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如痴，写书如醉]醉书斋主人痴爱读书

　　他绝对是只有那个时代才能产生的传奇人物。 　　只有一个夜大的大专文凭，却能被请上大学讲堂，破格提拔为哲学副教授； 　　只正儿八经上过八个月初中，却藏书上万册，著书二十余种近八百万字；
　　他的名字在专业学术圈子中并不如雷贯耳，但在大众视野里却声名赫赫；
　　他不属于任何一个学科门类，但他似乎打通了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类别的厚厚墙壁；
　　他叫史仲文，一个把生命中所有激情都给了书的中年男人。
　　史仲文是那种典型的“一介书生”。当我依然迟迟地在北方工业大学内寻摸他的办公室时，他已提前三十分钟在那里等候我；当我客客气气地寒暄几句准备消除一下初次见面的陌生感时，他已摆开他最近出版的几部著作，边介绍书的内容边提笔赠书与我；当我怀抱着厚厚的著作想把他往我的提纲里拼命拽时，他已条理清晰地按照自己准备的提纲跟我聊起了他的书、学问和人生。
　　史仲文不修边幅却个性十足，他头戴一顶白色的小礼帽，休闲外套和肥大的牛仔裤处处体现了闲云野鹤般的生活态度。他在说话时总是从眼镜后面的眼神中透出一种专注的光芒，聊到高兴之时，他会哈哈大笑，抑或打出一个大大的手势。举手投足之间，我都能感受到他那种来自文化和知识的自信，在我眼里，他仿佛每时每刻都飘逸在追寻真理和播撒真理的路上。
　　
　　从上学第一天起我就把它不当回事
　　
　　北京纪事：您只上过初中一年级，却读书无数、著作等身，您最初对书本的启蒙从何而来?
　　史仲文：我祖籍河北保定，7岁时才来北京，其实我4岁就在家乡开始读小学一年级，来北京后8岁又因为学籍原因重读一年级。所以呢，我从上学第一天起就没把它当回事，心想，这么简单的东西，有什么好学的呢。大多数上课的时间，我都给了课外书籍，我三年级时读完了《三国演义》，后来又开始读《水浒传》《西游记》。六年级时，实在没有书读的我又开始啃《毛泽东选集》，书里面讲到马克思、恩格斯啊，我不懂，又继续开始读马列的书，像《国家与革命》《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共产党宣言》等等都大概在16岁就读完了。
　　北京纪事：马恩列毛的著作，以您当时的资质和理解水平，能读懂吗?
　　史仲文：是啊，小说我倒是能读懂，但那些政治和哲学著作读起来还真是如天书一般，全凭内心里一种求知的；中动在读书，至今，《共产党宣言》中那个激动人心的句子“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还铭刻在我的记忆中。从那时起，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无论什么样的书，原来都可以写得有文采、有激情。
　　
　　几个被批斗的“臭老九”，成为了我人生最重要的导师
　　
　　北京纪事：您一共接受了几年正规的学校教育?后来您是完全自学成材还是碰到了影响您一生的老师?
　　史仲文：1966年闹“文革”，我的初中只上了八个月就被迫中断，那年我15岁。后来我当了四年兵，转业回北京后在149中负责团委的工作，当时发生的一件事成为了我人生的一个转机。有一个学生打老师，我跑去劝架，还把那个学生批评了一顿，后来那个学生的哥哥找了一批混混拦截那个老师和我，把我们给打了。我特别不服气，纳闷儿这中国几千年来的师道尊严怎么一下子全没了，就写了一封信给市教委。教委觉得文章写得不错，恰好宣武区“评法批儒”理论组缺少一个年轻人，就把我调了过去，配合几位老同志的工作，这一去，我就碰上了几位人生最重要的导师。
　　北京纪事：他们是怎样影响您的成长的?
　　史仲文：这几位先生包括樊奇、王晓忠等，他们都是学富五车的人物。“文革”之中，他们的学术理想得不到实现，又没有机会向青年学子讲经布道，很郁闷，倾诉欲望也很强烈。我这样一个好学的年轻人的到来，恰好为他们找到了一个最好的听众。我几乎每天都找他们聊天，天文地理、文学哲学、历史社会，真是如同天马行空，让我大长见识，他们还推荐我读了不少好书。我们工作的地方就在师大附中，我每天下班都要逛琉璃厂，几乎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了买书、看书。借书、抄书这四件事情上。《鲁迅全集》共24本就是在那个时候读完的，现在我需要引用里面的东西都不需要做卡片，一下子就能找到，这种精熟就得益于那时候的积累。
　　
　　初中生登上大学讲台，竟一下子“火”了
　　
　　北京纪事：您后来又是怎样登上大学讲台，开始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的?
　　史仲文：在那个年代，并不是每个喜欢读书的人都能像我一样幸运，我从一个初中没毕业的小子到今天，最应该感谢的是命运的眷顾和伯乐们的赏识。从理论组出来后，我调入了财贸学院从事行政工作，还是每天下班后就读书、抄书， 当时的院长蒋哲夫先生看我如此好学，有一天突然对我说，‘仲文，恢复高考后学校缺德育课老师，我把你派到北大学习一段，回来你开始上课吧！’我当时一听都傻了，没上过大学也不知道大学里要学什么，我能讲课?刚开始我还以为院长在开玩笑呢，后来没想到真被送去了北大。
　　北京纪事：在北大您知道了大学里应该学什么讲什么?
　　史仲文：哈哈，那可是我作为一个大学老师第一次听大学的课。我参加的是一个美学师资培训班，主讲的是著名美学家杨辛教授。听课的时候我发现，如果北大的美学课可以这么讲，那我也能讲，如果北大的教材可以这么写，那我也能写。所以我就满怀信心地回财贸学院开了美学这门选修课，还第一次提起笔写了一本教材《美学》。没想到课开了不多久，这门抽象得不得了的课程竟然‘火’了，每节课学生都爆满，走廊里过道里都堵满了人，听说人大、师大的几个同学都赶过来听课。我当时真是觉得不可思议。
　　北京纪事：想到过在大学里评职称当教授吗?
　　史仲文：没有想过，当年能登上大学讲台，我就有些受宠若惊了。1985年，我的那本《美学》获得了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专著奖，于是，领导、同事们鼓励我参与评职称，我就‘赶鸭子上架’似的先读了个财政学夜大专科文凭，再把材料报上去，没想到1987年还真评上了个哲学副教授。
　　
　　学者路上颠沛流离，著书梦里笔耕不辍
　　
　　北京纪事：听说您从财贸学院出采后，调动了好几次工作，是这样吗?
　　史仲文：是的，当时人民出版社要出一套《中国全史》和《世界全史》，当注意到我搞教学研究小有名气后，指名要我当主编。可当时上头不同意啊，说你一个财贸学院的副教授，也能主编一套历史文化巨著?没办法，在前辈和朋友的帮助下，我只好改换门庭，调到了中央民族大学，并在那段时间编完了那两套书。大概是1994年的一天，著名红学家、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刘梦溪先生突然打电话到我家，问我愿不愿意去他那儿?我从未与先生谋面，能得先生亲自相邀，真是激动万分，而且当时 那里聚集了一大批有名的学者，比如何怀宏、梁治平、余英时等，我个人觉得发挥空间较大，又辗转去了文化研究所。刘先生关怀至极，甚至还帮我租房子，使我至今难以忘怀。然而1999年，我又选择了北方工业大学，因为学校领导又分给了我一套房子，而我的那上万册书实在需要一个房子装着了，呵呵。总而言之，我这一路上是阴差阳错、颠沛流离。
　　北京纪事：在这十几年时间里，您一直都在写书?
　　史仲文：我经常告诉自己，一个人精力有限，应当集中心思干你能干而且又喜欢干的事情。我很早就知道，我应该做纳就是写书。在这近二千年时间里，我著书有近20种，共七八百万字，其中再版的有六种，《中国人走出死胡同》这本书影响最大，共再版4次，加上盗版的共发行了100万册以上。
　　北京纪事：您的书主要关注的是哪些方面或者哪些学科的问题?
　　史仲文。我把自己的著作分了一下类，最主要的是大文化类著作，这涵盖了文、史、哲等诸多门类，这包括《中国人走出死胡同》《中西方文明的历史对话》，以及新近出版的《中国艺术史导读》《大唐诗史》《两宋词史》等等，这些偏重于中西文化比较层面；另外还有关于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的著作，比如《猛醒的中国》《泡沫经济》《民间视点》等；最后一类就是纯历史的，像我主编的《中国全史》《世界全史》。
　　北京纪事：所有的专著都是您亲自写出来的?有没有学生帮忙写?有没有抄袭别人的著作?
　　史仲文：我主编的书不一定是我写的，但我著的书肯定每一个字都是我写的，我习惯用一支笔一张纸写作，所以学生或者友人可能帮我把书稿输入过电脑，但从没有帮我写过一个字。至于抄袭，我敢说，书里只引用别人的材料，观点和正文从没有别人的影子。
　　
　　如何写书？如何写好书？
　　
　　北京纪事：您是以一种什么样的姿态写书?
　　史仲文：我把自己写书的姿态归纳为四个方面。一是生命写作，我夫人说我写书很投入，很不要命，经常凌晨才收笔睡觉，所以我写书快，平均一本书不超过三个月；二是理性写作，写书之时，沿着一条理性的逻辑往下写，逻辑的终点就是书的终点，不乱发也不强求；三是愉悦写作，把写作当作一种由内向外的快乐，这才是写书的最高境界。
　　北京纪事：写书有什么诀窍吗?
　　史仲文：哈哈，要说诀窍，只有一条．要想写书，先拼命读书。我从十几岁开始，到现在依然坚持每天不低于两小时的读书时间。大概十年前，为了弄明白“后现代主义”这个词的真实涵义，我用了五年时间，将国内所有沾这几个字的书找来阅读，最后终于对它是如数家珍、娓娓道来。
　　北京纪事：您这样拼命读书、拼命写书，最终是为了什么?
　　史仲文：我读了这么多书，学了知识，也有了不少感悟，但我最想做的是将所学所知传播给大众。我不是为写书而写，也不是为了评职称或者赚钱，我要写读者爱读的书。哪一天读者反映说，你史仲文的书写得不漂亮了，引不起争议和讨论了，我就得自觉地封笔了。如果读者还喜欢，我会继续写下去，一直到生命走完的那一天。
　　编辑／徐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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