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散文
发布时间:2017-02-07 来源: 散文精选 点击： 
梁启超散文篇一：关于梁启超的介绍
关于梁启超的介绍
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等。汉族，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学者。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资产阶级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戊戌维新运动领袖之一。简介
梁启超自幼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1889年中举。1890年赴京会试，不中。回粤路经上海，看到介绍世界地理的《瀛环志略》和上海机器局所译西书，眼界大开。同年结识康有为，投其门下。
1891年就读于万木草堂，接受康有为的思想学说并由此走上改良维新的道路，时人合称“康梁”。
1895年春再次赴京会试，协助康有为，发动在京应试举人联名请愿的“公车上书”。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表现活跃，曾主办北京《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和上海《时务报》笔政，又赴澳门筹办《知新报》。他的许多政论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
1897年，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在湖南宣传变法思想。
1898年，回京参加“百日维新”。7月，受光绪帝召见，奉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赏六品衔，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
同年9月，政变发生，梁启超逃亡日本，一度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有过接触。在日期间，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鼓吹改良，反对革命。同时也大量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
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企图使革命派与清政府妥协。民国初年支持袁世凯，并承袁意，将民主党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改建进步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争夺政治权力。
1913年，进步党“人才内阁”成立，梁启超出任司法总长。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日益暴露，梁启超反对袁氏称帝，与蔡锷策划武力反袁。
1915年底，护国战争在云南爆发。1916年，梁启超赴两广地区参加反袁斗争。袁世凯死后，梁启超出任段祺瑞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9月，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11月，段内阁被迫下台，梁启超也随之辞职，从此退出政坛。
1918年底，梁启超赴欧，了解到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回国之后即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
1922年起在清华学校兼课，1925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
1927年，离开清华研究院。1929年病逝。
梁启超一生勤奋，各种著述达一千四百万字，在将近三十六年而政治活动又占去大量时间的情况下，他每年平均写作达三十九万字之多，这体现了多么惊人的勤奋和才华啊！ 学术成就
梁启超于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绩最著。
1901至1902年，先后撰写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批判封建史学，发动“史学革命”。
欧游归来之后，以主要精力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研究重点为先秦诸子、清代学术、史学和佛学。1922年起在清华学校兼课，1925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指导范围为“诸子”、“中国佛学史”、“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中国文学”、“中国哲学史”、“中国史”、“史学研究法”、“儒家哲学”、“东西交流史”等。这期间著有《清代学术概论》、《墨子学案》、《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情圣杜甫》、《屈原研究》、《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文化史》等。
他一生著述宏富，有多种作品集行世，以1936年9月11日出版的《饮冰室合集》较称完备。《饮冰室合集》计148卷，1000余万字。
梁启超在文学理论上引进了西方文化及文学新观念，首倡近代各种文体的革新。文学创作上亦有多方面成就：散文、诗歌、小说、戏曲及翻译文学方面均有作品行世，尤以散文影响最大。
梁启超的文章风格，世称“新文体”。这种带有“策士文学”风格的“新文体”，成为五四以前最受欢迎、模仿者最多的文体，而且至今仍然值得学习和研究。梁启超写于1905年的《俄罗斯革命之影响》，文章以简短急促的文字开篇，如山石崩裂，似岩浆喷涌:“电灯灭，瓦斯竭，船坞停，铁矿彻，电线斫，铁道掘，军厂焚，报馆歇，匕首现，炸弹裂，君后逃，辇毂塞，警察骚，兵士集，日无光，野盈血，飞电刿目，全球挢舌，于戏，俄罗斯革命！于戏，全地球唯一之专制国遂不免于大革命！”然后，以“革命之原因”、“革命之动机及其方针”、“革命之前途”、“革命之影响”为题分而析之，丝丝入扣。难怪胡适说:“梁先生的文章??使读者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
在书法艺术方面，梁启超早年研习欧阳询，后从学于康有为，宗汉魏六朝碑刻。 著作
中国历史研究法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新民说
饮冰室主人自说
中国文化史
饮冰室主人全集
李鸿章传
曾国藩传
饮冰室合集
梁启超选集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
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
研究变法通议自序 论不变法之害
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 续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
论学会 论报馆有益于国事
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 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
说动 论湖南应办之事
少年中国说 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
呵旁观者文 中国积弱溯源论(节录)
立宪法议 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
西学书目表后序 倡设女学堂启
湖南时务学堂札记批（节录） 成败
英雄与时势 文野三界之别
古议院考 《西学书目表》后序
养心语录 国权与民权
讲演集 ---
湖南时务学堂答问（节录） 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
梁任公与英报记者之谈话 在中国公学之演说
人权与女权 情圣杜甫
屈原研究 东南大学课毕告别辞
书信集
致汪康年书 与严幼陵先生书
致康有为书 致康有为书（1900年）
致孙中山函三件 致康有为书（1902年）
致孙逸仙书 致康有为书（1912年）
诗文类
去国行 纪事二十四首
读陆放翁集四首 壮别
二十世纪太平洋歌 留别梁任南汉挪路卢 二首
浪淘沙 贺新郎
传记类
戊戍六君子传
编辑本段赋税思想
梁启超是戊戌变法领导人之一，我国19、20世纪之交资产阶级维新派的著名宣传鼓动家。他主张赋税的征收必须以便民为原则，实行轻税、平税政策，而反对与民争利的“固民所急而税”的传统观点。指出“西人于民生日用必要之物，必豁免其税以便民。中国则乘民之急而重征之，如盐政之类是也。亦有西人良法美意，为便民而起，而中国视为助帑之计，行之而骚扰滋甚者，如今之邮政之类是也。”他提出应仿效英国实行平税政策，便民利民而后求富强。这是一种把经济发展放在首位，财政税收放在其基础之上的观点，对当时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梁启超认为公债也是一种赋税，所不同的是“租税直接以赋之于现在，而公债则间接及
赋之于将来”，“不过将吾辈今日应负之义务，而析一部分以遗诸子孙云尔”。但他承认公债对经济建设具有积极意义，“租税尽其力于一时，公债将纤其力于多次”，因此他认为公债虽然增加了后代的负担，但也有利于后代。
编辑本段秩事
梁启超是康有为的学生、信徒、助手，但他们还是分道扬镳了；梁启超与孙中山合作过，也对立过；他拥护过袁世凯，也反对过袁世凯。对此，梁启超说:“这决不是什么意气之争，或争权夺利的问题，而是我的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决定的。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知我罪我，让天下后世评说，我梁启超就是这样一个人而已”。
中国古代的史官为了给后代留下“信史”而不惜杀头：梁启超毅然拒绝袁世凯的重金收买，而写出了揭露窃国大盗恢复封建帝制的《异哉国体问题》。
1925年阴历七月初七，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请梁启超出席证婚。梁启超反对他们“使君有妇”、“罗敷有夫”之间的恋情，也规劝过徐志摩；碍于徐志摩之父和胡适的情面，梁启超答应出席证婚。但在婚礼上梁启超却对徐志摩、陆小曼用
梁启超真诚的宽容。1926年3月8日，梁启超因尿血症入住协和医院。经透视发现其右肾有一点黑，诊断为瘤。手术后，经解剖右肾虽有一个樱桃大小的肿块，但不是恶性肿瘤，梁启超却依然尿血，且查不出病源，遂被复诊为“无理由之出血症”。一时舆论哗然，矛头直指协和医院，嘲讽西医“拿病人当实验品，或当标本看”。这便是轰动一时的“梁启超被西医割错腰子”案。梁启超毅然在《晨报》上发表《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公开为协和医院辩护，并申明：“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
梁启超真诚的有趣。黄苗子著《世说新篇》，其中有《梁启超写序》，文曰：“蒋百里先生为著名军事家，但在文化上亦极有贡献。他留德归国后，曾写了洋洋五万言的《欧洲文艺复兴史》。梁启超阅后大为赞赏，蒋便请梁为此书作序。不料梁文思泉涌，序成也是五万字，觉得不好意思，便加写一短序，而把长序改为著作出版，反过来请蒋百里作序。”（摘自《应用写作》）
年谱
一岁 一八七三年同治十二年 癸酉 正月二十六日（公历二月二十三日）生于新会茶坑村。 五岁 一八七七年光绪三年 丁丑 由祖父和母亲教读四书五经。 十二岁 一八八四年光绪十年 甲申 应广州童子试 中秀才。 十六岁 一八八八年光绪十四年 戊子 广州学海堂正班生、兼菊坡、粤秀、粤华书院外生。十八岁 一八九０年光绪十六年 卯寅 经陈千秋介绍，就学于康有为。
十九岁 一八九一年光绪十七年 辛卯 入京与李蕙仙完婚。 二十岁 一八九一年光绪十八年 壬辰 祖父卒，回乡居年余。二十三岁 一八九五年光绪二十一年 乙未 随康有为入京会试，落第。参与组织“公车上书”。助康创建强学会。 二十四岁 一八九六年光绪廿二年 丙申 筹办《时务报》，任总编述，发表《变法通议》等文章，名声噪起。
二十五岁 一八九七年光廿三年 丁酉 为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参与创设不缠足会和女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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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散文篇三：梁启超“新文体”散文的近代转型意义
梁启超“新文体”散文的
近代转型意义
——兼及“新文体”散文的传统渊源
宁俊红 王丽萍
内容提要 梁启超“新文体”散文的创作和观念在近代散文的发展转型中是具有代表性的。其转型意义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设定了与古代散文截然不同的读者群体，从而改变了在古代散文创作中具有强烈参照作用的读者“期待视野”，由此触发了散文文学活动的整体变革；第二，创作主体的自主性和独立品格的确立；第三，清晰地体现出了从各体文章的写作向现代文学散文创作的渐变轨迹。 关键词 “新文体” 散文 近代转型
在中国文学的近现代转型中，散文的发展变革在内容与方式上都是很独特的，甚至在很多方面更能体现出近代文学转型的独特轨迹。不过，目前这一方面的研究仍然比较缺乏，不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中国文学的近现代转型。在近代众多开风气的散文作家中，梁启超有较深厚的国学根底，又明确提出“文界革命”的口号，且对自己创作
的散文号称“新文体”，有着对散文创作有意识、自觉的变革，所以研究其散文创作的近代转型是有代表性的。梁启超不仅称自己的散文是“新文体”，还明确指出了“新文体”散文的特点，当前学者们对梁启超“新文体”的探讨也多是依据他本人的总结展开的，但是仍然没有真正深入地指出其在近代的转型意义。有鉴于此，本文在辨析“新文体”特点的基础上，尝试在中国散文发展的链条上探讨其近代转型意义。
一
梁启超在《夏威夷游记》中首次提出了“文界革命”的说法： 德富氏为日本三大新闻主笔之一，其文雄放隽快，善以欧西文思入日本文，实为文界别开一生面者，余甚爱之。中国若有文界革命当亦不可不起点于是也。
从作品中看，“以欧西文思入文”也应该是梁启超“新文体”的主要特点之一。后来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曾这样评价自己的“新文体”：
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 学者们通常都从这段话出发，肯定梁启超“新文体”的变革性的特征。不过从梁启超数量众多的论说散文的角度看，“以欧西文思入文”、“平易畅达”、“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等方面，恰
恰更多地反映了他对古代散文传统的继承。
(一)“以欧西文思入文”与“义理、词章、经济、考据”
梁启超的文章中引入了很多西方的词汇、表达方式，以此来更好地表达他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变革的见解。梁启超也称“夙不喜桐城派古文”，但他与桐城派古文在引入西方思想方面的趋向是一致的。桐城派方苞提出“义法”说，到曾国藩时进一步予以丰富，提出“有义理之学，有词章之学，有经济之学，有考据之学”，“此四者缺一不可”(《求缺斋日记类钞》)，非常重视散文创作要关注现实。曾门弟子黎庶昌、薛福成都有游欧的经历，其论说、游记散文中也有很多新思想和新奇的事物；曾门弟子中，吴汝纶的散文成就最为突出，他在理论上极为肯定西方思想、观念等的引入，尤其对严复译介《天演·论》等，他十分赞赏：
抑严子之译是书，不惟传其文而已。盖谓赫胥氏以人持天，以人治之日新，卫其种族之说，其义富，其辞危，使读焉者怵焉知变，于国论殆有助乎！ (《天演论〃序》)
吴汝纶说《天演论》中的思想“于国论有助”，这与梁启超“以欧西文思入文”而论国家政治异曲同工，在本质上都是对中国古代散文关注社会现实这一传统的继承。
(二)“平易畅达”与宋代文风
宋代以来常以“平易畅达”概括欧阳修的散文创作与主张。欧阳修通过反对唐代以来的艰涩文风以及宋初石介等所倡行的怪诞文风，把散文创作引向了平易畅达，对后来散文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梁
启超的散文创作是为了启蒙民众，所以主张言文一致，语言通俗易懂，从而也形成了平易畅达的文风。二者在“平易畅达”的内涵上稍有不同，但在主张语言应该自然流畅地表达思想而不是束缚思想的趋向上是一致的。可以说，古人在创作中摸索出了关于内容表达与语言形式之间关系的一些规律，梁启超更多是在继承和发扬这一理论观念。
(三)“笔锋常带感情”与“发愤著书”
古人论文学创作的动因时最盛行的说法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强调了情感在文学创作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在具体论述中，古人更强调穷愁、感愤之情的表达，司马迁最早提出了“发愤著书”说，韩愈提出“不平则鸣”和“穷苦之言易好”说。欧阳修也说，“失志之人，穷居隐约，苦心危虑，而极于精思，与其有所感激发愤，惟无所施于世者，皆一寓于文辞。故曰：穷者之言易工也”(《薛简肃公文集序》)。都指出了好的文学作品是因为能把穷愁、感愤之情寄寓于笔端，而使作品能够感动人心。
梁启超的散文虽未如古人那样寄寓不平之气，但他把对时局的忧虑和对政治改良、开启民智的急切之情流注于笔端，希望以此感染人心，也应该是对“发愤著书”等创作方法的继承。黄遵宪在谈到梁启超《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上的文章时也说：“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也。”[1]
(四)“条理明晰”与古代诸子文、论辩文
梁启超的“新文体”散文很注重系统的说理，对某个问题往往要
从不同的角度作周密的阐发，即“大纲小目，条分缕析”。如《论希腊学术》一文，分两章，第一章“总论希腊学术”，第二章“希腊哲学胚胎时代”，又分五个小节分别作论述。而且在论说过程中，梁启超也特别注重论说的层次逻辑性，论“希腊哲学胚胎时代”的五个小节，就是按时间顺序，把胚胎时代分成五个阶段，然后分别就其演进特点加以论述。
“条理明晰”的这一特点是综合继承了古代诸子散文和论辩文的特点而来的。《文心雕龙》曰：“博明万事为子，适辨一理为论。”诸子散文是集合了多篇论文来广泛系统地说明事物的道理；而论辩文正是通过有条理的辨析来达到说理的目的。这应该是梁启超“大纲小目，条分缕析”论说方法的传统渊源，而且梁启超综合了二者的特点，在自己文章中作了突出的发挥。
从以上对传统与渊源的分析来看，梁启超所谓的“新文体”的特点并不能完全把他的散文同古代文章的创作区分开，并不能完全体现出其转型的意义。在这些特点背后应该还有一些更重要的因素推动着近代散文的转型。
二
既然是探讨“转型”，就不应该只是探讨近代文学对古代文学传统在量上的增加或发展，更应该是探讨近代文学在某些方面表现出了对传统的实质性的变革，本文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探讨梁启超“新文体”的转型意义。在“作家——作品——读者”的文学活动链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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