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声较量纪录片观后感 [人权斗争：智慧和力量的较量]

　　2006年9月13日，星期三，第61届联合国大会开幕的第二天，本刊记者采访了联合国前副秘书长金永健大使。这个采访时间，虽说不是特别安排，纯属巧合，但也不是毫不相关，且金大使安排采访的地点就在他现在任会长的中国联合国协会办公楼。办公楼位于北京紫禁城的东侧，一幢古色古香的中式大屋顶建筑，稳健、凝重，体现了主人的风格。当记者从西城赶到协会的会客室时，金大使已经在那里等候记者了。这就是大使几十年外交生涯养成的守时习惯。既然联合国大会刚开幕，采访的话题就从联合国1995年第51届人权会斗争开始。那次斗争太激烈了，以至现在说起来，金永健大使仍十分激动。
　　
　　人权斗争：一次智慧和力量的较量
　　
　　“冷战”时期，西方国家把人权政治化，把人权作为一种政治工具，在联合国范围内给一些国家施加压力。那时，最主要的目标是针对苏联。1971年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之后，中国成为人权委员会成员，是53个成员国之一，但中国没有受到什么压力。
　　情况发生变化是在1989年之后。1989年北京发生“六四”政治风波，随后，苏联解体。这之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西方把重点转向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加紧了反华的步伐，并把人权当作向中国施加压力的工具。
　　金永健告诉记者：“本来，维护人权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各国政府共同的责任，这有世界人权宣言，国际上有国际文书，联合国宪章上也有规定，本身没有什么可争议的。人权上的问题，本来可以通过对话交换意见，消除误解与分歧，逐步取得共识，因为人权确实有些普遍性的原则，大家都承认的，同时各个国家由于历史、文化、风俗习惯、经济发展水平、文化教育发展水平的差别，还有宗教信仰的区别，情况是不尽相同的，你硬要完全一致，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但是西方国家总以为它自己的标准、它自己的状况是最好的，总认为别的国家人权状况不行，而更重要的是，西方把人权作为一个政治工具向别的国家施加压力，动辄就说你违反人权或践踏人权，要把你审判，他们来做审判官。”
　　1992年10月底到1995年底，金永健担任中国常驻日内瓦代表团大使，其间，他最主要的工作是围绕人权问题与西方开展斗争。
　　在这之前的1990年，西方第一次在人权委员会提出中国人权问题。中国第一次遇到这种问题。斗争很尖锐，很激烈，很复杂。当时出席人权会的代表团团长是范国祥大使，经过艰苦复杂的斗争，终于以程序上不采取行动的动议，把西方的企图打掉，赢得了第一次人权斗争的胜利。
　　1991年，第一次海湾战争爆发，美国因为有求于中国，所以没有提出人权的议案。
　　金永健大使到日内瓦赴任后，经历了1993年、1994年、1995年三次人权会斗争。这几场斗争中国都取得了胜利。
　　在这几场人权斗争中，要数1995年第51届人权会斗争最尖锐、最为激烈。为什么呢？
　　金永健是这样分析的：原因是当时中美关系比较紧张，美国加强了对中国的压力，美国派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派出了负责人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沙托克，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分管人权的官员到现场指挥。美国人还在许多国家的首都做了很多工作，给那些国家施加了各种压力。
　　“如果说，我们对前几届会议还比较有把握的话，那么，对51届会议确实没有把握。因为1994年的票数已经很接近了。美国扬言1995年可以通过他们的决议，把中国放在审判席上。这个决议内容本身文字比较温和，为的是想争取一些中间国家，关键点是，只要通过，中国就被放到审判席当被告，秘书长将就中国人权状况提交报告，年年都要审议。这样一来，对中国的政治压力会是很大的。这涉及中国的主权和国家尊严的问题。”金永健说。
　　
　　表决前两天，风云突变
　　
　　为了粉碎美国的图谋，工作紧张到什么程度呢？会议已经决定了3月7日表决，但在表决的前两天，风云突变，中国驻非洲一个国家的大使给金永健来了个电话，他说他们那里出问题了，该国曾答应支持中国的决定已改变，将改成弃权。这位中国大使找到了这个国家的外长和总理，但他们都说不行，说这是总统决定的，必须找总统才能解决问题，而总统现在不在国内，正在德国访问。
　　十万火急，怎么办？金永健说：“我接到这个电话后，马上报告国内，并打电话给中国驻德国大使馆，向他们通报了情况，告知这个非洲国家的总统正在德国访问，请他们做工作。很快，国内也给驻德国使馆发了指示。中国驻德国使馆终于在慕尼黑找到了这位总统，经反复做工作，总统最后同意以与中国友好关系为重，恢复了原来对中国支持的立场。我们争取到了很重要的一票。”
　　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更为紧张的还在后头。按照议程，3月7日下午开会，晚上表决。下午的会议一开始，有几个国家大使对金永健说，很抱歉，奉国内指示原来支持你们现在不可能了，因为国内现在压力太大。美国扬言，如果你们支持中国，就要考虑改变对你们的援助问题。
　　“表决是在半夜。会议进行到下午6点左右，有一位非洲国家的大使给我打电话，说经过做工作，这个国家的外长已经同意把原来的弃权票改成支持中国的票，我们听了很高兴。但问题是对方外交部没法通知他们的代表，他们的代表，一位年轻的外交官，是从巴黎过来的，不是常驻日内瓦的。我们代表团就通知了这个非洲国家的代表。他说你们通知我没用，我没有接到国内的指示。我们说不要紧，请你给你们的外长打电话。他说他没有外长的电话，我们告诉他我们有你们外长家里的电话，我们代表团的人员陪他出去打电话。电话中，外长证实决定改投中国支持票，他就回到他的座位上。”金永健说。
　　会场上的一举一动，美国代表团都看在眼里。美国有一个庞大的代表团，立即就把那位年轻的非洲代表叫出去，由美国负责人权的助理国务卿沙托克当面问他，中国代表团找你干什么，他如实告诉美国人说外长指示给中国改投赞成票。沙托克问与外长联系的电话号码，这位外交官年轻，迫于压力就告诉他了。沙托克立即与这个国家的外长打电话，施加了很大压力，那个国家不得不后退到原来的弃权立场。这个代表回到自己的座位之后，美国代表团就派人坐在他的座位后面，根本不让他动，不让他与中国代表团接触。整个过程中国代表团看得清清楚楚。
　　到了夜里12点左右，表决中国的动议案。中国代表团发言，美国代表团发言，其他国家也发言，有不少国家支持中国，也有支持美国的，然后表决。表决结果是平票，22票对22票。按照议事规则，动议没有通过，平票就是中国的动议被否决了。西方国家代表团和一些反华的非政府组织兴高采烈。当时人权委员会的主席是马来西亚前副总理，很有经验，他宣布现在已经过了12点半，太晚了，对于西方的决议草案第二天上午10点表决。
　　金永健说：“这个夜晚，我们一夜没有睡觉。我们立即向国内报告了表决情况，国内正好是上午，外交部立即指示驻一些国家的使馆，尽量做工作。在日内瓦，我们也分头行动，我负责联系非洲。那时正赶上使馆改革不久，1994年，驻外使领馆减少了20%的人员，好多使馆没有值班的人员，使馆没有人接电话，一直打到早晨。这时，日内瓦已经是早上7点钟了，科特迪瓦是早上6点，正好中国驻科特迪瓦的刘立德大使起来晨练，听到电话声，立即接了电话。我向他通报了情况并告诉他我们已经向国内报告了，请他给科特迪瓦做做工作。头天夜里12点半从会场出来之后，好多友好国家的大使围着我问怎么办，我明确告诉他们，中国将坚持自己的原则立场，不会动摇。希望他们继续支持我们，第二天表决的时候支持我们。”
　　
　　21票对20票，中国赢了
　　
　　时间紧迫，困难重重。但金永健和代表团其他人员丝毫没有气馁，决心第二天继续斗争。作为一名中国外交官，不能因为碰到些许挫折就表现出沮丧的神情。作为大使，只能给大家树立信心。好多友好国家的大使一时不知道怎么办，问中国会不会放弃，金永健坚定地告诉他们：不会。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等金永健近凌晨一点从会场出来时，科特迪瓦代表（一名参赞）把他拉到一边，对他说：金大使，有一个情况我要告诉你，我国政府指示，如果程序胜了没问题，如果中国的程序动议失败了，对西方决议草案的实质投票我们将投弃权票。这是国内指示，我向你通报一下。他说他是没有其他办法了。过去金永健也认识这名参赞，他是从纽约来日内瓦开会的，此人与王光亚同志也有着良好的工作关系。
　　因为科特迪瓦这一票特别重要，所以，金永健一早就找刘大使。听了金的陈述之后，国内的电话指示也很快就到了。他了解整个情况之后，立即找了科特迪瓦外长。外长本人是当年联合国大会的主席。刘立德大使平时的工作做得很深入，跟外长的关系比较好，知道外长家里的电话。早上7点，外长还没有起床，刘大使就把电话打到他家，把他叫了起来，说明情况，务请科特迪瓦支持。外长说：我们一票无所谓，我们已经决定弃权，对这个事情就算了，不折腾了。在此情况下，刘大使仍然耐心细致反复做工作，强调两国友好，强调科特迪瓦这一票是关键。科外长最终被刘大使说服了，外长答应再支持中国一次，但他希望中国在人权上也做点工作。刘大使立即打电话通知了金永健，金永健又通知了科特迪瓦代表，但科特迪瓦代表说他自己没法做主，金永健就说你可直接跟你们的外长通话，并把外长家里的电话号码告诉了他，他给外长打了电话。金永健跟他打电话时已是8点半，快9点了。10点钟到达会场时，科特迪瓦代表告诉金永健，他已经和外长联系上，你说的是事实，我们继续支持你们反对西方的提案。
　　当时有几张关键票，科特迪瓦是其中的一张，当然还有其他国家，如菲律宾、俄罗斯的。俄罗斯对西方投了反对票。那天会上气氛很是紧张，平时开会没有什么电视记者采访，那天会场门口突然冒出了一排电视，因为西方已经认定这一天中国要出洋相了，要输了。所以西方一些主要电视台都来录像，一些反华的非政府组织也来凑热闹。美国代表团更是气势汹汹、趾高气扬，摆出一副完全胜利在握、稳操胜券的姿态。一上来，美国代表团团长就讲了一通话。金永健只作简短发言，中心意思是反对西方的做法，简单地把美代表团长批了一通。有几个友好国家也反对美国的做法。之后就是表决。投票的结果是：21票对20票，就是反对票多出1票，实际上等于多了2票，即使平票也通不过。会场上，支持中国的友好国家代表团纷纷鼓掌，气氛热烈，美国代表团则是灰溜溜的。那些拍电视想看热闹的记者也很快撤走了，也不采访了。
　　金永健说：“这个胜利来之不易。但我一直强调这不是前方代表团一家在做工作，更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我只是跟大家一起做了我应该做的工作。”这是金永健的品质，荣誉永远属于祖国，属于人民。“因为这确实是很全面的、立体的、横向的一次外交斗争，外交较量，上至国家领导人都在不停地做工作。当时的李鹏总理、钱其琛副总理给各国领导人写了信。凡是人权委员会成员国，中国驻这些国家的使馆，都在普遍做工作，反复做工作。才使得最终以不采取动议的程序办法把西方的图谋打掉了。”
　　“有人权斗争以来，最激烈最紧张的就是1995年那一场。自1996年到现在再也没有这么紧张过了。”金永健又补充了一句。
　　
　　联合国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金永健几十年外交生涯的最后5年是在联合国副秘书长任上度过的。他是这样说起这5年的工作的：
　　“在联合国，我是副秘书长，其间，最主要的是参与筹备千年首脑会议，协助大会主席做工作。应该说，在联合国工作的那几年是比较平淡的，原因是我主管的大会事务部，不是实质性部门，它的特点是能见度高，开大会时都坐主席台上，经常在电视上出现。但大会事务部管的实质性事务少，只是为大会、经济社会理事会等会议提供秘书服务，还有语言服务，就是说，它更多的是管理。”
　　1990年9月至1992年10月，金永健是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大使衔），1996年至2001年，任联合国副秘书长。说起在联合国工作的往事，宛如昨日，记忆清晰，话语流畅。
　　虽然是中国派出的高级外交官，但身份是国际公务员。因此，金永健说：“作为联合国的公务员，就不能代表自己的国家发表讲话。”
　　金永健在中国国际职员聚会时也反复讲这个道理，要求所有职员把本职工作做好，做好了就是对国家的贡献，而不能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代表自己的国家做什么事情。
　　大家知道，联合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产物。2005年，联合国庆祝了它60岁的生日。60年来，世界各国对联合国的议论从未中断。冷战时期，联合国成了“两霸”争斗的工具。联合国的去留，一度曾成了问题。
　　金永健认为：“联合国虽然有它的缺陷，但我认为联合国的作用是不可否认的。尽管它有局限性，因为它不是世界政府，但是各国都需要联合国。就是美国这个超级大国也离不开联合国。当前的许多热点问题，包括最近出现的黎巴嫩问题、伊核问题、朝核问题都搞到了联合国去。许多重大的国际问题，如伊拉克战争，因为没有经过联合国授权，所以国际社会都认为它是不合法的。只有经过联合国安理会授权，才会被国际社会认为是合法的。”
　　联合国的改革成了近年的一个热门话题。金大使认为：“联合国有192个会员国，它的改革是一个长期过程，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事实上，联合国一直都在改革，现在的联合国跟60年前的联合国区别就很大，即使跟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时的联合国相比，也有了很多的变化。”
　　中国在联合国作用的扩大和参与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发展。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头几年，中国在学习、在了解，有许多跟中国关系不大的事往往采取超脱的态度，但是随着中国国内改革开放的不断扩大深入，中国对联合国事务的参与程度也不断深入，影响也愈来愈大。
　　为什么这么说呢？金永健大使认为：第一，最重要的是中国国力的增强；第二，中国政策的调整，如对联合国维和行动从原则上不赞成到参与进而积极参与；第三，参与程度的深入。今天，跟20世纪70年代刚刚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时，已大不一样，中国深入、“卷入”差不多联合国所有的问题。
　　作为联合国专家，金永健对联合国的前景充满了信心。他说：“我认为今后联合国还会继续发挥重要作用，还会在国际政治、经济社会、人道主义救助、制定国际规则等方面发挥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在相当长时间、可预见的将来还会是这样的。当然，对联合国作用的期望值也不要太高，不然就会失望的，因为它有局限性，它不是世界政府。当会员国的意见不能达成一致时，尤其是主要的、大的会员国的意见不能达成一致的时候，联合国有时候也无能为力。”
　　
　　联合国归来继续研究联合国
　　
　　金永健大使之所以能在复杂的外交斗争中，不辱使命，维护国家的尊严，为祖国争得荣誉，是他长期外交生涯锻炼所成。
　　1934年，金永健出生于今江苏省昆山市一个小职员的家庭，家境并不殷实。
　　他是怎样走上从事外交的道路的呢？他认为，个人的天分和努力很重要，但光有这一条还不行。他说：“我一辈子搞外交工作，总的来说比较幸运。我的体会有三项主要因素：第一是机遇，第二是本人努力，第三是遇上好的领导和同事及环境。”
　　1954年，金永健从北京外国语学校毕业后，分配到外交部情报司，也就是后来的新闻司工作。
　　在情报司，他第一次有机会见到了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印度尼赫鲁总理访华时，在情报司当科员的金永健陪同记者去中南海勤政殿接受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会见。第一次有机会见到了这两位伟人。毛泽东的外交思想、周恩来的外交风格对金永健一生的外交工作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他在外交部没多久，便转到了外交学会。在那里，一干就是9年。1964年1月，他赴肯尼亚参加建馆工作，1967年调回国内参加“文化大革命”。以后，到了外交部江西上高“五七”干校。1971年，中国与尼日利亚建交，金永健再次走进非洲大陆，是中国驻尼使馆六名先遣人员之一。1977年，调到纽约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一连工作了7年。从此，开始了长达20年的多边外交工作生涯。
　　从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回来后，金永健在外交部非洲司当了两年副司长、两年司长，后来在国际司任司长两年。
　　金永健外交生涯最后5年是在联合国总部度过的。由中国政府推荐，联合国秘书长任命，从1996年3月8日起，金永健开始了难忘的五年半的联合国副秘书长工作和生活，2001年回到祖国，他的外交生涯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回国后，老骥伏枥，壮心不已，年近古稀的金永健受命出任中国联合国协会会长。5年来，金永健依然非常繁忙，经常参加国内外有关联合国问题的研讨会，主持“联协”和国内一些著名大学联合举办的模拟联合国的活动，应邀出席一些著名大学举办的关于联合国问题的讲座，接受媒体的采访。随着国内对联合国事务关注度的增加，尤其这两年围绕联合国改革、秘书长选举等问题引起了国内广泛的兴趣，金永健参与的活动更多，工作更繁忙。金永健说：“我感到，在晚年能有机会做些民间外交工作，还是很有意义的。我希望，我们的民间外交工作能为增进中国人民与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友谊，为世界和平，为构筑和谐世界有所裨益。
　　（本文图片由金永健提供）
　　责编：邓树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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