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外国媒体的交流（上）:外国媒体看新疆

　　编者按：“交流学”和“传播学”英译为同一个词“communication”，把中国学术界盛行的“传播学”转换为“交流学”，是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先生的一项开创。由吴建民先生主编，诸位专家学者撰写的《交流学十四讲》，与通常意义上的传播学内容有所不同，它包含了许多对外交往和交流实践当中的成功个案，是一批中国外交、对外传播精英人物经验和智慧的总结和理论升华，对于今天从事对外交流和传播工作，经常与国外政府机构、传媒等打交道的人员，是一本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好书。本刊特选取其中章节，以飨广大读者。本期刊载的是书中李蓓芬撰写的篇章。
　　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的全球化和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与外国人的交流在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中显得越来越重要。我们不但要学会，而且要善于同外国人打交道。同外国人建立良好的关系，这是工作的需要，也是国家改革开放和对外交流的要求。外国记者是外国人中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见多识广，能言善辩，与他们打交道更需学习和掌握交际、交流学的基本规律、规范和各种技巧，否则很难达到交流和做工作的目的。
　　
　　与外国媒体交流和沟通的意义
　　
　　媒体记者素有“无冕之王”之称，有的人认为它是三种权力之外的“第四权力”。它在现代社会中(特别是高科技进入传播领域后)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传递信息，引导舆论，起到设定社会议事日程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们的所知、所论，制造着“民意”，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制约政府的政策。1999年发生科索沃战争时，我在法国工作，开始法国公众对法国是否要参与北约轰炸南联盟有不同意见。后来，由于媒体大肆渲染所谓南联盟的“种族灭绝”，铺天盖地地报道受塞尔维亚族“迫害”而离境的阿尔巴尼亚族难民潮，加上电视的特殊感染力(如儿童泪流满面找妈妈等特写镜头)，令很多法国人联想起法国在“二战”被占领期间很多家庭被流放的情景。几天后，民意调查显示，支持政府出兵的比率直线上升。鉴于媒体的影响力，世界各国都十分重视做记者的工作，特别是在新闻业发达的西方国家，政府部门、机构团体、公司企业，为了及时把自己的主张、政策公布张扬出去，都十分注意与新闻界的关系。各国政府也越来越重视搞“形象工程”，做世界舆论工作。与媒体打交道，实际上是与舆论的先导者打交道，因为大众媒体是舆论表现的渠道，是舆论的启动者和组织者。
　　无论作为外交官，还是政府官员，都需要与外国媒体进行交流。这是工作的需要和职责。外宣工作是我们对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胡锦涛总书记在2003年全国对外宣传工作会议上指出，“外宣工作要着力维护国家利益和形象，努力赢得国际社会对我国的理解和支持，不断增进我国人民同各国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谊，为实现我国总体外交目标，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 任何一个谋发展、搞开放的国家都需要有一个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这也是综合国力的体现。与西方媒体建立关系，与媒体记者进行交流的目的，是为使国际社会正确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树立中国开放、和平、合作、负责任大国的形象。特别是在对华舆论主要由西方媒体操纵和引导之下，中国对广大外国公众又存有不少“谜”时，与外国媒体的沟通与交流显得尤为重要。
　　中国历代领导人都非常重视做外国记者的工作。在延安时期，毛泽东经常亲自做美国记者的工作，和斯诺交了朋友。斯诺的《西行漫记》一书在西方掀起了一股同情中国革命事业的热潮。周恩来总理是见外国记者最多的领导人之一。1954年日内瓦会议后，他亲自主持研究了对外国记者的工作方针，并做了以下五项规定：1．来者不拒，区别对待；2．谨慎而不拘谨，保密而不神秘，主动而不被动；3．回答记者提问，不要滥用“无可奉告”。凡是已决定的、已公布的、经过授权的事，都可以讲，但要言简意赅，一时回答不了的，记下来，研究后再回答；4．对于挑衅，要据理反驳，但不要疾言厉色5．接待中要有问有答，有意识地了解情况，有选择有重点地结交朋友。
　　在一些重要的历史时刻，我们也经常通过有影响的外国知名媒体来传达我们的立场和观点。如，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前，周恩总理与当时《纽约时报》副社长、专栏作家赖斯顿足足谈了4个小时，详细介绍了新中国的建设情况，充分阐明了影响中美关系正常化的症结所在。文章发表后在美引起很大反响，为中美关系正常化营造了较有利的舆论。1980年，正当国际舆论就我国对毛泽东思想、对毛主席的评价等重大问题纷纷猜测的时候，邓小平连续两天接受意大利著名专栏记者法拉奇的采访(原计划只安排一次，对自己提出第二天再谈一次)。这次谈话对统一全国人民思想，让世界人民了解我国对重大历史问题的立场、观点起了很大作用。
　　1989年北京发生政治风波后，李鹏总理和江泽民总书记先后接受法国《费加罗报》社论委员会主席佩雷菲特和美国广播公司著名节目主持人巴巴拉?沃特的采访，全面介绍中国平暴真相和坚持改革开放的政策。这对当时澄清事实真相，争取世界人民的理解，扭转中国被歪曲的国际形象非常重要。这样的例子还很多，这充分说明了做外国记者工作的重要意义。特别是在世界总舆论形势“西强我弱”的情况下，我们还需要借助外力传达我们的声音，所以与外国媒体建立良好的工作关系，乃至个人友谊是十分必要的。如何与外围媒体进行有效交流
　　在与外国媒体打交道过程中，我的体会是，研究交流对象，提高交流的针对性和实效，“对象研究”就是研究有的放矢中的“的”，即研究矛盾的特殊性。诸葛亮在《心书》中讲，知人是交际的关键所在。了解对方是交朋友的前提，也是做好工作的基础。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存在决定思维；矛盾是普遍存在的，又是各个特殊的。在与交流对象打交道前，一定要了解其各方面的情况，要了解其对所要谈的问题的认知程度。
　　为了有针对性地做西方媒体的工作，我觉得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基础调研。首先要了解西方舆论及交流对象本人对中国的认知程度。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媒体对华认知情况从其报道情况看，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新中国成立后，西方媒体出于冷战思维，对华报道以负面为主。攻击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领导，污蔑中国是独裁国家，没有民主和自由，经济、文化落后。对“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导致的后果进行大肆的渲染和夸大，造成很坏的舆论影响。
　　第二阶段是在中美建交后，中西方人员来往增多，百闻不如一见，出现一些客观的对华舆论。特别是1978年，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西方媒体对华报道发生积极变化，普遍认可中国经济上的成就，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个“伟大的试验”，中国正 在进行一场有深远影响的大胆的革命。美国《时代》杂志1986年第一期选邓小平为1985年“世界风云人物”并撰文给予高度评价。但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政治风波，舆论顿时一边倒，西方媒体开足马力抹黑中国形象。
　　第三阶段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由于中国社会稳定、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特别是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的负责任大国的态度让世人佩服。所以西方媒体对华报道的力度、深度、广度逐渐发生了于中国有利的变化，正视、肯定我积极面的报道增多。但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媒体也会夸大和渲染中国在改革进程中出现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在民主、人权、西藏等问题上偏见还很深；“中国威胁论”在西方舆论中有一定影响。大多数外国媒体对中国还很不了解，有的摄制组赴华前，到我使馆一再问要打什么传染病预防针，旅馆是否有单人卫生间，能否与人自由交谈等。
　　总之，西方媒体现在普遍肯定中国经济建设的成就，但对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政治等方面的变化和进步缺乏了解，对中国一些基本政策一知半解。以上是西方舆论对中国认知的大体情况。至于每个记者的个体情况又大不相同。有的多次到过中国，有很多感性认识，对中国态度比较客观、公正；有的到中国访问一周就写书，杜撰的东西很多；有的对中国的认识严重滞后，人云亦云；有的则带着有色眼镜看中国，对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耿耿于怀。所以我们在与记者交谈前要做很多“家庭作业”，大量看他的报道，分析其观点及存在的误解等，然后决定讲什么，怎么讲(要针对性地准备有说服力的材料)，明确要发出的信息和做工作的预期目标。只有针对不同情况，有的放矢地对话，才能达到交流的效果。
　　在与记者交流中要注意了解交流对象的思维方式和接受信息的习惯。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西方人的心态、情感、思维方式等受其所在社会政治、文化、教育、宗教等影响，与我们有很大的差异。江泽民同志1999年在外宣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大力加强对外国情况的研究，具体研究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社会历史、政治经济、风俗习惯、生活方式、语言文化和心理活动等方面的特点。对对外宣传对象的摸透是取得好的对外宣传效果的前提。”我们的一些外宣产品之所以引不起人家的兴趣，让人家看不明白、听不懂，正是因为缺少对对象的“个性”研究。有的人只是把内宣材料简单翻译成外文加以宣传，其中政治术语、大话、行话很多。西方人一般是重事实、轻理论，重微观(个体)、轻宏观，重具体、轻原则。外国记者写文章，往往先讲个具体故事，然后再引出看法和观点。摄制组一般也要求对一个个人或一个家庭跟踪采访。因此，我们对他们的宣传必须通过人性化的、“以小见大”的方式，寓观点和政治于事实中，使他们感到接受的是事实而不是观点。这方面成功的例子也很多。
　　1999年，当时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在“99中国?巴黎文化周”上作了一个《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的主题报告，反响非常好。他介绍中国人婚恋观念的变化，从父母包办到保护中国公民与外国公民婚姻的跨国婚姻条例的制定；谈中国人饮食结构的变化，法国葡萄酒、达能酸奶进入普通人的家庭；通过投影展示中国模特走上世界舞台，中国人从“一衣多季”到“一季多衣”，巴黎的香水、口红在城市随处可见。当他介绍中国民主法制建设时，通过介绍《秋菊打官司》这部电影，用一个农村妇女运用法律手段不屈不挠维护自身权益的故事反映中国法制逐步健全、中国公民法律意识的增强。很多听众反映，从大家关心和感兴趣的百姓生活变化人手介绍中国，使他们真正体会到了中国社会的进步。有的记者称，当赵主任用一张中国19世纪小脚女人的照片与中国女足运动员孙雯在世界女子足球赛中临门一脚的照片进行对照时，使他深深感到中国妇女地位的变化和提高。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到，只有当交流双方信息需求关系理顺了，思维逻辑和方式，包括语言对路了(据说赵主任为准备此讲演，看了两本外国人写中国的书，以研究外国人看中国的视角和感兴趣的问题)，才能达到交流和做工作的目的。
　　在与媒体记者交流中，要以“诚”为本。古人云：“交友之道，诚信而已。”诚实守信是交朋友的重要原则。西方人交朋友的方式大多是人对人，不是机构对机构，所以在与西方媒体建立工作关系的过程中，个人友谊很重要。有时我对记者提出点建议或意见时，记者常常会问是使馆意见还是个人意见，如说是个人意见，就很容易被接受。
　　如何能与西方记者广交和深交朋友呢?我在实践中体会到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要坚持实事求是，讲真话，但又不是纯客观主义的原则。对外宣传，与记者交谈，只有实事求是，才能使对方信服。真诚本身就有感人的魅力。言不由衷，说大话、假话、空话，不仅效果坏，而且可能会使对方连明明是真话的话都不相信了。参加过接待美国前总统尼克松1972年访华的外交部同志都记得这么一件事：尼克松总统参观十三陵，时值二月大冬天，北京市安排一些人拿着收音机散步听新闻，小孩们穿得花花绿绿在玩。外国记者报道称这不真实。周总理知道后，当面向基辛格承认：“有人搞来一些孩子，想让十三陵显得漂亮些，这是制造假象，你们记者向我们指出了这点，我们已作了自我批评。”事后，基辛格高度评价周总理的这种态度，认为中国人在这一小事上都如此认真，在原则问题上的严肃态度更不容怀疑了。西方公众很注意信息的平衡，什么事说得越好，越容易引起怀疑和反感。所以我们在对外宣传成就时要坚持二分法，不要避谈困难和问题。从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看，任何事物都不是完美无瑕的，都是在矛盾的斗争中不断前进的。我们在对外宣传中坚持以“正面为主”，不是说不能谈问题，相反，我们把成就和存在的问题恰如其分地告诉别人，才能让人感到这是可信的。西方人逆反心理很强，普遍同情弱者，又有较强的优越感。我在法国当新闻参赞时，有朋友建议我介绍中国时可以先从存在的问题谈起，这样效果好。后来我与记者交谈时，就先简单介绍中国在深化改革中出现的工人下岗、环境污染、一些干部腐败等问题。还没有等我把话说完，记者就说这些问题是在经济体制转轨中出现的正常现象。然后就讲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成绩是主要的、惊人的。他自己就详细说了他所见所闻的中国的发展变化。当然对外谈问题不能为暴露而暴露，搞纯客观主义，更不能自我贬损，而是要用辩证的观点分析主流和支流、现象和本质，并介绍解决问题的措施，使别人从整体上感到这是前进中的困难和问题。总之，只有真实的，才是可信的，可信性是宣传工作的灵魂，也是广交、深交朋友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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