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中的语言暴力现象初探】新闻传播学大学排名

　　【摘要】当前，无论是在报纸、广播电视上还是在虚拟的网络空间里，语言暴力的现象随处可见。语言暴力不仅会影响人们的理性思考，也会危害社会的和谐，更可能会转化为行为暴力。本文试图从语言暴力现象产生的原因、危害性、以及消除语言暴力的重要性等几个方面谈一下语言暴力与新闻传播之间的互制关系。
　　【关键词】语言暴力 新闻传播 破坏性
　　
　　前不久，在以CNN主持人卡弗蒂为代表的西方媒体们将中国“西藏问题”歪曲为“人权问题”，将中国制造中伤为“垃圾”，将中国人民诬蔑为“暴民和匪徒”时，实际上，他们已经将新闻信息演变为一种语言暴力和话语霸权，这种令人震惊的语言暴力的破坏性不言而喻。而诸如此类的在新闻报道中出现的语言暴力问题在当今社会已是屡见不鲜，新闻报道中的语言暴力现象已经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通常，语言暴力泛指一切对他人产生某种支配力和影响力的言语，是诉诸语言的暴力行为，具有伤及他人情感、自尊和侮辱心灵的力量。①古人云：“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只有言、德相协才是完美的人格境界，古人很讲求言语方面的道德准则，强调语言要“言礼”、“言仁”、“言忠”、“言信”，其中“言仁”中的“仁”指的是“爱人”，与“爱人”相悖的言语行为包括巧言、佞、讪、伪以及道听途说，分别指的是毁谤、利用语言对他人进行人身攻击，或言而不实，或超越自己的地位、身份的言语行为都是为人们所厌恶的②。这和我们今天所讲的语言暴力倒很有异曲同工之处，可以算是批判语言暴力最早的说法。由此可见在中国古代，人们对于言语的要求已经上升到一个很高的道德标准，它不仅牵涉到一个人的修养，也是调节人际关系、标示功德的一个重要手段和标准；而随着现今语言暴力化的倾向开始充斥着整个媒介，使得媒体逐渐充当起了一个道德判官的角色。新闻媒体只有客观报道、客观评论的权利，而没有根据一己之倾向“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权利，更没有实施语言暴力的权力。我们可以从语言暴力所依托的媒介来看一下其消极破坏的一面：
　　1、纸质媒介：以报纸为例，在铺天盖地的新闻报道中，我们可以经常性地看到各种各样带有歧视性的语言见诸报端，诸如以下几则新闻报道的标题是这样写的：《农民致富跳龙门高升成了城里人》，似乎农民办了城镇户口成为城里人就是“高升”？《两矮人创业卖烧饼 自比武大郎》，将对方的生理缺陷毫不隐晦地置于受众眼前，让人看了很不舒服。《上海青年报》曾用过不小的篇幅刊登报道对外来打工人员的饭食问题进行的深入调查，揭露了并不罕见的外来打工人员吃劣质饭食的事实，文章表现了相当的人文关怀精神，但标题看了让人觉得很不舒服：《打工仔吃的是什么？》，“打工仔”的字眼令人刺眼，久而久之这个词语几乎约定俗成地成为了素质低、不雅观、不文明的代名词，严重伤害了外来务工人员的情感和人格，而充斥着新闻媒体的大量关于描述都市农民工形象的报道中，媒体将其表述为“社会闲杂人员”、“盲流”等，直接导致了农民工形象的被贴标签，这种隐性的中伤要比直接的口头暴力来得更为泛滥，其造成的后果也更加严重。
　　2、电子媒介：以广播电视为例，2004年9月4日，某电视台某栏目，在对俄罗斯别斯兰人质危机事件的报道中，滚动播出有奖竞猜人质死亡人数。有奖问答的题目是：俄罗斯人质危机目前共造成多少人死亡？下列哪一个选项是正确的：A、402人B、338人C、322人D、302人。还有一则事例，某名胜发生车祸，一辆轿车坠落悬崖，所幸有大树将其卡住，未掉入百丈深渊，我们的某电台主持人是这样解说这条新闻的：主持人A：“游人都在尖叫：‘看啦，在拍电影啦！’好刺激呀！”主持人B：“像在拍《生死时速》的续集！”主持人A：“司机从车中爬出来，满脸鲜血，问道‘我还活着吗’？”两主持人大笑……拿别人的生命来开涮换取自己的开怀一笑，让所有有良知的观众和听众都不寒而栗，我们不禁想问一句“他们还有人性吗？”这种赤裸裸的语言暴力侵害不仅伤害了当事人的情感，体现了一种堕落商业化倾向的媒介生存状况。
　　3、新兴媒介：网络被称之为“第四媒体”，网站、BBS论坛、博客以及QQ的语言暴力泛滥且贻害无穷，“傻逼”、“人渣”、“变态”等这样血淋淋、侵犯人格尊严的字眼层出不穷，人与人之间相互的谩骂与攻击已经演变成一场口水大战，特别是对于名人、明星的人身攻击现象尤为突显，如网络上对某些作家导演的人身攻击，说“某某导演就是一个‘装修大师’”，“红学家全是考证索引派，都不是正常文学评论”等等；而最近，随着“铜须门”事件、“很黄很暴力”事件、“艳照门”事件、“三三七七”等事件在网络上愈演愈烈，网民的道德审判、恶搞谩骂形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如洪水猛兽般的全民参与以致全民狂欢的“网络暴力”现象，网民对事件中的当事人可以任意口诛笔伐，有的还挖掘当事人的真实身份，劲爆他们的隐私话题，从中去获得快感。有学者指出“所谓暴力的语言，我并不是说，这种语言一定是血淋淋的，相反，它们可能很文雅，至少它们肯定显得十分正义凛然。”而这样的“网络暴力”现象很明显是诉诸后者。当今社会是一个百家争鸣、有着多元文化价值观的时代，各人有各人不同的见解和观点，“争鸣是好事，但不能将争鸣变成人身攻击”。
　　传媒语言暴力是社会语言暴力的组成部分，有着深层的社会、政治、文化原因，而其中政治的语言暴力是形成社会语言暴力的一个重要因素。解放后，从反右到“土改”再到“文化大革命”，特别是“文革”时期，传媒语言暴力是政治斗争的直接“映射”，是政治斗争的“传声筒”，“打”、“批”、“斗”、“砸”、“破”等字眼都是当时报刊上的高频字眼，而一些明显带有人身攻击、侮辱色彩的词语更以革命的名义堂而皇之地使用，如“臭老九”、“黑五类”、“反革命”、“牛鬼蛇神”等，所谓人言可畏，语言直接成了阶级斗争的工具。然而时过境迁，随着“文革”的结束，“阶级斗争论”退出历史舞台，这场语言暴力渐趋势微，但是“文革”式语言已经成为汉语的“隐疾”，时时复萌。其次，当语言暴力在变成语言公害的过程中，传媒也是罪魁祸首之一。翻开报纸，打开电视或是上网冲浪，满眼暴力化的语言无处不在，有些媒体在其中不仅没有起到规范语言文明的作用，反而成了语言暴力化的助推器，这和媒介市场化的定位是有直接联系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业化的媒介内容更倾向于消遣与娱乐，满足受众的口味和需求是盈利的关键，通过“骂战”、“挑起事端”等炒作手段来吸引眼球，似乎在媒介用来已经是信手拈来，同时这也反映了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道德及文化的嬗变，也是精英文化势力衰弱和市井文化高涨的表现。再次，职业道德感的缺失也是引发语言暴力的源头之一，一些媒体记者或者采访时采取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对采访对象缺乏应有的平等意识，缺乏应有的礼貌与尊重；或者动辄对采访对象以“曝光”相要挟，逼迫人家违背自己意愿“配合采访”；或者不顾客观事实，凭个人好恶臧否人物事物，或“捧”或“棒”，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给语言暴力的存在提供了滋生它的土壤。语言暴力不仅会影响人们的理性思考，也会危害社会的和谐，更会转化为行为暴力，消除语言暴力的行动已经势在必行。
　　首先，从主观上来讲，媒体应该加强自律，强调社会责任，把贯彻履行媒介专业主义的精神进行到底，我们的新闻报道，一个词汇、一种声调，都会迅速转变为一种“传播表情”――热情的或是冷漠的，亲和的还是轻慢的，很能展现一家媒体的人文底色和人文的精神，所谓人文精神就是人之为人的最基本道德操守，就是对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的价值观的自觉守望，媒体应在此观念的指引下尊重他人、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把笔杆向弱势群体倾斜，维护他们的“话语权”，多为公众谋福利。
　　其次，从客观上来讲，加强“公共空间”的建设迫在眉睫，所谓“公共领域”是指介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一个公共空间，公民们可以假定在这个空间中自由参加公共事务而不受干涉，而能体现这种“公共领域”要旨的就是所谓的行业组织建设，如美国的新闻评议会就是其中一种典型自愿性、介于公众和大众媒介之间的组织。它的主要活动是定期不定期召开会议，对新闻媒介及其活动进行评估，并将评议结果公开发表，对新闻界的不良影响施加道义上的影响，通过此举加强了新闻界的自律，这其实也是从外部条件下对媒介加以的监督。③
　　消除传媒语言暴力化的道路是任重而道远的，现任搜狐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的张朝阳曾在搜狐主页提交的一篇名为《互联网时代的语言暴力》的文章中说道，互联网的语言暴力如同狮子的血盆大口，在过去的几年中使一大批人或公司或组织成为其牺牲品，这种态势还在继续，估计还需要五到十年的时间，狮子的大口被更多的牺牲品填饱，公众可能开始集体反思：我们当年对某某人或某某事是不是太残酷了点？公众将学会以精细的眼光来看网上爆出的各种事情，一种平衡和谐的状态将会被达到。而无论是在网络上或是推演到其它媒介上，这种和谐状态的到来还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的努力。④
　　
　　参考文献
　　①俞香顺《传媒、语言、社会》第172―175 新华出版社 2005年版
　　②陈汝东 《语言伦理学》第29―35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
　　③丹尼斯?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第154―155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④张朝阳《警惕互联网的语言暴力》，载于人民网，2006―02―02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06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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