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析达赖演讲的传播策略和手法】

　　当前，虽然达赖的真实面目在西方社会日益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清，但达赖分离主义活动中所运用的策略和方法，仍对西方公众具有欺骗性。对其策略和方法进行认真研究和分析，有利于我们提高外宣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分析达赖2008年12月4日在欧洲议会的演讲，其所运用的策略和手法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拉近听众距离，迅速形成“自己人效应”
　　
　　达赖在欧洲议会发表的演讲直接使用英语，脱稿演讲，“先声夺人”而又似乎“憨态可掬”，企图迅速形成传播学中所谓的“自己人效应”。
　　演讲一开始，达赖先讲了一小段感谢邀请之类的开场白，当听众掌声稀稀拉拉似乎要响起时，他却“呵呵”笑着、摆摆手用英语说：“等等，等等，不用藏语，只用英语。”这一举动反而招来右翼听众会意的笑声和更热烈的掌声。果然，在他的助手用英语翻译完他的开场白之后，达赖干脆撇开助手，直接用英语演讲起来。他说，过去是他读藏语稿，翻译读英文稿。他感到“这是浪费时间”。紧接着，达赖再出噱头，表示自己今天不再重复正式的文本。这样，从逐段翻译的枯燥预期，到突然听到一个所谓的“东方高僧”叽里哇啦说出西方人“自己的”语言；从准备听一个“大人物”宣读演讲稿，到这个“大人物”憨态可掬地脱稿交流――制造这种短时间内的反差，迅速拉近达赖和听众的距离，恰是达赖期望达到的目的。
　　事实上，不仅在这次演讲中，而且在达赖“对外宣传”的整个过程中，他都十分看重形成传播学所谓的“自己人效应”。他穿着袈裟，肥头大耳，看起来“慈眉善目”，双手合十并举过头顶，不停地向他的支持者们作揖行礼。他始终面带“大熊猫般”憨态可掬的微笑，不时顾盼，以眼神向听众致意并与之交流。他为受众设计的个人形象是“善良的”、至少是“无害的”，进一步说还是“值得同情的”，同时也是“真诚的”、“亲和的”等等。达赖的传播技巧是，常常在似乎不经意间和不知不觉中，让受众把类似的道德品性与他联系起来，从而增强自己在西方社会的可接纳性。
　　
　　从非政治性话题切入，层层铺垫，增强“可接纳性”
　　
　　达赖的演讲是从普遍的“人”和“人性”这样的非政治性话题入手的。他开宗明义地说：“我仅仅是世界上60亿‘人’的一员；而所有人都追求幸福生活，每一个人，无论他的肤色、民族、宗教信仰、社会地位等，都有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然后，他转而说道，“现代社会过分强调物质价值的重要性，而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内在的价值”；其负面影响是“尽管物质高度发达，不少人，包括很富有的人，百万富翁，仍然感觉不幸福”。所以，他的结论是，“幸福和快乐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精神的和平、内心的安宁”，而“太多的紧张、猜疑、野心和贪婪”会毁掉人们“内心的和平”。这种对“人”和“人性”的高谈阔论，说明达赖经过多年在西方社会的浸淫，的确对西方社会和西方文化具有相当程度的了解，对于后工业时代西方社会的精神危机和心理真空也的确具有一定的感悟，从而能抓住西方听众的心理预期之所在，并试图利用这种预期达到自己的传播目的。
　　作为“宗教人士”，达赖强调这种“内心的和平”既可以通过宗教的方式获得，也可以通过世俗的方式获得，并进而提出他当天演讲的第二个观点和承诺：“推进宗教和谐”。达赖表示，各主要的宗教都在探讨如何推进“内心的和平”；不管什么样的宗教和哲学，他们最终传达着同样的信息，实践着“爱心、同情、谅解、自制”，达到同样的效果；这一最终的目的、信息和效果才是最重要的，宗教和谐也因此是非常可能的。他的结论是，“在这个冲突不断发生的世界里，应该做出特别的努力以推进宗教和谐”。
　　紧接着，达赖话锋一转，似乎突然谈起了女性问题。其实，这样的内容编排一点也不“突然”：在当今西方社会，特别是在政界和学术界，“女性”是一个十分流行的话题。他先提到今天在座的有许多女性议员，然后天马行空，从所有社会成员共同劳动的原始社会谈到男性占支配地位的时代，再谈到由于教育的发展，现代社会智力因素的影响力超越体力因素的影响力，从而使性别平等进一步得以实现等等。尽管他表白自己并不是为了“讨好女性”，但从现场反应来看，达赖大谈女性问题的内容设计显然具有极强的传播目的性。
　　
　　掌握演讲技巧，潜移默化中传输观点
　　
　　达赖熟谙西方社会的主流话语方式，重视现场互动，惯于制造轻松交流和沟通的氛围，在不知不觉中向受众灌输了思想，表达了观点。
　　在演讲过程中穿插“动人的故事”，在轻松的笑声中强化传播效果，是不少成功演讲者共同的经验之谈。达赖也“深谙此道”。例如他在鼓噪所谓的“内心的和平”时，谈到自己刚做过手术，与上次相比，“同一个面孔，但一个器官现在没有了”。据说医生吃惊于他术后恢复之快，他则故弄玄虚地声称他没有“神奇的力量”，然后话锋一转，他认为自己快速病愈的一个因素可能正是在于“内心的和平”。说完这个故事，他“水到渠成”地概括出他当天演讲的第一个观点和承诺：“推进人的价值”。
　　通观整个演讲，达赖十分看重并的确惯于和善于调动现场气氛。在大谈女性问题时，他提到今天在座的有许多女性议员，而且不忘插科打诨地加上一句：“啊呀，其中一些还相当漂亮。”同时像一名流行歌星那样用手指向听众席，仿佛告诉每一位女议员――“我指的就是你”，言毕则再次憨态可掬地笑了起来。而在他“乐不可支”的短暂停顿中，现场听众则回应以掌声和笑声――大概要包括那些自认为“还相当漂亮”的女议员。
　　在轻松的笑声中，他把女性问题引向“推进人类同情心、爱心和热心”的议论，而他提出由于生理上的因素，女性在这一方面“更具敏感性”。此时，达赖再次发挥调动演讲气氛的伎俩，一边“呵呵”笑着，一边向听众发问：“是不是这样呢？”此时果然有“更具敏感性”的女议员从听众席上回应说：“是啊！”达赖则再次不失时机地“呵呵”笑着与听众“逗乐”：“（这个问题）我得问问男性，而不是女性。”随后，他“充满感情地”讲述了一次长途夜航中，一位母亲如何彻夜悉心照顾小孩的故事，并由此得出结论：“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不仅需要人的智力和思想的发展，更需要人类同情心”；而“对他人感受更具敏感性”的女性对此将发挥“特殊的作用”。
　　从心理学的角度说，一位耄耋之年的所谓“高僧”，边给你讲故事，边侧过脑袋放在自己合十的双手上模仿睡姿，这样憨态可掬的形象的确是很容易赚得那些“对他人感受更具敏感性”女议员的同情的。
　　人们可能会吃惊地问：“宗教领袖”可以是这个形象吗？“政治演说”可以这样来讲吗？但从传播效果的角度看，达赖的“搞笑”（演讲主持人、欧洲议会议长汉斯－格特?珀特林居然称之为“出色的幽默”）的确有可能制造了轻松交流和沟通的氛围，在不知不觉中塑造、装点出，或者说配合了西方政客所希望打造的“对话者”形象（例如，汉斯－格特?珀特林就反复强调达赖是一位“对话者”，并表示“今天的演讲就是证明”）。
　　
　　铺垫充分之后，不露痕迹阐释政治主张
　　
　　在演讲过程中，达赖用绝大部分时间“真诚”地讲完似乎具有较高“可信度”的“真话”，在对听众进行了充分的心理铺垫后，简洁明了、不露痕迹地阐释“最后的谎言”。
　　达赖在欧洲议会的演讲共约21分钟，但是高谈阔论“内心的和平”、推进人的价值、宗教和谐以及女性的“特殊的作用”等似乎“不着边际”的话题就花去了大约13分钟。达赖是在浪费时间吗？恰恰相反，达赖的所谓聪明之处就在于，他善于利用西方的社会心理：这些看似云里雾里的话题以及他极其“西化”的表达方式，实际上正是他对于自己最后的政治性陈述的最有效铺垫。其直接目的是，使听众放松直至彻底丧失对于他这样一个敏感政治人物的警惕，诱使受众更倾向于接纳他这个人，并在潜移默化之中使受众相信他是一个“坦诚的、真实的对话者”、“宗教领袖”，相应地也就相信他所说的话，从而为受众自然地接受其最后的政治陈述，进行了难以为人察觉的心理准备。
　　看看内容的铺垫、气氛的营造、可接纳性的形成似乎“渐入佳境”，达赖这才“图穷匕现”，仿佛他刚刚想起自己此行的目的似的，在最后的大约六七分钟到来之际，突然提高声调“斩钉截铁”地连说两遍：“现在，西藏问题！”短短几个字，赢得了右翼议员们的热烈掌声――从演讲技巧的角度说，那是因为达赖长时间的铺垫、营造，积聚了强大的心理期待，而达赖则先抑后扬，适时地释放了这种期待。
　　在最后的政治陈述中，达赖反复表白他要“清楚地表明”，自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范围内追求真正的自治”，“争取中国宪法规定的权利”，是“非暴力”的，进而反诬中国官员指责他从事分离主义活动是“完全错误”的；其次，达赖表白同样要清楚地表明，“认为‘关心’、‘支持’西藏的人士是在‘反对中国’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实际上他们是在努力为推动中国的“社会和谐、稳定和团结”做出贡献。达赖甚至表白他还说服了一些“新疆朋友”放弃寻求独立和严格实行非暴力原则，认为这才是“现实的和最好的选择”。从这样的说辞出发，他才得以“自圆其说”地游说西方政客：我们的支持者们，你们“不是在反对中国或中国政府，而是在帮助他们”；他还引用所谓的藏人谚语说，“如果你们是真正的亲密朋友，那么要清楚地说出你的朋友的错误”。
　　值得注意的是，达赖在作最后的政治陈述时采取的策略和技巧是：清楚地亮出观点，请听众相信即可，不去做过多的阐释。究其原因：
　　一是这类“政治演说”时间有限，整个演讲共约21分钟，而谈论“西藏问题”则仅约6分钟，不可能去详细阐述；
　　二是欧洲议会的右翼（下转页）（上接页）政客们正等着达赖去“满足”他们的“心理期待”，没工夫听详细阐述，达赖必须提供满足西方政客口味的“快餐”；
　　三是作为政治辩解，达赖深知越展开漏洞越多，不如让听众把他的政治观点当成“信仰”去“相信”；
　　四是演讲的前面部分，无论是在内容还是在技巧的铺垫、营造上，已经使达赖似乎具有了“相当的可接纳性”。通过让听众认同他前面用绝大部分时间“真诚”地讲述具有较高“可信度”的所谓“真话”，达赖随后塞入的政治蛊惑在不知不觉中为听众所接受，并被视为同样的“布道”。这比长篇大论的政治阐释会收到更好的传播效果。
　　
　　（作者系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外事局副巡视员）
　　责编：张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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