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美国反恐战略的反思] 美国反恐战略

　　摘要 目前，美国的反恐政策主要集中在针对恐怖主义的行动，倾向于使用武力、秘密侦讯等手段。但是这不仅不能真正战胜恐怖主义，反而使美国面临丧失自身价值观的危险。美国反恐怖战略，在国外应该表现为与圣战事业相关的政治斗争；在国内主要表现为如何克服民众的恐惧和如何更好地借助民众的力量。
　　关键词　美国　反恐战略　“9．11”　政治战　恐惧
　　中图分类号：D8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4812(2006)05―0035―42
　　“9．11”事件爆发以来，美国及其盟国在打击基地组织(al Qaeda)的行动能力方面，取得了不可否认的进展。但是，美国既不能削弱圣战分子(jihadists)的决心，也不能抵消基地的思想影响力。基地组织的领导人虽然到处躲藏，但仍然频繁地相互联系。来自他们的信息和指令，继续鼓动那些愤怒青年袭击或准备袭击平民目标。恐怖主义威胁更加分散，但仍然是致命的。另外，伊拉克叛乱活动在继续，阿富汗的冲突在激化，世界范围内的极端化趋势依然如旧。这些都注定在恐怖主义与反恐力量之间将是一场长期的冲突。因此，反恐活动需要一个包括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在内的、可持续的战略。
　　
　　一、对美国反恐实践的反思
　　
　　美国已经浪费了5年时间，也没有使自己走出恐惧的地狱。恐怖主义使用或威胁使用暴力，以图制造恐惧和惊慌气氛。众所周知，恐怖主义经常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不幸的是，公众乐于不停地讨论美国的脆弱性、“9．11”后那些令人担忧的恐怖袭击警报和关于政府秘密机构的报道，这些都促使美国人更加焦虑。
　　反恐活动需要民众自身做好准备，需要民众具有很强的反应能力。要实现这一目标，政府就要教育和接触民众。但与此相反，华盛顿却将公民陷入无助的境地，在追逐“坏家伙”(bad guy)的同时使无辜的旅客饱受恐吓。除了恐惧(fear)，还有什么可以解释为何美国人能够忍受违反他们长期为之战斗的日内瓦诸公约的行为?除了恐怖，还有什么会导致美国人甚至在娱乐活动中也支持拷打恐怖嫌犯呢?
　　这里一直存在一个与美国传统相一致的替代战略――一个致力于通过不同方式的沟通和治理以及民众最积极的参与来减少公众恐惧的战略。这个战略如果得到实施，不仅将打击恐怖分子，还将打击恐怖本身；它将会使白宫与立法和司法机构紧密地合作，促进国家安全而不会践踏自由；它还将促进国家团结。从总体上看，反恐战略将是一个寻求永久力量的战略。
　　当然，我赞同当前反恐战争的很多方面：对“9．1l”事件的本能反应，推翻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无情地追击基地组织领导人和策划者，使用更多的技术手段去保卫本土安全。但是，我不赞同的事情更多，这场战争的很多方面都损害了我们发起的反恐运动：不必要的虚张声势，傲慢自大地对待重要盟友，制造恐怖气氛，夸大反恐成果，忽视广泛的意识形态斗争，匆忙入侵伊拉克，拒绝因高级将领和临时政府的建议在伊拉克部署足够的部队，姿态优雅地违反战争法，虐囚，不可思议地支持使用酷刑，将国土安全经费用于政治目的，不能教育民众、缺少吸收民众的力量。
　　本文无意服务于任何政治议程，我的唯一目标是探讨美国如何在击败恐怖主义敌人的同时又保存我们的自由。冷战时期，虽然存在很多争论，美国人还是在防卫事务上维持了基本一致，团结与真诚的不同文明的政治辨论并不冲突。但是，激烈的党派偏见正在将国家政治简化为团伙斗争。为了狭隘的政治利益而游移多变，斥批评为不忠诚，利益集团不断追逐利己的排他性议程，广播、电视、报纸和互联网上的辩论都充满着挑衅和学派热情，所有这些都损害了美国抵挡未来挑战所需要的共同体观念。美国不需要全体一致，但是需要团结；民主是美国的力量，党派偏见是美国的缺陷。
　　“9．11”事件发生以后，行政当局立即将反恐活动定义为战争，这是一个好主意。但是随后发生的“全球反恐战争”却撮了太多的威胁，集中了太多的任务，同时也分散了反恐资源。现在，反恐怖的重点必须回到摧毁伊斯兰“圣战事业”(jihadist enterprise)上来。
　　另外，国土安全必须超越大门和警卫，变成重建美国基础设施的推动力。美国需要采取一种现实的方法应对风险，应该在处理安全问题时更加精细。美国不应该囤积恐惧，而应该去建设美国那种富有决心和自助的传统，并且采取措施把民众吸收到力量储备和危机反应(emergency preparedness and response)中来。
　　
　　二、如何应对外部敌人?
　　
　　2006年，美国的战略考虑与2001年时有很大的不同。美国的反恐努力应该遵循以下战略原则：
　　摧毁圣战事业。全球圣战运动仍然是美国国家安全首要的、直接的威胁。2001年以来，恐怖分子的行动能力已被大幅度削弱，但事实证明，圣战分子具有很强的适应能力和恢复能力，能够继续从事恐怖活动，可用一种意识形态式的语言来加以解释：他们一直在前进。
　　保存实力、长期备战。德国和意大利花了超过10年的时间才镇压了活动在国土上的小型恐怖组织，英国用1／4世纪的时间才迫使爱尔兰共和军(IRA)放弃武装斗争。而巴斯克人的一个小型民族分裂组织，已在西班牙从事了将近40年的恐怖活动。美国也必须保存实力，以应付这场拉锯战。这将需要付出鲜血、财富、美国人民的意志以及盟友的支持。
　　发动更有效的政治战。单靠武装部队是不能赢得战争的，真正的战斗发生在意识形态领域。美国必须使基地组织的圣战思想非法化，使其声誉扫地。因此，美国必须发动政治战。这与宣传美国的价值观念或赢得人心有很大的不同，这种努力针对的是更广大的人群。政治战包含着针对边缘群体的积极策略，因为边缘群体易于将个体的不满和激情以暴力的形式发泄出来。
　　政治战的目标是那些正在走向敌人营垒的人，那些身处敌人阵营之中但是有可能被说服的人，那些被审问的人。在政治战中，每个敌人都在不断地自我调整，不断改变忠诚对象，并不存在不能回头的敌人；囚犯不仅是情报的来源，更是潜在的皈依者；为减少暴力，它接受当地的调节与迁就；提供特赦机会以诱使恐怖组织分裂；开展各种交易去拉拢敌人。所以，政治战是无限灵活的，更是极其注重实效的。但是，现在美国还没有准备好一个政治战略。
　　打破圣战的循环过程。美国的反恐战略必须扩大到能够应对从入口到出口的整个圣战循环过程。这个循环始于那些热心的宗教信徒(eager acolytes)的极端化，结束于这些人的死亡或被逮捕。美国的努力现在只集中这个循环的行动部分，但这仅仅是冰山可见的尖端，只包括从招募过程的后期到死亡或被逮捕，而对如何打击极端化、教条化、对招募过程的前期和拘留以后等问题的关注则明显不足。美国的精力集中在消除圣战分子上，而不是在阻止恐怖分子招募和劝说恐怖分子(被关押者)放弃圣战思想上。
　　阻碍恐怖组织招募新成员。有关部门应该部署一些通讯设备，以警告恐怖组织的招募人员，并攻击他们所传播的信息。还应该招募一些告密者去从事情报收集工作。尽管这些 人的出现会使恐怖分子招募人员提高警惕，并可能转移阵地。但是这个场所可以用来传播反面材料，将会引起宣传论调的改变，在民众中传播谴责恐怖主义的概念。
　　已知的招募地点应该被关闭或置于明显的监督之下，这样潜在的恐怖新兵将会感到不安。在美国，作为减少“三K党”(Ku Klux Klan)暴力活动的一部分，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特工经常主动地告诉其成员：他们的身份已经泄露，在他们的队伍中有告密者。这样，如果出了问题，他们将会处于猜疑的状态之中。这种技巧成功地移除了恐怖分子的安全感，制造了一种不确定的、相互猜疑的状态。
　　鼓励恐怖分子投诚。即使是在最狂热的恐怖分子中，也有潜在的投诚者。如果提供一些安全的出路，这些人就可能退出恐怖组织。但是，这些人会担心死于疯狂的领导人之手，同时他们也会担心落人美国人手中。美国应该高度关注阿布?格莱布(Abu Ghraib)虐囚事件，不应让虐囚事件成为变囚犯身份为“烈士”(martyrdom)身份的唯一替代方式。
　　在越南战争期间，美国实施了向敌方叛逃者提供特赦、现金、工作培训和住房的“张开怀抱”计划(The Chieu Hoi，Open Arms)，诱使超过10万名北越士兵向当时的南越政府投诚。尽管其中的一些人最终又投向北越政权，但是整个计划本身是非常经济的，确实是一种可以大量减少敌方战斗人员的、危险性较小的方法。
　　劝说被拘留人员放弃恐怖主义。促使被拘留人员反对暴力活动，给予那些人离开圣战组织和悔改的机会，应该被视为与审问同等重要的工作。尤其在阻碍恐怖组织招募新成员方面，给他们重新生活的机会，比对他们进行审判更加重要。美国人必须是现实主义者，不应该让报复欲望和伸张正义的决心阻碍自己的反恐道路。我们不是要讨还血债，而是在发动一场政治战争。
　　其他国家已经提供了这样的例子。英国政府就曾经编造一些证据，释放那些家庭和社会背景有利于其转变暴力主张的爱尔兰共和军成员。这种政策不仅减少了关押人员数量，而且也促进了他们所来自社区的团结与和谐。意大利是一个天主教国家，曾经使用一种适当的宗教术语鼓励红色旅(Red Brigade)囚犯与恐怖组织断绝关系，与政府合作。这些悔改者不仅使仍然逍遥法外的恐怖分子惊慌失措，他们提供的信息也在摧毁恐怖主义运动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在也门，伊斯兰学者们向一群目中无人的基地组织囚犯发出了进行宗教辩论的挑战。学者们告诉恐怖分子：“如果你们的思想能被《古兰经》证明是合法的，我们将与你们并肩战斗”，“但如果我们能成功地使你们相信我们的思想，你们必须同意放弃暴力活动”。结果，学者们赢得了辩论，很多囚犯放弃了暴力主张而得到释放，并在寻找工作方面得到了帮助。一些人还向也门安全机构提供了建议和信息，其中的一个秘密消息导致了基地组织在也门最高领导人的死亡。
　　美国人在这方面做得不太好。被美国拘留的人员数以百计，其中的一些人被关押已超过4年(包括一些未成年人)，但没有一个人公开宣布不再从事圣战活动。这是因为美国与恐怖分子之间的互动，只局限于关押和审问之间，所以只会产生抵制情绪。如果能够谋求哪怕几个恐怖分子的配合，让他们作为发言人反对基地组织的圣战旗号，将他们的故事讲给那些潜在的圣战分子听，告诉他们自己最初的幻想和最终的幻灭，都将是美国重大的胜利。通过这些活动，将会将公众辩论的主题从“恐怖分子对政府发言人”转移到“恐怖分子对前恐怖分子”上来。
　　维持国际合作。目前，在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网络方面取得成功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在情报机构、司法机构和军队之间史无前例的国际合作。美国不可能仅靠自己的力量击败恐怖主义敌人，担负不起浪费盟友支持的代价。从长期来看，国际合作是美国取得反恐怖胜利的一个先决条件，是一个不能浪费的日用品。美国不能因为盛气凌人、单方面的要求、漠视当地现实或其他甚至会赶走最亲密盟友的举动，而失去这一宝贵的反恐资源。
　　反恐不仅仅是美国自己的战争。“9．11”事件发生以后，美国立即获得了世界范围内的同情。但美国行政当局在慌乱之中宣布反恐怖战争是美国自己的战争，并宣布“要么站在我们一起，要么就是美国的敌人”。这在开始阶段，对于获得一些不相干国家的关注也许是有用的。但是长期的、持续不断的重复这一信息，对合作者来说就是羞辱性的，并使合作关系复杂化。一些国家就会视与美国合作是对美国最后通谍的屈服。
　　重建阿富汗。阿富汗是美国所取得的一个很容易失去的初始胜利。目前，一个有代表性的政府统治着喀布尔，但是其权威不会到达城市以外太远的地方。叛乱活动在这个国家仍然蔓延，种族和部落间的对抗仍然是国家团结的一个障碍。这个国家的民众非常贫穷，基础设施极端缺乏，以至于很少的投资就会产生显著的效果。美国应该吸收以前忽视阿富汗的教训，不该再次独自走开。
　　保存但缩小先发制人原则的范围。当代恐怖分子具有从事大规模袭击的决心，当与日益增长的破坏能力结合在一起时，美国就需要将先发制人视为一种选择。但是，将先发制人行动与先发制人战争进行区别是非常重要的。入侵伊拉克已经引起了对美国情报能力的置疑。由于存在美国政府滥用情报借口推翻外国政府的可能性，美国的敌人可以合理地将先发制人视为一种变相的侵略。虽然如此，这种选项应该被保留。然而，它应该被局限于精确的行动之中而非推动其他国家的制度变化，它应该被视为其他手段穷尽之后的最后选择。
　　保留报复权作为一种有力的威慑。不管是一次生物恐怖活动还是核恐怖活动，都将引起美国人前所未有的愤怒，都可能导致对任何已知应该负责的、甚至是仅仅被怀疑应该负责的组织和政府的一场全面战争。任何人，包括美国的竞争对手，都应该明白这一点。
　　
　　三、如何对付内部敌人
　　
　　恐惧(fear)是美国面临的最大敌人，它比圣战事业本身更加危险。恐惧能侵蚀对美国制度的信心，刺激我们做出过度反应，引诱我们放弃核心价值。事实上，我们已在恐惧中筋疲力尽地奔跑了五年。
　　我们必须在风险问题上变得更现实，必须动员美国人参与到国土安全保卫工作之中，必须对安全问题非常投入，抓住机会重建美国的基础设施。美国需要促进地方情报系统，需要建立一个更完善的司法框架以对恐怖分子进行预防性干预。但是美国也必须保证适当的监督，以保证这些干预手段不会被滥用。在这些领域中，当我们前进的时候，我们必需保护我们的核心价值。否则，尽管恐怖分子不能实施他们的袭击计划，他们也将会获得真正的胜利，因为他们的恐怖就已经足够了。我们将单方面放弃我们正在为之战斗的自由。
　　现实主义的风险观念。“9．11”事件以来，大部分美国人都夸大了恐怖活动带来的危险。这是因为塑造着我们感知的，往往是壮观的事件而非客观数据。
　　心理学家已经知道，人类是大致是用对每次事件死亡人数进行平方的方法来排列致命事件的。一起造成1人死亡的交通事故被视为1起灾难，100起每次造成一人死亡的事故仍然被视为100人死亡。但是，一次造成的10人死亡的事件，具有与100起单独事件相同 的心理影响，而一起造成100人死亡的事件具有10000人死亡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对通常会导致很多人同时死亡的飞机失事印象深刻，但是却对造成更多人死亡的交通事故漠然置之的原因。“9．11”事件只造成了将近3000人死亡，但却产生了相当于百万人死亡的影响。
　　回过头来看数字：美国人平均有1／9000的概率死于车祸，有大约1／18000的可能死于谋杀。但是在过去的5年里，包括“9．11”事件在内，一个普通美国人死于恐怖活动的可能性只有1／500000。我们可以假定会有更多的恐怖活动发生在美国土地上。但是，除非恰巧处于成千上万人死亡的重大灾难现场，一起恐怖活动的可能性再高，也不会显著增加一个公民的危险。唯一看似真实的、将会产生大规模破坏的恐怖活动，将涉及成功地、精心地散播一种传染性疾病，或者在一个拥挤的城市引爆核弹头。
　　可是，人们应该更为关切这样一个事实：即使是少量的恐怖活动，一旦涉及到致命化学品或放射性材料，也会产生巨大的心理影响，将导致恐慌和社会混乱，从而可能导致超过袭击本身的人员伤亡。而这正是民众准备(public preparedness)工作所要涉足的领域。
　　动员民众。作为一个国家，无论是应付自然灾害还是人为灾难，增强反应能力的最好方法都是通过教育和接触的方式来动员民众。这也是减少自身焦虑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9．11”事件发生以后，华盛顿不断渲染恐怖主义威胁，诱使美国人将自己想象成受害者而非长期斗争中的主角。通过将国土安全视为单纯政府的事务，政府发出了一个信号：政府可以保证所有人的安全，有能力单独做出反应。这样，政府没有去促进民众的自助(serf―reliance)力量，反而造成一种民众对政府的依附状态。联邦政府不可能独自提供国土安全，但是民众可以。美国有强大的自助传统和自我修复(resiliency)能力，美国的政策必须建立在这些之上。
　　令人振奋的是，如此多的民众愿意援助国土安全事务。他们不仅仅在日常生活中提高警惕，也不仅仅是出于爱国心在危险时刻仍然外出消费。这些志愿者，从教师到安全人员，从医务人员到公司总裁，都能在紧急事件中发挥自己的作用。心理学家的研究表明，在针对紧急事件的预防、计划和反应过程中，民众知道应如何行事和从事被分配的任务，不仅能提高应急反应能力，也能减少他们的精神压力。
　　公众教育是增强我们力量的第一步。我们必须积极地教育公众，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所有媒体、教室、市政厅、公众集会、专业组织、自愿团体都可以利用。这意味着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站在国旗前慷慨激昂的演讲，而是要做一些基础的工作。这些工作包括如何制订我们面临的威胁图谱，脚踏实地地处理从脏弹到流行疾病等事务；推进科普工作，破除威胁神话，增强民众在谣言和恐慌面前的免疫能力。更进一步的训练，包括专业的即时援助和家庭保护措施，可以通过青年组织和其他团体来提供。我们的目标是使所有的美国青少年、成年人和身体许可的老年人，都首先能够照顾自己，然后能够照顾自己的家人，最后有可能照顾那些需要帮助的邻居。
　　对安全问题应更加老成持重。美国不可能消除危险，不管在安全问题投入多少资源，因为并不是每个恐怖活动阴谋都能被阻止的。我们必须理解安全问题，接受安全的局限性，保证以安全名义所采取的措施不会摧毁我们的开放社会，不会破坏我们的经济。
　　恐怖分子总是有优势的，他们可以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袭击任何目标，但我们不可能全天候地保护每个地方的每个目标。恐怖分子和恐怖主义研究人员能够想像出更多的袭击前景，远远超出安全能够覆盖的范围。这种状况使精确分配安全资源变成一件非常困难的工作。另外，反恐安全措施总是具有一定负面效应的。我们不能从一个噩梦走向另外一个噩梦，应该制订一个可以评估相对风险和确定优先选择方式的简洁的、广泛的安全战略。
　　鼓励安全投资、重建美国基础设施。考虑到恐怖活动的不确定性及安全费用的相应不确定性，资金应该优先用于那些在正常情况下也能产生效益的投资项目之中。例如，改善国家公共卫生系统和紧急照顾(emergency care)系统就是比较好的选择。国土安全应该为更新美国破碎的基础设施提供基础。
　　美国的大量关键设施是私有的，基础设施领域的安全措施将影响主要的工商企业。私有部门应该与政府合作，但是那里仍然存在一些磨擦。事实上，在过去几十年里，航空业就曾成功地抵制了很多安全措施。现在，美国最大的零售商正在抵制一些旨在促进集装箱安全的措施。关键基础设施，即使是私有，有时也许应被视为一种公共资源，应该满足更高的安全标准。
　　改进地方情报系统。在美国有60万警察，他们处于监视潜在的本土恐怖分子的最佳位置上。由于他们是在当地招募的，与社区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更了解当地的变化，也比联邦特工更容易被社区领导人接受。地方警察可以更好地鉴别恐怖分子招募地点，与商人和社区领导人谈话，发展情报资源。通过常规犯罪调查、社区警务活动或有意识的情报努力，地方警察也许可以在破获恐怖阴谋方面发挥主导作用。
　　要从事情报收集和分析，地方警察需要更足够的资源，要能够与国内外的警察机构和情报部门建立起联络关系。可以设想这样一种安排：美国国土安全部支持建立一个国家网络，将地方警察机构的情报活动联系在一起，并参与地方的情报分析工作。这将一方面保持地方控制下的完整性，又能实现国家范围内的紧密联接。更重要的是，这种方法与美国强势地方政权的传统是兼容的。
　　完善司法框架、防止过度干预个体自由。美国《爱国者法案》(Patriot Act)扩大了向恐怖组织提供物质援助的定义范围，法庭有可能更宽泛地使用这一概念。同时，布什总统宣称，战时政权有权在没有司法许可的情况下，无限期拘留任何试图成为敌对武装分子的人。这种超过法律之外的行动，不应该成为常规。因为这为滥用职权打开一扇大门，可能会使一个无辜者在不经审判的情况下被关押数年，甚至是终生。这将意味着接受了永久战争的理念，并将深刻地改变美国的政治制度。为了避免这种前景，需要一个精心设计的司法体系去提供一种更好的司法选择。
　　保证监督的有效性。对所谓的恐怖分子采取一种更加积极的姿态，意味着将在情报收集和逮捕活动中会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错误。通过司法评估和国会委员会来实现监督，将是非常重要的。监督的目标不仅是为一个实施原则正在发展的领域提供指导，当难以避免的失误发生时，也会保护情报部门。
　　传统上，电子监视和一些搜查活动都被置于一个特别法庭的管理之下。这个特别法庭是根据1978年的《外国情报监听法》(FISA)成立的。直至最近，监听电话和秘密搜查活动还需要向FISA法庭申报。但是“9．11”以后，行政当局绕过FISA法庭，宣布总统的战争权具有同等的效力。当无司法监督的电话窃听事件被揭露以后，引起了很多关于个人隐私权问题的批评。事实上，我们正在系统地忽视了司法监督程序。 　　如果说现存程序不适应特殊情况、跟不上技术的迅速变化，那么这个程序应该被改变或替代，而不是被忽略。行政当局宣称它所有的活动都是合法的，但这是真的吗?为了获得无限制的总统权力而消除所有来自司法部门的监督，这与民主实践是相矛盾的。
　　保存美国价值。美国已经证明自己会秘密地在世界各地拘捕恐怖嫌犯，将他们移交给其他政府审问，或者无限期地将他们关押在已知或秘密的地点。美国也会对恐怖组织领导人从事定点清除或暗杀活动。行政当局有权不经过司法程序就拘捕美国公民，认为自己有权使用严厉的审问手段。总而言之，美国政府在反恐活动中，很少感到应该有所克制。
　　今天的恐怖分子认为他们可以战胜美国优越的军事技术，因为他们拥有优越的信念。美国有时也向他们提供了证据，帮助恐怖分子巩固这些信仰。但是，美国人也有信念，并且比基地组织的偏狭和暴力更有力量。美国不能怯懦到放弃自己价值观的程度。美国价值不是对力量的约束，而是力量的一部分。保存这些价值不仅事关道德，在一场意识形态斗争中，更是一个战略需求。
　　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我们都应该遵守自己的价值观。但是，我们在美国有些有危险，因为我们已经忽略了自身力量，太轻易地将行政部门视为安全的必要部分，混淆了收集情报的适当需要与抵制集权化倾向之间的关系。我们已经向恐惧让步太多，这种恐惧将毁灭我们的未来。1838年，亚伯拉罕?林肯在一个著名的演讲中说：“如果毁灭是我们的宿命，那我们自己一定是它的作者和终结者。作为一个自由人的国家，我们要么始终如一，要么自杀而亡”。
　　生存恐惧是对美国“9．11”后行为的唯一合理解释。另外一个不合理的解释是许多美国人由于愤怒而反应过度。对于这些人来说，酷刑是否有利于收集情报并不重要，这都是恐怖分子罪有应得的。但这对我来说是不可想象的。我曾经见过美国一个最高级别的官员，他公开主张应该放弃对审问活动的任何限制。令人惊讶的是，这种声明居然没有引起广泛的愤怒。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处理事情的态度漫不经心得让人担忧。不施酷刑是美国战争观念中的最基本部分，但是被我们直接违反了。
　　许多人说，“这个问题已经被处理了”，“以前我们不知情”。就好像无知能够给予其合法性一样。当我们陷入诡辩之中时，已经给多少人带来了痛苦。酷刑是一种错误。虽然将酷刑非法化并不能完全阻止它，但是我们必须筑高篱笆。酷刑也必须是一种罪行。任何人违反这一规则时都必须明白其后果。
　　其他国家评价美国的标准不是我们说了什么，而是我们做了什么。当我们太轻易地忽视不当统治手段时，当我们用情况特殊赋予自身行为合法性时，当我们倾向于在法律之外行动时，当我们支持公众讨论如何减少对审问方式的限制时，美国不能自称是一个法治的国家，不能自称是民主样板。保卫民主需要保卫民主的理念。忽视这一点就是在冒孤立的危险，并最终失败。
　　坚持我们的价值观有时是不方便的。这也意味着在一些场景中我们会面临额外的风险。但是美国已经为捍卫公民不可分割的权力打过几次战争，这个国家也曾面临过比世界上所有恐怖分子加起来更大的危险。恐怖分子和那些允许我们打击恐怖主义的人，都不应该强迫我们放弃我们的许诺。反恐运动不仅仅是一场关于力量和意志的竞赛，更关系到信念和勇气。它将最终决定谁将生活在恐惧之中。基本上，这个决定权掌握在我们手中。
　　在恐怖主义面前，我们最有效的防卫措施不是来自监视、有形的屏障、金属探测器或新的法律。它将来自我们的美德、我们的勇气，以及我们为自由社会理想不断做出的贡献。它将来自我们以现实的态度对待风险，来自在威胁面前的忠于职守，来自我们的自助、仁慈和集体感。它将来自我们的决心，尽管危险重重，为了捍卫我们的自由和价值，我们已经打了几场战争。这些自卫方式(其中一些来自内心深处)将使美国成为一个不可征服的国家。
　　(张家栋　编译)
　　(作者简介：美国兰德公司总裁高级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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