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当代中国外交战略的“观念”_近代外交观念

发布时间:2020-02-22 来源: 散文精选 点击:

  摘 要 中西文化都重视和强调观念,认为观念是能解释社会行为的重要变量。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国家与国际社会之间的交往行为是观念互动,这一本质决定了观念是一国外交战略的核心要素,并对外交战略提供客观的自我支持。
  关键词 观念 外交战略 中国传统文化 马克思主义 国际关系理论
  ?中图分类号:D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06)06000612?
  
  外交战略是外交政策和外交行动的总体规划,它不是短期的策略行为,而是具有一定时间跨度的全局安排。我国有学者对“外交战略”下了这样的定义:“外交战略,亦称对外战略和国际战略,即指一个国家为了争取有利于自己的国际环境,对较长一个时期整个国际格局、本国国际地位、国家利益和目标,以及相应的外交和军事政策等总的认识和谋划”,[1]美国外交家和外交思想家傅立民(Charles Freeman)对外交战略所下的定义是:“外交战略寻求以非战争手段使国家受益。在与他国的较量中,外交战略致力于确保本国通过尽可能广泛的途径以和平手段获益,同时尽可能减少挫折,减少需诉诸武力或需抵抗外来侵略的各种可能。评价外交战略不仅要究其所成,还要看它能否防患于未然。”[2]我们从中美学者对外交战略所下的定义中看出,虽然两个定义之中有明显的共性,但是也明显地有表现出各不相同的个性。比如中国学者强调的是外交战略的长远的“谋划”,而美国学者强调的是外交战略的眼前“利益”,两种定义所强调的核心内涵是有差别的。长远的谋划有可能忽略眼前利益,而关注眼前利益则可能缺乏长远的安排。两种定义之所以存在这样的差异和可能产生的后果,这实际上就是“观念”――尤其是在自身的文化土壤中发展起来的“自有观念”, 在其中发挥着某种导向性的核心影响力。观念一旦从物质中脱离出来之后,就是形而上的,是精神和意志的存在。观念是建立在是否相互认同与认可的思想层面的因素,并非单纯的硬实力要素,它依赖于国家实力和一国和国际的社会结构,但又总是超越实力和一国的和国际的社会结构,并在特定的国家实力与跨国性的社会结构之间发挥核心导向作用。?
  
  一、观念的学理探究――一种自我支持的客观因素?
  
  观念即信念。而国际关系中的观念则是国际政治行为主体所处的国际社会性质的某种“特殊信念”,它可以完全“自有”,也可以“共有”。观念既包括一般“道德原则”,也包括对具体运用某种知识的“统一观点”。对于主权国家而言,“观念”意味着“自有观念”,而多边机构则表现为“共有观念”,一个健康的国家往往能够很好地协调和发挥“自有观念”和“共有观念”。?
  中国思想中历来强调“道”,古代思想家老子云,“大道汜兮,其可左右”,[3]“道法自然”,[4]他认为道及其广大无所不在,它来源自然并像自然有着某种规律。庄子亦云“道之真以治身,其绪余以为国家,其土苴以治天下”,[5]他用道来阐释修身治国平天下,并将珍视个人生命置于重中之重的地位,即所谓用道的真谛养身,把治理国家看作是次一级的东西,即所谓用道的剩余来治国、而更次一级的东西才是谋求扩张和霸权,即用道的糟粕统治天下。其实中国传统思想中对“道”的认识就是一种重要的观念认同。研究外交战略中的“观念”,特别是研究在自身的传统中形成的外交战略“自有观念”和努力探寻全球化时代的外交战略的“共有观念”,其实核心就是研究如何通过外交战略最大限度地体现国家利益与人类的共同利益。?
  
  观念与外交战略?
  在国内社会层面上,国家是由内部结构所决定的,即,国家的个体性来源于本国的人口、地理、经济、科技及历史等因素所构成的各种软实力和硬实力的状况。这些因素随着时间的推移产生了本国的规范、规则、制度、习俗、意识形态、习惯、法律等自有观念。通过自有观念,国家建构内部结构,并最终形成国家的个体性。国家个体性使得国家本能地以自身视角或自有观念判断国际形势和界定国家利益。?
  国家根据对国际环境的判断和对国家利益的界定参与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博弈。在频繁的互动中,国家根据与各国不同的交往经历与结果,确定他国的敌友身份,同时他国也在确定己方的身份,这种主观互证最终固化为一种国际社会所承认的共有观念,并形成该观念主导下的国际体系。一旦这种体系形成,它将从体系上影响国家的国家利益和对外战略,即使得国家重新审视自有观念。因此,国际体系是具有相互主观印证的互动性质或说是主体间的,其本质即为观念的循环互动。?
  老子提出“反者,道之动”,[7]即“道”的本质属性是反复循环运动,这种观念循环在国际体系中表现为一个永不停息的观念互动过程。透过复杂的国际体系层面的观念互动,就国家个体而言,主体间的国际体系可以单位化为国内社会与国际社会之间的循环过程,即国家通过自有观念,参与国际体系结构的构建,由此产生的共有观念影响国家的身份和利益,进而改变自有观念和改变国内的物质因素。?
  值得强调得是,国家从国内社会走向国际社会,须通过一系列的外交活动方能实现。外交战略是国家外交活动的基本路线图,国家根据自有观念对国际环境做出判断和制定目标从而形成外交战略,并通过外交战略实施,参与国际政治博弈与国际体系建构。因此,观念就是外交战略的核心要素。?
  观念根源于物质因素的意识,而国内物质因素的变化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所以观念作为其派生物,其变化时间更是相对长久。尽管外交战略随时变化,但观念转变相对缓慢,因而观念的转变过程相对于其对外交战略的影响过程是相对静止的,只要观念没有根本的改变,外交战略的变化只是形式变化而不涉及核心。?
  
  外交战略的思想理论――观念的外化形式?
  同样,“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7]尽管从“道”这一观念中派生出“万物”并“指导万物”,但是这种派生和指导并非直接,而是通过中间媒介实现的,同样观念影响外交战略通过其外化形式――思想理论的指导才得以实现。外交战略的思想理论强调国家行为的文化环境――代表国内结构中的主导信念和理解,是生活现实的一个主要成分。当然观念根源于物质因素,思想理论也和本国的物质实力紧密相关。两者的关系是物质事实,他们只有通过人的认知和社会互动才能获得意义。?
  由于思想理论为观念的化外形式,而观念属“自我实现的文化”,[8]因而思想理论对本国的外交战略从根本上提供了一种自我支持,其体现在:一,从其观念的本质上看,个体最终决定自身的偏好,当行为者相信观念所反映的规范原则时,观念就成为重要的了。[9]二,一旦作为思想理论的观念被固化为具体外交战略时,它能对战略制定者的激情产生长远影响,甚至延及初始制定者的利益发生变化之后。简而言之,固化的思想理论在不存在创新时规定外交战略的根本目标。三,思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与本国的历史综合环境息息相关,具有历史继承性和本国特色,是本国国家意识的根本组成因素之一,国家在外交战略中不会弱化思想理论的作用。四,思想理论是本国统治阶级世界观的理论体现,一般情况下,本国统治阶级很少会急速地从本质上否定自己赖以存在的合法性理论基础,而是结合具体国际环境,作出理论形式的调整和再创新。所以,从国家个体角度看,思想理论在客观上对于外交战略是一种自我支持的作用,进而放大到国际体系中,正是由于这种个体的作用,才导致纷繁复杂国际关系的出现。?
  自我支持并不表示本国思想理论缺乏客观性。各国自身的思想理论都是根据自己特有观念所决定的,观念则来自于本国客观的综合环境,而各国思想理论均为各国外交战略的“圣经”,因此亦不存在一个绝对客观的思想理论衡量标准。在当前仍然是相对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环境下,各国都本能地依靠自身思想理论参与国际事务。中国外交战略思想理论不同于朝鲜,尽管中朝两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也不同于印度,尽管中印两国都是目前发展较快的发展中大国,也不同于俄罗斯,尽管中俄两国是战略伙伴合作关系,当然也不同于地球上任何其它国家,因为中国的外交战略思想理论是来源于中国特色的观念,而这种观念只有在中国的独特历史环境下才能产生。?
  
  二、中国外交战略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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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以及西方国际关系已经成为了影响中国外交战略研究的重要思想理论。前文已经说明了思想理论为观念的外化形式,因此这三大理论应该是中国外交战略观念外化的三个相互联系层面。?
  
  中国外交战略观念研究的新方法:进化论?
  1860年查尔斯?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关于自然选择及适者生存》,从而引发了在全球范围内至今仍未平息的思想革命。达尔文此种思想可以归结为:新的物种是由有原物种在自然选择中发展出来的,即在物种多样性背后存在一种规律性的客观联系。[10]?
  考察中国外交战略时,往往运用某种或多种理论平台对中国外交战略进行研究,结果常是由于平台不同而结论不同。有人为中国外交战略是防御型或是和平发展型的,也有人认为是扩张型或挑战型的。这些研究多少对中国外交战略有所帮助,但不能成为研究中国外交战略的实质方法,因为它忽略了一个最重要事实:各种理论背后都是同一种观念,这种观念是随着中国历史发展而不断自我进化的客观因素,即经过历史洗涤形成的传统文化成为我国外交战略观念的主要内容;其次,马克思主义融合到观念之中成了指导理论;最后,在当前历史条件下,观念学习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精华得以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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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种形成:中国外交战略观念中的传统思想?
  按照进化论的观点,[11]由于地理隔离(geographic isolation),使得被隔离开的生物群体在该地理条件的自然选择上逐渐适应了局部的环境条件,并根据环境的变化而逐步进化,使得其成员尽可能高效地生存、繁殖和传播基因,通过这种适应过程形成物种独有的形式和特征,而最终成为主宰该地域的根本生物种群。同样,中国传统文化是根植于中国独有的人文地理条件。从夏商开始,在黄河和长江流域中国传统文化已独立形成;到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创造了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鼎盛时期;秦汉以后,中国思想以儒道两家为主,经过近两千多年的发展,已形成了一套被世界所推崇的中华思想体系。?
  传统思想自古就对我国对外战略产生巨大影响,其直接体现为产生了主导东亚长达一千多年的国际体系――中华朝贡秩序。可以说,朝贡秩序是我国传统思想与我国古代强大国力结合的辉煌成果。首先,中华的文化魅力和中央王朝的超强国力吸引周边国家积极学习中华文明,使筷子、瓷器、丝绸汉服、汉语汉字,以及官僚体制在东亚地区广泛传播,进而潜移默化地使东亚地区走向观念和价值的统一,即产生一种华夏共有观念,从而为华夏秩序完成了区域性文化整合。其次,在传统思想,特别是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任德不任力、从道不从霸、强调中庸和谐和宗族关系已从国内伦理上升到对外谋略的观念高度。中央王朝不认为周边国家是需要征服的对象,而是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 ,[12]不仅对其以礼相待,以德服人而且向其提供经济好处[13]和安全保证。[14]最后,中华文化已超出国界成为东亚地区的主导文化,周边国家也深受传统思想或是儒家思想的熏陶,因此潜意识里具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儒家等级观念,与中央王朝确立宗藩关系,向其进贡以及受其册封被认为是合乎伦理道德的自然行为。总之,正是我国传统思想与对外战略的结合使得自汉唐到近代东亚格局发展成为自上而下垂直型的权力关系。[15]这种千年的权力关系使得我国传统文化已与对外战略达到某种水乳交融的地步。所以,从继承性(或说遗传性)上,尽管近代中华民族历尽沧桑,但中国传统文化依然是当代中国外交战略观念的根本内涵。孔子的“仁礼”和老子的“柔弱”等哲学思想长期作为指导新中国处理对外交往的原则,和平、中庸、后发制人哲学观念也长期影响中国的外交活动。[16]1963年周恩来在概括中国外交战略的基本思想时说:“我们中国人办事,就是根据这样一些哲学思想。这些哲学思想来自我们的民族传统。” [17]?
  
  指导性融合:中国外交战略观念中的马克思主义?
  进化论认为,各种内部以及外界因素的作用会迫使物种通过其自身潜在的学习能力,模仿或借鉴其它物种适应要求的成功特性。在进化过程中,学习而来的特性逐渐使物种在形式、生理或行为上发生改变,使物种进一步变化,以抵消不利因素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并适应新的环境,能尽可能高效地生存和繁殖。这种学习过程中的变化也可称为指导性融合。[19]在上世纪初,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处于被各帝国主义国家任意宰割的地位。中华民族面临深重的民族危机,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去解决这一难题。1917年十月革命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这种历史必然的选择也使得中国传统观念开始发生了顺应时代要求的融合。?
  以李大钊、毛泽东为代表的优秀知识分子将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随后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产生指导性的融合。按照指导性融合的涵义,马克思主义一方面成为指导中国外交的核心理论,另一方面中国传统的外交理论也和马克思主义主义经典作家的外交思想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同样正是俄国革命的成功和国内问题的深重,使得马克思主义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并在中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在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抉择中,由于马克思主义强大的生命力和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强大的指导意义,使她成为中国主导的思想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念,她也自然和中国传统“和合”等优秀思想融合,成为中国外交战略观念的核心内涵,从而形成了今天中国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外交思想体系和观念体系。从建国之初的向苏联的坚定的“一边倒”策略到今天响亮地提出建立“和谐世界”的理念,半个多世纪的新中国外交的发展轨迹可以清晰地看出马克思主义如何和中国传统优秀政治文化融合,形成具有明显自身特色的“自有的”外交观念体系。?
  
  共同进化:中国外交战略观念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进化论认为,在更高的级别上,选择经常通过物种之间互相影响的方式而起作用。这好比蜜蜂和植物的邻里关系,大家彼此为对方提供方便,也为自身提供保护。大家相互作用又相互分散,从而扩大了物种之间的选择和变化的范围,这种现象亦称为共同进化。[19]同样,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不可能也不应该只有一种模式,一个和平相处、共同发展的世界,只能是一个各种文明相互交汇、相互借鉴,[20]中国外交战略观念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也存在相互交汇、相互借鉴的共同进化关系,但是当前中国的外交战略理论研究存在着两个困境,[21]使得这种共同进化出现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单方面吸取中国外交战略观念而加速进化,但中国外交战略观念的进化却裹足不前。?
  客观上这种现状的产生与中国近代历史息息相关。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就步步西化。当国人忙于经济自由化、政治民主化、文明现代化时,却发现我们都是在拼命地追求一个西方文化主导的体系,一个和自己的祖先没有任何关系的“上帝”,中国需要超越西方的文化语境。[22]面对中国外交战略观念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相互借鉴、相互发展的局面,我们应以中国外交战略观念为主体,学习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优秀部分,从借鉴吸收“上帝”的过程中去挖掘、发展、丰富中国外交战略观念,去追寻中国外交战略观念的“太极”。?
  当然,中国外交战略观念学习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非全盘吸收。第一,“学者分析国际体系运作,政治家构建国际体系。分析者和观察家的观点大相径庭”。[23]在本质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是解释作用大于预测作用。第二,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形成、发展和流行西方,往往不可避免地以西方(或说强权)为中心,以西方的(或说美国的)视角看待世界。它不是所宣称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这一点连美国学者伊多?奥伦也提出了质疑。[24]它可能对西方来说是良药,但它是否能真正解释或代表中国利益还有待考察。[25]因此,中国外交战略观念借鉴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可以理解为知己知彼,即运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西方外交战略来做到“知彼”。全面考察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优点和不足,结合中国外交战略观念的特性对外交战略理论进行深入系统构建来做到“知己”:从学习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到引发中国外交战略观念的理论回归,并最终使得中国外交战略理论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并驾齐驱,甚至超越之。例如,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比较重视对软实力[26]的研究,而我们对西方的软实力概念进行深入研究后,会发现它对于中国外交战略观念而言已不新鲜。傅立民接受《环球时报》专访时就指出,“现在我们到处可以听到关于如何发展一个国家软实力的讨论,其实这是孟子的思想,他虽然没有用软实力这个名词,但他注重的是一个国家的道义影响力”。 [27]《左传?昭公元年》中就有“临患不忘国,忠也,思难不越官,信也,图国忘死,贞也,谋主三者,义也”的说法,主张一切战略与策略皆应该建立在“忠”、“信”、“贞”之基础上,而“忠”、“信”、“贞”三者整合为一体而形成“道义”之力量。?
  
   结 束 语?
  
  强调外交战略中观念的作用,是进一步加深我们对外交战略与策略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认识之必须,有助于我们能够更加准确地和深入地认识什么是中国特色的外交战略和外交思想。以“自有观念”界定的中国外交战略,是今天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以维护国家主权与安全为核心目标,是出于建立良好的周边安全环境的需要而对地缘政治的科学把握。以“共有观念” 界定的中国外交战略则是在全球化时代。中国不失时机地、准确地推出“和谐世界”的理念,适应中国外交从地缘政治向全球政治扩展的需要。中国的外交战略观念必然要在一系列全球性的紧迫的问题上有所体现,即如何在建立全球的防止核扩散、反恐、控制艾滋病、保护生态环境等方面发挥中国的巨大作用。建立在“自有观念”基础之上的外交政策与外交战略和建立在“共有观念”基础上的外交政策与外交战略也是相互相存的,没有“自有观念”的外交政策与战略,我们的外交就只能是依附性的,没有主心骨的外交;只有“自有观念”的外交政策与外交战略而缺乏“共有观念”的外交政策与外交战略,中国的外交也就很难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战略机遇期也就可能失之交臂。今天中国的外交之所以越来越发挥出她强大的生命力,正是中国外交在“自有观念”和“共有观念”上找到了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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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 李世华、张士清:《邓小平外交战略思想研究》, 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1996年6月第1版,第1页。
  [2] [美]傅立民:《论实力:治国方略与外交艺术(中译本)》,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6月第1版,第60页。?
  [3] 《老子?第三十四章》。?
  [4] 《老子?第二十五章》。?
  [5] 《庄子?杂篇?让王第二十八》。?
  [6] 《老子?第四十章》。?
  [7] 《老子?第四十二章》。?
  [8] 有关自我实现的进一步论述可以参见[美]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32页。?
  [9] 朱迪思?戈尔茨坦、罗伯特?基欧汉编,刘东国、于军译:《观念与外交战略政策:信念、制度与政治变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2月第1版,第13页。?
  [10] 参见[德]莫尼卡?奥芬伯格著,郑建萍译:《关于鹦鹉螺和智人――进化论的由来》,上海:百家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1页至第10页。?
  [11] 参考[英]戴维?布尔尼著,李阳译:《进化论》,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1版,第130页至第131页。?
  [12] 《诗经?小雅?北山》。?
  [13] 周边国家通过建立和发展与中国封建王朝的朝贡关系,也可以获得经济上的好处。因为,中国封建王朝为了扩大其政治影响,在朝贡过程中实行“厚往薄来”的招徕政策,这也是朝贡制度得以建立和经久不衰的根本原因所在。正如南宋马端临《文献通考》所称:“岛夷朝贡,不过利于互市赐予。”参见俞常森:《试朝贡制度的演变》,载《南洋问题研究》2000年第1期,第55页。?
  [14] 明清时期,中国向藩属国朝鲜提供安全保证,大规模派兵帮助朝鲜抵抗日本侵略。?
  [15] 相比而言,古代欧洲没有出现垂直型权力格局,这不是由于欧洲上没有出现过一个掌握绝对硬实力和软实力优势的大一统国家,例如罗马帝国,查理帝国,而是由于当时欧洲缺乏受到广大统治者所赞同和支持的真正意义上的具有建构秩序功能的伦理思想以及主动向外输出文化观念的意识,因此导致在建立秩序上依靠武力而非文化。纵然征服一方,但缺乏文化的认同以及基于文化上的区域性整合,使得这种征服既痛苦又短暂。值得一提的是,欧洲目前正在从水平型权力结构过渡为垂直型权力结构,或说使欧洲正走向联合和统一。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教训,欧洲深知区域一体化不是武力所能完成。一体化的前提是基于共同文化的区域整合。一旦欧洲各国的文化观念形成统一,政治统一便指日可待,而且这种统一将长久牢固。这可以说与华夏秩序建立的过程极为相似。因此,面对西方文化构建的世界体系与主权国家的概念时,我们不必对自己的思想文化妄自菲薄。?
  [16] 参考门洪华:《中国外交哲学的演变》,载《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4期,第48页。?
  [17] 任晓:《国际关系新视野》,北京:长征出版社,2001年,转引于郭树勇:“近代以来中国的外交哲学变与不变”,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4年第10期,第67页。?
  [18] 参考[英]戴维?布尔尼著,李阳译:《进化论》,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1版,第176页至第177页。?
  [19] 参考[英]戴维?布尔尼著,李阳译:《进化论》,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1版,第144页至第145页。?
  [20] 江泽民:“共同创造一个和平繁荣的新世纪”,载《人民日报》2002年4月11日。?
  [21] 两个困境:一是中国学者的信心不足,眼光不够长远,在东西方差异、跨文化交流日益密切的形势面前显得动摇和犹豫;二是在了解和消化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外交理论方面,有些学者是照单全收,有些是全盘否定,都没有做到以批判而虚心的精神去了解、学习和借鉴、更新。?
  [22] 陈文军:“博弈和进化中的发展路径”,载《凤凰周刊》(网络版)2006年第5期。?
  [23] 亨利?基辛格著,顾淑卿等译:《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第11页。?
  [24] 具体可以参见伊多?奥伦的《美国和美国的敌人――美国的对手和美国政治学的形成》一书中的核心观点,即美国的政治学依附于国家而非民主。?
  [25] 根据“南方国际关系在线”上有关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是否能代表维护中国利益的调查中,65?85%的网友持否定态度。?
  [26] 软实力的基本含义是通过吸引别人而不是强制他们来达到你想要达到的目的的能力,其表现为“政治制度的吸引力+价值观的感召力+文化的感染力+外交的说服力”以及领导人与国民形象的魅力和亲和力。?
  [27] 见“美资深外交家傅立民:关注中国40年中不是‘崛起’而是回归”,载《环球时报》2006 年3 月16 日。?
  
  (作者简介:肖刚,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教授;李季,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法专业2004级硕士研究生,广州,51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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