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官及子女们的慈善路径|高官的子女都在干什么

　　退休高官们告别了各自的政治生涯，在慈善这个新的职场起点，他们有可能利用多年来积累的政治资源，提高和现任政府官员谈判的地位，从而为慈善组织的发展争取更多的权利，推动中国慈善环境的开放和优化。
　　
　　在新中国建国62年来，从没有哪个时代像现在这样，慈善被高度重视，甚至国家最高领导人出席中华慈善大会，这无疑给慈善工作者们打足了气。来自官方的肯定，也使得越来越多人投身到这个事业中来。但很多人并不知道，其实中国的慈善事业背后都有若隐若现的退休高官的身影。
　　
　　一个退休高官的慈善样本
　　
　　两个多月前，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理事长许嘉璐先生，出席了一个在北京国际饭店举行的慈善活动。
　　该活动是由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中国妇女杂志社发起的“大爱中华――中国爱心女企业家”推举评选活动。许嘉璐在启动式上说：“之所以决定评选爱心女企业家，就是要给做出了杰出的慈善事业的女企业家们一个定位，表达社会对她们的称赞，用她们的榜样感召更多的人投身到慈善事业里来。”许嘉璐的倡议得到了与会者的热烈响应。
　　作为曾经的政府高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许嘉璐，早已习惯了参加各类政府会议及座谈会，但参加慈善活动却是他近来的主流。
　　此外，在近两年许嘉璐接受的访谈中，聊及慈善的话题越来越多，这与他以前经常谈的更宏大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不同，他甚至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我现在的唯一身份就是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的理事长。”
　　3年前，对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许嘉璐而言，从事慈善事业并非其退休生活的题中应有之义。2008年3月，许嘉璐在退休前夕面对凤凰卫视主持人吴小莉的提问表示，退出公职之后将有更多时间投身学术。不过，在退休一年后，经民政部斡旋，许嘉璐出面担任了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领导职务。
　　对于这个谁都没有料到的变化和选择，许嘉璐在事后透露了自己的心路历程。
　　许嘉璐从小住在北京城，那时正是风雨飘摇的时代，进城的乞讨者特别多，但是那时的乞讨者大多不进门，只在门外，许嘉璐的母亲就会让许嘉璐拿上窝头或盛一碗米给那些乞讨者，乞讨者们也会鞠躬说声谢谢。这给许嘉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再后来，许嘉璐看到不少乡绅也经常为穷人施粥，这时中国古代传统的慈善意识刚刚在他心里扎根，但并未生长。
　　新中国建立后，由于主流意识形态对慈善事业的偏见，导致慈善事业在中国发展缓慢。但是，许嘉璐在实际工作中，却看到了很多触发内心的现实问题。“真正有慈善的想法是在从政以后。因为工作需要，会常常到偏远地区和农村去接触各种现实问题，每次碰到困难家庭，腿会走不动。可是我在任上也不能全心去做这个慈善工作。退下来之前，民政部请我去做基金会，所以我去了。”许嘉璐说。
　　在投入新的工作之初，许嘉璐和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的初始资金赞助人刘婷女士有过详细的商讨。首先是公信力问题，这对中国慈善组织来说，是个大问题。
　　“我曾经资助某个贫困地区15名孩子读书，当时就要求当地教育部门给我提供15个孩子的名字，这样我就按照一学期的费用给他们汇钱过去。后来，一个孩子给我来了信，我还写了回信，但其他的孩子都没有。到第二年我要给他们汇钱时，让秘书打了个电话，希望当地教育部门把孩子名单寄过来，可是我们发现这次名单上的姓名跟之前那次不一样啊。我想，他们可能是随便拿个名单来要钱吧。只有那个回信的孩子我能肯定他收到了我的钱，其他的人到底是什么情况我就不知道了。”许嘉璐颇为感慨，“这就是慈善的公信力问题。公信力不解决，所有的基金会都要受怀疑。”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开通了一个网站，将受资助人的资料全部在网上公布，资助者可以自由选择要捐赠的方式，捐给基金会或者直接捐给当地，也可以自由选择捐给哪一个人。捐赠后，由当地的民政部门给资助者回执，这些资料也会在网上查到。
　　“这就是所谓的透明化运作，我们基金会是唯一一个这样做的。”许嘉璐有些自豪地说。
　　在慈善问题中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如何有效救助?
　　民政部的数据显示，每年在社会救助方面民政部经手的资金有180亿元，但这是政府行为，政府行为的一个特点是――一刀切，这就使得很多单个家庭和个人的需求得不到满足。
　　“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许嘉璐表示，“这叫查漏补缺。”
　　该基金会网站显示，除许嘉璐担任理事长外，商界人士刘婷(基金会发起人之一)、耿志远(国务院原副总理耿飚之子)担任副理事长，潘石屹等商界名流也加入进来，成为理事，而凤凰卫视的总裁刘长乐以及一些政府公职人员也主动加入，为基金会的发展出力。显然，许嘉璐的高官背景给这个基金会带来了诸多便利。
　　
　　高官慈善的连锁效应
　　
　　一位业内人士称，退休高官从事慈善事业，可以说是与中国的社会特色有关。长期的意识形态束缚，使得改革开放之初，普通人仍然没有可能从事慈善事业。虽然后来政治环境进一步宽松，但是在申请慈善组织注册时，仍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想取得相应的资质，有个高官背景仍然是最佳选择。
　　中华慈善总会主要是依托于民政部建立的，中国青少年基金会是从团中央分化而来的，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脱胎于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等，真正来自民间的大规模慈善团体极少，而且资源有限。“中”字头的这些慈善组织一般都要有国务院副总理级别的高官挂职或任职，高官在其中所发挥的政治影响力是举足轻重的。
　　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之所以能与政府配合默契，不得不说得益于许嘉璐原来的高官身份和积攒的人脉。在目前的情形下，要想获得较好的社会效益，有个不错的政府关系，对于所从事的工作大有裨益。
　　许嘉璐只是一个慈善样本，在其他慈善组织里，也都或多或少能看到退休高官的影子。
　　自2004年成立以来，天津桑梓助学基金会一直通过每年8月在信用联社提取银行利息的方式为贫困学生提供助学金。但时隔5年，随着基金会的发展壮大，“成长的烦恼”也如期而至。
　　这个烦恼就是申请助学名单上的名字陡然翻番之后，该基金会银行账户数字显得不再宽裕。“基金会当然想为符合申请条件的所有学生提供助学金，然而我们的资金有限。”基金会秘书长张景源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这一情况反馈到了基金会的发起人、中央政治局前常委李瑞环的耳中。几年前基金会成立之初，李瑞环曾说过，“争取每年都捐，稿费不够了，我想办法”。结果，李瑞环拿出收藏的字画拍得上千万元人民币捐给了基金会。
　　对于已从政治舞台谢幕7年、直言“退休意味着解脱”的李瑞环而言，目前深居简出的生活里，除了偶尔外出观赏网球比赛、听京剧、以字会友，基金会的运作是他最为操心的工作了。
　　据张景源透露，李瑞环曾10次阅批基金会送来的工作汇报，并通过其在天津时期的 秘书、基金会名誉会长方放向基金会转达具体工作意见。
　　在李瑞环的慈善路途上，如果说有着深刻的童年记忆，并不为过。李瑞环小时候读书不多，家里太穷，用买油条的钱买书都会被打，而母亲边打边哭着说：“不是不让你买书，我们家穷，咋送你读书?”这是李瑞环的最大遗憾，所以他不希望现在还有孩子读不起书。
　　与李瑞环的情况不同，第二代党的领导核心邓小平同志，也一直在低调从事慈善事业，甚至影响到全家人。
　　一个事实是，邓小平发起创立了中国宋庆龄基金会，而且亲自出任名誉会长，这个职务伴随他一生。这让作为中国改革设计师的邓小平同志，在慈善道路上开了先河。
　　虽然在大的政策方面，邓家颇为高调，但在实际操作方面，却显得低调之极。据1990年代《中国青年报》报道，邓小平多次委托其办公室秘书“以一个老共产党员”的身份向“希望工程”捐款，后来被“希望工程”工作人员尾随，跟至一个僻静路口，工作人员记下了车牌号，多方打听才知道是邓小平的日常用车。
　　
　　职场外的慈善传承
　　
　　高官们不仅退休后投入到慈善事业中来，还言传身教地感染着身边人。邓小平夫人卓琳的晚年生活，大多是听戏，还喜欢听评书。但慈善却是她最为热衷的，她经常在饭桌上问孩子们：“你们捐了吗?”
　　对卓琳老人的最后一次公开报道，是在汶川大地震时：中国红十字会证实，5月13日和5月14日，卓琳的家人连续两天匿名捐款后，5月15日，卓琳老人又拿出自己积蓄多年、不足10万元的工资，准备全部捐出。老人还特地向家人筹措了部分资金，凑足10万元的整数，而所借部分将从她日后的工资里扣除。
　　现在红二代乃至红三代们接班了，他们中不少人投身到中国的慈善事业中来。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便是在父亲的影响下，较早地看到了慈善事业的作用和意义，在1980年代发起了“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在时任民政部部长崔乃夫看来，这个基金会虽然没有特别之处，但是开了时代先河。
　　作为邓家的第三代传人，邓小平的外孙女卓?，也是慈善活动的焦点人物。从2003年开始，卓?每年组织一次“集善嘉年华”活动。该活动之高调令世人瞠目，凡是参加此活动的名流政要都要花钱购买席位，此收入所得都将用于慈善事业。该活动参加者规格之高同样令人瞠目，2009年年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出席了活动。在慈善圈，卓?一时声名鹊起。这个从17岁就前往美国学习的红色后代，显然在行为方式上更具有自己的特色。
　　与退休高官的低调慈善不同，红二代和红三代们更愿意高调且频繁地出席慈善活动。同卓?一样，更多的红色后代也都加入到慈善活动中来，这些人甚至构成了一个独特的群体。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委员长万里的孙女万宝宝，不仅频繁参与慈善活动更是赢得了“红色名媛”的称号。“我觉得有太多的弱势群体需要关心，而关心孩子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小孩本来就很可爱招人喜欢，被他们叫姐姐，他们围着你一起说笑，我觉得是很幸福的一件事。帮助这些孩子我都不觉得我付出了什么，感觉像帮了自己一样。”在被记者追问做慈善的感受时，万宝宝如是说。
　　国务院原总理李鹏的女儿李小琳一向行事高调，在慈善事业上也不例外。其每年6月1日过生日都要举办“慈善日”活动，款项用来救助残疾患病儿童。早在2007年，李小琳就赞助并亲自策划“同一首歌――六一走进儿童医院”慈善晚会。据称该晚会的标志由她亲手设计，标题“爱的心愿”是李小琳的手书，主持人朱军压轴朗诵的诗歌，也是她本人的原创。
　　这个被外界称为亚洲女电王的高官之后，一方面高调展示自己，一方面也高调做着慈善，毫不顾忌舆论的品评。据李小琳说，她的职业和事业不同，她的职业是中电国际总裁，事业却是要做一个救苦救难的慈善家。
　　红色后代参与慈善的行为方式多样化，但都有着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比较高调，与父辈们低调慈善相比，甚至显得有些张扬。红色后代们没有父辈们的政治压力，所以在本质上他们更像现代慈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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