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核问题”与日朝邦交正常化】朝核问题论文

　　摘 要 日本虽然不是朝核问题的主要当事国，但却是对朝核问题最为敏感、最为关注的国家。自日朝邦交正常化谈判启动以来，朝核问题始终与谈判的进程“相伴相随”，并业已成为影响这一进程的主要障碍之一。在日本看来，朝核问题不但是对本国安全的严重挑战，同时又是直接参与东北亚安全事务、进而实现其“政治大国化”战略的机遇。为此，日本极为关注朝核危机的发展趋势，试图把“绑架、安保、建交”三大课题“捆绑解决”，使得原本就困难重重的朝鲜半岛无核化之路又增添了不确定因素。显然，正确认识日朝关系发展的症结，不仅有助于人们深刻理解和把握日朝双方在朝核问题上博弈的本质，也有助于最终实现半岛无核化和日朝邦交正常化的目标。
　　关键词 朝核问题 六方会谈 绑架问题 日朝邦交正常化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08）05-0066-72
　　
　　实现同朝鲜的邦交正常化，乃是战后日本外交的重大课题之一。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日本同朝鲜先后举行13次邦交正常化谈判。尤其是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对平壤进行两次“闪电式”的“破冰之旅”后，两国关系一度出现积极改善的势头。但是，由于朝鲜核危机的凸现和逐步升级，加之与“绑架问题”交织在一起，使得原本就很脆弱的两国关系再次回到冰点，亦为六方会谈的进程设置了障碍。本文拟从日朝关系发展的历史及现状入手，探讨日本在朝鲜核/导弹危机问题上的战略意图，进而就两国关系的未来发展趋势作一展望。
　　
　　一、一波三折：日朝邦交正常化谈判中的“朝核问题”
　　
　　从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随着东西方冷战体制的瓦解，围绕朝鲜半岛的国际环境也发生了巨变。美国开始调整其亚太战略，撤出部分驻韩军队。1988年7月7日，韩国总统卢泰愚发表《7?7特别宣言》，提出“北方外交”新概念，先后与东欧国家和前苏联改善了关系，并宣称韩国有意帮助日本和朝鲜改善关系。美国和韩国的政策变化，为日本实施对朝新政策提供了契机。1988年9月，日本政府提前取消了对朝鲜的经济制裁。翌年3月，竹下登首相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提出了所谓日本政府的“新见解”。在此，竹下登首次使用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这一称呼，并对过去的殖民统治表示“遗憾”。[1] 自1988年7月开始，日本政府接连三次发表所谓对朝“新见解”，表达了改善对朝关系的强烈愿望。但是，此时日本同朝鲜的对话窗口因日本对朝经济制裁而被关闭。
　　1990年9月，由自民党实权派、副总裁金丸信和社会党副委员长田边诚为团长的自社两党议员联合代表团访问朝鲜，同金日成主席举行三次会谈。这是战后45年间日朝执政党间的第一次正式接触。在自社两党与朝鲜劳动党发表的《联合声明》中，三党认为“日本应该对36年殖民统治时期给朝鲜人民造成的不幸灾难和战后45年间朝鲜人民所受的损失，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表示正式道歉，并给予充分的赔偿”；三党同意“推动?各自的政府?于本年11月开始为实现日朝两国建交和解决各种悬案而进行政府间谈判”。随后，朝鲜释放了在押的“第18富士山丸”船长和轮机长，为日朝邦交正常化谈判创造了良好的氛围。
　　1990年11月至12月间，两国政府代表团在北京举行三次预备性会谈，就双方建交时间、地点及须解决的问题等达成协议。在此基础上，两国从1991年1月至1992年11月，先后进行过8次邦交正常化谈判。双方围绕日本对朝鲜的殖民统治与赔偿问题、朝鲜的“核查”问题、“随军慰安妇”问题以及“战后补偿”问题等，进行了激烈的交涉。谈判中双方对一些重大问题分歧较大，特别是在第8轮会谈中，因日本提出“李恩惠问题”导致谈判破裂。
　　日朝邦交正常化谈判虽然表面上因“李恩惠问题”而破裂，但真正原因在于朝鲜核问题。在谈判之前，美国政府曾多次表示，日朝关系的正常化一定要与朝鲜是否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的“核查”、南北对话能否取得进展等问题挂钩，否则不能认可日朝关系的实质性进展。[2] 此时，韩国也非常忌讳日朝单独接触，认为这是“越顶外交”。卢泰愚一再强调日朝关系的每一步进展，都必须遵循“韩日优先协商”的原则，必须与南北对话的进程和朝鲜接受IAEA的“核查”同步进行。在美韩的牵制下，日本在谈判中只好以解决核问题作为“先决条件”，以求核问题和日朝悬案问题“一揽子解决”。但是在朝鲜看来，无论是接受IAEA的“核查”还是“消除核疑惑”，都不是与日本协商解决的问题。通过与日本的几轮接触，朝鲜方面看到日本的态度颇为犹豫不决、瞻前顾后，也认识到美国才是解决问题的主角，要想在对日关系上有所突破，须先解决与美国的关系问题。
　　第一次朝核危机爆发后，朝鲜的对外政策重心从谋求对日关系正常化转为对美直接谈判。恰在这一时期，日本政局也发生动荡，战后延续38年的“五五体制”崩溃，执政的自民党跌落为在野党，失去了对朝交涉的主动权。加之，曾最积极地促进日朝谈判的金丸信因涉嫌“佐川快件受贿案”而退出政坛，而田边诚也辞去了社会党委员长的职务，双双失去了发言权。结果，朝鲜的对日交涉窗口实际上被关闭了，日朝官方接触几乎完全中断。
　　1994年10月，朝美两国在日内瓦签署《核框架协议》，这给日朝恢复谈判创造了良好的氛围。1995年1月，社会党出身的村山富士首相表示愿意促进与朝鲜的邦交正常化。3月，以前外相渡边美智雄为团长的联合执政三党?自民党、社民党、先驱新党?代表团访问朝鲜，与朝鲜劳动党共同签署了《关于恢复日朝邦交正常化的协议》，呼吁“为清算不幸的过去和尽早实现邦交正常化做出积极努力”。[3] 接着，双方于1996年在北京进行了两次高官接触。但是，1996年9月至1999年3月，日朝两国之间发生了一连串“不详事件”。[4] 尤其是“绑架问题”被日本政府正式认定后，在整个日本列岛引起了轩然大波，日本国内舆论一片哗然，朝鲜在日本国民中的形象进一步恶化，两国关系陷入低谷。
　　进入90年代末，美朝关系良性互动的加强，为长期处于僵持状态的日朝关系提供了宽松的国际环境。1999年12月，以前首相村山富士为团长的日本超党派代表团前往平壤进行了为期3天的访问，双方同意将“绑架疑案”、日本人配偶回乡访问、粮食援助作为“人道主义”问题，加以“一揽子”解决。2000年1月，小渊惠三首相在其施政演说中提出对朝交涉的三大目标：外交关系正常化、人道主义问题、安全保障问题。为了使谈判顺利进行，2000年3月日本政府决定向朝鲜提供10万吨大米的援助，并决定不把“绑架问题”纳入即将举行的日朝邦交正常化谈判的议题。
　　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第9次邦交正常化会谈在时隔7年半之后于2000年4月在平壤得以重开。7月，日本外相河野洋平和朝鲜外相白南淳借东盟地区论坛?ARF?外长会议之机在曼谷举行双边会谈，就下一轮邦交正常化谈判的日程达成了共识。同年8月和10月，双方在日本东京近郊千叶和中国北京分别举行了第10次、第11次邦交正常化谈判。但是，这三次谈判都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两国关系再度冷却下来。
　　布什政府上台后，美朝关系急转直下。“9.11”事件以后，反恐成为美国最大的战略目标，这使得朝鲜感受到强烈的安全危机。2001年1月，中川秀直官方长官和姜锡柱第一副外相在新加坡举行了近5个小时的秘密会晤。在本次会晤中，朝方主动向日方提出“同时”解决“赔偿问题”和人道问题，并提议举行首脑会谈，这在以往的谈判中是从未有过的。通过秘密接触，日本判断朝鲜已放弃过去的强硬立场，转而同意“日韩模式”。再则，对于朝鲜来说，能够早日实现与日本的邦交正常化是打破美国对其进行封锁、制裁的有效手段。
　　利益的驱动最终促成了日朝两国首脑会谈。2002年9月17日，小泉首相对朝鲜进行了堪称“破冰之旅”的闪电式访问。日朝首脑会谈，打破了两国间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坚冰，为今后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铺平了道路。然而，同年10月底日朝两国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第12轮邦交正常化谈判前夕，美国为了“牵制日本”抛出了朝鲜的浓缩铀开发计划。[5] 这一“爆炸性”新闻一经传出，不仅震动了全世界，日本政府也只好在吉隆坡会谈议题中附加了一个新的内容――核问题，并将其确定为与“绑架问题”同等重要的“最优先课题”，不经意间提高了改善两国关系的“门槛”，[6] 同时也注定了吉隆坡会谈的命运。日方所提出的核问题和“绑架问题”均遭到朝方强烈的反对。对于前者，朝方认为这不是日朝谈判的议题，亦即不与日本谈核问题；对于后者，朝方更是主张此问题“业已解决”。这样，此后的日朝邦交正常化谈判不得不围绕这两大中心议题展开，大大增加了改善两国关系的难度。
　　第二次朝核危机的爆发，使本来已经步入良性轨道的日朝关系又偏离了既定的方向。日本指责朝鲜发展核武器，并对朝鲜采取一系列的制裁措施，无论是在深度和广度上，还是在强度上都走在了美国的前面。日本制定的《外汇贸易修正法》无异于掐断了朝鲜获取外汇的一个主要渠道，《特定船舶入港禁止法案》则切断了日朝之间的人员往来。除了经济上的制裁措施外，日本还实行了政治上让朝鲜难以接受的敌对措施，这就是日本推出的《北朝鲜人权侵害对策法案》。这一法案的施行，客观上大大助长了朝鲜“难民”的外逃行为，并为从内部颠覆朝鲜政权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7]
　　目前，日本被核问题和“绑架问题”所束缚，导致日朝关系远远落后于美朝关系。2006年2月，日朝第13轮邦交正常化谈判不欢而散；2007年3月，日朝邦交正常化工作组第一次会议在越南首都河内举行，双方除了确定今后继续会谈外，没有明确下一轮谈判的时间和地点，使之无限期地被搁浅。在此后的六方会谈上，日方一贯坚持不解决绑架问题，就不参与对朝能源援助，就不能实现邦交正常化。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美朝关系却有了戏剧性的变化。2008年5月16日，美国宣布计划在来年向朝鲜提供50万吨的粮食援助。朝鲜提交其核研发“清单”和炸掉宁边核设施冷却塔后，美国又打算将朝鲜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黑名单”中删除，并根据美国的《敌国贸易法》结束对朝鲜实施的制裁。对此，日本表示强烈不满。
　　无论是日朝邦交正常化谈判还是六方会谈框架内的日朝工作组会谈，都成了两国围绕“朝鲜核问题”和“绑架问题”进行唇枪舌剑的角力擂台。目前，美国的对朝核问题政策出现后退收缩，而日本的对朝政策却仍趋于强硬，这使六方会谈的前景蒙上更多的阴影，也使两国邦交正常化谈判陷入了僵局。
　　
　　二、“机遇”大于挑战：六方会谈成为日本实现“政治大国化”战略的平台
　　
　　朝鲜半岛的稳定或动荡直接影响到日本的国家安全，来自朝鲜的核/导弹威胁，一直是日本的心病。每当朝鲜发射导弹，日本的反应就特别敏感，并引发国内的一场“紧张情绪”。日本媒体更是借此施放各种“烟雾弹”，甚至做一些不实报道，尽力将朝鲜“妖魔化”。
　　第二次朝核危机的爆发，更使日朝邦交正常化进程受到严重的打击。对美国而言，朝核危机已成为伊拉克战争后的又一重大挑战。为了避免重蹈克林顿政府的覆辙，布什政府在主张对话解决朝核危机的同时，强调国际社会协调一致的压力，即建立对朝鲜的所谓“国际包围网”。以日美同盟为外交基轴的日本，自然被要求将对朝外交统一到美国的步调上来。这样，在以美朝对立为本质的朝核危机出现转机之前，日朝改善关系只能是“天方夜谭”。[8] 就日朝双边关系来看，朝鲜的核/导弹问题成了日本最大的安全威胁。在《日朝平壤宣言》中，朝鲜表示“计划将冻结导弹试验的期限延长到2003年以后”，[9] 但朝鲜宣布核开发及其后使核危机步步升级的举动，无一不是对这一具有法律效力文件的突破和违反。解决核问题，使朝鲜重新回到《平壤宣言》，也就成了实现日朝邦交正常化的先决条件。
　　朝核问题，对于美国只是一种战略上的威胁，但对日本却是切切实实的威胁。在日本看来，朝核问题对其安全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美朝核争执升级可能引发军事冲突，在日美安保合作体制下，日本难免不被卷入冲突，甚至为战火所波及。作为世界上唯一的核受害国，日本国民尚未从“谈核色变”中“脱敏”。况且，日本早已被纳入朝鲜中程导弹的射程范围之内。因此，对日本来说，卧榻之侧有一个秉持“先军政治”，且拥有核武器的社会主义朝鲜，不能不说是莫大的威胁。其次，日本和朝鲜尚处于敌对关系状态，历史问题和日本人绑架等问题使两国之间的积怨和猜疑日益加深。日朝之间深刻的信任危机，反过来加深了日本对朝鲜核/导弹的恐惧感，增加了日本的“安保危机”。
　　对朝鲜来说，日本一直将日美同盟作为其外交主轴，俨然是美国对朝施压、渗透和颠覆的马前卒，加之历史原因，朝鲜很难消除对日敌意。朝鲜拥有核武器，可以对付韩国发动战争，同时可以摧毁日本以阻止美国加入战争。[10] 2003年6月17日，朝鲜《劳动新闻》发表社论说：“如果战争在朝鲜半岛爆发，战火将迅速蔓延到日本，因为美国将日本作为侵略朝鲜的基地。日本完全参与了美国孤立和抑制朝鲜的政策。”[11] 朝鲜核试验后，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空前高涨，对日强硬也是其凝聚军心民心的一大理由。因此，朝鲜缺乏改善同日本关系的紧迫感和驱动力。出于“逆向思维”，朝鲜曾两次接受日本首相的来访，并在敏感的“绑架问题”上做出巨大让步，以期改善同日本的关系，进而打破美国设置的“国际包围网”。但是，朝鲜不仅一无所获，反而被日本“妖魔化”。因此，在朝鲜看来，在朝美之间的一系列深层次矛盾解决之前，根本不可能指望同日本实现邦交正常化。日朝关系能否正常化取决于核问题的解决和朝美关系正常化谈判的进程。
　　通过朝鲜导弹问题、“绑架问题”及“可疑船只问题”等一系列事件，日本国民越来越意识到朝鲜是影响本国安全与国民生命财产的主要威胁，而朝核问题更使日本感到其安全受到极大的挑战。但是，对日本来说，朝核问题并非只是挑战，也是一次难得的机遇。如今，朝鲜核/导弹问题为日本推动军事大国化提供了借口，而六方会谈则为日本实现“政治大国化”战略提供了平台。
　　1998年8月，朝鲜发射“大浦洞”Ⅰ型导弹后，日本的“防卫族”开始呼吁配备导弹防御系统。日本政府利用这一事件大造舆论，将酝酿已久的《周边事态法》提交国会，并获得了顺利通过。同时，以朝鲜半岛形势紧张为由，立即决定引进4架空中加油机，研发几颗侦查卫星，并与美国共同进行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的相关技术研究。[12] 自1999年以来，日本已经投入上百亿美元与美国开展共同研究和开发导弹防御系统。作为配备这一系统的前期准备，日本在2005年前的两年时间内投资2000亿日元，为4艘宙斯盾级驱逐舰和一个防空部队配备拦截导弹。将来还要为空中自卫队的6个防空部队全部配备拦截导弹，预计总费用将超过1万亿日元，历时10年时间。[13] 2007年3月，日本在东京西部安装了第一个“爱国者－3型”导弹防御系统，并将在2011年3月前在全境完成另外至少9个系统的安装工作。同时，海上自卫队也已在5艘战舰上配备了“宙斯盾”弹道导弹追踪系统，预计在今后几年内陆续在舰艇上安装“标准－3型”拦截导弹，并装备部队。[14] 同年12月，日本海上自卫队在美国夏威夷附近海域进行首次海基导弹拦截实验并获成功，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掌握海基导弹拦截技术的国家。这恐怕是朝鲜“大浦洞”导弹给日本带来的“福音”，也是日本的“防卫族”们所期盼的导弹效应。
　　2003年6月，小泉内阁又借朝核危机推动“有事三法案”先后在众参两院高票通过，完成了历届内阁的“未竟之梦”。“有事三法案”的通过不仅加大与强化了日本首相的权限，还规定了日本有“先发制人”的权利。在2004年底出台的新《防卫大纲》及2005年度《防卫白皮书》中，日本更是大肆渲染朝鲜核/导弹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威胁。尤为严重的是，日本一些政客无视本国宪法极力宣扬“朝鲜核弹的威胁”，借以鼓吹“日本核武装论”，[15]寻求发展核武器以作平衡。根据“有事三法案”、《周边事态法》以及《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有关内容，日本已经摆脱了和平宪法的束缚，同时还“合法地”掌握了攻击他国的主动权。这样，日本离实现“普通国家”只有“改宪”一步之遥，从法理上也恢复了“普通国家”。即使不修改宪法的内容，其有关条文也已经名存实亡了，上述步骤对宪法原则、内容的挑战以及挑战的规模是前所未有的。[16] 对于日本来说，迈向军事大国化是其“防卫政策”的核心，而朝核危机正是为其实现军事大国化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如果说，朝核危机为日本实现军事大国化提供了机遇的话，六方会谈则为其介入东北亚安全事务，进而实现政治大国化提供了平台。其实，日本以朝鲜半岛问题为“平台”介入东北亚安全事务的努力从未间断过。战后日本介入朝鲜半岛事务，都是借助“美日同盟”和“美日韩三国协调体制”的“间接行为”。在长达近20年的日朝邦交正常化谈判中，尽管日本同朝鲜进行过直接交涉，但日本所能参与解决的仅限于日朝双边关系问题，至于多边问题乃至涉及东北亚全局的问题则从未插手过。20世纪90年代发生的两次导弹危机和一次核危机，尽管感到威胁最大的是日本，但它却无法找到同朝鲜展开对话，进而在朝鲜半岛事务中发挥作用的机会。1994年10月美朝《核框架协议》签署后，日本就要求举行中、美、日、俄、朝、韩六方会谈。1998年10月，小渊惠三首相在同金大中总统的会谈中又提议建立包括日俄参加的东北亚安全问题六国“磋商机制”，以共同解决朝鲜半岛问题。但这不过是日本的一厢情愿，并没有得到周边国家的响应。1997年12月至1999年8月举行的中美朝韩四方会谈，又将日本排除在外。这样的局面对一直抱有政治大国梦想的日本来说，显然是难以接受的，以至于日本的智囊们大肆叫嚷要排除中国启动“新四方会谈”，其理由便是为了保证日本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17] 长期处于无权过问朝鲜半岛事务的尴尬状况对于素以特立独行著称的小泉首相来讲，绝对不是心甘情愿的。小泉首相的首次访朝，正是在这一脉络上进行的。在首脑会谈中，小泉首相正式向金正日委员长提出了包括美、中、俄、韩、日、朝在内的东北亚地区六国安全框架协议案，得到了朝鲜领导人的响应。
　　第二次朝核危机爆发后，日本一直表现得十分亢奋，立即向有关国家探询由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和日、韩组成七方会谈解决核危机。[18] 2003年4月中、朝、美北京三方会谈后，日本四处游说，希望能够参与其中。日本还利用东盟地区论坛等机会，极力劝说各国同意日本的主张，让各国共同对朝鲜施压，迫使其重返《核不扩散条约》。在日美首脑会谈时，日本甚至提出了由美、日、韩邀请中、朝参加的多边协商方案。[19] 在7月举行的美、日、韩三国外交部司长级会谈中，日本再次强烈要求参加旨在解决朝核问题的多边会谈，得到美国及有关各方的支持。这样，日本终于如愿以偿地参加了六方会谈，实现了东北亚外交的重大突破。
　　总之，日本巧妙地化挑战为机遇，加快其“军事大国化”步伐；同时将六方会谈作为平台，在实现其“政治大国化”的征途上迈开了历史性的“第一步”。
　　
　　三、日朝关系展望：前途多舛
　　
　　六方会谈为日朝两国解决历史问题以及其他各种“悬案”并实现邦交正常化提供了机遇和平台。但是，日朝关系是整个六方会谈中的薄弱环节。由于过去日本对朝鲜半岛36年的殖民统治和战后60多年的敌对关系，朝鲜人民对日本有一种“天然”的排斥感。
　　日朝改善关系的实质是彻底清算历史问题，但日本至今没有采取任何实际上的赔偿行动。至于核问题，朝鲜并不认为日本是当事者，日本似乎颇有自知自明，亦不在核问题上表现得特别强硬，而且解决问题的诚意远不及其他与会各国。根据“2?13共同文件”精神，日本应该向朝鲜提供5万吨重油，但是，日本坚持在“绑架问题”解决之前不能向朝鲜提供任何援助。不仅如此，日本还要求美国在绑架问题解决之前不要把朝鲜从“支恐国家”名单中删除，从而严重地阻碍了六方会谈的进程，同时激化了同朝鲜之间的矛盾。
　　众所周知，六方会谈的核心目的是探求朝鲜半岛无核化之路，构建东北亚安全机制。然而，日本强行把绑架问题拉入六方会谈的做法，不但遭到朝鲜的强烈反对，也引起其他与会国家的不满，其他各方也都不赞成让六方会谈承载更多的议题。随着日本继续加紧其围绕“绑架问题”的外交活动，朝鲜甚至威胁“如果日本再在六方会谈中提出绑架问题，朝鲜将拒绝日本参加六方会谈”。[20]
　　尽管如此，日本仍然没有放弃努力。既然“绑架问题”与朝鲜弃核没有必然的联系，日本政府就不应把“绑架问题”和经济援助挂起钩来。事实上，日本虽然并不一定真正指望“绑架问题”在六方会谈框架内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但至少已经有所收获：2005年9月第四轮六方会谈的《共同声明》和2007年2月第五轮六方会谈第三阶段会议的《共同文件》都写进了“朝日双方将开始双边对话，旨在根据《日朝平壤宣言》在清算不幸历史和妥善处理有关悬案的基础上采取步骤实现邦交正常化”的内容。尽管文件中没有使用“绑架问题”的字眼，而是代之以“有关悬案”，但在事实上，“绑架问题”与清算历史问题已成为可以相提并论的话题；历来处于“加害者”地位的日本，也有了以“被害者”身份提出要求的资格。同时，由于日朝关系正常化工作组的成立，日本进一步稳定了自己在六方会谈中的地位。
　　从绑架事件的演变过程来看，与其说日本是在“努力解决绑架问题”，还不如说是在刻意地扩大和利用“绑架问题”，尽量使“绑架问题”与历史问题同时解决，以彻底卸掉沉重的“历史包袱”，这正是日本的真正意图所在。因此，很难想象朝鲜会就日本提出的“绑架问题”再作让步。在未来的新一轮六方会谈中，尽管日本仍将延续其“捆绑解决”的方针，但朝鲜也将不会改变其“绑架问题已经解决”、“没有再谈的必要”的立场，更不会再接受日方追加的“失踪人员名单”。
　　对于美国的东北亚战略利益而言，虽然可以对盟友的立场给予适当支持，但促使朝鲜放弃核开发的问题无疑更为重要。一旦朝方因日本在“绑架问题”上的纠缠而再次提出“退会”的威胁，美国的取舍将不言自明。目前，美朝关系急剧“升温”，而日本在朝鲜外交中的地位却不断下降，朝鲜对改善两国关系的态度日趋冷淡。尽管如此，基于自身的战略利益，日本仍将利用六方会谈这一平台，试图把“绑架、安保、建交”三大课题“捆绑解决”，以扩大其在朝鲜半岛的影响，最终实现其“政治大国化”战略目标。
　　无论是从政治、经济还是安全保障的角度出发，日朝关系的改善都对两国具有重要的意义。就目前来看，除了双方都要顾及美国因素的影响之外，日朝邦交正常化谈判能否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关键在于日本方面的态度。无论“绑架问题”如何扩大化，“彻底清算历史”仍然是日朝关系正常化的最根本问题。
　　
　　注释：
　　[1] [日]《朝日新闻》，1989年3月30日。
　　[2] [日]小此木政夫：“南北关系的进展与日本的对策”，载《国际政治》第92号。
　　[3] 新华社东京，1996年6月24日日文电。
　　[4] 1997年2月发生“黄长烨亡命”事件、3月朝鲜前特工安明进在日本国会做有关朝鲜绑架日本人的证词、同年4月曝光朝鲜货船走私麻药事件、1998年8月朝鲜发射“大浦洞”Ⅰ型导弹、1999年3月在日本新?海域发现两艘被认定为朝鲜的可疑船只。
　　[5] [日]《东京新闻》，2002年10月21日。
　　[6] [日]《每日新闻》，2003年5月24日。
　　[7]“小泉剧场最后一幕，通常国会闭幕遗留问题众多”，载[日]《中文导报》2006年6月22日。
　　[8] 华晓蕾：“平壤宣言签订已一年，媒体称日朝关系仍举步维艰”，载《法制日报》2003年9月18日。
　　[9]“朝日首脑首次举行会谈”，载《人民日报》2002年9月18日。
　　[10] 刘鸣：“朝鲜核试验与六方会谈：评估与展望”，载《国际观察》2007年第3期。
　　[11] http://www.省略, 2003年6月17日，《中国日报》网站。
　　[12] [日]防卫研究所编：《东亚战略概观》，2000年，第61页。
　　[13] 苏海河：“日本借朝核危机搞军事突破，将装备导弹防御系统”，载《中国青年报》2003年7月18日。
　　[14] 欧叶：“日本再次安装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中国日报网》2007年12月4日。
　　[15] 胡继平：“日本核武装？”，载《现代国际关系》2003年第9期。
　　[16] 张玉国：“日本的有事法制：历史、现实、未来”，载《东北亚论坛》2003年第1期。
　　[17] [日]武贞秀士：《可怕的战略家金正日》，PHP研究所，2001年，第181页。
　　[18] [日]《每日新闻》，2003年1月12日。
　　[19] 孙承：《日本与东亚：一个变化的时代》，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448页。
　　[20] 腾讯新闻，“朝鲜称如日本再提绑架问题将拒绝日本参加六方会谈”，2004年2月14日，
　　http://news.省略/a/20040214/000404.htm
　　（作者简介：吉林延边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延吉，133002）
　　收稿日期：2008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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