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面富人】 富人思维

　　5月25日6时20分,19岁的李海停止了呼吸。 　　这位来自湖南醴陵的少年,在富士康科技集团观澜园区华南培训中心坠楼身亡,入职42天。 　　在这个拥有80万员工、全世界规模最大的代工企业里,自杀者如同锈蚀的螺钉,从富士康高速运行的生产线上掉了下来,把“代工大王”卷入危机。
　　“噩运好像在考验着我们的经营。但是我们有企业的功能,没有社会的职能。” 富士康科技集团总裁郭台铭的回答冷静。很多人开始问:郭台铭不是慈善家吗?
　　
　　 郭台铭其人
　　
　　2008年7月,在与现任妻子曾馨莹的订婚宴上,郭台铭宣布,他将捐出90%的个人名下财产用于慈善事业,约合390亿人民币。一夜之间郭台铭成为声名直追巴菲特和盖茨的超级慈善家。相比捐赠的大手笔,两人的订婚仪式却秉承了简约主义,只开了4席招待至亲。郭台铭称:“我不会把钱花在个人享受的领域,我比较有兴趣把钱投在为大众谋利的领域。”
　　今年整整60岁的郭台铭,据说身家32亿美元,位居台湾首富,是台湾第一大企业鸿海精密、华人第一大民营科技集团富士康科技集团,以及永龄文教慈善基金会创办人。台湾科技界称其为“枭雄”。他用人方面的口头禅是:“不管高科技还是低科技,会赚钱的就是好科技。”
　　从一个在仓库里生产电视机零部件的制造商,发展成为全球电子产品“代工大王”,在郭台铭创办的富士康里,生产是“表格化”的。在这个数十万人聚集的地方,所有的一切,服从的只有一个逻辑:效率。
　　在效率的背后,存在一个巨大的问号:在富士康,人是什么?
　　富士康龙华园区,有一家小书店。店里的员工说,这里畅销的一直是《全中国最穷的小伙子发财日记》之类的书。许许多多的农民工抱着青春的梦想进入了富士康。在他们将梦想融入“科学细分”的生产环节、生活环节后,富士康实现了爆发式增长,工厂规模不断扩大。但这些财富,只代表了企业的兴盛,富士康普工的价值就是每个月不到2000元的薪水。
　　就在跳楼事件一次次将富士康推上“血汗工厂”的舆论巅峰时,4月19日上午,富士康宣布向青海玉树地震灾区捐赠首期善款3000万元人民币,其中富士康集团2000万元,郭台铭个人1000万元。数目之大、反应之快,令人感佩。
　　但这被远远抛出的爱心,富士康的员工卢新却没有感受到丝毫温度。5月6日,卢新,又一个年轻的生命在富士康消失。郭台铭委托富士康副总裁何友成请来3位五台山高僧作法事,祈求公司平静。网友指责郭不找寻自杀背后的制度和文化根源,不关注员工的切身感受,“不问苍生问鬼神”。
　　郭台铭强调,“自己是背了12个十字架”,承认没有管理周全的瑕疵,但公司本身并没有责任。6月8日,继宣布富士康大幅加薪后,郭台铭在鸿海股东会上宣布,已停止所有死亡抚恤金的发放。郭认为,之前对自杀者赔偿过高,结果变相成为一种对自杀者的奖励。
　　
　　 被异化的企业社会责任
　　
　　富士康事件后,“地板工资”成了一个新名词。它指一些企业近年来规模、效益逐年递增,但农民工的工资水平还和10年前差不多,这些企业大都按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给农民工发薪水。经济学家对此的辩护看上去要严正得多:身逢全球化,企业家和包括他们为压低报价和提高竞争力而创造出的企业管理学,仅仅是遵循了客观规律。
　　“这种资本无道德,财富非伦理,为富可以不仁的经济理论和商业实践,中国社会已经不能容忍。”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思危撰文指出,“中国企业正面临企业社会责任的挑战性考验。”
　　要理解成思危这番话的中国背景并不难。民间志愿者曾飞洋曾做过关于工伤的调查:珠江三角洲每一年仅冲床工人发生的断指就有3万起,而此前对深圳800万农民工的调查,每5个人就有1个人受过工伤或者有职业病。我国由于生产安全问题每天死亡320人。其他如苏丹红食品安全事件、环境污染事件、农民工欠薪事件、令人望价兴叹的药品等已成为企业无法回避的硬伤。
　　改革开放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和经济快速发展,一批个人和企业在短短的十几年内完成了财富积累和资本扩张。以企业家为代表的富人群体迅速崛起,他们急切地渴望使自己连同自己的财富获得社会认同。在这个问题上,房地产大鳄丝毫不甘人后,但有人指责中国房地产行业是“纳税侏儒”。
　　这一说法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05年。当年发布的“2004年度中国纳税500强企业排行榜”中,没有一家房地产企业进入前300位。这与 “2005中国内地慈善家排行榜”房地产开发商在前十位中占了7个席位形成鲜明对比。
　　开发商究竟是“为富不仁”的“纳税侏儒”,还是像他们自己所说的,是默默奉献的公益典范?
　　北京市地税局决定拿“证据”说话。据其称,从2003年到2005年的3年中,该局对北京1103家房地产开发企业进行了纳税检查,共发现有问题企业725家,有问题率为66%。其中千万元以上大案24件,总计追缴税款达10.05亿元。
　　目前我国正在形成三个层次的财富分配体制:第一层次以市场分配、劳动所得报酬为主,目的是提高效率;第二层次以国家财政税收及其再分配为主,实施国家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目的是促进社会公平;第三层次就是社会慈善活动,鼓励先富的人在自愿的基础上,拿出部分财富,通过慈善等方式,来帮助弱势群体。
　　如果财富的第一次和第二次分配失衡,第三次分配的价值又在哪里?
　　慈善榜的编者胡润将富人做慈善事业的动因归纳为三类:一类是以前家境贫寒,在富裕之后的确有回馈社会帮助穷苦的想法;另一类是为了自己公司的产品进行宣传而捐赠实物;还有一类是为了获取其他方面的好处,比如一些房地产企业,会为某件事情捐钱给政府,以换取某块土地更便宜的价格等。
　　据说,在台湾的语境中,企业和富人自身的慈善行为基本上是分离的。但大陆人眼中的企业和富人难解难分,公众很难不问化身善款的财富其前世今生。
　　
　　 慈善的尊严
　　
　　据胡润百富的统计数据,2009年全国的千万富豪大概87.5万个,其中亿万富豪5.5万个,十亿以上的富豪和百亿以上的富豪分别是1900位和140位。从全国经济发展总量来看,中国内地富豪拥有的社会财富在80%以上,个人财富积累已经远远超过原来预计,但对慈善事业的捐赠却小于15%。对于这些稀有的慷慨富人,公众多少应该给点鼓励的掌声。但有受访者不客气地指出:“如果有逃税、生产劣质产品这些违法行为,这个企业、这个老板是没有资格做慈善事业的。”
　　北京科技大学管理学院教授赵晓认为,市场经济只有建立在健全的道德或者说财富伦理与市场伦理的基础上,才如同建立在磐石之上。“否则,我们不知道,哪一天诚信的大厦会倒塌。”
　　不少人呼吁,NGO等社会第三部门的责任不仅仅是帮助企业散财,同样要助力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政府应当尽快修补健全相关政策法规,规范企业的行为,让富豪们切实认识到“能力越大,责任越大”的现实意义。
　　富人作为一个现实的群体,或者说形成一个阶层,并非只是一个资本概念,而更是一个社会学概念。温家宝总理曾握着内地首善陈光标的手说:“要做一个有良知、有感情、有道德、有灵魂的企业家。企业家身上要流淌着道德的血液,不能光流淌着利润的血液。”
　　随着富人群体的崛起,越来越必要告诉社会一个十分清晰的财富观,也就是卡耐基先生多少年前提出的“财富就是责任”这个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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