同情况而千差万别，确定什么题目、这些题目是否确实具有明显的针对性和现实性非常关键，不可由领导垄断这一权力，可以制定某种程序，征求社会公众意见及本部门人员意见民主确定，并将确定的过程置于阳光下操作。这一点很重要。显而易见的是，如果是颖上或界首法院的院长来主导此事，大概是不会建议学习讨论行贿和法官职业道德问题的，但泛泛地谈些深刻意义，若干“深刻把握精神实质”之类，倒是与已无伤，可以放开来大讲特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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