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朔的散文

杨朔的散文篇一：杨朔、秦牧与刘白羽散文的不同特点

杨朔、秦牧与刘白羽散文的不同特点

杨朔、秦牧与刘白羽一道被人们称为当代文坛上鼎立对峙、竞相争辉的三颗散文明星。他们以各自的姿态展现在时代的面前，秦牧以“知识的花城”，杨朔以诗的意境的创造，刘白羽则是富有浪漫主义气质的“政治抒情文”。

一、⑴杨朔散文着力于一种严峻的思考、哲理的诗化、深挚的爱恋的诗的意境创造。严峻的思考，显示其深沉；哲理的诗化，显示其淳净；深挚的爱恋，显示其缠绵。

⑵秦牧散文的创作思想和美学原则是追求丰富的知识性，在谈天说地、论古道今的知识趣谈中寄寓深刻的思想性。

⑶刘白羽的作品雄浑、豪放。于哲理思索中含深沉，于感情喷薄中露豪迈，于布局谋篇中显潇洒，于征辞选字中见绚烂。鲜明的地方色彩、浓郁的抒情气氛、词藻华丽的语言，构成了他独特的风格。

二、⑴杨朔在构成上讲究严谨有致，层次清晰，要求首尾呼应，布局疏密有间，虚实相生，达到小中见大，曲以致深的艺术效果。

⑵秦牧在处理题材和突出主题上迂回曲折，把许多新鲜的事物、知识穿织在一起，自然地表达出来。

⑶刘白羽的散文结构讲究潇洒跳脱和严谨简练的结合。善于在“现实——历史——现实”中运用对照、反复、疏与密、虚与实等手法来构成散文的波澜。

三、⑴杨朔善于将口语和古典诗词熔于一炉。在写作时惜墨如金，这就使他的文字常有“精钢百炼，渣滓尽去”之精炼，又有古文字的斑斓和口语之活泼相融合的韵味。

⑵秦牧重视语言修辞，在酣畅淋漓、亲切恳挚中引入大胆的想象，在丰富华丽的词藻中倾入热烈的事情。

⑶刘白羽笔墨热烈，粗犷而又华美。他的文字总是含有绚丽的色彩，火热的情感。他描绘的自然背景常常像油画一样鲜明、绚丽而又富有层次感。

总结：杨朔的散文，捕捉生活的一人一事，一草一木。一花一叶，由小见大，大处着眼，小处落笔，具有新颖隽永的特色,比较诗化；秦牧的散文，谈古论今，海阔天空，如林中漫步，灯下谈心,趣味性与幽默性相辅相成；刘白羽的散文，结构宏伟，气势磅礴，激情洋溢，意境深远，文字优美,集诗情、政论熔于一炉。如果把杨朔散文比作真挚、深情、旋律优美的民歌，秦牧的散文比作轻拢慢拈的抒情歌曲，那么，刘白羽的散文则是一首多声部的交响乐。

这就是我对当代散文三大家艺术特色的一点点看法。三颗明星将永远在我国文学史上闪光。“知识的花城”、诗的意境与政治抒情文也会是文学领域的三颗明星。不管怎样，他们三位散文大家的创作风格还是各有千秋，各有特色，读者将会从他们各自的作品中品尝到各自的风格、韵味。

杨朔的散文篇二：诗化散文：杨朔、刘白羽、秦牧_910204452

诗化散文：杨朔、刘白羽、秦牧

杨朔《雪浪花》（1961）、刘白羽《长江三日》（1961）、秦牧《花城》（1962.2）

在六十年代初期，抒情散文空前繁荣，散文几乎成为狭义的抒情散文的一统天下，大量的意境隽永、文体优美的抒情散文涌现出来，以“寻求意境”为核心的诗化现象，构成六十年代初期散文创作的主要倾向，作家们将发现诗意、创造意境当作散文构思的灵魂，评论家将诗意与意境当作散文审美的重要标准，一个作家散文风格的成熟与否也往往以诗化的成就为依据，在那一时期，读者中广为流传的散文大多是以诗意取胜的作品，标志着50年代以寻求意境为内核的当代散文审美建构的完成。当代散文，尤其是1957年反右以后，散文创作几乎形成了一统的歌颂性的思维模式：只能歌颂，不能暴露，只能歌颂生活中的真善美，不能暴露生活中的假丑恶，更不能触及时弊，揭露现实生活中客观存在的尖锐深刻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作家不能全面地、正确地反映表现真实的生活，也就不能真实地抒写对生活的独特的理解和新鲜的发现，只能按照一个既定的思想表现模式去反映与表现生活。基于这一种一统的、定向的思维模式，散文在情感的活动的表现方面，形成了“豪言壮语”式的抒情定势，说大话、空话、假话被认为是昂扬的格调，时代的抒情；表达作家个人真实的忧乐之情，则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感情或小资产阶级情调。这样以左的共性消融作家的个性，以时代的豪言壮语代替个人情感抒发的具体性、真实性和特殊性，作家的散文中所表现出来的真情实感大为减弱。这种诗化现象的出现，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与现实背景。

散文创作上的诗化现象有其历史的渊源，中国抒情文学发达，叙事文学不发达。我国被称为诗的国度，中国文学追求的意境，也就是情景交融的境界，借景抒情，情景交融是中国文学最擅长的表达方法。“天人合一”，“物我同构”，成为中国古代文人的哲学追求与思维方式。古代散文的这种构思模式与审美风范，作为中国文化的深层积演，一代又一代影响着中国散文的创作，借景抒情也成为中国当代散文最基本的构思与表现模式。

散文创作上的诗化现象，不仅有其历史的渊源，而且有着现实的背景。

首先，诗化是颂歌主题抒情散文的必然的审美选择。

在散文创作中，诗化，更具体地说，即意境创造，并非一切散文样式的最佳审美选择。比如说随感录、序跋、书信、日记，就不一定要有意境。但一般而论，写景抒情散文，因表现方式除直抒胸臆外，便是借景抒情、托物言志，往往写得情景交融，意境隽永。我国五十年代中期开始的“散文复兴”运动，并不意味着散文原来的政治功利观念和以阶级以及群体意识为核心的审美格局的变化，那时，散文依然被看作是为政治服务的工具，歌颂政治与社会生活的光明面，依然是散文家所恪守的大主题。这样，既要保持颂歌的基调，又要克服前期散文创作在艺术上所存在的那种直露、粗疏的弱点，提高审美价值，于是散文便选择了托物言志、创造意境的艺术传统作为构思与表现的格局。

托物言志、借景抒情也是一种象征手法的运用。范希文在《对床夜语》说：“景无情不发，情无景不生。”作者所要表现的思想感情不直接道出，而借用其它事物来间接暗示，这样，就能够突破那种平铺直叙所带来的表达意义的过分确

定、局限和直露，从而使其表达的意向与内涵趋于广阔、丰富和含蓄，读者的想象活动也会变得活跃，获得更多的审美趣味。五十年代末和六(转 载 于:wWW.ZHaoqT.nEt 蒲 公英文 摘:杨朔的散文)十年代初的散文，主要是托物言志、借景抒情的抒情散文。这些散文往往从宣传与张扬“时代精神”出发，思索、提炼自己散文的主题，然后寻找到表现这一主题的载体，寄托物，象征物，于是，构思的主体工程就大功告成。这实际上是古已有之的“赋体”散文。在古代散文中，存在着大量优秀的托物言志散文：柳宗元《愚溪诗序》、刘禹锡《陋室铭》、白居易《养竹记》、范促淹《岳阳楼记》、欧阳修《醉翁亭记》、周敦颐《爱莲说》、苏轼《喜雨亭记》、龚自珍《病梅馆记》。由于这类散文有着深厚的传统，写法又容易掌握，易见功效，所以在六十年代初的抒情散文的创作高潮中，托物言志、借景抒情的风格流行，涌现了大量佳作：杨朔《雪浪花》、《茶花赋》、《荔枝蜜》，刘白羽《日出》、《长江三日》，秦牧《土地》、《花城》，吴伯箫《歌声》、《记一辆纺车》等。

其次，是时代对诗意的触发。

当代抒情散文第一个创作高潮正是出现在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面临严重困难的时期。这一特殊的时代背景对于散文创作发生着重大的影响：一，严峻的现实生活使人们的头脑开始从大跃进的狂热中冷静下来，对极左思潮的遏制，文艺政策的调整，使作家的心灵获得了一定的解放。1961年，周恩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3月在广州会议上所作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对于排除左倾思想，发扬艺术民主有重要作用。这对于抒情散文题材与写法上的进一步开拓与丰富是有作用的。二、艰苦的生活唤起人民对革命战争岁月的回忆，迸发出许多美好的诗意与情思。这一时期，一方面是国民经济遭受严重困难的时期，另一方面又是全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团结一致，满怀信心，去克服困难的时期。继承和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振奋精神，战胜困难，便成为当时时代精神的主旋律，自然也成为抒情散文创作的时代主题。特别是散文作家队伍中的骨干，大多经历过革命战争。所以，在这一时期，我们看到，缅怀革命战争生活，歌颂革命传统，抒写战斗情思，已经构成当时抒情散文的重要主题。比如吴伯箫对延安生活回忆的散文。菡子在《诗意和风格》中说：“人生经受严峻的生活的考验，最能产生诗的情绪。”三、严峻的生活与美好的心灵将作者的审美引向诗化的境界。在当时，一方面是经济上的困难，物质生活的匮乏，另一方面则是精神世界的净化与升华。党和政府大力提倡艰苦奋斗的传统，共产主义精神。受着传统散文观支配的作家，自觉地使自己的审美观照避开现实生活中的矛盾与阴暗面，而移向崇高的心灵和美丽的自然，并且常常将二者加以融合，寓情于物，借景抒情。所以，这一时期写景抒情的文字，在建国以来空前增多。

那一时期，在散文观念上，坚持革命的功利观，强调散文的教育功能与战斗作用，反对“纯美文”的散文观。因此，在散文创作上，要求作家“深入到工农兵群众的斗争生活中去”，“发掘充满诗意的题材”。（刘绍明《散文的诗意》）同时，对散文的诗意和意境的理解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即始终将政治内容、革命激情作为“意”的核心。那一时期的散文创作，几乎所有作家都是从政治和时代的要求出发，确定自己写什么、怎么写。力求有“充实的政治内容”，主题思想是某一政治内容的结晶，而“抒情”、“诗意”、“形象”则不过是表现这一政治内容的手段。

意境形成的三部曲：动情－－思索－－意境

在六十年代发生的散文的诗化运动中，杨朔（1913－1968），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家。杨朔的散文创作，努力追求“诗的意境”，“拿散文当诗一样写”，“再三剪裁材料，安排布局，推敲字句，然后写成文章。”（《东风第一枝》小序）他“寻求意境”的主张，影响极为深远。他说：“我在写每篇散文时，总是拿着当诗一样写。我向来爱诗，特别是那些久经岁月磨练的古典诗章。这些诗差不多每篇都有自己鲜明的意境、思想、情感，耐人寻味，而结构的严密，选词用字的精炼，也不容忽视。”他提出：“好的散文就是一首诗”（《海市》小序）。诗是杨朔孜孜以求的美的目标和最高理想。他的散文创作往往是“从生活的激流里抓取一个时代人物，一种思想，一个有意义的生活片断，迅速反映出这个时代的侧影”。（《海市》小序）

杨朔将“寻求意境”的思维活动概括为“动情－－思索－－意境”三部曲。 关于一篇散文的意境形成的过程，杨朔曾这样自我总结：“凡是这样动情的事，我就要反复思索，到后来形成我文章里的思想意境。”（《东风第一枝·小跋》）杨朔所总结的这一意境形成的公式：动情－－反复思索－－形成意境，可以看作是对于那一时期抒情散文意境创造的基本概括。

动情，这有可能是意境的萌芽，它属于灵感活动。动情可能是触景生情，也可能是情投射于物。总之，是情与物的撞击。

反复思索，这是意境形成的关键环节。这既是主题思想不断深化的过程，也是情与物相融合的过程。

形成意境，这是“反复思索”的结果，是意境创造的最后完成。

杨朔《雪浪花》意境的形成：作者坐在北戴河海滨的礁石上，看着那云起云飞，潮涨潮落，浪花冲击礁石的情景，不禁“动了情”：“凉秋八月，天气分外清爽。我有时爱坐在海边礁石上，望着潮涨潮落，云起云飞。月亮圆的时候，正涨大潮。瞧那茫茫无边的大海上，滚滚滔滔，一浪高似一浪，撞到礁石上，唰地卷起几丈高的雪浪花，猛力冲激着海边的礁石。那礁石满身都是深沟浅窝，坑坑坎坎的,倒像是块柔软的面团，不知叫谁捏弄成这种怪模怪样。”紧接着，便进入“反复思索”，使原来的“动情”经过理性的思索得到深化与升华，发现浪花冲击礁石的现象，同千百万普通劳动者齐心协力、长年累月改造山河的壮举之间的联系，从而提炼出散文的主题，同时通过对“老泰山”这个形象的设计和描写，使作品的思想境界不断深化，并且努力使景物、人物，以及作者的思想感情相互交织，组合成一个优美的意境。最后“卒章显志”，画龙点睛地点出主题：“老泰山恰似一点浪花，跟无数浪花集到一起，形成这个时代的大浪潮，激扬飞溅，早已把旧日的江山变了个样儿。”

很明显，在五六十年代将革命功利观念放在首位的抒情散文创作中，上述的“反复思索”在整个意境的创造、形成过程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正是因为这种“反复思索”，作者将复杂的生活加以筛选、过滤和提炼，将“小我”融于“大我”，将“个性”融于“时代”，提炼出具有积极意义的主题，并且从这一主题出发，去选择、加工、创造思想感情的载体－－象征物。由于作者所抒写的是“人民情”、“革命志”，所以所选择的载体一般都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能唤起人民对崇高、纯洁、坚强、前进、无私等美好精神境界的联想，杨朔以童子面茶花象征祖国欣欣向荣的面貌（《茶花赋》），以赞美小蜜蜂来歌颂普通劳动者的无私奉献精神（《荔枝蜜》），刘白羽借灯火抒发其深刻思索：新生活是从那“暴风雨历史深处”发展而来的（《灯火》），借长江夜航表达“激流勇进”之情（《长江三日》），

吴伯箫对对延安生活的缅怀、对艰苦奋斗传统的歌颂寄托于一辆纺车（《记一辆纺车》），袁鹰将革命的井冈山精神赋予那青山翠竹（《青山翠竹》）。总之，那时被选作思想感情载体的，通常都是如红日、朝霞、大海、急流、青松、翠竹、高山这一类的事物，作者很容易从这一类事物上寻找到感情的结合点，情景交融，形成意境，而这种意境又总是体现出一种崇高美。

意境的结构模式：入境－－通幽－－显志

在以载道为传统的中国古代散文中，一直把命意和布局当作构思和行文的关键。所谓命意，即立意，也即主题的提炼和确立。所谓布局，即思想、形象的组织和结构。

六十年代初的抒情散文，是载道之文，所以它也十分重视散文的命意和结构布局。

一般来说，敞开心灵，不避个性，写偶然的片断的感觉或情绪的散文，其行文随感觉和情绪流动，结构比较随意、自由。而载道之文，往往是“因情造文”，讲究剪裁、布局、结构、谋篇。所以六十年代的抒情散文，在结构上显然继承了古代载道散文的传统，在开头、结尾和行文的开阖起伏上颇具匠心，形成了一种所谓“三大块”的结构模式。

一、在开头上，或“开门见山”，或“设置悬念”，旨在引人入胜。李渔在《闲情偶记》中说：“开卷之初，当以奇句夺目，使之一见而惊，不敢弃去。”很多优秀作品开头都有这种引人入胜的艺术效果。开门见山，看似简单，但要写好，尤其令人一见不敢弃去，则要具有技巧。直接切入，意向明确，而又不失含蓄，于平易中见深刻。它便捷而巧妙地将读者引入散文佳境。如吴伯箫的《记一辆纺车》、峻青的《秋色赋》，其开头都属于“开门见山”的写法，写得简洁而精彩，读之渐入佳境。然而，另一种“设置悬念”的开头方式，在六十年代初期的散文创作中似乎更为作家所喜用。这与托物言志写法有直接关系。作家常从所托之物写起，渐渐推出文章的思想意境，这样，开头就构成一种悬念，起到为正文铺垫的作用。不仅杨朔深谙此道，屡屡用之，他的散文如《雪浪花》、《茶花赋》、《荔枝蜜》、《泰山极顶》等，都是开头设置悬念。其他作家也常用，如刘白羽的《灯火》开头说：“多少年来，在我的心中有一个隐秘的喜悦的诗句，这就是：‘灯火??’”为什么呢？只有读下去才见“分解”；他的《一幅红色的画》，其构思同杨朔的《茶花赋》有异曲同工之趣，均以寻求一幅画为悬念，最后终于在现实生活中找到。李健吾的《雨中登泰山》，开头写自己“从火车上遥望泰山，几十年来有好些次了，每次想起‘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那句话来，就觉得过而不登，像是欠下悠久的文化传统一笔债似的”，但是“惜乎来去匆匆，每次都当面错过了”。这同刘白羽《日出》的开头－－从小就向往日出景观，但“却没有机缘看日出”的设计极为相似，这种描写自然成为后文的铺垫。

二、中间的行文精心布局，力求波澜起伏，开阖顿挫，严谨中求自由，统一中有变化，大有苏州古典园林“曲径通幽”之趣。如杨朔的“转弯子”。杨朔在行文上，努力像我国古典诗词那样精心剪裁、布局，以曲致深，以无限写有限。他常常在文章中设置种种障碍，像筑山叠石的园林障景那样，造成“柳暗花明”、“峰回路转”的变化。如《荔枝蜜》，不喜欢蜜蜂－－由荔枝林想到荔枝蜜－－由荔枝蜜想到小蜜蜂－－蜜蜂的劳动和奉献精神－－农民的劳动－－梦见自己变成一只小蜜蜂。《泰山极顶》，登泰山看日出，适逢天气晴好，料想次日早晨“准可以见日出了”－－一路从山脚往上爬时所见所闻－－晚宿青帝宫，山头上忽然

漫起云雾，又浓又湿，挤进屋来，落到枕边，还听见零零星星几点雨声，不免使人焦虑－－次日果然云雾消散，只是天空阴沉沉的，看日出的宿愿已难实现－－但作者却心情“异常晴朗”，毫无惋惜的情绪，极目远眺，指点那山河的壮美，建设的蒸蒸日上，“分明看见另一场更加辉煌的日出”。波澜迭起，千回百转，足见其“转弯子”的艺术。

刘白羽《长江三日》

《长江三日》（1961）是刘白羽的代表作，他用浓艳的画笔，制作了一幅五彩缤纷的长江的油画，热情洋溢地抒写了深邃的革命哲理。第一日，文章叙述江轮由重庆开出而未入三峡的一段历程，着重突出长江千姿百态的美。水天风雾、浩浩江流是作者的感触，从沉沉黑夜中冲破惊涛骇浪、昂首奋进的江轮，是作品捕捉的而又贯穿始终的主体形象，作者把它们与我们的时代、我们的生活联系起来了：“我觉得这是我所经历的大时代突然一起集中地体现在这奔腾的长江之上。是的，我们的全部生活不就是这样战斗、航进、穿过黑夜走向黎明的吗？”由于这一思想的熔铸，江轮已经成为整个革命事业的诗意象征了。“战斗、航进、穿过黑夜走向黎明”的哲理思考，也便成为贯穿全文的内在思想红线。第二日，作者叙述了江轮穿过瞿塘峡、巫峡、西陵峡的惊险情状，以及三峡的雄伟壮观、妖娆绮丽。其中，突出渲染江轮与狂风恶浪、暗礁险滩的搏斗，并穿插对两岸层峦叠障的精描细刻及山川历史、优美传说的叙说，初看起来似乎全是实写，但读者从“看起来这青滩的声势十分吓人，但人从汹涌浪涛中掌握了一条前进途径，也就战胜了大自然了”数句，便能够领会哲理思索的“神”：领航人只有用智慧和胆量征服暗礁险滩，才能开辟一条无往而不胜的道路。显然，这一部分含蓄地把“战斗、航进、穿过黑暗走向黎明”的哲理思索引向深处，这种含蓄弥漫着一种诗的气氛。第三日，作者叙写长江“楚地阔无边，苍茫万顷边”的清丽景色和作者穿过三峡后的恬淡心情。巧妙的是，其间穿插了卢森堡《狱中书简》中的两段话，用以表现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坚定信念和乐观主义精神，这把“战斗、航进、穿过黑暗走向黎明”的哲理思索推到新的境界。作者说：“我不能不意识到，今天我们整个大地，所吐露出来的那一种芬芳、宁馨的呼吸，这社会主义生活的呼吸，正是全世界上，不管是在亚洲还是欧洲，在美洲还是在非洲，一切先驱者的血液，凝聚起来，而发射出来的最自由最强大的光辉。”作者启发读者去思考，无产阶级在开辟道路的过程中，必须具备革命必胜的信念和乐观主义的精神，前仆后继，百折不挠，以生命和热血去“凝聚”“最自由最强大的光辉”。至此，文章的哲理思索进入高潮和顶峰。不难看出，哲理思考是作品立意和构思的聚光点，文章虽然落墨于山河画卷，却处处着眼于哲理的诠释，因此气势壮阔、格调高昂，诗意浓烈，诗情、画意与哲理交融而浑然一体了。假如没有这个凝光点，这篇作品就失去了灵魂，失去了激动人心的思想力量和艺术力量。优美的散文总是在鲜明的形象中包含着一种哲理的诠释，它们可以通过写人、叙事、绘景、状物等文学手段，来蕴含曲包内在的思想和哲理。

刘白羽散文的哲理思考的特点：常常命意于光明、纯洁、壮美和富有象征意义的事物，从中寄托着无产阶级的崇高理想和抱负。因此在他的笔下，被描写的具体事物，就成为贯注生气、充满诗情、富有战斗美的艺术形象了。刘白羽善于把对客观事物的哲理思索，凝成一两句诗句或一首诗，这是他哲理思索的特点，也是他在散文中创造意境的特点。这一两句诗或一首诗，是创造意境的焦点。

感情奔放，雄壮豪迈，是刘白羽散文在抒情上的基本特色。刘白羽很注意发

杨朔的散文篇三：杨朔散文

杨朔散文分析

记得以前学过的一篇散文叫《荔枝蜜》，现在对于它的印象已经模糊了，更没有注意到它的作者是谁，直到最近学习当代文学的“十七年散文”，才对这篇散文的作者杨朔有所了解。首先“十七年散文”，指的是以1949年建国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之间的这十七年中，作家创作的类型为散文的文学文本的总和。而在这其中，处于公开发表状态下的散文又是十七年散文的主流。在这一时期公开发表的散文作品中，以杨朔、刘白羽、秦牧等人的散文较为出色与成功。而这其中，又以杨朔的散文成就最高且自成一体。

杨朔，是我国当代著名的散文家。人们把他与刘白羽、秦牧并称为“当代散文三大家”。他生前写下的散文，尤其是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的散文，在意境创造、诗意构思、人物描写、谋篇布局、语言风格等方面，形成了具有“诗的意境、诗的结构、诗的语言”的艺术个性，被文学界称为“杨朔模式”或称“杨朔体散文”。杨朔的散文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37-1949）主要内容是赞美革命，宣传抗战，抨击国民党。艺术上采取写实手法。作品回避自我，很少写到自己的感情。散文比较简单和直露。第二阶段，（1949-1955）生活画面变得比较开阔，内容较丰厚充实，抒情成分明显增强，表达的感情也由外露转向了内向和深沉。第三阶段，（1955-1968）是杨朔创作的成熟期。1956年，杨朔发表了《香山红叶》，这篇散文被认为是杨朔散文创作成熟的一个标志。他的最大的特点是把散文当诗一样来写，随后创作了《荔枝蜜》、《茶花赋》、《雪浪花》等散文。

所以要了解杨朔的文章就要了解他在1955年—1968年所创作的散文，首先这段时期杨朔的题材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迅速及时反映朝鲜战争的通讯特写，讴歌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过程中的英雄事迹及中朝两国人民的友谊的；二、赞美与抒写社会主义祖国的建设成就、崭新风貌与普通劳动者平凡但却伟大的精神境界；三、叙写亚、非等第三世界国家的自然美景，反对新老殖民主义者的英勇斗争，歌颂中国人民与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

其次，就其散文的特点来说，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自觉的为人民写作，强烈的主观抒情性

对于杨朔的这一个特点，我认为这主要是由他个人的经历决定的。早在1942年抗日战争之中，杨朔就到达了延安，进入中共中央党校专门学习马列主义，后参加了延安整风运动，并于1945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曾深入矿山、农村体验生活，后来又以新华社特派记者的身份先后参加了清风店、石家庄与平津战役，随部队东征西战、驰骋疆场。在这一时期，他创作了一系列描写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兵群众进行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小说。包括：《红石山》、《北线》、《大旗》、《月夜黑》等。因此可以看出杨朔是十分自觉的遵循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引的文艺工作者的道路，以为工农兵服务作为自己从事文艺创作的方向。也正是因为如此，他的散文作品中的那些他所极力塑造与歌颂的工人、农民、战士等人民大众的形象虽则平凡，但却充满着生动、鲜活、朴实而感人的力量。

因此，就是这样的经历使杨朔在建国后形成了与巴金、沈从文、胡风等自由主义作家或坚持五四文艺创作思想作家完全不同的创作心态。杨朔在建国后文艺创作的过程中并不存在对于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的适应问题。对于新政权他没有丝毫的陌生与隔阂，不存在任何的迟疑与观望。作为这一场伟大革命的直接参与者，此时的杨朔所显示出的完全是一个胜利者的姿态。对于新政权新社会，他有着坚定的信念和无限美好的憧憬。他所要做的只是毫不迟疑的将自己满腔的热情投入到对新世界的建设中去，用他的笔抒写出这个全新社会的美丽，并勾画出一幅未来的美好蓝图。从而让更多的人与他一样坚定社会主义的理想并为之奋斗。因此他认真的观察新社会与旧社会的每一点不同，充满热情的歌颂着这个社会中的新人、新事、新风尚。如：在《京城漫记》里，他通过解放前后北京陶然亭地区人民生活条件的巨大反差，歌颂了新中国建国后北京人民生活及自然环境日新月异、越来越好的巨大变化；而在《滇池边上的报春花》一文里，敏锐的他则将关注的视角指向了人们的生活理念，通过与独龙族姑娘媛娜的聊天反映出了真正成为了主人后的少数民族人民心理上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些篇章，无不显示出了杨朔散文自觉的为人民写作和强烈的主观抒情性的特点。

二、自成一体的散文写作模式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将杨朔的散文，特别是他散文的结构作为学习散文写作的人必须研究的模版，正是因为杨朔的散文写作形成了一种极为稳定的精道的体式，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杨朔体”。具体来说，陈思和先生将其概括为：“从写景入手，然后引出在风景中活动着的平凡人物，最后通过比兴象征将景物与人物联系起来，升华出人民性的歌颂这一抒情主题。”的模式。比如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名篇《荔枝蜜》，作品以我本来对蜜蜂的误解开始，然后写我因为休假时的住所临近荔枝园，在品尝了醉人的荔枝蜜后，对酿造了这好蜜的蜜蜂产生了好奇，接着写我在养蜂员老梁的带领下参观了养蜂场，并在老梁的解释中明白了蜜蜂的高尚改变了自己原来的错误看法，最后由高尚的蜜蜂联想到了我们不辞辛劳的人民大众将主题升华到为了人民、为了社会主义事业而努力工作的高度。全篇先抑后扬布局巧妙、结构紧凑、起承转和、错落有致，行文过程中感情过度自然，主题深化的鲜明而真实，确实是散文写作艺术中学习谋篇布局的经典范例。只此一点，就可以看出杨朔对散文写作的贡献。 与这篇文章体式相同的还有《香山红叶》、《滇池边上的报春花》等许多篇目。应当说，杨朔确实已经将这一体式运用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我想如果是对初学者来说，这一结构精道的体式也能使学习者在体式的控制下更好的组织材料、适当的发挥。

但正如一切体式性的东西都具有缺陷一样，“杨朔体”同样也有着不可回避的问题：首先就是僵化的问题。“杨朔模式”出现了“时人所称道，今人所诟病”的现象。任何故事即使再好，但如果读者看了第一段就知道三段后会写什么，那么必然就会削弱文章的可读性。同时，同样模式的文章一再出现也一定会造成读者的审美疲劳。其次，“杨朔体”就如一副禁锢，将杨朔自己与所有学习杨朔文章的人束缚在同一条水平线上了，从杨朔自己来说，文章千篇一律。而对于他的学习者而言，“杨朔体”束缚了他们的思路，降低了他们文章的活力。

但是，不论是优点还是缺点都体现了杨朔散文的这一鲜明特点：体式化的写作。

三、散文诗意的构思技法

杨朔的散文是有诗意的文章，而杨朔着力创造诗的意境，把散文当诗一样写。杨朔说：“我写每篇文章时，总是拿着当诗一样写。我向来爱诗，特别是那些久经磨练的古典诗章。”他说：“写小说散文不能也这样吗？于是就往这方面学，常在寻求诗的意境。”比如，翻开杨朔散文，不难发现他散文的诗意有一些是从古典诗章中点化而来。然而，杨朔又不像前人那样将古典诗章的诗意点化在同类体裁的作品里，而是避俗求新把古典诗章的浓郁诗意点化在散文的主题里和全文的布局中，创造出充满时代精神和诗情画意的艺术境界。如《香山红叶》中，杨朔把古典诗章的浓郁诗意点化在全文的布局中的佳作。该文的诗意是作者从杜牧“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的《山行》诗中点化而来。并以“霜叶红于二月花”作为全文诗意的基调。作者用“红叶”比喻老向导，托“红叶”火一样热情，言老向导的高尚品格，创造出充满时代精神的诗一般的艺术境界。

除此之外，杨朔更多的采用其他方式来进行他的诗化散文的创作，在《荔枝蜜》中，作者先采用抑扬构思法，先写“蜜蜂是画家的爱物，我却不大喜欢”，“每逢看见蜜蜂，感情上疙疙瘩瘩的，总不怎么舒服”。后来，作者了解到蜜蜂的生活习性：“最爱劳动”，“酿的蜜多，自己吃得可有限”，“从来不争，也不计较什么”。作者便情不自禁地发出感叹：“多可爱的小生灵啊，对人无所求，给人的却是极好的东西。蜜蜂是在酿蜜，又是在酿造生活；不是为自己，而是在为人类酿造最甜蜜的生活。蜜蜂是渺小的；蜜蜂却又是多么高尚啊！”接着采用联想和比喻构思法，作者从蜜蜂“最爱劳动”的生活习性联想到辛勤劳作的农民；作者把蜜蜂的高尚品质比喻人民群众辛勤劳作、默默奉献的高贵品质。最后，采用虚实构思法，作者在文尾写道：“这黑夜，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小蜜蜂。”这个梦一点也不奇怪，俗话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这个梦，就是杨朔的自我写照，写出了藏在他心灵深处的崇高理想，表达了作者献身人民，为人类酿造甜蜜的精神生活的豪情壮志，同时也深深表达了作者对劳动人民的崇敬之情和加入劳动人民行列的心愿。作者从“厌蜂”到“看

蜂”，又从“看蜂”到“赞蜂”，再由“赞蜂”到“赞蜂式人物”，最后由“赞蜂式人物”到“梦化蜂”整个情感变化过程中，先抑后扬，善用联想，巧用比喻，先实后虚，把随处可感的生活真实熔铸到艺术的真实里和形象的塑造中，创造出清新可感，耐人寻味，充满诗意的艺术境界。

这个特点大大影响了同时代的散文创作，当时许多人都向杨朔学习，于是文坛上诞生了诗化散文的模式。从5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散文由简单走向精致，由粗糙走向注重艺术形式，就这个转变来说，杨朔的影响功不可没。

四、过于拔高的政治内核对艺术水平的压迫

在文学艺术的创作过程中，往往要求作家有自己独到的看法、见解，也就是要有私人性的言语。然而这样就必然会与时代共鸣的要求发生抵触。当来自时代共鸣的压迫并不沉重时，作家们往往还能将自己的审美情趣主动向时代共鸣靠拢，在时代的大合唱中发出自己的声音。但是，一旦来自时代共名的压迫强制的消解了作家自己的声音，则必然会造成文学作品的水平降低）。对于杨朔先生的散文，这样的影响也是明显的。

在前面我曾说到，杨朔先生是一位自觉的全心全意为新政权新社会歌唱的作家，因此他作品的政治功利性也就表现的非常的强。而由于这种压过一切的政治抒情，他在选择材料时往往就会为了体现体现这一写作目的而特意的安排一些拔高主题但不符合人的审美习惯的题材。这样做也就自然的给读者造成了一种突兀的感觉从而降低了文章的艺术水平。这是由于在“十七年”所有的文学作品都必须表达一定的政治主题，日常生活、寻常的事物不具有独立的意义。 杨朔之前，很多散文直接写到重要的政治事件、政治人物。杨朔散文把日常生活、日常的场景引入了散文。但是日常生活在杨朔散文中仍然不具备独立的意义。它们必须依附于某个政治主题在作品中才能获得合法性

比如在《金字塔的夜月》一文中，作者开始一直在引导读者感受的是在茫茫夜色映衬下散发着无限魅力的神秘金字塔。但在介绍金字塔历史的时候却突然引入了一段对“原子弹是否能摧毁金字塔”的讨论。虽然作者将这一段与后面的文章联系起来用心良苦的想说明即使是原子弹也摧毁不了埃及的历史与民族精神。可这一设置在我看来实在突兀，当然我并不认为作者在这里做了假，杜撰了这么一段，但作者在选材时显然是为了升华主题才将这一段有些突兀的材料选入的。

通过上面的一些粗略的分析，我们大概的了解了杨朔散文的一些特点和局限。而杨朔是十七年之间最为著名和重要的散文作家之一。那么通过对他的散文特点的分析，我们又可以看到那个年代下散文创作的特点与局限。但无论是杨朔的优点还是缺点，他在我国散文史上都留下那光辉的一页，谁也无法否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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