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兰公主的诅咒是什么 [陈宗器:楼兰考古拓荒者]

　　刚刚过去的2010年是瑞典著名探险家、地理学家斯文?赫定于1900年在罗布泊发现震惊国际考古界的楼兰古城一百一十周年。追溯历史，在这一个多世纪里，你可知曾有一位与斯文?赫定一起出生入死进入罗布泊、为科学研究楼兰作出了重要贡献的中国学者陈宗器？
　　
　　学有所成
　　
　　1898年，陈宗器出生在浙江新昌县城关镇一个殷实的小康之家。他生性活泼、机敏，又是长子，所以父母对他十分宠爱。他二十一岁那年，一个本家亲戚要东渡日本留洋，陈宗器决心跟他到外面去闯荡。他不满足小山城狭窄的天地，更不愿依父亲的意愿去做家族钱庄的小阔老。为此，陈宗器绝食三天，父亲被迫同意。怀着对未知世界的执著和迷恋，陈宗器毫不犹豫地踏上了离乡之路到日本留学。
　　由于水土不服，在日本就读了一年，陈宗器回国改读东南大学物理系。在“东大”求学的五年中，始终与陈宗器同一宿舍的有三位好朋友：一位是后来留美的前杭州大学副校长朱福忻，一位是后来任国民党空军气象局局长的朱文荣，还有一位是潘德庆。陈宗器是四人中最用功、最勤奋的。朱福忻先生在九十高龄时曾回忆说：陈宗器的手非常快，他的课堂笔记记得最全，我们全都借他的笔记抄；他的年龄较我们稍长，因此我们经常开玩笑叫他“老头”。
　　东南大学毕业后，陈宗器应聘到奉天庄河师范教书。但当他得知家乡要开办第一所中学――新昌中学，并希望他任校长时，他便毅然放弃了月薪一百二十元的优厚待遇，回到新昌。一个资金短缺、白手起家的学校，开办初期之艰难可想而知。当时陈宗器每月仅二十五元薪金。一个人既教英语又教物理，既教数学又教语文；没钱买仪器，他自己出钱去买；没有水井，他自己出钱去打；一些家境贫寒的青年还由他资助读完了大学。直到今天，提起陈宗器先生，新昌人没有不竖大拇指的。1928年，陈宗器在蔡元培先生帮助下赴清华大学工程系任教。
　　
　　出生入死考察罗布泊
　　
　　1926年年底，瑞典著名探险家、地理学家斯文?赫定博士率一支外国考察队第四次来中国，准备去我国西北考察并开辟航线。当时的北洋军阀政府与斯文?赫定签下了不平等协议――不准中国科学家参加，采集品全部运往国外。消息传出后，全国舆论哗然。北京十几个学术团体联合成立中国学术团体协会，发出了抗议宣言。在强大的舆论与抗争下，斯文?赫定再次与中国学术界反复磋商，终于达成了新的协议：在中国学术团体领导下成立中国西北考察团，中外科学家各占一半；考察团所采集、发掘的一切动植物标本、文物、矿物样品等，都是中国的财产。这个协议是中国现代科学史上的第一个平等条约，也是中国学术界爱国主义的胜利。受国立中央研究院物理所委派，陈宗器作为中国学者参加了考察团。
　　“考察团注定是短命的”，“中国人哪里知道大沙漠是什么，他们将走出包头不远即全体转回北京”。当时，不少欧洲人这样说。但是，陈宗器与考察团中另几位中国科学家，以出色的科研成果向世人证明：中国人是好样的。
　　陈宗器在额济纳河流域、罗布泊流域、柴达木盆地进行科学考察达四年之久。他的足迹踏遍大西北的蛮荒之地，经历了常人难以忍受的种种艰苦，几度出生入死。在国际地理界罗布泊游移论之争中，他提出了著名“交替湖”论点。他与瑞典科学家汉纳尔在寒冷的冬季四个月不见人烟，考察了自敦煌到罗布泊的路线、罗布泊及其流域的水文状况，绘制了罗布泊地图，成为最早对该地区地理位置、地形作出精确测量的学者，至今对罗布泊地理研究仍具有重要科学价值。同时，陈宗器还是最早测量塔里木河―孔雀河流量、最早在罗布泊测量地磁参数及研究额济纳河的中国学者。
　　陈宗器当时的考察生活，从他留下的书信中可见一斑：“除风雪外最难堪的是沙风，二米外人物也不能看见，躲进帐内也顷刻积雪二三寸，当面吹来如刀割般，虽满身积垢，无水，风停也不能洗澡。冬季常隔日洗一次面，二三星期才刷一次牙……”
　　“天文测定是在夜间进行，最近四个晚上每晚在星光下消磨而过。夜间天气已严寒，只有‘断指裂肤’可形容得。我不能叫苦偷懒，这是我的责任……”
　　血气方刚的青年学者陈宗器，在漫长的考察生涯中，不仅出色地完成了考察任务，还完成了他的人生转折期，将自己锤炼得更加成熟，更加坚强。
　　1933年，考察结束，陈宗器再度随斯文?赫定博士去罗布泊考察。在那里，他们两个月不见人踪。陈宗器主动测量水文，绘制地图，受到斯文?赫定的高度评价：“我从来没有要求他这样做。让任何人在最热的两个月里（四十一摄氏度），在这牛虻与蚊虫密集的地方，冒着得日晒病的危险，去做那些即使在较凉快的季节也相当费力的工作，那真是太残酷了。”
　　6月初的几天里，陈宗器在大本营附近测量了河面流量和附近的蒸发量，并遇到了从孔雀河三角洲八十号营地来的小分队。6月13日，陈宗器离开左岸向上游进发。他主要是步行，偶尔乘独木舟测绘了几个湖泊，然后来到库姆科尔湖。陈宗器测绘了一片拥有无数奇形怪状小湖的大地。湖与湖之间布满了纵横交错的明的或暗的河汊、小渠道和苇巷。通过测量绘出详图，可以使后来学者在湖上航行。他绘制了河流南岸的地图。陈宗器又在铁门关绘制了一张地图。那是孔雀河新老河床的衔接之处，他测量了此处的河水流量。
　　那是夏日中最炎热的两个月。荒原中的蚊虫和牛虻形成了片片云雾，阳光下随时都有中暑的危险。许多人都退却了，找些高纬度的地方避暑休息。陈宗器却没有退却，肩负起这本可以在其他季节去做的工作。他在湖边的新水路旁堆起了一个个石堆，设置了新的路标，使队员们没有带着疑问和遗憾离开这片神秘的大地。
　　考察队在湖岸建起了第八十六号基地。这是去楼兰途中的最后一站，剩余的路程只好靠两条腿了。年龄较大的斯文?赫定不想去了。而陈宗器自告奋勇要求去楼兰，他打算把1931年他与霍涅尔所绘的地图和斯文?赫定在1901年所绘的地图衔接起来。
　　陈宗器带了三个船工，带着镰、汤料、糖和一个装着水的大茶壶，并带上指南针、火柴、测尺和照相机向楼兰进发。经过两道小河，晚上8时在靠水边的灌木丛中宿营。第二天早晨又越过一条近一米深二十米宽的河，这条河朝东南流，与罗布泊相连。随后陈宗器又穿过一个朝南方向的干河床，接着又穿过一个五米深二百米宽的洼地，向西南进入一片五百米宽的死树林和高低不等的雅丹群中。他们看到活着的柽柳树丛，在西北偏西方向看到了楼兰高高的城堡。下午2时15分他们到了楼兰，在城里停留了两小时。
　　对待所有的困难，陈宗器都显得达观、坦然。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初来时，背酸腰疼，无以卒罗，而今已锻炼好了，满身长起了筋肉，已完全换了一个人。沿途迷道迟归是寻常事，远远见到山峰上灯号或听到枪声，在黑夜中再走一二十里，并无任何困难。如果我找不到住处，即使在外边挨饿，也并不稀罕！我自信较前而耐得劳苦多了！”此时的陈宗器已经完完全全成为一个自觉献身科学的真正成熟的学者了。
　　当陈宗器一行完成科考任务返回时，人们像欢迎英雄凯旋一样欢迎他们。
　　1987年12月2日，在中华全国科学技术协会的主持下，中国的科学家们聚会在科学会堂，隆重纪念了中瑞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成立六十周年。大会对西北科学考察团陈宗器他们的工作、成就给予了充分肯定。这次考察被称为“流动大学”，是现代中国地质、地理、考古等众多学科在现代化进程中迈出的坚实的第一步。
　　
　　与斯文?赫定的忘年之交
　　
　　在难忘的西北科学考察的日子里，瑞典地理学家斯文?赫定与陈宗器成为忘年交。斯文?赫定与三十多岁的陈宗器之间的友谊，源于陈宗器对年迈的斯文?赫定的敬业精神的敬仰，源于斯文?赫定对充满活力、富于献身精神的陈宗器的喜爱。他们在共处的时光里，有着太多的生死与共的难忘的经历。
　　当他们共乘独木小舟向罗布泊漂流而下；当他们与马仲英、盛世才等军阀周旋，并遭软禁、遭伏击；当陈宗器去楼兰探险逾期未归，斯文?赫定焦急等待时；当他们一次又一次试图从东部进入罗布泊，屡遭失败时，他们的心弦始终是紧扣在一起的。
　　荒原中建立起来的情结是如此之深，连他们在考察中骑过的骆驼，在几年后的一次意外相遇时，都毅然离开自己的伙伴，毫不犹豫地向陈宗器与斯文?赫定跑来……
　　1936年，斯文?赫定博士资助陈宗器去德国柏林大学波茨坦地球物理研究所攻读地球物理学。1939年二战局势严峻，陈宗器离开德国，到英国伦敦帝国学院研究攻读应用地球物理学。1940年回国，先后任广西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研究员，中华自然科学社欧陆分社社长，并投入物理所新地磁台的创建工作。因西北考察及地球物理研究成就显著，陈宗器获瑞典国王特颁北极勋章。
　　不久桂林沦陷，陈宗器与物理所一起迁居四川。从此，陈宗器与斯文?赫定失去了联络。直至新中国成立后，已经八十高龄的斯文?赫定仍念念不忘他年轻的朋友陈宗器，来信四处寻找，打听陈宗器的下落，担心着陈宗器的安危，还表示愿意与新中国继续合作。
　　但是，斯文?赫定的信始终没有转到陈宗器手中，因而他们之间的联络没有能恢复，斯文?赫定也没有再一次回到他爱着的中国。
　　斯文?赫定身后留下了等身著作，这些著作多数记载了他在中国西部考察探险的行程，是他那个时代的真实记录。至今瑞典人类博物馆保存有他一生中的五万余封往来信件，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与中国有关的；仅与陈宗器的通信就达一百余封。而陈宗器参加的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全部笔记、资料、观察记录、地图还静静地站在博物馆的轨道式书架上。这一笔如此丰富的遗产是前人留给中瑞两国人民的最好馈赠。■
　　（责任编辑/谭玉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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