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广州起义中的苏联因素】 广州起义苏联外交官

　　1927年12月11日凌晨爆发的广州起义，是在莫斯科的策动、指导和积极参与下发动的。本文以俄罗斯解密档案及当事人的回忆为根据，剖析1927年中共领导的广州起义中的苏联因素及其影响。
　　
　　是否起义，曾存在严重分歧
　　
　　斯大林从一开始就对广州暴动寄予了厚望。1927年8月13日发送给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罗明纳兹和苏联军事顾问布留赫尔的一封密电中，斯大林明确指出：“广东的暴动应在成立真正革命的国民党政府、切实实行土地革命并同共产党结成紧密联盟的口号下进行”。
　　为了论证南昌起义军南下广东后的前景，1927年9月14日苏联红军参谋部第四局还专门邀请此前不久从中国返回苏联、曾在中国军队担任过军事顾问的一批高级军官开会。苏联领导人受到了其中持乐观态度的将军们的影响，9月1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在三周内准备好向中国派遣两名高级军事人员和10名中级军事人员”；“将待在库伦的41名中国人分成几个小组派往广东，听候H部队(即南昌起义部队――笔者注)革命委员会的调遣”。
　　可是，两万多人的南昌起义军，经过两个月的南下苦战，到达广东潮、汕地区却惨遭失败，损失十之八九。在这种情况下，1927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不得不指示南方局和广东省委：“中央认为叶、贺既已溃败，在最短时间暴动夺取广东全省政权的计划，暂时已经不可能，因叶、贺之溃败而停止各地之暴动”；“广州暴动的计划应即停止”。
　　此时，曾参加过德国工人起义的德共党员、共产国际代表诺伊曼受莫斯科的派遣抵达香港，他的到来使已经停止的广州暴动准备工作又继续进行下去。10月15日，他参加了中共南方局和广东省委的联席会议，在他的影响下会议通过了《通告第十四号》：“既然我们广东的暴动完全是独立的行动，当然决不能因叶、贺军队之失败而取消之”；“工农运动的高潮非特不因东江军事失败而低落，实际上更形高涨”。
　　同年11月29日，诺伊曼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发送了一份密电，汇报说：“实际上我们还没有确定起义日期，……恳请你们立即向广州发出指示。”
　　当时的苏联驻广州领事波赫瓦林斯基则坚决反对立即起义。同一天，他也给莫斯科发送了密电：“立即举行暴动的方针是错误的，因为党没有力量在广州夺取和建立政权，举行暴动除了无谓的残杀外只会导致消除现时的改革派，他们尽管有其反动性，但在国民党内是个特殊的派别……拒绝同张发奎会见，我认为是错误的。”他请求莫斯科立即给诺伊曼发出相应指示。
　　
　　莫斯科明确同意广州暴动计划
　　
　　1927年12月9日，莫斯科又一次收到诺伊曼发自广州的密电：“坚决请求立即给我们指示，我认为暴动时机已完全成熟，拖延会给力量对比带来不利变化。”同日，诺伊曼再次给莫斯科发来密电：“如果我们收不到对今天这份电报的答复，我们就于星期一清晨发动。”莫斯科决定批准广州起义计划。12月10日，斯大林致电诺伊曼：“关于广州事件的电报收到。鉴于群众中存在一定的情绪和当地比较有利的形势，不反对你们的意见，建议行动要有信心要坚决。”
　　莫斯科不仅明确表示同意广州暴动计划，而且还以实际行动表示支持。早在1927年8月5日发送给布留赫尔的密电中，莫斯科就指出：“我们不怜惜钱，我们已经给您寄去了，但是在上海被截留了。”与此同时，斯大林指示加拉罕“立即跟加马尔尼克商谈，并从海参崴派遣一名可靠的特工人员带去30万美元。”
　　当事人的回忆也证实了莫斯科对广州暴动曾给予了经费支持。俄罗斯历史学博士、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研究员乌索夫?维克托?尼古拉耶维奇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财政援助》一文中，披露了诺伊曼的太太玛加雷特?布贝尔一诺伊曼关于广州起义的一段回忆：“他们(指诺伊曼和罗明纳兹)乘坐一艘大型远洋轮船，继续向香港航行……当然，他们是用假名字旅行的，并且举止尽量不引人注意。他们最操心的是箱子里的贵重物品。他们两人轮流在舱里值班守护。可是，当轮船行驶到下一个港口，要停靠几个小时，所有乘客都上岸观光城市去了，这下子两个人犯了难。怎么办?是留在船上招别人猜疑吗?还是把贵重行李留在船上无人照看?……最终，他们在确信无人注意之后就上了岸。当他们回到码头的时候，听到了一个糟糕的消息，乘客们被告知不能再上船，因为很快就刮台风。轮船因为要遵守航行时刻表，已经开走了……就在绝望的时候，诺伊曼和罗明纳兹找到了一条破旧小船的衣衫破烂的船主，那条小船勉强能在海上行驶。小船主人同意把他俩送到船上，条件是得付他一大笔钱，他确实用他那只可怜的小舢板将他俩送到了已经准备起航的轮船上。手提箱没人动过。”该文继续写道：“在广州的一家旅馆的房间里，他们见到了中共广州分部的负责同志们……中国人数了两次美元，情绪有些激动，低声嘀咕着什么，不知何故又进入隔壁房间交谈了一会儿，然后告诉共产国际的两位密使：钱数比等待和告知的数额差了3000美元，两位密使很震惊，这意味着当他们不在的时候，有人动过箱子。他们请中国人再点一遍钱，钱数仍是那么多，他们要求往上海打电话，询问箱子里究竟放了多少钱。来自上海的答复更加出人意料：所说出的数目比罗明纳兹和诺伊曼所带来的钱还要少2000美元。”
　　诺伊曼太太的上述回忆，自然是诺伊曼本人告知她的，这段回忆一方面证明共产国际确实向广州起义提供了经费支持；另一方面也表明共产国际在财务管理上存在一定问题。
　　
　　苏联顾问直接参与广州起义
　　
　　上文所引证的1927年9月1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作出的决定：“在三周内准备好向中国派遣两名高级军事人员和10名中级军事人员”，表明莫斯科曾决定对广州起义提供人员方面的帮助。
　　广州暴动期间，新闻媒体报道材料表明苏联军事顾问直接参与了广州起义。比如1927年12月13日北京《晨报》报道说：“当混战时，有俄人十余名参加指挥，市内青年团男女学生，亦提新式驳壳加入作战”。
　　当事人的回忆也证实苏联人曾直接参与了暴动。暴动期间曾担任广东省委军委负责人的聂荣臻在1978年回忆说：“暴动的决定虽然是省委会议通过的，但实际上策划的灵魂是德国人威尔曼(是共产国际派来指导暴动的代表，一共派来三个，有一个叫何锡思，是位苏联将军，在背后指挥，没有出面，广州起义失败后，国民党抄了苏联领事馆，何锡思被捕后牺牲了。另一个名字记不起来了)。这个人是不讲具体条件的十足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者。”聂荣臻这里所说的“威尔曼”，就是诺伊曼；“何锡思”，是指苏联驻广州领事馆副领事A.M.哈西斯。
　　广州起义时曾是起义主力教导团一连战士的范大光后来回忆：1927年12月11日晨，“天还没有发亮，苏联驻广州的领事到总司令部来了。他一个一个地同我们握手，还说，他代表第三国际来向我们道贺和慰劳。”广州起义期间曾是共青团广州市委组织的“青年赤卫队”一员的薛尚实回忆：1927年12月12日“下午两点钟左右，各单位代表来了一百多人。意想不到，苏联领事馆还派了一位国际青年代表前来出席。他一到会场，全体代表鼓掌欢迎……”
　　
　　苏联外交官喋血广州街头
　　
　　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广州起义军本应及时撤出广州城，然而，在共产国际代表的指导和命令下，起义军一度试图固守广州城，从而错过了及时撤退的良机，终致起义失败。聂荣臻回忆说：1927年12月“十一日深夜，我们在起义指挥部里开会分析了形势，叶挺同志看到形势不好，认为不能再在广州坚持，主张向海陆丰撤退。这个主张本来是正确的，当时的国际代表威尔曼不懂得打仗，主观武断，说搞暴动只能前进，不许后退，批评叶挺是主张去做土匪。张太雷同志不懂军事只听国际代表的话，从此，叶挺同志不再讲话了。”
　　后来反动军队集结反扑进城时，广州起义军匆忙撤退，又未及将撤退命令传达到所有的单位，致使不少单位根本就不知道撤退的命令。结果，5700多人遇难。苏联驻广州领事馆也遭洗劫。
　　据苏联驻广州领事波赫瓦林斯基事后回忆，领事馆是在1927年12月13日晚上8点左右被包围的。在烧毁文件后，他决定打开领事馆大门，这样，领事馆里的所有人员都遭到了逮捕。在经历了痛苦、惊惧的一夜之后，第二天“大约在12点左右，那帮军官又来了”，“还是那个军官依次点了乌科洛夫、伊万诺夫、马卡罗夫、波波夫以及所有中国人，其中包括一名妇女和小孩的名。”“开始时我认为他们是在司令部附近就地被枪杀的，因为在他们走后不久我就听到了几阵排枪响。但我在被释放后才得知，原来，这几阵排枪声是当着俄国同志的面枪杀我们的中国雇员鲁、阿瓦、罗、姓王的妇女和姓邢的小孩的枪声。而那些俄国同志又受到了一次侮辱：他们每个人的身上都绑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俄国共产党分子，任何人都可以随意处治他。’……一路上尽向他们投掷东西，打他们，用小刀刺他们，向他们身上吐唾沫等等。他们就这样走了一俄里半，来到了公安局大楼前。在那里的广场上，他们的痛苦终于结束了――他们被枪杀了。”尸体很长时间都没有被移走。
　　除了波赫瓦林斯基上述回忆中列举的四位苏联外交人员外，苏联驻广州领事馆副领事A.N.哈西斯也惨遭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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