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家庭恐惧》与私纪录片

　　【摘 要】私纪录片在多元丰富的创作实践中，形成了某种习惯性的规制和独特的美学理念，呈现出了一种全新的真实观，冲击、解构也丰富着旧有的纪录片美学与创作领域。然而，创作者的自由创作，视角的转化增加了隐私，更加增加了伦理问题的直接性和强烈性。在这个接触面，藏无可藏的一切都被暴露出来，作者完成了他心态的呈现、对生活的思考以及价值的选择，被制作者却往往会受到伤害。所以，如何处理私记录片的伦理问题成为学界和业界一直争论不断的话题。
　　【关键词】《中国式家庭恐惧》；私纪录片、
　　中图分类号：J9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1007-0125（2018）15-0104-01
　　思想和心灵进行创作就是最经典的手法。这或许就是“私纪录片”中伦理问题出现的更直接、更强烈的原因。在创作实践中，导演对自己定位的选择往往就蕴涵了伦理问题，在《中国式家庭恐惧》中，导演的身份是儿子还是作者，在何时“扮演”儿子，而在何时“扮演”作者，都会引起观者对于伦理问题的思索。制作者拥有拍摄者和参与者的双重身份，必然不可为了一方而随意抛弃另一方，否则要么是陷入伦理问题的“泥淖”，要么是放弃对“私纪录片”忠实，丧失艺术创作的形式和内容。二者的制衡才是”带着镣铐跳舞“的真意，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实现伦理和艺术的平衡，我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理解。
　　我们可以简单的把私纪录片的创作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只拍摄自己；第二类是拍摄自己和自己的家人、朋友；第三类是只拍摄自己的家人、朋友。对于第一类而言，私纪录片“原罪”的承担者就是制作者本人，这一类的伦理问题是最清晰也最好解决的，作者通过揭开自己的隐私，剖开自己的伤口，而达到自己所追求的或艺术或心灵的极致、疗愈和解放。这一行为可以看作是作者的自由，我们无权干涉，也就不存在严重的伦理问题，可能出现的是，在传播的过程中，挑战了观看者的极限，给观看者带来刺激，或者给爱作者、在乎作者的人带来伤害，比如作者在剖析自我时表达的与他们有关的事情，比如他们可能在意的社会其他人的眼光。所以，对于这一类问题，主要需要注意的就是在传播的过程中加以注意和尊重，将创作的目的纯粹化，完成自我的疗愈和追求便足矣，不需扩大影响，哗众取宠。
　　对于第二类和第三类而言，与被拍摄者的沟通和创作的目的就显得尤为关键。就拿《中国式家庭恐惧》来说，如果创作初衷更多的就是作為家庭历史的纪录，家人和朋友就更容易接受，就不会在拍摄过程中出现因为拍摄而产生的二度伤害，也不会出现后期因为传播而产生的三度伤害。但镜头的侵略性难免在视觉上、形式上和心理上对被拍摄者造成影响，所以与被拍摄者事前的沟通就成为帮助被拍摄者找到心理安慰或者心理认同的关键。
　　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呢？首先，要找到一个道德平衡，这个道德的平衡点在于，拍摄者与被拍摄者建立自发的同理心，同心同情，共同受到揭开伤口的痛。制作者在献祭时所站的位置，不是一个别人化作祭品来祭奠自己艺术的位置，而是作为祭品本人或者和祭品一起，祭奠共同的理想或者信念，这种行为，已经远远超出了“一种艺术”的界限，而是在“人”、“在生命”、在“心灵”层面上所作的一次礼献。
　　除了建立这种心态上的准备，有关于伦理问题的解决，还有一些具体的方法。如果把私纪录片的制作看成一条线，在前期、拍摄时、后期素材选择、发行这几个时间段，针对不同的伦理问题，选择不同的处理伦理问题的方法。在前期，要将可能涉及到伤害的地方与被拍摄者沟通，一方面是求得被拍摄者的同意；另一方面也给被拍摄者足够的心理准备。拍摄时，不以“掌镜者”“权力者”的高姿态面对被拍摄者，对其进行侵略或者施舍同情。在某些特别隐私的地方，也可以通过创新拍摄手法，比如“搬演”来完成对隐私的保护。后期素材的选择也要尽可能遵从被拍摄者的意愿，不可为了所谓“艺术追求”而随意组接素材，让被拍摄者陷入尴尬境地。而在传播方面，不可为了功名而肆意传播，哗众取宠，消费被人的隐私，收获自己的利益。而在这些环节里最重要的，还是将心比心的真诚关怀。因为，无论是哪种情况，就算是拍摄者在公开影片内容后，自己的良心也受到谴责，于被拍摄者所受的伤害来说也无济于事，或者不足一提，就像是伤害别人生命之后的迟来的道歉，相比来说总显得非常苍白与无力。所以，私纪录片的伦理问题，应该在前期就去注意，而不是在造成伤害后，才进行的自我谴责与歉意。
　　总之，在笔者了解和思考私纪录片的时间里，感受最大的一点便是，私纪录片为导演提供了一个非常自由的创作空间，可是私纪录片要尽可能的不伤害到被拍摄者，就要通过前期的拍摄和对素材的选择来呈现作者想要的。于是就对“作者”这个定义有了一个无形的藩篱。如何隐晦的 或者虽然完全是自我创作但依然可以保护被拍摄者来完成拍摄和对素材的选择，完成一部经典的私纪录片，成为一个导演感性和理性、思想性功力和创作功力的直接命题与严肃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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