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归周恩来_

　　 　　【推荐理由】 　　本书以情感人，从周恩来与邓颖超的爱情入手，涉及周恩来的工作与生活的方方面面，感情真挚，文笔流畅。书中穿插了许多周恩来当年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更增加了内容的真实性和怀念意义，使书稿内容更为丰富。书中的插图大多数是难得一见的珍贵老照片，或是纪录片中仅有的影像截图，非常有价值。
　　
　　“我们是在通信中确立关系的”
　　
　　广州，是周恩来和邓颖超共同生活的起点。1925年8月8日，这对分别了4年多的年轻恋人相聚了，84岁的邓颖超还能清晰地回忆起那个特别的日子：
　　我们既没有我们可以登记的地方，我们也没有需要什么证婚人、介绍人，我们更没有讲排场、讲阔气，我们就是很简单地（没有）举行什么仪式，住在一起。
　　那时，周恩来是中共广东区委常委兼军事部长，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邓颖超是特地从天津南下来和周恩来完婚的，并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兼妇女部长。
　　同事和朋友们知道他们结婚后，纷纷嚷着要他们请客，周恩来夫妇就在离住处不远的太平餐馆请了两桌西餐，张治中、何应钦、邓演达、陈赓、李富春与蔡畅等都来贺喜。
　　那天热闹活泼的情景，邓颖超在晚年还向自己的秘书赵炜生动地描述过，在周恩来、邓颖超身边工作了37年的赵炜至今说起来仍情趣盎然：
　　张治中要邓大姐介绍他们的恋爱经过，大姐对我说：“怕什么！要我说我就说。我啊，因为个子矮，噔一下就上了凳子，站在板凳上，当时恩来还特别为我担心，怕我应付不了。其实我什么也不怕，我当年‘五四’运动在天津是演讲队队长，这点事我怕什么，所以我站在板凳上就讲，把我和恩来怎么相识、怎么相爱的经过从头到尾讲了一遍，还把恩来写在明信片上的一首诗背了出来，大家听了以后连声鼓掌叫好。”当时张治中就说：“周夫人，名不虚传！和周主任一样都是极其出色的演说家。”而大姐毫不客气地说：“什么周夫人，我有名字：邓颖超！”大家听了也挺发愣的，这就是大姐的习惯。那天，总理喝酒喝得很多，但酒量多大，邓大姐不知道，客人敬邓大姐的酒，总理也得代喝，因为邓大姐不能喝酒，结果那天总理醉得一塌糊涂。邓大姐说：“我第一次知道恩来能喝酒，而且第一次看他醉了。”
　　几十年过后的1954年，周恩来到广州休养工作，有一天路过当年他们工作和居住过的地方，第二天就给因病未能同来的妻子写信：“这次没能同来广州，许多同志问到你，我也有时想到你。……昨天车过广卫路，发现了广卫楼，快30年了，不能不引起回忆。”
　　周恩来没有忘记他们的爱情之花盛开于革命之花遍开的广州，而邓颖超同样也难以忘怀孕育了他们爱情之花的土壤――1919年天津学生的“五四”爱国运动。1983年，在天津“觉悟社”旧址，年近80高龄的邓颖超还能兴致勃勃地和大家谈到当年与周恩来等“觉悟社”成员进行爱国活动的往事：
　　1919年，在我国掀起了“五四”爱国运动，反帝、反封建、反卖国贼，要救亡图存。……就在这次运动高潮中，我们相见，彼此都有印象，是很淡淡的。在运动中，我们这批比较进步的学生，组织了“觉悟社”。那时候，我们接触得比较多一点，但是，我们那时候都要做带头人，我们“觉悟社”相约，在整个运动时期，不谈恋爱，更谈不到结婚了。
　　后来，周恩来去法国勤工俭学。邓颖超不曾想到，在他们分别后，在欧亚两个大陆上，在通信之间，他们增进了了解，增进了感情，特别是两个人都建立了共同的革命理想，要为共产主义奋斗。回忆起这三年多的通信，特别是周恩来发出的那封要求确定相爱关系的来信，80多岁的邓颖超露出了甜美的笑容：
　　1920年，他到法国去勤工俭学，我在天津当小学教师。有一次（他）给我一封信，要求我们的感情发展到明确的恋爱的关系，他非常急迫地要我回他的信。我的母亲呢，是非常民主自由的，因为她在我小的时候，她就给了我婚姻自由，但她要做参谋，那么因此，我不能不把这个事情去告诉我的母亲。我的母亲呢，她就说：“现在啊，不要答复，等他回来看一看再说。”我的母亲是这样的思想啊，但是我的思想感情让恩来同志追赶得我不能不马上答复他了。因此，在这点上，我没有接受我母亲的意见，我就自己主张婚姻自由，我就明确地答复了周恩来同志。1922年、1923年期间，我们之间的关系和爱情，已经不是一般的同志关系、朋友关系了。
　　20世纪20年代周恩来寄给邓颖超要求确定恋爱关系的信是在巴黎的戈德弗鲁瓦街17号的住所里写下的，半个多世纪后的1980年6月，邓颖超访问巴黎时专程来到这里，置身于50多年前便熟知的地方，回味着周恩来当年急切而又深情的来信，76岁的邓颖超再次心动不已。
　　周恩来去法国之前曾抱定独身主义，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认识到一个革命者如果有一个志同道合的伴侣会更好。初到法国，他同一个一起留学法国的姑娘比较亲近，但最终他选择了邓颖超作为终身伴侣。
　　1956年，周恩来曾和侄女周秉德说起过那位姑娘。他说：
　　当我献身革命时，我就觉得作为革命的终身伴侣，她不合适。她不可能一辈子从事革命，她经受不了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这样，我就选择了你们的七妈，接着和她通起信来，我们是在通信中确立关系的。
　　50多年的时光证明，周恩来当初的选择是多么的富于远见，此后在风雨同舟的奋斗生涯中，邓颖超和周恩来甘苦与共，一起度过了波涛汹涌的激情岁月。
　　
　　“俏红娘捎带老情书”
　　
　　1950年上半年，周恩来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结婚，这时周恩来正在国外访问，邓颖超就代表周恩来在一块红绸布上写下“互爱互敬互勉互助互信互谅互让互慰”几个字表示祝贺。周恩来夫妇经常资助或送礼物给身边有实际需要的同志，这个手工制作的礼物虽然没有多少实用价值，但是上面写的几个字却表达了周恩来和邓颖超对身边工作人员的关心和祝愿，更为重要的是，这几个字是对周恩来夫妇几十年爱情生活的最佳注解。
　　1947年3月，蒋介石命令胡宗南率国民党重兵进逼延安。为了保存人民解放军的实力并牵制胡宗南的兵力，中共中央决定撤离延安、转战陕北，周恩来和毛泽东、任弼时等一起留在陕北主持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工作，邓颖超则受党中央委托，带领中央机关家属队先行撤离延安转移到晋西北，并留在那里参加农村的土地改革。
　　大战在即，临别匆匆，暂时还未撤出延安的周恩来十分担心患有心脏病的妻子，他托即将到妻子身边的毛泽东的女儿李讷带去一封信，他在信中说：“延安天天来飞机，但是一个人也没有被打死。大家在此都很好，望你们放心。”简单的几个字使时刻都在惦念丈夫的邓颖超的心情松弛了下来。
　　转眼间已是春色满园，投身于土改工作的邓颖超不时地给周恩来写信倾诉自己在工作中的体会和感受。看到邓妈给周爸写信，七岁的李讷也要给周爸写信，她写道：
　　周爸爸：你好吗？我好，邓妈妈好。我现在会做事情了。代问爸爸妈妈好。亲周爸爸。
　　邓颖超在这封信中加写道：
　　这是女儿自动给你写的信，另外一张画，画的时候，她说重要得很，要好好画，因为不比给亲爸亲妈画呢。
　　小李讷知道她的周爸爸一定会喜欢这幅画，但她不知道此时周爸爸正协助她的亲爸爸紧张忙碌地指挥陕北和全国的战争，周爸爸一时还顾不上给她和邓妈妈回信，直到中秋月圆：
　　超：今天是八月中秋，日近黄昏，月已东升，坐在一排石窑洞中的我，正好修写家书寄远人。……对月怀人，不知滹沱河畔有无月色可览，有无人在感想？
　　他们已经分别半年多了，周恩来仍满心赞成妻子想在东边多留半年的提议，他写道：“再多在农民中锻炼半年，我想，不仅你的思想、感情、生活会起更大的变化，就连你的身体想也会更结实而年轻。”
　　而后的半年多时间里，他们俩你东我西继续在两条不同的战线上工作，邓颖超还是时常给丈夫写信，周恩来很忙，但也会抽空回信，仔细解答邓颖超在土改工作中遇到的困惑。
　　1948年4月，分别了一年多的夫妻俩终于团聚了，久别重逢，彼此都有说不出的喜悦。当时毛泽东还开玩笑地对邓颖超说：“你这个后勤部长没有当好啊，这么久你连到前线来慰问一次也没有啊，可苦了恩来呀。”周恩来则笑了笑回答：“没关系，有通信联系，也等于见面了。”
　　战争年代奔波不定的生活使邓颖超的健康严重受损，多年以来她一直以顽强的意志和毅力同疾病作斗争，周恩来也以他特有的方式帮助、鼓励妻子医治和战胜疾病。
　　1951年3月，邓颖超到杭州养病，正值南方早春时节，春风和煦，美景良辰，她很希望周恩来能和自己共享，所以就给他写了一封信。
　　收到妻子的来信，周恩来一改平日的严肃，下笔颇带调侃：
　　超：西子湖边飞来红叶，竟未能迅速回报，有负你的雅意。忙不能做借口，这次也并未忘怀，只是懒罪该打。
　　邓颖超也很默契，她迅速回复：
　　不像情书的情书，给我带来了喜慰。回报虽迟，知罪免打。
　　这回周恩来可是第二天就赶忙回信：
　　超：昨天得到你二十三日来信，说写的是不像情书的情书。确实，两星期前，陆璀答应我带信到江南，我当时曾戏言：俏红娘捎带老情书。结果红娘走了，情书依然未写，想见动笔之难。
　　他最后写道：
　　忙人想病人，总不及病人念忙人的次数多，但想念谁深切，则留待后证了。
　　周恩来的保健护士许奉生至今提起周总理和邓大姐之间的情感还十分激动，她说：
　　有一天晚上，邓大姐因为感冒提前服安眠药，还没等上床，药力就发作昏倒了，我进来看见给她扶住后，急忙去找值班医生，正好从总理吃饭的饭桌前跑过去，惊动了总理，总理就赶紧进到大姐卧室，一看大姐昏倒的样子，马上就喊：“小超！小超！”声音都变了，我当时以为是喊小曹，我想这里没有小曹，后来我马上明白了是喊大姐。这么几十年过去了，我很难忘记这件事。
　　
　　“你就把我当作自己的儿子吧”
　　
　　1966年3月8日凌晨，河北邢台发生了6.7级地震，地震震醒了入睡才两个多小时的周恩来。在紧急部署了救灾措施后，第二天周恩来就坐直升机匆匆赶赴灾区。
　　周恩来到达余震不断的地震中心――隆尧县时，已是深夜11点多钟，天气阴暗，狂风呼啸，大地还在频繁地震动，时常有残垣断壁倒塌。在隆尧县委办公室，周恩来正在听取县委书记汇报情况时，突然发生了强余震，房屋摇晃，门窗作响。与会干部担心周恩来的安全，劝他出去避一避，周恩来拒绝了。当年跟随他到灾区视察的秘书周家鼎回忆说：“总理环视了一下房屋的结构，仍镇定地坐在那里，说这房子是新盖的，梁头都有立柱，塌不了，大家要沉住气。别人看他那安详的神态，紧张情绪很快安定下来，继续开会。”
　　在充分听取意见后，周恩来对抗震救灾工作作了全面安排，他考虑得非常周到，别人想不到的事他都想到了，该解决的问题几乎都得到了妥善处理。他特别提出要从这次地震中总结经验，研究出地震发生的规律来。
　　第二天下午，周恩来又赶往受灾最严重的白家寨慰问灾民。失去家园和亲人的悲痛笼罩着白家寨，悲伤的群众听说“周总理来了”都很激动，他们自动集合在总理乘坐的直升机停靠的空地上。此时周恩来发现群众迎风站着，坚决让当地干部把群众调过来，背风站，自己迎着风讲话。他说：“一人有困难，大家来帮助。死了人当然难过，但是不要低头，大家要组织起来，重建家园。恢复了生产，恢复了力量，就对得起死去的人。”
　　总理的到来使悲伤的群众渐渐稳定了情绪，在顶着寒风站立许久讲话后，68岁的他又继续走访整个村落。每见一个人，他都问：家里损失怎么样？锅碗瓢勺还有没有？能不能吃上饭？他指示：老年人家里没有依靠的，要帮助他们；娃娃没人带的，要帮助带好。面对一个失去儿子的老太太，周恩来说：“你就把我当作自己的儿子吧。”
　　3月22日，邢台再次发生7.2级地震，百忙之中的周恩来再次奔赴灾区。4月1日那一天，周恩来走访了五个受灾严重的社队。从早晨5点钟一直忙到晚上9点钟，在十六个小时里，一刻也没停，一口饭也没吃。最后，只是到营房与战士们一起吃了点家常烙饼和炒白菜。
　　当年救灾指挥部总指挥徐信回忆：“在灾区视察的日日夜夜，总理一工作就是十几个小时，不休息，直升机几次起落。余震一天发生好多次，周总理全然不顾，他跨越一条条一尺多宽的地面裂缝，穿过一道道随时都可能倒塌的断壁残垣，哪里有受灾的群众，哪里就有周总理那伟大的身影，哪里就有他亲切的话语。”
　　当周恩来去看望一位伤势严重的老汉，老汉激动得表示感谢时，周恩来回答说：“为人民服务应该！我是为人民服务的。”
　　
　　特殊的保温杯和小炕桌
　　
　　为人民服务，渗透在周恩来日复一日紧张的工作节奏中，新中国成立后，他每天的工作时间都在十二个小时以上，甚至高达十八九个小时。“文革”期间，为使党和国家的工作正常运转，并尽量减少“文革”所造成的损失，周恩来苦撑危局，夜以继日地工作，每天工作时间超过十八个小时。
　　作为妻子，邓颖超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可是，作为周恩来最亲密的战友、同志，一名共产党员，她深知周恩来肩上的担子有多重，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她不能干预影响周恩来的工作。
　　由于周恩来白天要参加各种会议活动，办公的时间大部分是在夜里，邓颖超和他作息时间不同，就只能经常用便条留言来敦促丈夫尽量休息。
　　一张便条这样写道：
　　你的胃经过医生诊断后，并不是胃本身不好，而是因为长时间饥饿和吃一些冷热不均的食物导致的，所以一定要注意饮食和休息。
　　虽然这么写了，但邓颖超也知道要让日夜操劳的丈夫好好休息，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于是，遇到周恩来外出顾不上吃饭的时候，邓颖超就让丈夫身边的工作人员用一个保温杯装些面糊糊或稀粥带着，在途中或工作时充饥。
　　当周恩来夜里长时间坐着办公时，夜半醒来的邓颖超就会焦急地踱到办公室门口探探头，或轻声地叫丈夫起来活动活动，但周恩来常常是回答一声后又埋头继续工作了。
　　周恩来好不容易要上床睡觉了，还要抱上那些没看完的文件在床上批阅。邓颖超看他窝着批阅文件实在不舒服，就让人做了一个专门放在床上写字用的小桌子，没想到这使他办公的时间又延长了。
　　周恩来卫士高振普熟悉周恩来的工作习惯，他回忆道：
　　总理每一次离开办公室到睡觉房都要带一个文件，特别是“文革”以后，这个文件越来越厚。为什么呢？就是他白天的时间去会见外宾，把时间占掉了，回来以后，紧急文件处理完以后，他还有好多东西要看，那就到睡觉房来看。一个钟头，两个钟头，最长的时候可以看六个钟头，也就是说，忙碌一天的周总理还要在床上继续办公六个钟头。
　　
　　周恩来的工作日历
　　1981年1月20日，邓颖超把周恩来留下的20多年的工作日历交给了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这是周恩来自1950年1月1日到1976年1月8日使用过的日历。翻遍日历，上面一天接一天，一个小时接一个小时，记的都是各项工作安排。
　　即使身患癌症，他也没有停止工作，这从他的工作日历可以得到证明：从1974年1月1日到6月1日（从这天开始住进医院动手术），共139天。
　　周恩来在这139天中，从起床到睡眠止――
　　每天工作12小时至14小时的有9天;
　　每天工作14小时至18小时的有74天;
　　每天工作超过18小时的有38天;
　　每天工作24小时的5天;
　　连续工作近30小时的有一次。
　　其余一些天的工作日历上，只记着休息、办公，没注明办公时间多久。
　　从这些日历可以看到，在这139天中，76岁的周恩来抱病连续工作18到24小时之间的日子占三分之一。其中，有些天是连续工作几乎没有间断的。
　　比如2月9日，周恩来工作了20小时，10日起床后，一直工作到12日凌晨4点45分。
　　还有，5月6日，周恩来工作了18小时，只睡了40分钟就被叫醒去钓鱼台。之后，只休息了3个多小时，就一直工作到8日凌晨4点30分。
　　3月6日，办公12小时后，体力不支，躺在床上批阅文件又达9个半小时。
　　3月11日住进医院检查病情，15日下午出院回家，立即躺在床上看了4个小时文件。第二天工作了近18个小时。
　　这时候，周恩来的病情已经相当严重，每天大量便血，多的时候达到上百毫升。
　　他的生命就在这一本接一本的日历中被渐渐耗尽了。
　　（摘自《情归周恩来》，阮柳红著，中华书局2009年3月出版，定价：30.00元）

相关热词搜索：周恩来 情归周恩来 百年恩来 西花厅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