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会费里的中国份额]联合国会费被中国赶超

　　根据联合国最近达成的2010～2012年会费比额分摊办法,中国的正常预算摊款比额将从目前的2.667%增长到3.189%,维和费用将从现在的3.1474%增长到3.9390%。
　　这意味着,从2010年起,中国分摊的联合国正常预算和维和摊款将分别达到8000万美元和3亿美元,加上其他的单列支出,中国缴纳的各项联合国费用总计将达4亿美元左右。
　　
　　1971年按台湾的水平交会费
　　1971年我们恢复联合国席位时,当时主要打的是政治仗。虽然那时台湾的经济水平比我们高,我们还是按照台湾的水平交,达到了4%。
　　改革开放后,中国确立了“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外交政策趋于务实。
　　1978年,世界人均收入是1800美元,而当时中国人均收人不足400美元。当时联合国秘书处也觉得我们交得太多,私下跟中国提出不用交那么多。
　　1980年,中国的联合国会费比额出现大幅度下降,为1.62%。而这还只是初步过渡,随后,每次联合国会费调整,中国的比额几乎都在下调。到1995年,这个比重已经下降到0.72%。
　　0.72%也是中国承担联合国会费的最低点。而在此时中国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已初见成效,国家财富迅速积累。中国的联合国会费也随之触底反弹,重新上涨。
　　1996年,中国在联合国的会费比额在16年后首次回升,微调至0.74%。2000年,达到1%。新世纪以来的10年,是中国缴纳会费比额狂飙突进的时期,几乎每次调整,都要上涨超过0.5个百分点。
　　
　　逐步走向联合国权力核心
　　在会费承担比额增加的同时,随着国力的增强,中国在参与联合国事务的过程中也一步步走向核心,这一点从中国历任联合国副秘书长所分管的部门可见一斑。
　　自1971年至今,中国总共出了7位联合国副秘书长,他们的工作先后集中在4个部门:非殖民化部、技术合作部、大会事务和司务会议服务部、经济社会事务部。 但这些部分都并不是实权部门,有的还已经撤销(如非殖民化部)。
　　1997年,安南担任联合国秘书长,中国的副秘书长承担了一个新任务――主管大会事务和司务会议服务部。安南后来到中国访问时曾跟中国领导人说,大会事务具有政治性,让中国的副秘书长主管政治性部门,说明对中国的重视。但实际上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每次开会,主席台上就坐三个人,中间是大会主席,右边是联合国秘书长,左边是管大会事务的副秘书长。这个职位能见度很高,但实际上并没有多少实权。
　　2007年,沙祖康出任联合国副秘书长时,情况有了较为本质的改变。中国提出,希望主管一个实质性的部门。不久,沙祖康主管了经济社会事务部。
　　经济社会领域的工作在联合国日常工作中占相当大比重,每年要出大量报告。由于涉及内容很广,刚成立时该部下设了10个司。
　　从中国人在联合国主管的部门,也可以看出中国在联合国地位的变化。
　　
　　“我们不能被忽悠了”
　　在国内专家看来,此次联合国会费比额增长后,中国承担的联合国会费是和支付能力相符合的。 但也有专家认为,国际社会对此的判断和中国尚有差距。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的发展太快,带来身份认同的差距。
　　另一方面,我们的宣传也存在问题――只讲好的,不讲不好的;只给他们看发展好的地方,西部贫穷的地方不给他们看。我们的某些部委大楼是世界最豪华的,加上奥运会、世博会一办,你再哭穷就会引起人家反感。
　　与此同时,与较为刚性的联合国会费和维和费用支出相比,中国在自愿支出和对外援助方面仍数不上名次。
　　目前,国际舆论对中国的期待越来越高,而国内的专家认为,中国应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当然要尽一定的国际义务,担负一定的国际责任,但我们不能被忽悠了,还要看我们的实际国力,承担符合我们实际能力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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