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华：印度民主：一个成功范例

　　对印度民主制度的褒奖并不意味着否定这个国家存在的问题。虽然自1991年拉奥改革以来，印度已经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但它无疑还有很高的贫困率、文盲率和营养不良。但民主制度在赋予政府合法性、维护国家稳定和消除饥荒方面功不可没。

　　从2009年4月16日到5月13日，印度进行了第15届人民院选举。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资料，有7.14亿选民参加了本次大选，仅工作人员就超过600万，投票站达828804个，竞选政党有上千个，候选人4000多名，耗资超过1000亿卢比（约合25亿美元）。虽然这样的选举显性成本无疑较高，但它给予中央政府以极大的合法性，也再次证明在人口众多的大国同样能够实现普选。

　　据美国国会图书馆资料，印度是除非洲以外文化、语言和种族最为多元化的地理实体，印度的民主制度给予这些多样化的人群参与的权利，无疑对这个国家独立五十年来的统一和稳定起了重大作用。据2009年美国中央情报局网站数据，印度的主体民族印度斯坦族也不过占总人口的46.3%，很多邦和地区的主体民族都不是印度斯坦族。虽然印度教教徒占总人口82%，但这个国家自古代以来就是宗教冲突很频繁的国家。另外，除了印地语和英语以外，印度宪法还认可21种其他语言。由此可见，无论经济增长或者其他领域的绩效表现如何，印度民主制度的贡献都是不可低估的。

　　当然应该指出的是，印度的民主制度既是英国人留下的遗产，同时也是印度的传统所致。直到英国殖民以前，印度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个地理概念，虽然印度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相对强大的王朝，但邦国和村社一直保持着高度自治，中央政府也几乎从未将辖区扩展到印度半岛南部和部分沿海地区。

　　印度独立后的数十年间经济发展绩效不佳，常常被作为批判印度民主的一个靶子。但正如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巴罗（Robert Barro)所指出的，民主制度并不必然导致经济增长，民主国家一般也不会太贫穷，两者之间表现出一种抛物线关系。但研究也发现，经济发达的国家一般都是民主国家，经济自由的扩展与经济增长也是正相关的。因此，印度独立后的经济相对停滞的原因应该从其他方面上找。

　　印度裔经济学家拉尔（Deepak Lal）在《印度均衡》一书中以充分证据表明，印度独立后经济停滞是因为贸易保护和内向型、越来越低效和资本密集型的工业化所致。这一方面源自英国人的遗产，另一方面也是印度民族主义和苏联的影响导致。19世纪末以来，银对黄金比价的下跌以及外汇市场的不稳定导致银币卢比对金本位的英镑贬值，印度殖民政府面临着严重的兑换问题。直接增加税收在政治上是不可行的，这样有导致政治骚乱的危险。因此放弃银本位、将关税作为增加收入的来源被认为是最佳策略，这样也赢得了印度民族主义者的支持。

　　印度独立后，印度的国父甘地和尼赫鲁的理念左右着国家的整体进程。甘地曾担心印度的产业在印度独立斗争过程中会被英国的产业所支配，尼赫鲁则欲借苏联模式来追求经济发展，所以长期以来印度一直都在推行自给经济及进口代替产业战略。由于印度本土市场购买力不足，又没有利用西方市场，所以印度没能像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一样赢得经济高增长，也没有能增加农业外就业。经济学早已证明，贸易保护只能令被保护产业长不大，事实上，在19世纪自由贸易时期，作为当时主要工业的印度棉纺织业在经历初步冲击后就已经做出有力回应，印度当时也是除日本外亚洲发展最快的国家。

　　印度经济改革后的高增长证明了以上理论的正确性。随着20世纪80年代断断续续和局部经济自由化的开始，印度趋势增长率上升到了5.5%。1991年拉吉夫·甘地被刺杀后，纳拉辛哈·拉奥执掌了政权，他启用了现任总理曼莫汉·辛格等一批经济学家，放弃工业计划并实现经济局部开放，此后十年印度趋势增长率上升到6.6%。

　　不错，印度可能还是个贫穷的国家，但令人吃惊的是，它自独立以来从未发生大饥荒。与此相比，俄国1920年代和1930年代和中国1960年代的不幸令人深思。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森(Amartya Sen)在《贫困与饥荒》中道出了原因。饥荒的发生主要并不是因为人均粮食产量的减少，而在于最贫困人口交换权利的丧失，以及缺乏有效的信息传递机制使得及时援助变得不可能。“事实是显着的：在骇人听闻的世界饥荒史上，从来没有一个独立、民主而又保障新闻自由的国家发生过真正的饥荒。世界之大，概莫能外。”电影《贫民窟的百万富翁》暴露出印度的贫困和种族冲突，当然值得人们警醒，它的制度的可贵也部分在于不利信息的有效传递。但是在很多专制国家又何尝没有相似的甚至更严重的问题，只是后者的新闻记者和文艺工作者连反映这类现实的权利都没有。

　　当然，印度有它自身的问题，最重要的就是种姓制度。拉尔就指出，古代印度并不是个人口过多的国家，在这么大的一个次大陆上两千年来一直维持着1亿人口，种姓制度正是控制劳动力的一个制度。它在过去的合理性体现在维持了一个相对较高的生活水平，印度1750年人均收入大概与1960年类似，约相当于1965年价格的150美元。这种情况在长达千年的时间里没有被其他国家超越，不过用今天的标准来看，这一水平是停滞的甚至是很低的。随着印度人口大幅增加和工业化加速，种姓制度维持的“印度均衡”的确正在打破。

　　印度的家族政治正是种姓制度的体现。印度独立62年来，有52年是由国大党执政，52年中又有41年是由同一家族统治。这是因为在农村人口占据多数的印度，种姓势力依然很大，很多人都习惯于按照政党和种姓而不是政策取向来投票。但要注意的是，衡量民主政治必须要看它是不是实行竞争性的政党制度。不错，印度国大党执政时期是很长，但在普选制度下，如果没有足够的选民支持它也照样得下台，印度人民党的崛起和执政就足以证明这一点。正因为有这种机制的制约，无论是哪个党或者哪个领导人上台，印度都没有出现特别大的动荡或人为灾难。随着印度的城市化和居民受教育水平提高，印度的家族政治的确正在消失。拉胡尔·甘地清楚地知道，家族政治走向没落，这也是政治现代化必然规律，尼赫鲁－甘地王朝亦难例外。他认为一个现代政党的关键应是“不管谁是你的母亲或者谁是你的父亲，而要看你在该地区有多少支持者。”国大党内部的民主化亦是大势所趋。

　　印度如今已经走上经济发展的快车道。与中国快速上升的老年人比重不同，印度的年轻人比重正在不断增大，这与它的制度一道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最有价值的资源。印度总理辛格在G20峰会上谈到：“从长远来看，我更看好印度作为一个正常运转的民主国家对法治的承诺。我们的体制行动缓慢，但我相信决定一旦做出，便能更加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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