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人物旧闻新说】 党史人物

　　中共十七大的召开再次引发了人们对中共党史人物的关注。近年来，随着档案和其他各种史料的大量公布和挖掘，党史人物背后不为人知的历史真相渐渐浮出水面，人们对党史人物的评价更加客观公正。这是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深入贯彻的体现。这将有助于人们了解这些党史人物的真实面貌。
　　
　　
　　朱德第一次明确提出“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思想
　　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朱德都非常重视军事建设和经济建设。他善于根据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灵活具体地处理好军事与经济的辩证关系，形成了独特的军事经济建设思想。朱德第一次明确提出“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的思想，朱德把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指导思想上从“苏联模式”中摆脱出来，探索中国共产党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将其概括为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从理论上有了明确的定位。朱德提出的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思想主要包括这样一些基本观点：搞社会主义建设，既要向外国学习，但又不能一切都照抄照搬；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夜郎自大”和“闭关自守”，要搞好“内外交流”；正确评估农民的觉悟程度，逐步引导他们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国家的军事工业要为经济建设服务，要建立起“军民结合，平战结合”的军事工业体系。
　　
　　
　　 李大钊日本学者对“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说的质疑站不住脚
　　李大钊是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近年来，人们从文化的视角，对他的一些比较重要的著作进行了重新解读。比如对他的《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研究者提出，仅将此两文定位在欢呼十月革命的角度是狭隘的，要把它们放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语境”下才能正确理解其价值。对他的《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和《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两文，有研究者主张这两文所表达的并不是简单的学习俄罗斯文明，而是从学理层面，对1918年2月签订的《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发表的一种政治见解，意在告诫当局：不要因一时的短见而上日本的当，派兵干涉俄国。
　　近年来，关于李大钊争论的另一个热点是由日本学者石川祯浩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引起的，即对李大钊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中的作用以及“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说的争论。石川认为，《晨报》主笔陈溥贤才是五四时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开路人，李大钊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学说，是由陈溥贤传递的。同时，石川还对“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说提出了质疑。国内研究者对这些问题做出回应。萧超然认为，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科学和思想体系来介绍，李大钊是第一人；“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说虽然还需要再认识，但就现在掌握的史料来看还是可信的，石川的质疑并不能站住脚。
　　
　　
　　邓子恢“中国农村变革的先驱和开拓者”
　　邓子恢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最重要的贡献，是为解决中国“三农”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上做出了探索，杜润生称邓子恢为“中国农村变革的先驱和开拓者”。邓子恢针对党内有人反对自留地，明确提出了不要把资本主义看得太厉害了，不要过高估计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过高估计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是完全“左”的观点；“我们国家的远景是要建成社会主义，可是，现在不叫社会主义”。这些观点在当时都是振聋发聩的主张，代表了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正确方向，是后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先声。合作化以后，中国大陆农村在1956年、1962年、1978年三度出现包产到户，邓子恢是前两次的积极支持者，并因此被打倒。而1978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是对“包产到户”的肯定和发展，证明了邓子恢的正确。
　　
　　
　　王稼祥在党的历史上是“有功的人”
　　毛泽东曾这样评说王稼祥：他在党的历史上是“有功的人”。他的“功”主要体现在：一是力促遵义会议的召开，投下了“关键的一票”；二是1938年回国带回了两个关于中国革命的重要文件，对“应该承认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告诉王明“不要再争吵了”起了重要作用；三是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提出和阐述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不过，王稼祥的“功”还应包括他在建国后的外交思想和贡献，他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提出的所谓“三和一少”，不是修正主义，而是一次在对外政策方面防“左”、纠“左”的尝试。
　　
　　
　　任弼时不研究任弼时，许多党史上的重大问题搞不清楚
　　长期以来，在围绕任弼时关于党的建设、军队建设、经济建设的思想与实践等方面的讨论中，有一个颇受关注的问题，就是任弼时在毛泽东核心领导地位的确立过程中曾经起过什么作用。薄一波对此做了明确的说明，他指出：任弼时“在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全党领导地位的过程中，是立了功的”，“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于任弼时研究的重要性，正如冷溶所说，任弼时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整个过程，党史上很多重大事件都与他有关，因此不研究任弼时，许多党史上的重大问题搞不清楚。
　　
　　
　　董必武“依法治国”方略的最早奠基人和实践者
　　董必武作为在国外学过法律专业的一位党的领导人，建国后主管政法工作，其法治思想一直是研究的重点。董必武是“依法治国”方略思想的最早奠基人和实践者，他在法学思想和法治建设方面形成的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模式，既是整个新中国依法治国历史进程的开端，也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加强法制建设的思想理论准备。前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任建新认为，董必武的法治思想和实践，为新中国社会主义法制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他提出的“人民民主法制必须进一步加强才能适应党所提出的任务”，“依法办事是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法制的中心环节”，“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著名论断，是董必武法学思想的精髓和核心，是党的十五大提出的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重要思想渊源。
　　
　　
　　李立三不应该简单地把他和“立三路线”等同起来
　　近年来，人们对李立三的认识形成了一个共识：他是安源大罢工的主要领导者，五卅运动的主要组织者，汉口工人收回英租界斗争的指挥者，新中国工会工作的主要领导人，参与制定鞍钢宪法的负责人。他不仅是南昌起义的重要领导人，而且是起义的倡导者。这就彻底打破了过去一个时期内，研究李立三不能谈论安源大罢工和南昌起义这两个禁区。关于“立三路线”，他作为当时中央的实际负责者，是“左”的政策的实际制定者和实施者，但中央的“左”倾错误不应完全由他来承担，当时是中央集体犯错误；把立三“左”的错误上升为路线错误的是共产国际，把错误完全推到李立三一个人身上的也是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的影响是立三“左”倾错误的根源。
　　李立三关于工会问题的思想，也是近年来争论的一个热点。李立三关于工会性质、工会与行政的关系、工会的作用的认识和主张以及工会工作的指导方针等思想，在当年被错误地作为“工团主义”和“经验主义”批判，导致了“左”的错误对工会工作的长期影响，削弱了工会在维护工人切身利益方面的基本职能，使工会不能在经济建设中发挥正常作用。其实，李立三关于工会问题的绝大部分思想都是正确的。
　　
　　
　　瞿秋白功与过、正确与错误的评价接近历史的原貌
　　瞿秋白是中国革命的先驱者，但在历史上曾受到过不公正的评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关于瞿秋白的评价，杨尚昆代表党中央做出了全面、科学、公正的评价：“秋白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主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宣传家，中国的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学界对于瞿秋白的认识，鲁振祥的评价最为中肯：瞿秋白即使在犯“左”倾盲动错误时期，他的理论与实践也不是一切皆错，而是功与过、正确与错误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瞿秋白既是“左”倾盲动错误的主要责任者，又是纠正实际工作中盲动行为的推动者；他积极探索新形势下中国革命发展的方式、道路，虽然没有从根本上突破“城市中心”论的局限，但却是“农村割据”思想的倡导者；他对“无间断的革命论的阐述，既有混淆两个革命阶段界限的错误，又包含有可贵的理论成果。可以说，正确与错误的交织，是瞿秋白犯“左”倾错误时期思想与实践的一个显著特点。
　　
　　恽代英较早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分析了近代中国“二元”社会经济结构
　　作为政治家，恽代英对民主革命时期的经济研究也十分重视，他较早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分析近代中国“二元”社会经济结构，提出了一些经济主张，有些对我们今天经济建设仍有借鉴作用。
　　人民主体思想是恽代英一贯坚持、倡导的价值观念和思想。他的人民主体思想包括：主人翁就是民众；为人民谋福利是其价值思想的核心；民众的利益和要求是其价值思想的基本价值标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是其价值思想的精髓。
　　
　　
　　方志敏他创建的赣东北革命根据地是“苏维埃模范省”的卓越代表
　　方志敏被毛泽东称誉为“民族英雄”。他的“以身殉志”的英勇壮举，舍己为公，廉洁自律的精神曾受到中共中央的表彰和共产国际的关注，他是中国共产党人一面时代的镜子。同时，他对“方志敏式”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也做出了很大贡献。方志敏是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红十军的创始人，并且也是荣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苏维埃模范省”称号的卓越代表，而且作为“方志敏式”的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他还对“苏维埃模范省”的工作精神作了理性的思考和科学的总结，概括了苏维埃的“五种精神”，即民主精神、创造精神、进步精神、刻苦精神、自我批评精神。
　　
　　
　　邓发“工人队伍里培养出来的领袖”
　　在党的早期领袖队伍里，邓发的生平和贡献不大为人所知。邓发自1937年12月起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参与了香港海员大罢工、省港大罢工、北伐战争、广州起义，组建中共政治保卫机构，在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代表中共重新与共产国际建立联系等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活动中也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但是，他在苏区肃反扩大化和任政治保卫局局长时也犯过“左”的错误。邓发在主持闽西肃反时的狂热态度，直接酿成了闽西肃反惨祸，对“坑口兵变”等极端行为，负有直接的、第一位的责任。
　　
　　
　　
　　李达脱党而不脱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
　　李达是一位脱党不脱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过开创性的贡献。人们在评价他时，既肯定他作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的贡献，又没有回避他所经历的曲折和错误，以及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的一度彷徨和后来的哲学政治化偏向。
　　李达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者说从列宁主义到毛泽东思想演进过程中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上世纪20年代李达的著译《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和《社会学大纲》，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有直接和间接的影响；20世纪五六十年代，李达的《〈实践论〉解说》、《〈矛盾论〉解说》，对毛泽东“两论”的思想作了补充和发展；而他对社会主义建设中主观主义错误的批评促使毛泽东反思，初步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他的《唯物辩证法大纲》关于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的思想，启发了毛泽东对辩证法核心规律的再思考。
　　(10月15日《北京日报》，作者单位分别为：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党史部、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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