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开,让我歌唱80年代:闪开,让我歌唱八十年代

　　曾见某些人讨论最希望生活在哪个时代。大家莫衷一是。我记得列举的年代有蒹葭苍苍的西周、游侠纵横的先秦、李白生活的盛唐、名士风流的魏晋、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大革命时期的法国、拓荒与内战时的美国等等。
　　我想了又想，答案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上大学。
　　是的，我要高声歌唱的80年代。
　　那是一个怎样的年代?用多少碎片也描述不尽的。只选择一些与这篇文章不跑题的花絮――那年头，一个偏远小城的路边书摊上摆的可能都是《快乐的哲学》；那年头，学生可以在深夜踹开老师的门，就因为看了一本书激动得睡不着觉。
　　那个年代，百废待兴之际，有一句特别有名的话：“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失血过久的肌体突然恢复了正常的血液循环，难免会兴奋异常，流动加速。
　　拿电影来说吧。1985年，北京举行法国影展，一部《火之战》的票被炒到了70元一张，而那时我上寄宿高中一个月的生活费才15元，这张票够生活一个学期――这部片子如今出了DVD，可以用7块钱买张D5，约等于一个麦香鱼。1989年，《走出非洲》在武汉的一家音像资料馆放映，大屏幕投影，画质模糊得如同气象云图。配音糟糕得很，但仍是万人空巷，成为那两个星期内恋人之间的最佳礼物、文化人之间的最佳话题，多少人如醉如痴，感慨奥斯卡是多么实至名归――15年后，当年那个连看3遍的汉子与我一同走在北京的大街上，突然停下脚步，揪住街边小店飘出的一缕音乐――“听，《走出非洲》!”
　　拿书来说吧。看过憋到极限的山洪喷薄而出的情景，你就能理解为什么一本《红与黑》能让那么多人看得泪如雨下；你就能理解《日瓦格医生》的出版为何让人们奔走相告；你就能理解一个其姑妈是书店员工的小子能得到多少人的献媚；你就能理解一个姑娘为什么能让你像个疯子一样寤寐思服心旌摇荡――在10几年后的这个春夜，你仍能想起她捧读《天使望故乡》的样子：头发枯黄，脑袋埋在书里像个虾米，戴着大大的眼镜，嘴出神地抿紧，两条长长的腿紧张地交结在一起，浑然不知世界的转动，还有你的存在。
　　中断的时间链条被重新接上，不管新的，还是旧的，在你眼中都是簇新的。你既在争夺失去的时间，又在与世界一同前行；你既在温故，又在知新。那时候的中国，比谁都丰富，我们在用一天走别人几年的路，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与师兄师姐们相比，我们这一代生逢其时，没有被剥夺太多的时间，反倒是别人被压缩的时间也释放到我们的校园。知识大潮涌来的时候，我们正值消化力和吸收力最旺盛的青春期。在自己最能读书的年龄，有大把的时间可以读书，有大把的书可以读，有大把的人可以一起读，世上还有比这更让人愉快的事情吗?
　　至今想起来，仍是幸福的感觉涌遍全身。
　　从初中时看到浙江文艺出版社的3册删节本《飘》，从惊诧于书中“郝思嘉”、“卫希礼”的译名起，我就开始了寻宝之旅。我在书海里，见到每一本书都要说一声“久仰”、“与君相见，幸何如哉”，然后一见如故，联榻抵足而眠。
　　啊，我的勃兰兑斯，我的威廉?曼彻斯特，我的《流放者归来》，我的《伊甸园之门》，到买到12本全套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选集，整整半年沉浸其中。当看到拉斯柯尼科夫走在广场上，突然想俯下身亲吻那片肮脏土地的时候，正是深夜，我趴在被窝里，赤身裸体，泣不成声。
　　1991年，我走上工作岗位，一个月工资和奖金加起来是120元，所以大家都哭着喊着要上夜班，这样每月可以有50元的夜班补助，很大一笔钱哪。
　　汇报这个账目不是为了哭穷，而是为了显富――两年后，国家普调工资，我一个月的收入突然成了六七百元。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你的工资是六七百元，可那会儿的书还是按照人们一二百元的工资水平定的价呀!
　　这是我另一处生逢其时的幸福生涯，并且更愉快的是，此时的我恰如其分地失恋了，不用把钱捐给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真是一从来没这么款过。
　　中华书局20册一套的《资治通鉴》是58.20元，精装的《剑桥中国史》全部9本才100多块，《中国人史纲》两本一套才8.45元，而两本的《伊加利亚旅行记》你知道是多少钱吗?
　　对不起，猜错了，是3元整。
　　你觊觎许久的美书(有人反对我创造出这个词吗?)，终于可以被你如愿以偿地搬回家了。记得那时总是哥儿几个一块去书店，分头觅食，那厮喊道：“老六，我看到了一本浅蓝色的书。”
　　“你大爷的!”我的色盲并不怕人笑话，可毕竟书店里有那么多人，如果让我循色找去，岂不污了读书人的名头?
　　“是左琴科的《一部浅蓝色的书》。”
　　“哦。”我的脸羞得连自己都知道那是红色了，“帮我暖住!”
　　“暖”是我们之间发明的淘书专用词，类似抱窝的母鸡孵小鸡，要将其牢牢地摁在自己身下，迈克尔?泰森来抢都不给。
　　迫不及待回到宿舍，打开纸包，一本本书拿出来，捧在手中，许多还是老相识，当年在图书馆就一见倾心，却直到现在才真正属于自己，平展的页面，整齐的切割，把鼻子凑近，嗅一下诱人的芳香。你怎能不幸福得直哼哼?
　　每到一个城市，去考察一下当地的书店，像燕子筑巢一样往家里搬书，这是一个多会过日子的男人啊。
　　1993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是我第一次去这个繁华的都市。住了两天组委会给安排的豪华所在，心疼得不行，就跟另一个朋友搬出银星宾馆，住到了旁边的交大招待所，然后，他去淘碟，我去买书。
　　让出租车拉到一条书店云集的街上，一家家店逛起，到得傍晚，落日熔金，拎着两大包书走到街边，正要招手拦出租车，却又停下，咬咬牙冲进书店，将刚才犹豫半天的《经史百家杂抄》暖住，才心满意足地回到住处。为了弥补开销，只好和室友食红烧牛肉面两碗――真是好吃。
　　室友买回一大堆老电影VCD，后来他转战“东方时空”，与战友们攒出流芳一时的《分家在十月》，而我也得到了莫大的欣慰――这套曾国藩攒的《经史百家杂抄》再也没见在江湖上出现过。
　　朋友是用来喝酒灌醉的，但用来买书也挺好。我和分居北京的斌斌小强经常相互为对方买书。说实话，北京人当时生在福中不知福，逛书店反倒没有我这个出差到京的人勤。那次在商务印书馆，看到大学时让我们秉烛夜读传诵一时的《光荣与梦想》，狂喜莫名，怒买3套，分送两人。
　　他们感动之余，看到好书也经常为我暖住。一次到得北京，先和斌斌去吃朝鲜冷面，饭桌上掏出准备敬献给对方的书，居然都是《停滞的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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