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与现代之间

　　内容摘要 接受西方思潮洗礼的现代报业家，在事业作为方面表现出很强的现代特征；但与此同时，儒家文化作为主要的精神内核却一直左右着他们的价值取舍，使其在走向现代的路途中始终面临着新旧思想的冲突，在自身价值的认同上，表现出对报业主与文人身份的错觉，独立理想与现实阻遏的困惑，以及对西方现代新闻职业伦理与中国传统文人精神的混淆。唯其如此，才真实地反映了他们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心灵挣扎。
　　关键词 报业家 传统 现代 身份
　　作者 程丽红，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台湾世新大学舍我纪念馆博士后研究员。（长春：130012）
　　
　　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我国最早出现的报业家并非国人，却是来华办报的洋人。虽然鸦片战争以后，伴随着口岸城市经济文化之发展所带来的报纸商业化环境的成熟，广州、上海等地纷现国人自办商业报刊，但是，无论从其办报宗旨，还是经营手段、规模及效益等来看，都离现代报纸企业相距甚远，真正意义上的民族报业家尚在孕育之中。然而，19世纪末在国人第一次办报高潮中应运而生的报界先驱汪康年、英敛之等，虽然萌生了独立经营的现代报业意识，但终因时代的局限而难以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在与政治势力的若即若离、纠结盘错中踯躅于传统与现代的十字路口。直到20世纪２０年代前后，以史量才、邵飘萍、成舍我、胡政之、张竹平、黄伯惠为代表的新式知识分子登上报坛，成功借鉴西方现代报业理念及经营管理模式，创建了颇具规模的报纸企业，现代的民族报业家始有问世。作为19世纪末出生的人，他们都接受过新式教育，并多数有过留洋或出国考察经历：胡政之毕业于安徽省立高等学堂，后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习法律；毕业于浙江高等学堂的邵飘萍则曾就读于日本政法学校；北大毕业的成舍我虽未留过学，却在30年代欧游一年；黄伯惠则于接办《时报》前，赴美、德、英、日等国考察印刷工艺。史量才和张竹平亦分别在杭州蚕学馆和上海圣约翰大学完成高等教育。西方自由主义新闻思潮的浸染，使其事业作为表现出很强的现代特征；但儒家文化作为主要的精神内核却同时左右着他们的价值取舍，致使其在走向现代的路途中始终面临着新旧思想的冲突，在自身角色的认同方面，表现出种种困惑，真实地反映了他们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心灵挣扎。
　　报业主与文人身份的错觉
　　人的社会性决定其身份的复杂性，在家庭、社区、组织等不同的社会群体中，人的身份会随着场域的转换而变化不一。此处所言报业家的身份认同，仅就其主要的社会角色——职业身份而言。报业家，顾名思义是通过经营报纸企业获取利润的资本家。尽管报纸企业作为文化产业的特殊性，给报业资本家的整个经营行为都涂上了浓重的人文色彩，因而看似有别于其他行业资本家，但是，终脱不了靠资本牟利的本质。对此，西方报业家就从不讳言。不用说有如赫斯特、默多克一类的报业大王赤裸裸地追求办报赚钱；早从19世纪70年代来华的英国商人美查起，就把“赢利”作为报纸经营的主要目标，公然宣称：“夫新报之开馆卖报也，大抵以行业营生为计。”［1］由此在中国开创了报业资本家这一职业身份。
　　但是，资本家的身份却始终难以得到中国报业经营者的自我认同。从早期创办商业报刊的亦绅亦商者，到独立办报的政治家或志士文人，乃至创建现代报纸企业的新式知识分子，似乎都不愿把自己纳入资本家的行列，极力回避办报的赢利旨趣，却以“文人论政”自诩。且不说王韬欲借“日报立言”；英华创办《大公报》的宗旨在“开风气，牖民智”；即使落职后以办报为营生的彭翼仲和陈范，也有着“开发民智”或“思以清议救天下”的宏远志向，对赚钱与否似乎并不十分热心。
　　而深受西方现代报业理念熏染的报业家虽然仿效欧美科学管理与经营方式，却开辟了中国报业现代化之路。20世纪20年代起，《申报》、《大公报》等都发展成为现代企业大报，30年代甚至出现报业托拉斯趋向：史量才拥有了全国销行最大的两张报纸《申报》和《新闻报》；成舍我在“世界日报”系蒸蒸日上之际，南下创办《民生报》及其后的《立报》；胡政之主持下的《大公报》亦不甘示弱，增出沪版；张竹平则组建了实力雄厚的“四社”集团。报业家雄心勃勃拓展事业，其初衷却与其他行业资本家扩大企业规模以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不尽相同。胡政之就强调“本社乃书生集合，虽属营业性质，绝非牟利本位”，［２］为的是能够成就一番“文人论证”的宏愿。其“四不”办报方针，则进一步使“文人论证”理论化。［３］1948年3月15日《大公报》香港版复刊，其“复刊辞”中称：“我们还是本着书生以文章报国的本心，恢复港版，想要利用经济比较安定的环境，加强我们为国家民族服务。”在报馆打过工，深恶痛绝报业资本家“剥削”的成舍我，也对资本主义报纸的“大众化”以赢利为目标不予认同，而坚守教化国民的文人职责，即如他在《我们的宣言》中所云：“……最近的数十年中，报纸大众化，已被许多资本主义者，利用做了种种的罪恶。他们错将个人的利益，超过了大众的利益，所以他们的大众化，只是使报馆变成一个私人牟利的机关，而我们的大众化，却要准备为大众福利而奋斗，我们要使报馆变成一个不具形式的大众乐园，和大众学校。”无独有偶，这种办报“取义”的文人精神，无论是在以“史家办报”自役的史量才，还是以“铁肩辣手”抒志的邵飘萍身上，亦都表现鲜明。邵飘萍就反复宣讲：“以营业本位为理想的经营方法，未免偏于资本主义见解也。”［４］《大公报》１９４１年５月１５日就接受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荣誉奖章，所发表的《本社同人的声明》中有一段话，比较能够反映这一时期中国报业家对自身职业的基本共识：“中国报，有一点与各国不同。就是各国的报是作为一种大的实业经营，而中国报原则上是文人论政的机关，不是实业机关。这一点，可以说中国落后，但也可以说是特长。”
　　重“义”而轻“利”的办报追求，使得中国报业家在对待西方同业者用以吸引读者的煽情主义举措，也大异其趣。不用说《京报》、《大公报》一向以报格高尚而著称，即如《申报》、《世界日报》等需要以社会新闻争取市场的报纸，也很少毫无原则地“黄色”下去，伤及风化。据报人金雄白回忆，他在《时报》曾采写过一起石女离婚案，“那天的庭讯，也实在充满了笑料，因为要求离婚的原告，是浦东一位不识字的农民，出言粗鄙，其中有主要的几句：法官问：‘你怎样知道她是石女？’他说：‘回禀大老爷，小人弄不进去。’听了这句话，连审判的法官也已经有些掩口葫芦了，于是法官再问：‘也许你自己初经人道，没有经验之故吧？’原告又说：‘不，大老爷！这是冤枉的，我请阿妈（母亲）也看过了，她说，生得与她是不一样的。’写法院旁听的口供，照例不应随便窜改，第二天的《时报》上，也当然照登了。在当时各报所刊的新闻中，如此惊世骇俗地秉笔直书，还是创举。当天晚上，《申报》主人史量才见到了陈冷血，因为冷血与《时报》有著密切关系，就皱著眉头问他：‘你今天看过时报本埠新闻中那篇法院旁听的特写吗？是谁写的？’冷血说：‘我知道这是金剑花的一位侄子雄白写的，’史量才接著道：‘呀！他姓了金，竟然写出那样的句子，岂非成其为金瓶梅了吗？’”［5］金氏的这段记载，透露了一个基本事实，就是诸如此类的黄色新闻在当时报界是“惊世骇俗”、极为少见的，难怪它惊动了史量才。而史量才对黄色新闻的态度则反映了当时中国报人普遍的接受心理，显然对黄色新闻是相当排斥的。锐意追求报纸大众化的成舍我就曾明确表示，赫斯特对于社会新闻的夸张渲染，属报中下品。［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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