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宪 [梁启超的流亡生涯:从革命到立宪的转变(上)]

　　梁启超的一生，从保皇到革命，从宣扬民主到重归立宪，中国传统文人最为忌惮的所谓首鼠两端，在他那里却全然不顾。求真理而淡声名，争政体而非国体，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才是真正的大勇。梁启超曾自我剖析，其自我否定、寻求破茧的个性，某种程度上消解了他的社会影响力。这也是他后来从革命前沿不得已隐退至幕后呐喊的原因之一。但他一生反对专制独裁、实现鼠权政治的政治理想却从未改变。或许正是基于这一点，那些洞悉中国文明精华的日本人如伊藤博文者才会认为，梁启超乃是中国珍贵的国魂。
　　
　　逃亡日本：赴秦乞师梦想的破灭
　　
　　戊戌变法失败后的1898年9月26日，在日本人帮助下，从北京逃亡天津的梁启超在大沽口外登上日本军舰“大岛号”。数日后，“大岛号”接到伊藤博文的命令起航。10月16日，梁启超终于平安抵达日本吴港并前往东京。
　　对于营救梁启超一事，日本政界表现出相当的热情。伊藤博文对当时日本驻中国临时代理公使林权助表示，援救梁启超是一件好事。“救他，让他逃到日本去吧，到了日本，一切由我来照顾，梁君是中国珍贵的国魂啊!”然而后来伊藤博文发现，梁启超并不是能够和日本合作相托的人，日方对他的态度开始转变。
　　尤其是对于戊戌变法，伊藤博文似乎代表了相当多日本高层的态度，他认为，中国以数千年所继承之文物制度、土风民俗，一旦革故鼎新，绝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实现的。
　　作为亲身参与日本革新时代进程的政界高层，伊藤博文对于国家改革之艰难显然比梁启超有丰富得多的经验，对此，梁启超要经历此后数年的游历观察方能有切身体验。然而在当时于日本遭遇热情接待后又突遇挫折，梁启超发现，有类似观点的在日本，绝不止伊藤博文一人。
　　当康有为和梁启超前往拜访日本海军创始人胜海舟时，后者告诫康有为，不要为世界强国的文明所诱惑，急于进行疾风暴雨式的改革。据说康有为听完大怒，甚至踢翻了座椅，带着梁启超拂袖而去。
　　一直以来，康、梁二人试图以日本为师，迅速改变中国这个东亚弱国在世界的不利地位，复制日本摆脱为列强宰割、崛起于亚洲的奇迹，自然觉得时不我待。更关键的是，戊戌变法不但迫使二人亡命海外，他们改革所寄的光绪皇帝，至今还被禁锢在中南海瀛台那狭小的一方水池内，命悬一线。
　　变法失败后的侥幸逃亡，让两位饱读史书，谙熟中国历史的儒生试图通过日本的力量来鼓动西方国家，以阻止慈禧太后囚禁光绪、阻止变法革新的行动。在大沽口登船的第二天，梁启超就曾致信伊藤博文，希望他和西方各国公使商议，揭露慈禧试图弑君的阴谋。
　　虽然二人早已睁眼看世界，认识到当今世界不再是只有“华夷”之分的“天下”，但此时康、梁的政治智慧依旧停留在申包胥赴秦乞师光复楚国的幻想中。既然谭嗣同慨然“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两位苟全性命于乱世的革新领袖则“欲做秦庭七日哭”。
　　胜海舟送客至大门时依旧劝诫二人“望公等再仔细玩味予今日之言”，可康、梁二人内心心急如焚，一时间哪里听得进去。祸不单行。此时意图借助康、梁二人之力影响中国政治的日本大隈内阁意外下台，康有为、梁启超希望借助国外力量对慈禧施加压力的目标随之破灭。
　　原因自然是多重，但从日方对于康有为、梁启超的认识观来看，似乎已经存在完全不同的观点。康、梁二人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后，是因为违背了孔子的先圣之道。中国自汉朝之后的学问都要不得，是时人对孔子思想的背叛和篡改。而在大隈为代表的日本方面看来，东方和西方的学问并不存在对立，所以同样信奉孔子的日本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而吸取西方先进的思想和知识。
　　申包胥赴秦乞师的大门关闭了，一个新的世界却出现在梁启超面前。
　　
　　认识康有为：接受西学的开始
　　
　　与19世纪末广袤的中国相比，国土狭小的日本在知识和视野上却是一个宽容开阔得多的世界。
　　一个小小的插曲可一窥当时中国的鄙陋。1898年7月3日，光绪皇帝召见梁启超。按清朝惯例，举人被皇帝召见通常会被赐予翰林。以当时梁启超的声望，却只被赐了个六品官，原因今天看来，应该是梁启超不会说官话，而年轻的皇帝基本上听不懂梁启超的粤语白话。既然君臣对话形同鸡同鸭讲，纵然君王满腔诚意，臣子满腹经纶，也只能相顾茫然。
　　这就是中国落后封闭现实的一个苦涩现实。与中国古代许多能臣名将一样，梁启超出生在一个偏远的小村。那是1873年2月23日，地点是广州西南新会县的偏移小村。虽然距离广州不过百余公里，在当时乘船却要3天时间。新会附近的崖山是当年南宋水师全军覆没的战场，也是南宋彻底覆亡的纪念地。梁家是宋末的移民，虽然南迁已经数百年之久，但在这样一个具有忧患警醒之地出生，又适逢国内战乱刚平、外患日增的年代，自小被授以圣人书的梁启超一直将自己的命运和中国的未来结合起来也不足为怪。
　　后人曾说康有为自大，证据虽然确凿，但或许在那个年代，与绝大多数顽固闭塞，精神麻木的国人相比，这些极少数最先睁眼看世界的文人士大夫将自身命运与家国命运视作等同，也可算是颇具抱负的常态。梁启超回忆自己出生日时就这样写道：“太平天国亡于金陵后十年，清大学士曾国藩卒后一年，中法战争后三年，而意大利建国罗马之岁也(实为1861年3月17日)。”
　　岭南自古文化落后，清末西学东渐时却奇人辈出，究其原因，似乎还是开埠最早，得以较早接触西方，视野开阔，加上所谓“蛮夷之地”也较少羁绊。至于梁启超，其为人见贤思齐，求知若渴而不惜屈尊的态度，是他一生最终得以不断突破自我，超越老师康有为和同时代绝大多数人的根本。
　　试想当年孙中山在日本想和康有为见面，后者要求前者以师尊之，竟然导致两位中国巨人因此一生未能谋面。康有为不过比梁启超大7岁，家道也平平。以科举仕途而言，康有为18年才考中举人。相反梁启超12岁中秀才，17岁中举人，号称“神童”而名动桑梓，就连两位主考官也因青睐他的才华而争相提亲。他却在中举的第二年，拜仅有秀才身份的康有为为师。在当时的中国，这可以说是不折不扣的礼贤下士了，而动因则是康有为当时对西学的见识。
　　1881年，康有为读了《西学近事汇编》、李圭《环游地球新录》等西方书籍，又重新阅读了《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等书，奠定了西学基础。而走出内地则是他认识世界的开始。
　　1881年首次前往香港时，康有为“览西人宫室之环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粤港不过咫尺之遥，这种对比让他第一次意识到西方在建设和管理上的能力绝非传统意义上落后的“蛮夷”。进而“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
　　第二年从顺天乡试回广东途经上海，中国对外的差距则更加鲜明。“道经上海之繁盛，益知西人治术之有本。” 为了解西方治术之本，康有为开始对西学发生兴趣。他广泛购买西方书籍和地图，从一个传统的儒生开始“大讲西学”，“尽释故见”。
　　梁启超对西方的最初了解正是从康有为那里间接开始的。中举后的梁启超曾自称“不知天地间，于括贴、训诂、词章之外，更有所谓学也”。到1890年会试下第，从北京返回广州途经上海时，偶然在书坊见到一部《瀛寰志略》，才知道天下有五大洲和海外各国。
　　在万木草堂读书时，对梁启超影响最大的著作，正是康有为的《日本变政记》和《日本书目志》。康有为对他的影响有多大?梁启超在《三十自述》中描述了他初次见到康有为时的情景，那震撼不亚于康有为初到香港、上海时的雾散云开：
　　时余以少年科第，且于时流所推重之训诂词章颇有所知，辄沾沾自喜，先生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廓清之。自展入见，及始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先生乃教以陆王心学，而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自是决然舍去旧学……生平知有学自兹始。
　　
　　从日本开始求西学
　　
　　今日看来，梁启超虽然从康有为那里初次接触西学，但康本人长处却不在西学。这自然和康有为本人不通外语，国内典籍的翻译又极为有限有关。
　　西学东渐和甲午败亡，一时间激发了中国知识界对西学的饥渴――到甲午战争失败后，震惊于大清帝国数十年的奋斗，竟然败给了从未放在眼里的东夷小国。
　　于是，明治维新的价值开始迅速被中国知识界和政界所重视。效法日本更合乎中国国情的一时舆情，让中国年轻人开始迅速赴海外求学，尤其以去日本为最多。当时国内定期出版的杂志达几十种之多，翻译外国书籍也极为流行。尤其是日本方面每出版一本新书，常常出现好几家翻译的局面。
　　即便如此，和日本相比，中国对于西方知识的引进依旧远远不如。梁启超本人对于西方知识体系和西方世界的深入认识，正是得益于在日本的流亡。尤其对西方政治学、经济学、哲学、社会学及其他学问的了解，正如他所言，完全得益于他能够直接阅读日文书籍。
　　在第一次去日本前，梁启超本人对这个曾经打败中国、勒索中国巨额白银的国家并没有太多恶感。在读了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后，他反倒认为日本曾有和中国一样的外患。一旦决心变革，30年间便由弱变强，竟然能夺取中国的琉球，击败北洋，割据台湾。于是经过明治维新的日本在他心中，不再只是侵略者，也是“今之雄国”。
　　梁启超一生好学不倦，并以获悉新学为乐。他一生多次学习西方语言，虽然效果不佳，并无大成，但唯独对于日文似乎别有灵感。这其中对日本的向往和佩服，或许是他能迅速掌握日文的内因。
　　初到日本箱根不过几个月，梁启超自称创造了一种“和文汉读法”的阅读方法，声称在很短时间内就能读懂大部分日文书籍，日常会话也能传达思想。文字语言壁垒的破除，开始让他对于日文书籍的博览“若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而其中的兴奋和快乐，则如“枯腹得酒”。
　　从过去在国内无书可读，突然变成目不暇接。这次头脑风暴的结果，就是他的思想“为之一变”。“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这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思想转变，便是对中国独裁政体的深刻反思。
　　此时的梁启超开始认为，他一直以来试图依赖以进行自上而下改革的君权政体，在当今世界已经是一种野蛮的政体。过去中国以华夷区分中外世界，但华夷并非一成不变。凡是行夷狄之事的国家，即便称为“中国”，也会成为“夷狄”，反之亦然。当下清朝虽然自称“中国”，但实际则属于“夷狄”。
　　“无怪乎西人以我为三等野番之过，谓天地闻不容有此等人也。”这或许是梁启超人生对于政治制度选择的第一次重大自省。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11年第2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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