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戬：斯言之玷——审视一个中国的施特劳斯门人

　　（徐戬，法兰克福大学哲学系）

　　近几年来，大学校园渐起阅读古代经典学风，大学素质教育纳入制度化基础课程的步伐也在加快。与这种学风和步伐相伴，刘小枫主持的“经典与解释”丛书和辑刊五年多来出版一百多种，子系列已规划出“柏拉图注疏集”、“色诺芬注疏集”、“卢梭注疏集”、“莱辛注疏集”、“尼采注疏集”、“希伯来圣经历代注疏”等，重新奠定我国文教基础的大型工程已见雏形，受到学界多方好评。因此，当读到《世界哲学》2008第一期上刊出的白彤东署名文章，马上就引起我的关注。

　　白文题为“走向毁灭古典哲学之路”，文章不带一点儿学术文章的枯乏，咄咄逼人，充满火药味，对“经典与解释”丛书鞭而挞之。作为学术文章，其“内容提要”这样概括要旨：“本文试图指出当下中国一些‘哄抬’斯特劳斯主义的学者的偏差，也希望他们对斯特劳斯主义与经典与古代哲学的捧场不导致这些哲学传统的毁灭”。《世界哲学》是中国社科院哲学所机关刊物之一、国家核心期刊，代表国家哲学研究所的西学水平，这样的学刊上发表的文章不仅不可能没有扎实的学术水平，肯定还有合理有据的哲学见解。因此，当看到白文要我们警觉当下中国学界有人在“哄抬”一种“主义”，给这种主义“与经典与古代哲学”“捧场”，甚至警告有人要“毁灭”古典哲学传统，我们当然应该警觉起来。

　　文章作者一开始就特别表明，自己是施特劳斯的学生罗森（Stanley Rosen）的学生，还提到自己为中国学界的施特劳斯热曾经作出过贡献。这就表明，他的担忧和警告绝非出自对施特劳斯学派有什么不满，反而是要保护古典学风不至被败坏。所以，文章作者说，当他得知施特劳斯倡导的古典学风在中国一下子很“热”，心里不禁“咯噔”一下，仔细一看，“在一些领潮者的兴风作浪下，译书以丛书、系列的形式铺天盖地地泄了出来”，推动者原来是“八、九十年代的文化掮客”，十足的投机家：基督徒、偶在论者把施特劳斯这面旗子举在手中明显是咄咄怪事。文章作者并不讳言，他说的“文化掮客”就是刘小枫，正是此人自八、九十年代以来在学界“投机”长达二十余年之久。作者还坦言，“我写这篇小文只是想给大家提个醒”，老“文化掮客”如今又在以“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丛书“兴风作浪”，必须义正辞严地鞭挞。最后，作者从哲学上总结道：这类情形在“历史上见多了”，“无能的‘好人’常常比坏人还危险”。“无能的‘好人’”看起来比“文化掮客”的说法温和些，但这种“好人”被打了引号，而且“比坏人还危险”，实际上比“文化掮客”还险恶。

　　读过这篇文章的读者不免真的疑心起来：说不定刘小枫就是个居心叵测、用心险恶的“文化掮客”，“比坏人还危险”，因为，他多年来倡导施特劳斯所倡导的古典学风，如今竟然有施特劳斯门人亲自出来澄清。我们当然应该相信施特劳斯门人的话，而不是刘小枫写的和做的。尽管文章没有清楚交待，刘小枫究竟出于什么用心要干这种缺德事——中国的施特劳斯门人这一身份本身就是强有力的学术证明。因此，不论刘小枫出于什么目的想通过大搞经典与解释来“毁灭”古典哲学传统，都确乎值得我们警惕。

　　对我国的“施特劳斯热”报以冷嘲热讽的文章并不鲜见，但施特劳斯的中国门人亲自出面正本清源，还是头回见到，的确引人瞩目。去年，我在香港一家杂志的网站上看到，有个香港学人说自己是芝大克罗波西（Cropsey）教授的学生，还特别强调自己是中国唯一的“嫡传”施派门人。现在，我们又多了一个“嫡传”的中国门人出来说话：美国波士顿大学毕业的白彤东博士。我对施特劳斯的门人素来敬仰，这两位门人虽非施特劳斯亲炙，毕竟是施特劳斯及门弟子的学生，何况还是我们中国人。

　　那位香港的施特劳斯中国门人给我的感觉是，他仅仅声称自己才是“唯一”的中国“嫡传”，虽然带有一些莫名奇妙的得意，对中国学界出现施特劳斯热倒也显得乐见其成。《世界哲学》上这篇文章的作者姿态高得多：他在显露自己是施派门人的同时大声疾呼，要对施派保持高度警惕，不仅仅是一味自我标榜。

　　文章作者谈起了什么是施派学风，这正是我最想从中国的施特劳斯门人那里得知的东西。白文首先现身说法，举例说到施特劳斯派如何细读经典。我知道，施特劳斯倡导的古典学风首先讲究慢读细读经典，因此，当看到文章作者说，他在美国大学教“本科生公选的哲学入门课”，专讲柏拉图《理想国》，一个学期下来才讲了“150页左右”（英译本），我一点不感到惊讶。作者说他的讲解速度差点把也是施特劳斯门人的系主任“吓死”，因为这位系主任一学期才讲50页笛卡尔《方法谈》，可见，系主任觉得白博士讲得太快，还没有充分掌握经典讲授之道。我觉得费解的是，如果讲得快的会把讲得慢的“吓死”，那么，白博士和他的系主任双双都会把刘小枫“吓死”——我有个本科同学几年前去了广州，一直旁听刘小枫的课，他告诉我：刘小枫5年前讲柏拉图《会饮》（John M.Cooper主编全集版，共49页），两个学期下来没讲完；
4年前讲《斐德若》（Cooper主编全集版，共50页），一个学期下来才讲三分之一。既然白博士知道刘小枫是个老“文化掮客”，可以肯定他知道刘小枫的底细，因此，白博士现身说法的意思就不大可能是讲得快的会把讲得慢的“吓死”。这就不免让人疑惑，白博士的意思会不会是认为读经典要慢且细没什么了不起，只不过不便明言罢了？

　　白博士接下来的说法似乎在证实我的疑惑，因为白文说，“对经典的用心并不是斯特劳斯学派特有的东西，我们中国古人的注疏传统也讲这个”。据我所知，施特劳斯从未说过“对经典的用心”是自己特有的，反而经常说这是古已有之，一再提醒当今学人，这一古老传统“被遗忘了”，真正的施特劳斯门人不会不知道这一点。如果白博士真的了解施特劳斯学派，他就不可能这样说，既然这样说了，那么他是在打施特劳斯学派的耳光还是打自己的耳光？

　　结论是，白博士在打施特劳斯学派的耳光，因为，白文继续说道，美国的施派弟子“认真翻译了一些经典”，算做了“一个好事”，但紧接着又说，“有的人翻译得还是很不认真”，“有的人不管出于什么用心翻译的东西晦涩得根本不是英语，并且‘忠实地’硬翻原文”。幸好我读过施特劳斯及门弟子布鲁姆为自己翻译的《理想国》写的前言（中译见萌萌编，《理性与启示》第一辑，中国社科版2005），不然的话，我不会知道这话是在“影射”布鲁姆教授，因为布鲁姆在自己的《理想国》译序中明确主张“硬翻原文”，他译的《理想国》确乎等于“硬翻原文”。但布鲁姆如此翻译，恰恰是他老师教的：“翻译一部哲学书所能得到的最高奖赏，莫过于说它完全忠于原文，也即彻头彻尾照本宣科”（施特劳斯，《如何着手研究中世纪哲学》，见刘小枫主编，《经典与解释》第一辑，上海三联版2003，314页）。假若白博士读过施特劳斯这篇文章，就可以肯定他说这话是在故意糟蹋施特劳斯本人。

　　读到这里我禁不住产生一个念头，白文要揪出的真正“兴风作浪”的“文化掮客”会不会是施特劳斯？！

　　白博士接下来的说法让我被迫得出肯定答案。在斥责有人“硬翻原文”的同一个句子里白博士还说，“有的人硬把自己的微言大义塞到古人嘴里去”；
如此说法非常费解，我实在想象不出，一个家伙怎样“硬翻原文”同时又往原文嘴里塞“自己的微言大义”。按常识来讲，“硬翻原文”没可能“硬把自己的微言大义塞到古人嘴里去”，唯有通过疏解才可能塞进去。我估计是白博士行文疏忽，把后面这句话放错了位置，“有的人硬把自己的……”当属于白博士随后“要再次强调一下”时说的，“斯特劳斯学派的学术倾向同样有导致曲解古人的东西，他们的译本只是一般来讲要好些”。我不怀疑白博士判别译本的水平，不然谁敢如此张狂说这种话？我相信他这样说一定有自己的道理。问题是，既然白博士断言施特劳斯学派“有导致曲解古人的东西”这样的“学术倾向”，而这种倾向只会来自这个学派的宗师，那么，白文的意图难道不是要揭露施特劳斯本人这个“领潮者”曾经“兴风作浪”？毕竟，此派中人最早有这胆子敢往古人嘴里塞自己的微言大义者，除了施特劳斯本人，还会有谁？

　　我唯一能够反驳自己的阅读结论的理由是：白博士对谁是施特劳斯和何谓施特劳斯学派可能一无所知。固然，白博士说过，他对施特劳斯学派有所保留，可是，即便大起胆子说别人“翻译得还是很不认真”算是有所保留，因为可能这意味着他认为有的翻译离施特劳斯的要求还很远，但“硬把自己的微言大义塞到古人嘴里去”的说法无论如何不是“有所保留”，而是腹诽心谤。因此，这位中国的施特劳斯门人究竟对施特劳斯什么态度，实在让我困惑。

　　与这样的困惑相比，白文其他让人费解的地方其实都算不上什么。比如，白文说，施特劳斯的古典哲学在中国“热”得太快，然后他说，在美国不是如此“勃起的”。可随后他又指责“一个中国号称受斯特劳斯影响的老师，讲政治哲学只用斯特劳斯等编的、汇集一些二手研究的《政治哲学史》的中译本”，似乎只是“号称”受到影响，水平其实很低，没能力讲解原典，只会用“二手”的东西。我感到费解的是：倘若如此，岂不证明施特劳斯提倡的古典学风在中国“热”得太慢吗？据我所知，施特劳斯主编《政治哲学史》是为美国大学本科学生做的善功，中译本也已经行销近十年，我想不明白，如果我国大学中有教师用这本教材给本科学生“讲政治哲学”，有什么不好？难道施特劳斯主编《政治哲学史》不是给大学生编的？难道我们的老师应该继续用“政治学概论”或萨拜因的《政治学说史》一类的教材？再说，“二手研究”有什么不好？除了少数天才，没有哪个读书人求学路上能绕过“二手研究”，关键在于二手研究必须是好东西，能带人更深入地领悟经典作家及其作品。除非白博士认为施特劳斯主编的《政治哲学史》质量太差或有政治问题，才有道理指责那位据说“号称”受施特劳斯影响的老师。不管怎样，白博士说《政治哲学史》不过是施特劳斯等在“汇集一些二手研究”，矛头指名道姓直接指向了主编施特劳斯。

　　白文始终没有明确界定，何谓“施特劳斯主义”，更没有区分施特劳斯与“施特劳斯主义”。说刘小枫“哄抬”施特劳斯“主义”，这如果不是无中生有，那么这种“主义”的含义就只能从文章作者那些关于施特劳斯学派甚至施特劳斯本人的说法来归纳。所谓“施特劳斯主义”就是：带读经典要慢且细、硬翻原文、把自己的微言大义塞到古人嘴里去、汇编二手研究给本科生当教材——这样来看，白文说刘小枫“哄抬”施特劳斯“主义”倒真没错。最新的证明是，从“古典学园”网上得知，刘小枫主编的大学素质教育读本《古典诗文绎读》（三卷六册）第一卷即将问世，一百多万字全是“汇集一些二手研究”。不过，带读经典要慢且细、硬翻原文等等至多算是一种学风，若称为一种“主义”，我觉得用词夸张，不合学术规范。

　　我禁不住想，白博士究竟热爱还是怀恨施特劳斯倡导的古典学风？为了搞清这个问题，我细读了白博士要读者注意的“一个斯特劳斯主义者的葬礼”一文。他的这篇“学术文章”光是题目就很奇特，因为，在白博士笔下，“斯特劳斯主义”是个贬义词，伯纳德特是施特劳斯最亲密的弟子，白文把伯纳德特称为“斯特劳斯主义者”，等于已经认定施特劳斯倡导的古典学风是一种“主义”，而非被人歪曲成了“主义”。读过这篇文章我才明白，文章作者的用意是：埋葬施特劳斯学风——该文并未借记叙伯纳德特的葬礼赞扬伯纳德特在解读西方经典方面的种种成就，而是挖苦嘲讽施特劳斯的学生。在这篇文章中白博士还说，自己曾经为施特劳斯在中国热起来做过贡献，这就是白文要我们参看的另一篇东西：他给自己的老师罗森教授做的访谈录。但我现在才明白，这也是在挖苦施特劳斯的学生，因为，在《世界哲学》上的这篇文章中，白博士说，刘小枫主持的“经典与解释”丛书中选了伯纳德特的访谈录，而据白博士说，这本书“恐怕在第三档上也要排得靠后些”。既然如此，他把自己的“罗森教授访谈”说成贡献，岂不是在用“第三档上也要排得靠后些”的东西来戏弄自己的老师？

　　白文以伯纳德特谈话录（《走向古典诗学之路》，北京华夏版）为例，想要证明刘小枫主持的“经典与解释”选题很成问题，选了“恐怕在第三档上也要排得靠后些”的谈话录，好像要让不熟悉“经典与解释”丛书的人有这样一种印象：整套丛书充斥着谈话录，因为他说，“这么多经典还没译”，“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急着译它”。这话表明，白博士才知道什么书应该“急着译”，但他明明又说，翻译经典要认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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