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没有娘胎里带来的落后] 畸胎瘤是娘胎带来的

　　开栏语 　　历史给贵州留下太多让人百思不解的谜团，它们犹如晴朗夜空中的遥远星辰，永远那么神秘，那么难以捉摸，却又那么令人向往。神奇而又丰富的贵州历史文化，也是“多彩贵州”的一笔重彩。史海茫茫，时空深广，从上下数十万年史事中采撷精粹，由细微处展现贵州历史上的辉煌与神奇，让更多的人认识贵州，关心贵州，报效贵州，从本期起，我们邀请范同寿先生开设《黔史采微》栏目，为我们讲述多彩贵州那些少为人知的故事。
　　
　　小时候，曾听老一辈人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我们贵州因为田地少，土地不肥，又没盐巴吃，外省人都不大看得起我们。有一次在四川，贵州人和成都人争起来，都说自己的家乡好。那个成都人为了炫耀他们了不起，宣称“四川有座峨眉山，离天只有三尺三”。贵州人一听当即火了，冲口而出：“贵州有座钟鼓楼，半截还在天里头。”当时只有六七岁的我，听完这个故事，忍不住开怀大笑，为这个贵州人的急智叫绝。
　　儿时的无知毕竟很短暂。懂事以后，当年的故事再也无法在心头激荡起爱乡之情。巍峨峻秀的峨眉山实实在在地矗立着，而那一半入云的钟鼓楼在我的家乡却根本不存在。
　　许多年以后，一位出差回来的同志说起他在省外的际遇：有人听说他从贵州来，竟投以异样的目光，问出“你们贵州人是不是长着尾巴？”、“你会放蛊吗？”一类的愚蠢问题。这则故事带给我们一种酸楚的感觉：世人对贵州这方土地的了解如此之少，竟将她视为尚未开化的土地。也许他们眼中的贵州，是罗贯中在《三国演义》里描述的那样：“人多不习教化”、“不毛之地，瘴疫之乡”。
　　一个省、一个地区，如果穷了、落后了，或是人家根本不了解你，常常会被嘲笑。但缘于古代人们对贵州的误判，又被后世无知者不假思索地向前推演，进而将落后视为贵州这片土地与生俱来的痼疾，这就不仅是一种无知，而且陷入了一种历史认识上的误区。
　　不客气地说，当世界许多地方还是一片荒芜，渺无人迹的时候，坐落在云贵高原东半块的贵州地区，早已经是一派生机。在山顶洞人出现之前，水城硝灰洞人便已生活在距今六盘水市区25公里的三岔河畔，并运用他们的智慧，率先创造出打制石片的锐棱砸击法。这种带有区域性文化特征的砸击法，后来虽然在西南一些地区、台湾、东南亚等地也有发现，但时间上以水城硝灰洞最早，形制上也以硝灰洞最为典型。
　　如果将中国的版图划分为东北、西南、东南、西北和中原几个部分，贵州则处于祖国西南片区的腹地。优越的地理位置，千姿百态、纷繁复杂的地形地貌，丰富的水资源与冬无严寒、夏无酷暑的宜人气候，为物种的生存繁衍提供了良好条件。
　　20世纪中期以来，考古工作者在今贵州境内发现了50余处旧石器时代遗址和若干极具代表性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它们充分证明，早在数十万年前，人类的祖先已经在贵州这片土地上劳作生息。那时的贵州，呈现出一种史前的繁荣，简直就是古人类的一片乐土。难怪中科院院士贾兰坡先生会发出这样的惊叹：“贵州有如此之多的旧石器遗址的发现，实出我们预料。”
　　秦汉之际的夜郎，是众所周知的强大政权。司马迁的《史记》称：“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那里的人们过着“椎结、耕田、有邑聚”的农业定居生活。夜郎“有精兵十万”，有着颇为发达的青铜冶炼业，能铸造各种生产工具、武器、生活用具、乐器和装饰品，掌握了纺织麻布和制作陶器的技术。就社会生产力的进步程度而言，这一时期的贵州，与中原地区的差距并不是很大。
　　贵州的落后发生在魏晋以降。
　　东汉帝国的崩溃导致天下大乱。魏、蜀、吴三强争雄，战祸连年，地区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受到严重阻碍。自那以后，贵州经济社会的发展日趋缓慢，逐渐拉大了与中原和沿海地区的差距。
　　随着商品交换在社会生活中比重的不断加大，层峦叠嶂、“望山跑死马”的自然地理条件对贵州经济发展的制约也越来越严重。
　　从蜀汉政权到隋唐、宋元乃至明清，历代统治者对贵州的着眼点都离不开军事价值，从未将这片地区纳入国家经济政策和发展战略的重点，加上贵州自身环境的封闭性与经济基础薄弱,落后自然一天天累积下来。
　　秦汉以后的贵州历史有许多空白处，那是因为当权者只将注意力集中于经济发达的中心区域，对贵州这样的地区采取“附则受而不逆，叛则弃而不追”的若即若离统治手段，使贵州成了“被历史遗忘的角落”。秉承朝廷旨意的史家们，很少关注和记录贵州的人和事，致使贵州的历史出现了许多断链，后人自然无法看清她的全貌。
　　古时的人们受交通、通信等条件的制约，既无法从文献资料中了解贵州，又没有亲历其境的机会，只好将道听途说、耳食之谈的东西拿来当真。于是，一个曾经拥有辉煌史前文明，富饶美丽的地区，一片充满人间传奇的沃土，被歪曲为蛮荒之地、不毛之区，令许多人望而却步。贵州这片地区也就成了“落后”的代名词，若干世纪都被误解。
　　
　　作者简介〉〉
　　范同寿，历史学研究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现任贵州经济社会发展六百年研究办公室主任、贵州省史学会常务副会长、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副理事长。曾任贵州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贵州省地方志办公室主任、《贵州省志》总编。出版有《贵州简史》、《贵州六百年经济史》、《贵州抗日救亡运动史》、《贵州历史笔记》等著作10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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