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力建：读书：俄法，还是英美？

　　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来到商务印书馆和国家图书馆，与编辑和读者交流读书心得，他说今天是“世界读书日”，大家通过读书和举办讲座等形式开展活动，这对于推动全民族养成读书的良好习惯，提倡读书好、好读书、读好书将起到促进作用。（4月23日新华网）。那么，究竟什么是“好书”呢？对此，温总理也讲得更是明白：“学史首先要读书，读书要有选择。读那些有闪光思想和高贵语言的书，读那些经过时代淘汰而巍然独存下来的书。这些书才能撼动你的心灵，激动你的思考。”

　　联系中国读书界现状，我们可以发现：两百年来在人类的历史上起过重大作用的有六个国家，分为三组：英、美，法、俄和德、日，主线是英美和法俄争雄，副线是德、日串导其间。用思想家顾准的话来说，就是“这二百六十年有两个传统，一个就是英、美的革命传统，引导出宪政民主制和经济上的市场经济。还有一个是法国大革命，经过法国古典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以至中国五四承接上去。”而在俄法和英美这对主线中，我们的读书重点似乎放在了“俄法”方面。这当然也有其不得已的苦衷——“五四”和“新文化运动”使英美的政治思想模式曾漂洋过海在中国一些知识分子心中扎根，与法俄（欧陆）政治思想模式双峰并峙。但国内严峻的现实、救亡图存的逻辑困境使它的“经验理性”无法抗拒民族危亡和此后的意识形态高压的冲击。此后它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沉默，虽然在极少数敏感的知识分子心中仍时有闪现，但它不过是黑暗中的一道微弱的闪电，是无法引人注目的。在“革命”的氛围中知识分子对意识形态的俯首称臣和激进的道德义愤几乎是在法俄的政治思想模式的逻辑框架内进行演绎，它已经成为中国的一种“政治性格”。它成了一种知识分子的“集体无意识”。

　　在此情形下，读书界的视点自然是弃英美而亲俄法了。然而，这种选择对中国现代化进程却是极端不利的。原因是俄法书籍张扬的实际上是一种政治神学，而这种政治神学论的基因有如下几点：首先是倒果为因，观念先行，政治思维神学化。政治的神学化必然要求有一个神来干预，求助于一个绝对的权威。政治神学化在统治者一端，首先呼唤奇里斯玛。“从外面踢进一脚，其硬性的方面，就是设立一个雄踞于世俗社会之上的超人统治。”其次是政治神学化在被统治者一端，必须设立公民宗教，或意识形态控制。政治神学化流被大众，全社会沉浸于在世俗而又离俗的政治狂欢节气氛。“上有奇理斯玛，下有世俗宗教，两者，足以击穿中间任何科层安排与个人隐私空间。”最后，政治神学化追求单一、透明的道德净化，形成对外封锁、对内封闭的闭锁孤立格局。“卢梭对异体间隔有着极其敏感的心态反应。这种心态有助于哲学理论‘异化论’的发现和深入，若进入政治实践，则产生相反效果：时间上拒绝时代进步，空间上拒绝世界文化共同体，难免走上闭锁局面。”六政治神学化恶化国内政治纷争，政治斗争道德化，出现首先嗜血症。“先验政治哲学从彼岸而来，把此岸世界道德化，因而此岸世界里的差异，都具有道德内容，凡有是非之处，必有善恶之争……是者为德为美，非者为恶为罪。”很显然，这种政治神学的大行其道，直接导致了中国二十世纪那场玉石俱焚的内战和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国家积累与国内精英毁于一旦，社会转型也功亏一篑。

　　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是对这一政治思想模式的一次挑战。大量从欧美引进的学术思想试图重新建构另一种政治文化，在“改革开放”的名义下，它也得到了当局的呼应。无论“改革开放”有何种旨归和内在指令，它向英美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学习却是确定无疑的。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普遍陷入的经济困境已经向统治者的统治合法性提出了质疑，而“改革”只可能是向曾经被它批判的、具有强大的经济生产力的“资本主义”“回归”。在这种宽松的政治氛围中，20世纪80年代的英美自由主义思潮一度热销。这种思潮却恰恰又受到知识分子的法俄政治文化性格的影响而走上了“激进主义”，以致终于在89年的挫折中大伤元气。进入90年代后所开始的对“激进主义”的反思不幸又走向了犬儒主义的缩头乌龟的困境。所以，目前读书界的当务之急是重新回到英美，完整地彻底地接受宪政思想，也因此弃俄法而读英美成为读书界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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