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州头条新闻抓60人 抓头条新闻的一点体会

　　我写的《“何头条”解读――头条新闻的捕捉与写作》一书出版后，新闻界同仁和一些爱好新闻写作的朋友，要我谈谈抓头条新闻的“诀窍”。为此还应邀去了几所大学讲了“这一课”。 　　原本没有写这本书的打算，都是些事过境迁的东西，别说读者不看，就连我自己也不会再翻了。尽管10多年前报社的领导和朋友都建议我将这些头条汇集成书，说这不只是你个人对社会贡献的记录，也是《法制日报》对社会贡献的记录，但仍激不起成书的热情。后来之所以成书，那是两个方面的原因促成的。
　　有几位同行问我：“怎么你自己在许多发稿单上批自己的稿件应该上头条就都能上头条呢？这有什么诀窍？”也有的说：“像《法制日报》这样中央级大报每天的收稿量很大，不可能靠关系上稿，靠关系，即使外行看不出来，报社许多环节也通不过啊！你应该把你的采写经验介绍介绍，起码对初上新闻路和热爱新闻写作的人起到一些引导作用吧！”
　　朋友们的提问和建议是真诚的。想起自己当年初踏入新闻战线时的迷茫，才开始考虑成书。在学生时代，我从高中到大学都经常向报社投稿，但采用很低，就是见报了，那也是凑版面的东西，没有什么份量可言。1973年初，我从农业战线转战新闻战线，从事专职新闻工作至今已有30多个年头了。在这30多年里，之所以能走出“迷茫”，从“问人写什么”到自己决定写什么，确实是苦学的结果。说实话，就是正式从事新闻工作后，我大约还有5年时间的“迷茫期”，在这5年里，始终弄不明白，就在同一个楼层办公的《安徽日报》社驻池州记者站的疏子卢站长，一出去采访，几天稿子就见报了，几乎是百发百中！经常暗暗发问：他怎么知道这就是一个新闻？他怎么知道这则新闻一发就能见报？那时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所以每次出去采访前都请他给我出个题目。但这也不是一个长久之计啊，总是拽着人家的手走路，何时才能独立行走呢？怎么办？自己不行人家行，人家为什么行？于是就研究别人发表的一篇篇新闻。为了尽快摸上门路，经常是整个通宵琢磨人家的文章，夏天就是到晚上10多钟仍凉不下来，周围邻居都到外面乘凉，我呢？为避开外面声响干扰，紧关门窗，蚊子多就将双腿插入装满凉水的水桶里，门窗紧闭的房间被蚊烟熏成一片大雾，头晕眼流泪！尽管这样，仍坚持着研究《人民日报》、《安徽日报》等报刊的一些报道。可当时走了一点弯路，只一味的研究人家的写法，看了报纸上一则新闻的题目后，先不看内容，就这个题目先考虑自己该怎么写，怎么开头，怎么收尾，重点写什么等等，想好了自己的思路之后再与人家的写法做比较。其实，一篇文章10个人就会有10种写法，总是按人家的模式反而形不成自己的特色，关键是怎么“抓新闻”。
　　究竟怎么“抓新闻”？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都是政治运动年代，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媒体呢?大大小小的媒体都是跟着运动走，一个运动开始，就要宣传它的重大意义，开展这个运动的重要性、必要性，以后就找跟运动跟的比较紧的典型单位、典型人物和典型事件进行报道，后期就报道运动的“伟大成果”。这基本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律。从多次运动的报道中，我摸到了门路：写新闻要紧跟形势！也就是说，经过5年的摸索，终于甩掉了“抓手”，独立行走，上了路！当然，这说的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话，当今不搞运动了，当然用不上那规律了，也许是从事新闻时间长的缘故吧，终于有摸到了路子：不抓运动规律抓“问题”。
　　如何抓问题？当然，要明白如何抓问题首先就要弄明白什么算是问题，概括地说就是抓大环境、大背景下社会上普遍存在的问题。要抓住社会上普遍存在的问题，也就是“社会问题”，那首先必须不断地学习党的方针路线和政策，明白党和国家在这一段时间内提倡什么，支持什么，反对什么，同时还要准确地掌握各地、各方面的信息。《法制日报》每年都要开一次全国记者站工作会议，在多次会议上分管主编和记者部主任都要我介绍抓头条新闻的经验，其实说来说去就是4个字：“研究社会。”只有不断“研究社会”，才能较准确地抓住社会问题。我于1985年上半年调到《法制日报》社，当年10月份正式发稿，当月就有3篇头条头版稿子见报。说实话，为了摸信息研究社会，我一年到头不停歇地跑党政机关，跑社会团体，跑企事业单位，跑乡村，跑社区，而且多方面交朋友，有高层官员，有一般工作人员，有企业人士，有庄稼人，甚至小商小贩也投缘，连道听途说的东西都纳入了捕捉的信息内容。通过对这些信息的分析、研究找出存在的社会性问题，再寻找正面典型破解这个社会性的难题，如书中的第一篇新闻就是关于劳动部门向企业放权的问题。在这篇文章后面的札记里就提出了“无工不富”，为什么“有工也不富”的问题。就是因为有权的人不办企业，办企业的人没权。从许多渠道汇总的信息分析，这个问题不只是安徽存在，可以说全国绝大多数省、市都存在，这就是一个社会性的问题。安徽省劳动局对企业的权，过去是抓紧不放，今朝却拱手相让，归还了企业的用工自主权和工资分配权，这就是党和国家提倡、支持的做法。显然，这个正面典型足以破解社会上长期、普遍存在的揽企业权的难题。而这样的典型在其他媒体上还很少见，所以报社收到稿件后很快安排头版头条位置发表。又如，《防非典劝说民工不返乡，帮农户保证民工无后忧――长丰县千余支助耕对活跃田间》一文，这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抓问题的稿件。大家不会忘记，2003年全国动员防非典，平时有个头痛脑热的不当一回事，那时有个头痛脑热的却如同“病魔缠身”、“死神降临”一般的紧张！没事的不出门，出门的又怕与陌生人接触被传染上，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号召：尽量减少人员大流动。面对全国这种严峻的形势，不少省都有个一年一度的“民工返乡潮”的问题，特别是春耕时节一到，绝大多数民工都要回家春耕。如果数千万人都流动起来，真的容易出大问题。这时记者在淮南采访时捕捉到了一条重要信息：为了防止人员大流动，防止非典蔓延，安徽省长丰县千余支“助耕队”替你收割、栽种，解除了民工的后顾之忧，挡住了民工潮。显然，在这个非常时期出现了这么一个典型，确有它的引导作用，任何一位新闻工作者都会紧抓这个典型不放的。当然，如果这个“民工反乡潮”只存在于少数地方而不是全国性的，那这个稿子就不可能上全国性报纸的头条位置了。所以抓问题一定要有全国的高度，全国的大视野。
　　“胸中有全局，手中有典型。”作为新闻工作者，要不停息地学习党中央和国务院不断出台的新的方针、政策，这就能随时“知上头”，根据“上头”的精神再摸实情，“明下头”，抓住了两头再对搜集来的大量的信息进行仔细分析、研究，自然就能找出社会问题。在《“何头条”解读――头条新闻的捕捉与写作札记》这本书里，几乎每篇文章后都附有札记，在札记里都有文章的背景材料，只有准确地掌握住大环境、大背景，才能有的放矢抓问题，才能抓到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这是笔者摸上新闻路的一点体会，也是成书的一个原因。
　　以具体的新闻事件阐明“法，无孔不入；法，无处不在；法，贯穿在每个人的生活中”。这是成书的又一个原因。记得10多年前到一个企业采访，想了解经济合同法的贯彻落实情况，可厂党委书记听说《法制日报》记者来厂里采访，她感到特别吃惊：“我们厂没有发生任何案件呀！怎么《法制日报》的记者来采访？”后来到宿州市采访“四荒”拍卖稿和“养鸭协会”稿时，别说社会上其他人不理解，就是同行的也有人说，怎么你《法制日报》的记者去采访“四荒”和“养鸭”稿？这都说明社会上很多人不只是对《法制日报》的性质和宗旨不了解，也是对“法”不了解，认为《法制日报》的记者就只能采访公安部门破案稿，检察机关诉讼稿，人民法院审判稿，认为只有公、检、法机关才管法，才讲法。这也难怪，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国土上，何年何月出现过“法制社会”的形态？就是解放后的几十年间，给人们留下的印象不是“法治社会”，而是“权势社会”！权比法大，公民没有“法”的概念。由此产生的偏见和误解更需要用“法”来解决。就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如何适应市场经济体制――汴河鸭协扶助鸭农创大业》一文，这个题目似乎的确是与“法”不搭架的。所以有人就提出：农村养鸭怎么扯上“法”？可是最后看到这篇稿件却恍然大悟，原来还真是“法”贯穿其中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如何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这在当时是许多从事“三农”工作的各级领导急于寻找的答案。现在农村不能搞“大呼隆”，又不能吃大锅饭，都是分散的各家各户独立干，这虽符合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但与市场经济却很难接轨。就养鸭来说，各家各户分散喂养规模小，承担市场风险的能力也小，零星的产品销售难，无法与大市场建立供需关系。还有，鸭苗的来源，饲料的供应，鸭病的防治和市场信息的传播都无法解决。为了克服这些短处，汴河养鸭协会实行了“九统二分”，这“九统二分”里面就有许多关系要理清。如供货品种、供货数量、供货时间都要一一签订协议，明确各自的权利、义务和利益，只有这样才能避免矛盾的发生，家家都能依法经营，养鸭业才能兴旺起来。这每一份协议都要按经济合同法签订，也只有按此法签订，其协议才具有法律效力，一旦产生矛盾纠纷需要提起诉讼，才能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反之，如果没有这依法签订的协议，就是自身权益受到了损失，甚至被侵害都无法得到补救，可见“法”在养鸭活动中多么重要！其实，“法”真的是“无孔不入，无处不在”。你看，上天，有航空法；下地，有土地法；行路，有交通法；吃的，有食品卫生法；穿的，有产品质量法……你说，谁离得开“法”？“法”的确实实在在贯穿在每个人的生活中！
　　《“何头条”解读――头条新闻的捕捉与写作札记》这本书只是笔者在采写这些稿件中的一点体会。至于能不能给读者带来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也就是说是不是值得一读，这只能听广大读者说话，由他们作结论。作者最大的愿望就是：广大的读者不因读了这本书感到太失望，这就行了！■
　　（作者：原《法制日报》驻安徽记者站站长）
　　责编：叶水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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