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走向1960的现代化】 走向发展现代化的历史跨越

　　2020年中国将完成第一次现代化，达到发达国家1 960年的平均水平。上世纪60年代的工业化国家是什么样的状态?这个状态是我们渴望的吗?现代化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它是社会发展的唯一目标吗?
　　
　　现代化世界是什么样子的?曾经，“现代化”显得那么神奇，那么遥远。
　　1月30日，中国科学院现代化研究中心发布的第十部《中国现代化报告2010》宣布：现代化并不遥远，再过10年，中国将完成第一次现代化。现代化也并不神奇，所谓现代化国家是有10条可量化的标准可循的，包括4个经济指标，4个社会指标，以及2个知识指标。
　　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何传启称，在2∞6年，中国就已有6项指标合格，不合格的分别是人均国民收入、农业劳动力比例、服务业增加值比例和城市人口比例。按照1990～2005年或1980～2005年中国现代化指数的年均增长率测算，到2020年中国有望完成第一次现代化。
　　现代化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丰富多彩。根据各种量化计算，国人憧憬了许久的现代化相当于工业化国家在1960年的平均水平：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3000美元以上(由于通货膨胀，1960年的3000美元相当于现在的7800美元左右)，农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15％，第三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45％以上，非农业就业人口在总就业人口中占70％以上，受过文化基础教育的人口在总人口占80％以上，适龄青年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占15％，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50％以上，平均每个医生服务的病人人次在100以下，平均预期寿命70岁，人口自然增长率在1％以上。
　　《世界博览》走访了几位来自“工业化国家”的朋友，并分享了他们对上世纪60年代的记忆。这些外国朋友分别来自美国、荷兰、德国和意大利。由于生活的环境和所处年龄阶段的不同，这几位朋友对于60年代的记忆也不尽相同。但我们还是可以通过他们的表述提取出属于现代化的几个关键词，希望在《中国现代化报告20109的数字化全景扫描之外，为读者提供一些关于现代化国家的具象而感性的认识。
　　
　　繁荣　进步　开放
　　
　　“那年代找工作根本不成问题，我还没听过有哪个年轻人找不到工作的。要到80年代，我才开始听说‘失业’这个词，” 来自荷兰艾恩德霍芬市的布鲁克林太太这样形容她所经历的60年代。
　　也许你没听过艾恩德霍芬市，但你一定不会不知道飞利浦公司。这家著名的跨国公司正是来自艾恩德霍芬，在20世纪60年代的经济繁荣期为这个城市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工作机会。“那年代并不是很多人去上大学，除非你要做医生或律师，一般的工作高中毕业生就能胜任。好像工作永远在那等着你，如果你上午从一家公司辞职出来，几乎是当天下午你就能找到另一份工作，”布鲁克林太太说。
　　来自产业工人家庭的她在60年代度过了美好的青春岁月：“那时候工人的日子很舒服，每周上六天班，每天八小时，工资足够养活一大家子。工会已经很强大了，为工人争取到很多福利，生活的压力并不大。” 但是，很多工人却愿意在工作之余找到第二份工作。经济的繁荣带来了商品的丰富，同时也提高了人们的消费冲动。“那时候有很多新鲜东西，为了买这些东西很多人愿意再打一份工，”布鲁克林太太说。
　　飞利浦公司不但为这个城市提供了丰富的就业机会，也给了当地居民使用国货的自豪。“那个时候也有一些舶来货了，但没人愿意买进口商品，因为荷兰产品的耐用性是别的国家的产品不能比的。进口的东西都是一些廉价的劣质产品，比如日本产品都不受欢迎，”布鲁克林太太不无骄傲地说。
　　大西洋另一端的美国，同样享受着经济的繁荣和生活质量的提高。
　　1961年，四十几岁的比尔已经完成了硕士学位并有了几年的英文教师经验，他与两个朋友放弃了在佛罗里达州的教师工作，来到美国航天局在克纳瑞岛的基地为航天局子弟开办学校。在整个60年代，比尔的大部分时间远离美国本土，只有假期才偶尔回到本土探亲访友。
　　“每次回来都可以感到一些变化。1961年的时候，像杰克森(佛罗里达州北部的城市)这样的地方高楼很少，除了几条主要道路，大部分是土路没有铺过沥青。我1968年结束NASA的工作回来时，每条公路都是沥青路面了，“将近90岁的比尔回忆道，“1961年的时候电视并不普遍，我和我的同屋有一个，小得像鸽子笼似的。我们几乎不打开，因为没有什么可看的节目。可是当我们1968年回来的时候，电视已经成了大部分家庭的重要娱乐。”
　　而最让这位做了一辈子教师的老人高兴的是，大学教育成了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选择：“我上学的年代，一个中产阶级家庭顶多也就能供养一个大学生，如果有好几个孩子，往往只有最大的孩子能上大学。可是60年代，越来越多的家庭可以送孩子去大学了。这是个好变化，提高了整个社会的文化素质。尽管60年代有这样那样的不好，我还是要说那是个进步的时代。”
　　除了物质享受的丰富和社会福利的进步，社会风气也在逐步变化。在采访中比尔多次用到一个词――正常。在他看来，二战以后美国社会过了一段很正常的日子，正常的生活，正常的娱乐，而60年代是一个偏离“正常”的年代：人们的着装风格在变化。大学学生不再拘泥于西服领带的传统，很多嬉皮士出现在街头；年轻人喜欢跳舞，但他们早就摒弃了比尔熟悉的彬彬有礼的交际舞，而改跳狂热的迪斯科；一种很难被他理解的叫做摇滚的音乐风靡开来。
　　60年代正值青春年少的布鲁克林太太把这种对“正常”的偏离称作“解放”。她向记者形容道，灰色的50年代过去了，60年代的服装丰富多彩，街上什么着装风格都有。音乐把人们分成两群：听传统经典的人和听甲壳虫乐队的人。音乐越活泼，服装越多样；服装的多姿多彩又呼应着音乐的丰富多样。60年代是属于年轻人的美好时光。
　　
　　舒适　愉快　狂欢
　　
　　“现代化对于我来说首先是提供了舒适，”比尔说，“那个时候私家车已经相当普遍了，但是交通拥堵还没出现。佛罗里达的气候很好，每个周末，我们几个朋友就会开着车去海边玩。舒适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概念，还有精神上的。那个年代我没有多少生活压力，我可以享受生活。现在的年轻人压力大，一门心思都在赚钱上了。”
　　来自夏威夷的詹姆士?杨用“平静”一词来形容他经历的60年代：“当时我在上大学，那时候学生运动是很多的，但我是学自然科学的，整天扎在实验室里，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觉得那段时间我过得挺平静，因为上学我还争取到了豁免入伍服役的福利。”
　　在詹姆士的回忆里，尽管外界政治风云变幻，家庭价值在60年代并没有被摧毁，至少于他而言家庭生活还是十分幸福平静。“我每个假期都会从美国本土飞回 夏威夷看爸爸妈妈。那时候生活很舒适，洗衣机、冰箱、收音机、电视，基本的家用电器都有了。特别是电视，那时候的电视节目都是设计出来给全家人一起看的，你能看到简单的价值观，新闻要说事实，电视节目要宣扬善良、社会责任感和家庭责任，没有谎言、色情、暴力。”
　　这种愉快的气氛同样弥漫在大西洋另一边的荷兰。据布鲁克林太太回忆，家庭、社区依旧是重要的社会单位：“每个周六都是一个家庭聚会，上班、上学的都回来，大家一起围着电视，其实也没什么电视节目可看。邻居们很和善，互相都认识，吃过晚饭后，大家常常站在街上聊天。年轻人有很多社交的方式，比如去舞蹈学校。那个时候在荷兰，年轻人还不大去迪斯科之类的地方，少男少女们都是在舞蹈学校认识并交往的。”
　　对于布鲁克林太太来说，60年代的愉悦与舒适里最大的狂欢是甲壳虫乐队的到来：“那是我印象里60年代最重要的事件。甲壳虫乐队到了荷兰，所有人都疯狂了。无论他们走到哪都有里三层外三层的，围观人群，人们歇斯底里地叫着乐队的名字。说实在的，在那之前年轻的我还不知道，人可以疯狂到这个地步。”
　　而对于来自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凯罗斯先生来说，60年代本身就是一场持续的狂欢。
　　凯罗斯生长在一户墨西哥移民家庭，他的祖辈为了逃避墨西哥的内乱来到美国。信奉天主教的父母辛勤工作，希望年轻的凯罗斯像他的爷爷一样成为一名工程师，以便使这个家庭重新回到中产阶级行列。然而母语为西班牙语的他，受英文成绩的限制，并没能够顺利进入UCLA(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工程系。
　　“我原本是很中规中矩的，一边在UCLA的信件收发处工作，一边在社区学校学习。但那个年代诱惑很多。很快我就喜欢上了赛马，我开始梦想做个赛马手。我花了很多时间和钱去学骑马，我也赌马，开始的时候赢，后来就开始输钱。大学没心思考了，信件收发室看我无心工作也不再和我续约了。” 凯罗斯讲述着他在60年代美好而荒唐的生活，“不过有什么关系呢?那年代到处是工作。”
　　凯罗斯很快就找到了美国联合航空公司在洛杉矶机场地勤的工作，他的兴趣也就从赛马转移到了旅行。当时航空公司的员工福利很好，工作人员花十几块钱就能飞一趟欧洲。凯罗斯开始周游世界，尝遍了各国的美酒，交遍了各国的女朋友。
　　“我认识的很多年轻人都是这样过日子的。每个餐厅都有音乐播放机，放几个银币就可以听歌，我们随着音乐跳舞，甚至站在桌子上跳。我们总是喝醉，不知道自己是在哪个姑娘的床上醒来，”说到年轻时的疯狂，凯罗斯干笑了两声。
　　那个人人都有工作的年代，美国青年的人生中最大的威胁是服兵役。
　　“我故意在高中多呆了一年，因为那时候正在打朝鲜战争。我害怕被征召入伍，只要我上学就可以豁免。我爱我的国家，可是谁能说自己不怕死呢?”凯罗斯解释道，“我实在是够幸运的，在韩战结束那年入伍，在越战刚开始就服役期满了。军队要给我提干，我放弃了，那样我就还要在军队呆三年，那就必然要去越南了。你知道有多少年轻人把尸体丢在了朝鲜或者越南吗?”
　　在战争与死亡的恐惧中，谁又能怪罪这些年轻人的及时行乐呢?
　　
　　反思　矛盾　反抗
　　
　　翠尼先生生活在意大利的乡村。与北美和西欧相比，意大利仍然处于农业社会。汽车刚刚走人家庭，大部分人还在依靠公共交通。电视这项在北美和西欧很普遍的家庭娱乐还没有在意大利的乡村普及，大部分人获取信息和娱乐是依靠收音机。翠尼的父亲是木匠，母亲是裁缝，在自给自足的乡村，过着相对富裕的生活，成为村里唯一几家拥有洗衣机的家庭之
　　对翠尼而言，意大利的1960年代是个巨变的时代。工业化在城市愈演愈烈，越来越多年轻人选择离开乡村进入城市。西欧与美国的文化进入了意大利，那不勒斯文化渐渐失去了群众基础。流行音乐、流行服装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国和西欧的影响。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渐渐形成，而这些人也成为美国商品及文化的追随者和拥护者。
　　“我印象里的60年代分成两部分，以68年为分界点。前半部分的关键词是‘顺从’，后半部分是‘革命’，68年之后在意大利有个新阶层崛起了――学生阶层”，翠尼告诉《世界博览》，“学生比中产阶级更善于反思，各种社会团体开始建立，他们反对地主阶层的保守主义思想，他们要求更平等的社会机会，要求减少学费，减少公共交通的费用，等等。”
　　在歌德学院(中国)总院长米歇尔?阿克曼回忆下，60年代的德国也正处于一个反思期：“60年代是我从高中进入大学的年代，这是个社会运动很多的年代(比如1968年的学生运动)，无论支持还是反对，几乎所有的人都参与其中。当时，我是充满“左倾”幻想的青年人，希望通过社会运动表达对父母和社会的的反抗。因为在二战之后的20年里，整个德国处于一种压抑和苦恼的氛围之中，社会不允许也不愿意讨论过去。人们对于二战犯下的错有一种回避。更愿意平庸地活着。青年人往往会追问父母，为什么当时不反抗，他们的反应就是假装不知道或是真的不愿意谈起。但是经过了1968年的社会运动，更多的德国人开始反思、关注公共话题、开始承担共同责任。”
　　在欧洲大陆被左倾思潮的学生运动垄断的时候，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同样是社会矛盾异常尖锐的年代。传统的价值观依旧占据着主流，而年轻人出于对二战以来顺从主义的反感，拉起了民权、反战、反文化运动的序幕。
　　“当年电视普及的意义不亚于今天的网络。当然，电视和网络宣传的是不一样的价值观，现在的新闻，不管网络上的还是传统媒体上的，都有造假的嫌疑，记者很会利用所谓事实来推进某种个人的政治观点。60年代的电视新闻第一要求就是报道事实，假新闻是绝对不能被允许的。那时候电视在推动传统的价值观，事实、家庭。”在电视台工作了几十年的詹姆士这样评论道。
　　但是，讽刺的是，设计来维护传统家庭体系和传统价值观的电视，在60年代却推动了反传统的反战运动。电视的普及使广大的美国民众有机会看到来自越南的视频新闻，战争的残酷激起了越来越多人的反感。“当我埋头在实验室里工作的时候，外边几乎天天都在游行示威。我的一些同学为了不加入到这场他们无法认同的战争中去，甚至放弃了美国国籍，有的去了加拿大，有的去了瑞士。”詹姆士告诉记者。
　　“那是个矛盾冲突非常激烈的年代，保守势力和反抗势力都很强烈。比如在越战问题上，支持方和反对方不断发生冲突，”比尔认为“矛盾”一词是属于60年代的又一个关键词， “这和现在大家对于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的矛盾态度不一样，当年的矛盾不只是嘴上说说，很多时候有暴力冲突。我个人很同情那些从越南回来的孩子们，打仗又不是他们的主意，他们遵守国家的法律才去服兵役的。当他们伤 痕累累地回家来，他们甚至被反战人士谩骂、唾弃。现在反对伊战的人至少还会说：‘我们反对战争，但我们支持伊拉克战场上的孩子们’，那个年代可没这种柔情。”
　　比尔不能算是个保守主义者，他反对越战，同情黑人，支持社会少数群体的民权运动，但比尔觉得很多年轻人的行为太偏激了，他们滥用了所谓的权利。“有一次我回到本土休假，和朋友去酒吧喝酒。一群黑人小伙子走了进来，很不礼貌地要求我们让座。民权运动给了他们很多骄傲，有些黑人孩子用这种颐指气使来表现他们争取到的权利，或者表现‘我不怕你们这些白人’。我站起来告诉他们，‘这种粗鲁不会为你们争取到尊重，要学会善用手里的权利’。那几个男孩子愣愣地看着我，我知道他们没明白我的意思。”
　　当记者提出“60年代最重要的事件是什么”的时候，三位美国朋友不约而同提到了一个名字――肯尼迪。肯尼迪总统遇刺可能是那个年代左右两派政治力量角逐的最血腥的爆发。“他们谋杀了他(肯尼迪)!谋杀了美国历史上唯一的天主教总统!”凯罗斯表示，虽然他也在那个狂热的年代荒唐过、享乐过，但他很高兴那个狂热的年代终于过去了。
　　然而，从没有参与过这份疯狂的，自诩为保守主义者的詹姆士却有着和凯罗斯截然不同的看法：“当年，我鄙视嬉皮士，我不明白为什么我的很多同龄人要丢弃基督教的传统。我不明白像我的父母一样努力学习、努力工作有什么不对，所以我一直置身世外，没有参加过学生运动。但是现在，我开始怀念那种理想主义的年代，那时候的年轻人比现在的年轻人可爱，他们期望社会的进步，并愿意亲手去推动这种进步。现在的大学生，太漠然，你问他理想是什么，他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赚钱。”
　　
　　实现现代化：中国差什么?
　　
　　20世纪6 0年代，城市发展学家约翰?弗雷德曼已经在学界颇负盛名，并且开始筹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建筑与规划研究院。听说《世界博览》的采访意图，约翰并不打算分享他对于60年代的记忆，而是对这一说法提出了质疑：“我不认为有人可以代表‘平均水平’，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计算‘平均水平’恐怕也不具有太大的现实意义。我不知道说中国在2020年能达到发达国家在i960年的平均水平这样的结论是怎么得出来的，但我不认为美国的1960年和今天的中国有任何的可比性。”
　　概括而言，工业化国家的60年代，经济繁荣，生活质量明显提高，但同时也伴随着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是一个在经济富庶之下民权意识觉醒的时代。今天的中国，无论在经济环境上，还是在政治氛围上，都有着很大的区别。
　　“中国的问题不是‘赶超’，而是找到自己的路，”弗雷德曼认为中国实行现代化的一大制约就是环境与能源问题，“50年前，美国不必面对全球气候变暖和石油紧缺，而今天的中国不但要面对这些考验，还有更紧要的问题，比如中国水资源的短缺和不平衡分布，这恐怕都会给中国的经济政治发展遭成不小的压力。更何况今天的全球化程度远非50年前能比，每个国家不但要解决自己的问题，还不得不面对世界共同的问题。现代化在今天的含义已经与半个世纪以前截然不同了。”
　　由于工作原因，詹姆士?杨曾经到过中国的很多地方，在他看来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区域不平衡。“去年我去了贵州一些少数民族的地方，那里和我熟悉的北京、上海很不同，那是另一个世界。美国也有繁华的城市和相对僻静的村庄，但村子里也有网络和私家车，生活方式并不会和纽约有多大差别。可是贵州还完全留着几百年前的生活方式，当然我并不认为这一定是不好的，但一个国家里贫富反差如此巨大，还是让人很惊讶的。”
　　作为《中国现代化报告2010》的主要撰写者之一，何传启也认为环境问题及贫富差距是中国发展中的重要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有适当的政策导向。
　　现代化过程存在“马太效应”，富国越来越富，穷国越来越穷，欠发达国家相对贫困化。如果没有重大国际政策创新，这种现象会继续下去。在国家内部，现代化过程的贫富差距，从扩大到缩小，然后波动。这是由于强有力的国家收入分配的调节政策所造成的。市场经济必然造成贫富分化，政府调节必然要缩小贫富差距。在国家内部，地区差距同样是先扩大后缩小然后波动。其原因有两个：人口流动，人往高处走；政府调节，转移支付和收入调节等。正确地运用税收调节、社会福利等手段，贫富差距是有希望不断缩小的。
　　而经济增长会带来环境问题主要是传统发展模式造成的。如果采用绿色发展道路，实行绿色工业化和绿色城市化，经济增长与环境退化会逐步脱钩，经济增长带来的环境压力会下降。但是，由于增加了环境成本，经济发展的总成本也会增加，对我国的经济增长会有一定压力。但从长期看，绿色发展道路虽然增加了环境成本，却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减少了污染治理的负担，缩小中国与发达国家的环境质量差距。我国还是应该不计眼前的一些成本增加，坚持绿色发展道路，这样中国大约在2030年前后能够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退化绝对脱钩，实现经济与环境双赢。
　　何传启总结道，现代化是一种有副作用的文明进步，不同阶段的副作用不同。第一次现代化的副作用包括环境污染、生态退化、贫富差距和周期性经济危机等。第二次现代化的副作用包括信息鸿沟、网络犯罪和国际风险等。上一个阶段的副作用，可以成为下一个阶段的工作重点；解决上一个阶段的副作用，可以成为下一个阶段文明进步的新方向。在现代化进程中，需要抑制和减少现代化的副作用，降低现代化的社会成本。
　　在目前，中国在2020年实现第一次现代化的挑战主要有两条：第一是人均国民收入指标。2008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约为3258美元，完成第一次现代化的2008年标准约为7814美元，两者相差4556美元。第二是民主化指标。第一次现代化包括工业化、城市化和民主化等。要在2020年完成第一次现代化，中国民主化进程需要提速。
　　今天的中国经济增长虽然依旧强劲，但却要面对各种潜在的不确定因素。2008年以来的经济衰退似乎并不能如预期般迅速结束；海外市场的需求不足已经对中国的外向型经济造成一定程度的困扰。政府经济刺激计划目前虽然颇具成效，但由于国内居民消费力难见提升，众多经济学家还是对中国经济的可持续性有所疑虑。
　　而对制度民主化和社会开放度的质疑也不乏其人。在采访中，曾在中国做过英文教师的比尔就提出，中国的年轻人最缺乏的就是“选择的自由”。除了受到传统文化的限制以外，比尔觉得现在的一些制度，比如户籍制度，在某种程度加大了自由选择的成本。詹姆士也表示，在60年代的遗产中，他认为最有价值的是青年人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和对个人自由的追求。他希望在中国的年轻人身上更多地看到这些 特质。
　　
　　现代化：是唯一标准吗?
　　
　　对于“现代化指数”这一社会发展的评价体系也有人提出异议。国内学者，例如原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刘福垣研究员认为目前的现代化指标体系是“领导时代潮流的国家在不同历史阶段上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成果的罗列”，一味追求这种指标的达标，只会使发展中国家陷入“达标运动”的怪圈而无法真正达到社会发展的目的。
　　他认为这些指标“基本上都是反映经济实力、科技进步和富裕程度的量变指标，没有明确划时代标志和不同阶段界限的质变指标”。刘福垣并不热衷这种只反映现象不反映本质的达标运动，他认为“现代化”的本质应该是“生产方式的性质”。而我国的最大问题是城乡二元，农业经济与工业经济的不谐调发展。而且，刘福垣认为制约农业现代化的不是生产力而是目前的分田到户的生产制度。要把农业生产的负的剩余价值率提高到2020年目标的正10％，需要进行的恐怕是制度的改革。
　　而《世界博览》的外国朋友们甚至否定了西方世界作为“现代化”标准的想法。歌德学院的院长米歇尔-阿克曼认为，以工业化国家20世纪60年的水平作为中国2020年的目标有其荒唐性：“这种说法的荒唐之处在于，它认为所有社会的发展走的是同一条路，任何一个社会的发展都可以从A到B，B到C。假设中国在2020年达到西方60年代的水平，但是中国下一步的发展会不会重复西方60年代之后的道路?”
　　阿克曼并不认为西方模式是个理想模式：“举例来说，以一个城市里的汽车密度来说，中国何时能达到60年代的数字，这是可以计算的，但是达到了又意味着什么呢?真到了达到的那一天就晚了。付出的代价太大了，以现在的北京为例就可以知道，堵车、环境压力实在太大了。
　　再举一个社会层面的例子――医疗。德国的医疗保险比较完善，但是现在德国的医疗很成问题，一是太贵了，社会无法再承担下去，而且找不到出路，美国也是一样，二是医疗水平高到底意味着什么，现在德国政府40％的医疗根本不起作用。所以仅靠政府投入的数字不能说明问题，质量更为重要。”
　　在阿克曼看来，西方的现代化充满偶然性，它有着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不是按照计划来发展的，所以也不可能成为衡量标准和模式，中国不可能参照西方的参数来考量自己的现代化。他认为中国人过度迷信“计划”：“人们希望政府给出一个对于美好前途的许诺，但是这其实很幼稚，因为社会发展不是那么照本宣科、不是那么简单的。可以说，现代化是一个很危险的过程，正是这样，更需要知识分子对此有很深的反思。”
　　没有上过大学的凯罗斯对“现代化”的反思更生动：“美国像个小孩子，这里闯闯，那里碰碰，犯了很多错误。中国是个智慧老人，她大可不必向一个小孩讨教学习。她有一个更善于思考的脑袋，没必要跟着小孩子去犯他犯过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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