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价值观的再思考:上海东亚吧

　　作者简介 　　1956年1月出生，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外文系日语专业。2000.9-2001.7在日本立命馆大学国际语言文化研究所担任访问学者。现为上海日本学会理事、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主要相关成果包括论文：“试论国际关系中的文化冲突”、“当今国际关系中文化融合的新趋势”、“论确立‘和而不同’的国际新秩序理念”、“论东亚认同感形成的条件和基础”等；专著：《文化魔戒――文化竞争力的奥秘》（合著）、《软权力之争――全球化视野中的文化竞争潮流》（合著）、《文化产业竞争力》（合著）等；研究报告：“日本的信息化进程及现状”、“日本电子政务发展报告”、“1970年大阪世博会的投融资模式及经济效应”等。
　　
　　摘要 “汉字文化圈”（或儒教文化圈）覆盖于东亚，所形成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在这一地区人们的心灵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然而，在现代化进程中和全球化浪潮冲击下，东亚价值观受到挑战，一直处于弱势状态也是不争的事实。其结果造成东亚地区相对缺乏认同感和整体性，使得区域一体化进程缓慢。随着欧盟一体化过程中文化作用的显现，重构东亚价值观的重要性也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要使东亚价值观重现生命力，需要对其进行整合与扬弃，并提炼出与时俱进的新“东亚价值观”。
　　关键词 东亚价值观 再思考 认同
　　中图分类号：D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07）03-0006-11
　　
　　一、问题的提出
　　
　　东亚价值观是东亚文化的核心，具体指东亚地区所特有的思想文化观念，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对事物认识判断的价值取向。从历史上看，东亚地区拥有儒教、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等多种文化传统，但因儒家学说长期在东亚地区占主导地位（这一地区亦称儒家文化圈，或汉字文化圈），所以它构成了东亚价值观的主要内涵。
　　近代以来，东亚诸国纷纷走上富国强民的现代化道路，加之西方文化高歌猛进、长驱直入，东亚文化传统及其价值观念不断受到冲击而处于弱势状态，以致今天东亚价值观是否成立，甚至“东亚可否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等都成为国际学术界一个有争议的话题。
　　众多学者认为，东亚文明圈（或汉字文化圈）具有自己独特的思想、道德与价值观。如杜维明、张立文等系统地阐述过东亚地区的同构现象；[1] 美国世界体系论者沃勒斯坦则认为，东亚曾经存在过一种有机关联、自成一体的国际体系。东亚区域的经济、政治秩序，历史上曾长期由中国或日本提供，此一政治生态系建构了东亚国家的独特空间意识与国际观念。从内容上来说，它可以被归结为一种“东亚意识”。[2] 但是，也有不少学者，如阿马蒂亚•森等，依据东亚诸国之间及其内部价值观的不同，来驳斥关于东亚价值认同的观点，认为“在日本、中国、朝鲜和东亚其他地方之间存在许多不同点。来自这个区域内部和外部的多种文化影响，在历史上一直对生活在这片非常辽阔的疆域内的人们发生了影响。今天，这些影响仍然以不同的方式存在。”[3]德里克也认为“泛亚主义者纷纷将自己民族所具备的不同‘特点’加诸在亚洲身上”。[4]
　　那么，多样性的东亚文化是否孕育共同的价值观？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东亚是否能够拥有区域性的价值观念？东亚传统正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它应该如何保持自己的生命力？这些问题非常现实，也非常具有前沿性。因为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东亚意识”、“东亚认同”等都需要有共同的价值观念来支撑。
　　
　　二、东亚价值观的历史沉淀
　　
　　作为东亚文化核心的东亚价值观，形成于近代以前，发端于对这一地区产生重大影响的中国儒家文化的传播。早在公元前3世纪，以儒家学说为中心、儒释道融合而成的华夏文明开始传入朝鲜半岛，后又流传到日本列岛和越南等地。这种源远流长的文化交流，使得东亚诸国的人文价值理念和道德标准在儒家思想下整合统一起来，构成一个东亚“文化共同体”。例如，东亚国家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重视“集体价值”等。作为儒家最高价值原则的“中庸”、“和谐”，不仅是中国，也是日本、韩国等国文化思想的普遍性原理之一。韩国国旗的图案就体现了一种“和合”思想，日本的圣德太子所颁布的宪法“十七条”也有“和为贵”的规定。
　　在近代以来的现代化道路上，东亚诸国大多努力学习和借鉴西方文化，积极推动本土文化的历史性变革，尽管有的国家或地区出现了全盘西化（欧化）的短暂过程，但以儒家思想为主的东亚传统根深蒂固，要找回自己“主体性”的呼声不绝于耳，直至在激烈的文化冲突中，完成将外来（西方）文化本土化的过程。
　　可以说，大量吸收了西方文化的东亚诸国依然与西方国家有着显著的不同，这不仅反映在政治、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而且也表现在社会运行逻辑和个人行为方式等许多方面。人们通常认为日本很“西化”，接受了西方的价值观，实际上日本资本主义与美国资本主义有着明显不同，前者信奉集体主义，后者强调个人主义。例如，日本大东文化大学教授沟口雄三认为：“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实行了西方化，但不是进行个人解放的西方化，而是强化国家的西方化，也就是不以一个人的身份出现，而是在天皇制国家体制内的整体现代化。儒学的作用就是奉献社会、奉献国家、牺牲个人。”[5]
　　以东方理念实践西方原则，是著名的“东亚模式”的特点，它作为“东亚现代性”的代表，引导东亚诸国走上新型的现代化之路。其内容有：虽然选择市场经济体制，但同时又强调国家对经济的统制、干预和保护。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是普遍手段，只不过由于国情的差异，调控的程度、范围、手段、措施各有不同。日本是市场化程度最高的东亚国家，但其经济中的垄断成份一直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非市场因素高于西方国家。儒教的道德规范在日本现代企业的生产管理和人际关系中也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韩国则把儒家的权威主义运用到经济中去，形成了“政府主导型经济”，这对政府在制定经济战略、保护国内外市场，特别是统摄全民族一致追赶和实现现代化的目标起着十分重要的动员和组织作用。集体主义和由此产生的服从权威的社会秩序观，被认为是东亚现代化发展速度快的重要原因之一。总之，东亚诸国运用“东亚模式”发展经济，实现赶超，获得了巨大成功。
　　这些事实说明，东亚价值观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转换为现代化的动力，而不是像韦伯所说的成为现代化的阻力，同时表明东亚价值观已经深深在东亚诸国人民的心中沉淀了下来，即便西方文化渗透至东亚诸国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各个方面，这一地区也能保持自己的主体价值，显示出与众不同的精神风貌。这种以相同或相近的文化为纽带形成的共生关系，是区域一体化建设的重要基础。美国俄亥俄州威顿伯格大学教授宾•尤曾根据东亚地区经济腾飞的形势，高度评价了儒学的现代价值，认为“日本经济在世界独占鳌头，韩国、新加坡及其他国家的欣欣向荣，就足以证明：孔子思想可以作为重建世界的原动力。” [6]
　　东亚崛起必然唤起这一地区人们的自信心，从而导致文化的“回归”。尤其是东亚地区青年一代对传统价值观念的接受，反映了东亚文化的传承力量，也预示了它的未来走向。中、日、韩三国学者曾对青年价值观做过调查和比较，发现三国青年都有明显相似的价值取向。例如，不赞成传统夫唱妇随家庭的都在10%以下；认为政治应交给政治家去管的都低于20%；77%以上的人对自己的国家感到自豪或非常自豪；80%的人强烈地或比较强烈地表示愿为国效力。另外，三国青年中有80%以上主张继承传统民族文化。[7]
　　
　　三、东亚价值观的现实问题
　　
　　尽管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东亚价值观，在东亚诸国人民的头脑中打上了很深的烙印，成为他们认识判断或接受融合外来事物的标准和尺度，但是另一方面，现代化的进程、全球化的浪潮以及西方文化的大规模进入，对东亚文化及其价值观构成巨大挑战，使其处于弱势地位，也是不争的事实。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内因和外因相比，内因总是主要的。也就是说，这一局面的出现并不主要是外部因素的作用，东亚价值观本身也有着深刻的内在原因。
　　首先，东亚地区的文化呈现多样性发展的特点。这种多样性体现在东亚诸国的政治经济体制、社会发展水平和历史文化背景等各个领域。即便同一儒学也在东亚社会长期发展中，形成了异彩纷呈的诸多流派和思潮，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儒家文化。日本学者沟口雄三曾经具体比较了中日“公私”观的差异，指出日本的“公”与“私”是领域性的和限定性的，中国的“公”与“私”则是原理性的和道德性的。日本人的这种“公”观念产生出“灭私奉公”的意识，并与尽忠领主的“忠”的观念相结合，对日本经济起飞起了支柱性的作用。在日本，“忠”的观念化为对国家和自己所属集团的忠诚，加上社会普遍重视的“信”与“义”，超越了宗族血缘伦理，成为资本主义性质的契约关系和商业交易关系的有效伦理。在中国精英层不受重视的勇、武、刚、强、毅等武勇价值，在日本则受到重视，而且较易导入基于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的资本主义竞争原理。[8]因此，东亚文化及其价值观不像欧洲那样大同小异，具有彼此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文化被传入国总是按照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哲学观念来理解、诠释、接受或改造外来文化，同时在此基础上建构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思想价值体系。
　　其次，近代以来东亚诸国先后经历巨大的社会变迁，在它们各自“摸着石头过河中”，相继出现了一些“反传统”的做法，使东亚价值观受到冲击而降低了影响力。如日本长期以来的“脱亚”价值取向，中国“文革”期间大批“孔孟之道”，提倡“斗争哲学”等。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日本等同一文明圈的国家无疑在思想文化上拉开了距离，扩大了差异，更多地认识到相互之间的“不同”。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和日本这两个民族都曾有自己和对方是“同文同种”的误解。这固然能增加一些彼此的亲近感，但也对相互之间的真正理解和沟通造成了很大的障碍，文化误读和文化误解的现象普遍存在。事实上，日本文化虽然在古代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但是依然保存了自己的文化内核，近代以后双方的差距就更大了，它们属于似同实异的文化类型。
　　第三，上个世纪末的东亚金融风暴无情地暴露了“东亚模式”的另一面，如政经体制不健全、官商勾结金权当道、房地产狂热、盲目追求出口导向、泡沫经济成份过重等。1997年日本经济之所以在金融风暴中遭到重创，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受政府的干预过深。韩国也同样如此，由于政府干预较多，经济中的非市场因素甚至高于日本，因而在这场金融危机中受到冲击更大，最后不得不向IMF申请援助。
　　可见，东亚模式既能带来积极效应，也能造成消极后果。所以，人们由此对东亚价值观进行重新审视也在情理之中。近年来，新加坡、韩国、日本等原来推崇儒家文化的国家，纷纷检讨其缺陷。例如，一直被认为是儒家思想和亚洲价值观大力倡导者的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2001年1月在瑞士达沃斯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针对全球化对亚洲的影响这个话题发表演讲时尖锐指出，一些儒家价值观已经过时，遵循儒家传统的社会如果要紧跟全球化的步伐前进，必须对这些价值观加以改进。他认为，重用亲戚的裙带关系，就是一个必须放弃的价值观。
　　必须承认，实事求是地对东亚价值观进行反省，认识其缺陷，清除其糟粕，这是新时期保持其生命力的重要一环。任何价值体系都不是完美无缺的，只有不断地进行自我更新，自我革命，才能永远不失其存在意义和应有价值。
　　
　　四、东亚价值观的未来方向
　　
　　欧盟一体化建设中文化的作用给人们以不少的启示，东亚文化及其价值观的重要性也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这不仅是世界文化多样性发展的需要，也是东亚区域合作的必要前提。尽管从现实的角度看，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始终建立在利益认同的基础上，但是“身份意识”、文化共性等都是区域一体化建设不可或缺的“软件”。
　　由于长期以来东亚政治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东亚地区相对缺乏欧洲那样的整体感或认同感, 从而使得东亚区域合作进展缓慢，问题多多。因此，从东亚传统着手，探寻共同观念，强化区域意识，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新时期的东亚认同，是十分必要的。与此同时，东亚文化及其价值观也面临着提炼和升华的问题，即如何在新形势下保持自己的生命力，提高自己的竞争力等。对此，可从以下几方面加以考虑：
　　
　　第一，东亚价值观的与时俱进
　　众所周知，构成东亚价值观核心内容的儒学，是农业社会以金字塔式的统治维持社会秩序的产物，讲究社会等级、重视群体利益，倡导仁、义、礼、智、信等伦理秩序。东亚的国家干预主义就来自儒家的“行仁政”思想，“行仁政”就是“爱民”――政府是家长，百姓像“子女”。
　　虽然东亚价值观的一些道德观念、集体主义精神等至今仍然具有现实意义，但是有些方面（如东亚金融危机所暴露的弊病）确实比较陈旧落后，应该予以无情抛弃，假如里面有合理成分就应该进行“扬弃”。另外，即便一些好的方面，要是过于强调也会产生新的问题。例如，过于强调国家意识会对东亚多边合作形成阻力；“集体价值”要求个人服从国家和集体，并为之不惜牺牲自己，这固然能够提高民族凝聚力，加快社会发展步伐，但同时也会抹杀个人的创造性，甚至导致整体盲目跟随走入歧途等（如二战时的日本）。这方面西方学者有许多批评意见，如阿马蒂亚•森认为，“亚洲价值观”（东亚价值观）强调亚洲伦理中的纪律与秩序、忠诚与服从、国家与集体权利，而忽视了“西方价值观”中的政治自由、民主、公民的个人权利和其他自由等。
　　因此，东亚价值观必须进行自我更新与扬弃，保存精华、去除糟粕，从而紧跟时代步伐，使生命之树常青。这方面内容包括重视个人权利、肯定个人价值、提倡竞争意识、加强法制建设等。简言之，东亚文化应在继续保持和发扬和谐思想、家庭伦理等有价值成分的同时，认清阻碍自己前进的落后因素，积极吸收西方文化中的先进部分，吐故纳新，与时俱进，完成自身的现代性转换。
　　
　　第二，东亚价值观的多元整合
　　如前所述，东亚文化不像欧洲文化那样具有很强的整体性，而是呈现一源多流的局面。所以，东亚文化及其价值观需要进行多元整合，提炼共同准则，寻求普遍价值，即进行多样性与同一性的结合，否则“东亚认同”、“东亚意识”等都会受到阻碍，难以在这片差异性大于同一性的土壤上生根、发芽。
　　所谓文化整合，是指不同的文化相互吸收、融化、调和而趋于一体化的过程。它不是两种或两种以上文化的简单相加，而是一个重新选择的过程，即通过对不同文化的继承、更新和扬弃，促成新的文化范式诞生。价值整合是文化整合中最基本、最重要的一种整合，只有价值观念一致，才会互相理解、协调行为等。共同的文化价值取向无疑是地区一体化的基本条件。
　　文化整合也是一个认知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正如美国国际问题学者温特所说，“自我与他者的界限变得模糊起来”，并“把他者的利益定义为自我利益的一部分”[9]，从而构筑新的命运共同体。东亚文化及其价值观的整合就是在多元性的基础上继承和扬弃传统，更新和优化自身。东亚应以拥有多元中心价值的文化圈再现于世人面前。有利的因素是，东亚文化的包容性非常强。由于东亚诸国大多主张世界的多样性、文化的多样性，而不是像某些国家那样极端地以自我为中心，强行普及自己的价值观念和思想体系，结果反而促进了相互之间的共存思想和协调意识，构成东亚地区可以合作共赢的基础。这对于东亚的一体化建设是大有益处的。
　　
　　第三，“东亚文化共同体”的构建
　　所谓文化共同体，是指同一文化背景下的不同国家组成一个同心圆似的共同体。亨廷顿将这种文化共同体称之为“文明”或“文明集团”，认为国家一般倾向于追随同其文化相似的国家，而抵制与之没有文化共性的国家。曾经的“东亚文化共同体”，即“汉字文化圈”或“儒教文化圈”，孕育了“东亚国际秩序”。当然，这种“中心-边缘”的朝贡式国际秩序因早已不合时宜，成为历史的记忆。新时期的东亚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必须要在共同的文化及其价值观念上重建新的“文化共同体”，这是东亚一体化建设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
　　以欧盟为例，自欧洲一体化进程启动以来，文化因素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欧洲是欧洲人的欧洲”这一认同感成为促进欧盟一体化的动力。认同感是国家之间信任的基础，它基本决定了一个地区的形成。因为只有在思想文化上紧密融合在一起，不同国家和民族才能彼此接纳、理解和信任，同时也对共同利益有着相对一致的认识和追求，并在国际事务中采取相对一致的立场和行动。所以，东亚一体化的发展只有建立在这种深层次的文化认同的基础上，才是成功的和牢固的，为此东亚地区必须加强多边文化交流与合作。
　　追溯历史，东亚文化多边合作源远流长，涉及宗教、伦理、教育、新闻、文学、美术、电影、音乐、舞蹈、出版、体育等各个领域。在这些文化交流活动中，东亚诸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友谊无疑得到加强，并由此推动了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近年来，东亚文化多边合作多层次、多形式展开，势头良好。例如，东盟-中日韩文化部长会议每两年举行一次，成果丰硕。首届会议于2003年10月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第二届东盟-中日韩文化部长会议于2005年8月3日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来自东盟10国以及中日韩3国的文化部长出席了为期两天的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包括制定东盟-中日韩文化发展的政策与战略、寻求开展文化商品自由贸易的途径等，标志着东盟与中日韩的文化合作在以往双边交流的良好基础上又迈出新的和非常重要的一步。亚洲博鳌论坛也是交流对话的大舞台，进一步促进了东亚诸国对各种重要问题的共识和认同。尤其是中日韩之间的文化合作加强，实行优势互补，对“东亚文化共同体”的构建具有积极作用。
　　新时期的“东亚文化共同体”应当是开放的、动态的结构，既同世界的普遍性原理接轨，又具有自己的地区特色。它能够及时取长补短，吐故纳新，在积极吸收他国先进文化的同时，勇于抛弃自己的文化糟粕，提炼和整合出与新时期国际共同价值观接轨的、符合东亚地区特点的新“东亚价值观”。新“东亚价值观”源于传统，又高于传统，它超越极端民族主义，提倡多元和谐的区域意识，体现和谐、共生、多元、互谅的原则。这不仅对东亚一体化进程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而且将有利于培育新一代跨国界的“东亚人”。
　　
　　五、结论
　　
　　第一，东亚地区在“汉字文化圈”（或儒教文化圈）形成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已经在历史的长河中沉淀下来，并在这一地区人们的心灵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即便吸收了大量的西方文化，东亚诸国依然能够保持自己的主体价值，显示出与众不同的精神风貌。
　　第二，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东亚价值观产生于农业社会，是维护当时金字塔式社会统治的产物，因此有许多内容已经不合时宜，需要与时俱进地不断去除糟粕、更新优化，并进行多元整合，演绎新的内涵，这样才能在新时期提高自己的生命力和竞争力。
　　第三，认同感是国家之间信任的基础，它基本决定了一个区域的形成。因此，重建新的“文化共同体”是东亚一体化建设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只有建立在这种深层次的文化认同的基础上，东亚一体化建设才是成功的和牢固的。
　　第四，构建新时期的东亚认同，必须从根本着手，即在文化整合的基础上，实现多元文化的价值统一，并由此提炼新的“东亚价值观”。新“东亚价值观”源于传统，又高于传统，它的特点是超越极端民族主义，提倡多元和谐的区域意识。
　　
　　注释：
　　[1] 参见杜维明：《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49页。
　　[2] [日]伊藤隆敏:“亚洲国家必须团结一致”，载[英]《金融时报》2000年11月21日。
　　[3] 何爱国：“‘亚洲价值观’的自由主义解构――透析阿马蒂亚•森的亚洲发展观”，智识学术网2005年5月24日，http://www.省略/htm/ztzl/dyyj/2005-05-24-26052.htm
　　[4] [美]阿里夫•德里克著，王宁等译：《后革命氛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88页。
　　[5] 参见“达己必先达人――访日本大东文化大学教授沟口雄三”，载《光明日报》1994年10月7日。
　　[6] 转引自张颂之：“所谓海外新说对孔子现代神话形成的影响──孔子神话研究之三”，载《中国文化研究》2002年第2期。
　　[7] [日]君冢大学、吴鲁平、[韩]金哲秀:《东亚社会价值的趋同与冲突――中日韩青年的社会意识比较》，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0-12、144-155页。
　　[8] [日]沟口雄三：“日本的近代化及其传统因素：与中国比较”，载李明辉主编：《儒家思想在现代东亚：总论篇》，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所筹备处，1998年版。
　　[9] [美]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收稿日期：2007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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